《通易论》是魏晋阮籍所撰的一篇论述散文，约作于正始（240—249）年间。通即通解，易即《易经》，该文旨在通过论述 《易经》的产生、性质与社会作用诸问题，折衷儒道，结合“名教”与“自然”。该文被视为阮籍前期思想的代表之作，被后人辑入《阮嗣宗集》。

三国魏晋玄学兴起，道家“三玄”（《周易风水》《道德经》《庄子》）备受重视，易学的发展开始由传统的象数学转向了义理学，《通易论》便是这种玄学“易”说思潮之下的产物。文章开篇先是对《易经》之源的情况进行了概述，对于“易”之为何、作者为谁、八卦起源、《易经》的产生、使用与流传过程等问题作了回答。而后阮籍又对《易经》六十四卦作了精辟的概括与解释，其解卦内容即保持了《易经》最基本的文化精神，又把《周易风水》的抽象哲理世俗化，介入普通世俗之生活。最后，文章还概述了《易经》的价值与功用，对现实生活的吉凶之由作出专门的分析与阐述。文章虽以“通易”为主题，但阮籍亦将自己儒道结合的思想、对统治者的愿景及个人安身立命的原则等都揉合于对《易经》及六十四卦的分析中，体现了阮籍心怀天下的忧虑及对太平盛世的向往。

《通易论》的主旨体现了儒道结合的思想，这与正始年间玄学思想恰好吻合，并且其主张“名教”与“自然”相结合统一的观点，亦是对一种当时外在之伪名教（不符合“自然”本性之束缚性“名教”制度）和伤害人之自然本性的虚伪教化的反抗。中国古典文献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韩格平评价《通易论》：“精当扼要，一气贯通，社会人生剖析剔透，天地自然通览兼容，在当时诸多述《易》者中颇有独到之处。”

阮籍以“通易论”为题，明确通解《周易风水》之意图，同时用“论”来直接表明自己并不像其他人那样通过作注来阐发自己的思想，而是要通过论来直接表明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对《易经》的看法与理解，故为《通易论》。

《通易论》作者阮籍（公元210-263年），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尉氏县）人，“建安七子”之一阮璃之子，魏晋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

阮籍出身名门，三岁丧父，与兄阮熙及一姐姐(或妹妹)随母生活，受家境影响，阮籍形成了恬静内向与任性宏放的双重性格。少年时的阮籍性格放任不受拘束，容貌奇伟不凡，十四五岁便为世人所知。正始初年，德阳乡主与司马氏两大集团相互争权，受此诡、阴森的政治气氛影响，阮籍对少年时代的求官明志已不抱希望，对入朝为官态度冷漠。嘉平年间（公元249年-公元254年），阮籍与嵇康、山涛、刘伶、王戎、向秀、阮咸诸位士人于并居、共游于河南郡山阳县（今河南焦作市东部地区），史称“竹林七贤”。虽无心政治，但阮籍依然多次受到征召，先后担任过尚书郎、参军、散骑常侍等职。司马昭曾任命阮籍为大将军从事中郎，此职常伴司马昭左右，商议机密及参与草拟文书。阮籍为摆脱司马昭的这种“赏识”，请求出任步兵校尉，由于此职任期最长，故又称“阮步兵”。景元四年（公元263年），阮籍去世，终年五十四岁。

阮籍少年时便酷爱诗书，早期钻研儒学，立志建功立业，并在这一情感支配下，撰写《乐论》《通易论》等文章，以求治民兴国。然而，魏晋时局动荡的现实，逐渐使阮籍的政治热情降温，转而寄情自然、崇尚老庄，成为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之一，其著作被后人整理成集，现今尚能辑刊于世且代表阮籍思想的大致有《乐论》《通易论》《通老论》《达庄论》与《大先生传》等文。阮籍作为魏晋玄学家中旷达派代表，不只着眼于对玄学概念的逻辑分析与哲学体系构建，而是注重一种超脱的生活方式，表现为由玄理论到行为实践的外化，其具体表现就是不问仕事，嗜酒成风。阮籍的这种虚无的生活情趣在两晋一代的士大夫阶层间掀起了一阵社会风尚。北宋诗人谢逸评阮籍看似对世事置身事外，给人的印象冷漠，实际上却有非常人能比的丰富感情，他认为阮籍以酒自保，更是彰显了其与众不同的智慧。

阮籍一生著述颇丰，后人整理成集。《隋书·经籍志》“别集类”著录有“魏步兵校尉《阮籍集》十卷，同时附注称南梁时有十三卷，录一卷”，《唐书·艺文志》与《唐书经籍志》都著录五卷，《宋史·艺文志》著录十卷，《明史艺文志》著录十三卷。据史籍记载，《阮籍集》内容随朝代更迭，陆续散佚，现存较早的《阮籍集》都为明人整理而成，最早有嘉靖二十二年范钦、陈德刊刻文本两卷《阮嗣宗集》及嘉靖中期刻《六朝诗集》本《阮嗣宗集》三卷。其中《通易论》为阮籍早期论著，亦是阮籍现存的能够辑刊于世的代表性作品之一，被辑入《阮嗣宗集》之中。

三国魏晋玄学兴起，道家“三玄”（《周易风水》《道德经》《庄子》）备受重视，再加上当时玄学代表人物王弼的“大衍义”使汉末今文言文之争后走入“爻象”之学死胡同的易学重现生机，赋予了本体论的哲学意义，即易学的发展开始由传统的象数学转向了义理学，而阮籍之《通易论》则正是当时玄学“易”说革命思潮之下的产物。阮籍鉴于《易经》是古代始行兴旺之事的最佳门路、是长久有所作为的最好途径的基础经典，因此为了让初学《易经》的学者能够略窥研究《易》学之门道，于是撰写本文以通释《易经》全书。另一方面，《通易论》为阮籍早期之作，当时的阮籍钻研儒学，立志建功立业，并在这一情感支配下，撰写了《通易论》《乐论》等文章，以求治民兴国。

文章开篇先是对《周易风水》之源的情况进行了概述，对于“易”之为何、作者为谁、八卦起源、《易经》的产生、使用与流传过程等问题作了回答。而后阮籍又对《易经》六十四卦作了精辟的概括与解释，其解卦内容即保持了《易经》最基本的文化精神，又把《周易风水》的抽象哲理世俗化，介入普通世俗之生活。最后，文章还概述了《易经》的价值与功用，将“易”理运用于现实，对生活中的吉凶之由加以阐发。

阮籍在《通易论》的开篇便对“易”之为何、作者是谁、八卦起源、产生流传使用过程等问题发现了其个人观点与看法。

对于“周易风水”是什么，历来是很有争议，对此阮籍从《易经》功用的角度认为，《易经》乃是古圣贤之妙语，是天地万物之所以如此的总原则、总纲领。阮籍指出，《易经》囊括了人世间的方方面面，亦可以明了人世间之吉区祸福。在《通易论》中，阮籍在文章开头与结尾连用四个“易之何也”来阐述其观点：第一，（易）是前代的玄妙真言，是往古的阐述变易的经典（昔之元真，往古之变经）。第二，《易经》这本书本源天地，因循阴阳，可以推断盛衰，从幽昧微妙中摸索而来，从而可以（让宇宙规则）显明昭著（本天地，因阴阳，推盛衰）。第三，《周易风水》这本书，能覆蔽天地的诸般道理，囊括万物的多种性情（覆焘天地之道，囊括万物之情）。第四，《易经》顺应天地之道，为万物之秩序规则，使得方卦圆著具有规范的形体，春秋四时具有常居的方位，诸多事业有所附着，飞禽走兽有所汇聚。此外，阮籍在文章最后还总结强调，天下万物莫不统一于该书（《易经》）。

关于八卦之起源与发展，阮籍在《通易论》中亦提出很多观点。第一，他认为八卦八卦乃上古第一圣人伏羲所创。他认为伏羲是上古第一个圣人，在上古时期，人类还处于蒙昧状态，伏羲看到当时“人民大众困顿憔悴之时，世界各种利民所用的事物不复存在，法规制度也并不明确，天地神灵的德惠不能通达民众，世间万物的情性都不伦不类，宇宙万物秩序混乱”，于是创造了八卦。第二，阮籍认为是八卦让这个世界有了秩序，而且人们正是按照这种秩序生活，才有了文明的成果。在八卦产生之前，“人物憔悴，利用不存”，在八卦产生之后，世界有了秩序。第三，阮籍指出人们通过八卦的启发进一步认识了世界“天地成象而万物定形，吉凶显著而悔吝昭明，万事之用有所选取，千变万化亦有成式，面南而坐听讼断事，天明视政治理庶务，编结绳索而制成各种罗网，招致正午集市交易的四方货物，推行用耒进行农耕生产，等等这些用以教化天下”。第四，阮籍利用观象制器来夸大八卦作用。第五，阮籍指出黄帝、尧、舜等圣明的君王都依照八卦的启发来治理天下。此外，阮籍还认为，将八卦重为六十四卦的也是伏羲，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魏晋文人们的大概观点。

关于《周易风水》的作者，历来都认为不是作于一人，阮籍也持有这种观点。他认为，在伏羲创立八卦并重为六十四卦之后，夏、商等历代圣人又在卦上附上文字，但到了周代这些文字却已失传，于是周文王重新为六十四卦写了卦爻辞，即《周易》。也就是在阮籍看来，《易经》的《连山》与《归藏》部分亦有六十四卦，只是与《周易》的卦爻辞不同而已。

在《通易论》中，阮籍对《易经》六十四卦作了精避的概括，其解易深受《易传》（对《周易》进行注解的“十翼”）的影响，即继承了《易经》阴阳交感、化生万物的观念，又吸纳了《易经》“盛衰有时，刚柔黑白无常”、“道至而反，事极而改”等辩证思想，保持了《易经》最基本的文化精神。同时，《通易论》的解“易”还把《周易风水》的抽象哲理世欲化，介入普通世俗之生活。

阮籍身处魏晋乱世，而且《易经》本为一部书，人们将之作为预测吉凶的一种工具书，因此吉凶之由是《易经》本身的一个大问题，所以在《通易论》的最后，阮籍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将“易”之用发挥于现实，对现实生活的吉凶之由作出专门的分析与阐述。阮籍认为“爱恶生得失，得失生悔吝，悔吝著而吉凶见”，即人之吉凶源于人性的喜好、爱恶等性情，因为人有了喜好得失的念头就会开始患得患失，人心就会越来越狭窄，于是人们认为满足了自己的喜好就是吉，反之错过了自己的喜好就是凶，所以阮籍看来，吉凶的问题也就是性情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阮籍对人之性情作了分析，他指出像《周易风水》这种由圣贤所作仁义之言、作卦爻辞就是为了规范人的性情（“八卦居方以正性，著龟圆通以索情”），即解决人的吉凶问题。所以与圣人之言相违背则凶反之则吉。也就是在阮籍看来，人必须顺从天道，而天道就是仁义道德及圣人所建立的天下秩序、尊卑制度等，对此阮籍还以商、周之存亡来论证和阐述其观点。这就是阮籍于《通易论》中对于吉凶之由的认识，而且他在文章结尾强调，只要认识到这一步，就真正通达了《易经》。

《通易论》虽以解释《周易风水》为主题，但是从阮籍对各卦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其借易说事的影子，他将自己对道儒相结合之主张、对统治者之愿景及个人安身立命之原则等都揉合于对《易经》及六十四卦的分析中，这亦是其对于当时那个时代所面对的很多问题的回答，也体现了阮籍心怀天下的忧虑及对太平盛世的向往。

阮籍思想出入于儒道之间，其从小受儒家礼教熏陶，正始年间受玄学影响，开始致力于儒道结合，主张自然与名教可以统一，而《通易论》正是作于此时，亦是讨论儒道二者关系的作品。在《通易论》中，阮籍首先强调“名教”本源于“自然”，他指出《周易风水》乃是上古时期的圣人通过仰观府察（自然万物）制作而成，包罗万象，是可以“顺天地，序万物”之“真言”，所以不违背《易经》之“太极”精神所建构的名教制度，本身就来源于自然，即名教与自然并不矛盾。此外，阮籍在《通易论》中通释《易经》解释六十四卦的依据，也是符合儒家正统思想的《》《象》《文官》《系辞》《说卦传》《序卦》等《易》学“十翼”的。其在叙述《周易风水》所提示的世间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的、变化的、对立统一的这一基本自然思想的同时，突出强调了《易经》在立身处世、齐家治国方面的重大价值。而且具体罗列了名教制度对社会所发挥的正面价值，如大人、贤君、君子等，以此体现名教制度对于整个社会的积极有效性，表明正统的名教制度是顺应天道自然的。也就是说，《通易论》一方面强调“顺自然”，指出自然之“道不可逆，德不可拂”，另一方面在具体解释与论述时，又以“名教”理论作为《周易风水》“自然”思想在世俗生活的体现，想要以此来实现名教与自然的统一。

在《通易论》中，阮籍极力强调统治者之重要性以及理想君王之特征，他多次用“先王、大人、君子”来指代完美的统治者，并时刻强调其重要性。如解比卦“强调安民以建国立业”，解泰卦“君臣和睦一心，家国天下兴旺发达”，解否卦“失去了有德之君，天下大乱，无君无臣，天下无序”，解豫卦“强调国泰民安之乐”，解观卦“主张君王巡视邦国，体察民情”，解噬嗑卦“君王要对国家律法深思，以此来制定律律法，依法治国”，解离卦“大人继明，照于四方，显其德也”等等。而且，阮籍还专门就“先王、大人、君子”作出解释，他指出“先王”即为建万国之圣贤之君，“大人”为通达天地造化之圣人，“君子”为辅佐先王之贤人，也就是说所谓的“先王、大人、君”都是指理想的统治者，都是圣明的君王。在阮籍看来，有好的统治者则天下太平，反之则天下大乱。

而对于理想君王之特征，也就是“先王、大人、君子”之特征。阮籍强调：第一，圣明的君王能够明察秋毫，这在对坎卦、离卦等的描述中就有体现，他认为君王能够明察秋毫，才能取贤任能，治理天下。第二，圣明的君王能够亲贤人、养贤人，这在对夬卦、颐卦等的描述中就有体现，其指出君王亲贤人且远小人，则必能成就大事。第三，圣明的君王能够顺应民心，有百姓追随、顺从，这在对复卦、无妄卦、兑卦、随卦等的描述中就有体现。第四，圣明君王能够依法治国，这在对噬嗑卦、震卦的描述中就有体现，阮籍心目中的圣明君王，能够明罚勒法、赏罚分明、主之以震，守之以威。第五、圣明的君王能够体察民情，这在对观卦的描述中就有体现，阮籍强调君王游走于民间，对百姓之生活了如指掌。

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所以如何于乱世中保全自身便成为了那个时代的问题。阮籍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与观点揉合进了《通易论》对于《周易风水》六十四卦的解读之中。在此基础上，阮籍在对六十四卦的解读与分析中明确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准则：第一，人当有谦卑之德，这体现在其对咸卦、卦的解释当中，而关于阮籍本人对“谦卑之德”的践行，《晋书》曾评其“口不臧否人物”，即不评比评定他人。第二，人当有韬晦之略，这体现在其对遁卦、明夷卦的解释中，而且阮籍本人的后半生几乎都在践行这个观点。第三，人当慎重行事，这体现在其对未济卦的解释中，其认为人当心中时刻保持警惕，不可放松甚至放纵自己，否则必凶险。第四，人当有所节制，这体现在其对旅卦、节卦的解释中，其反对和批判没有节制的生活，认为处事生活当有节制是顺从天道的必然要求。第五，人当恪守伦理纲常，这体现在其对恒卦、归妹卦、鼎卦的解释中，阮籍受正统儒家思想影响，因此非常重视儒家思想家构建的社会秩序，他认为儒家秩序就是天道，人必须顺从。

魏晋，易学的发展发生了一个重大转折，即由传统的象数学转向了义理学，阮籍作为当时有名望的学者，其《通易论》便正是当时这种玄学“易”说革命思潮之下的产物。因此，对于《通易论》所代表的阮籍易学之研究与探索，更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魏晋那个转型时期之易学思想的全貌。

此外《通易论》的主旨是说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体现了儒道结合的思想，这与正始年间玄学思想恰好吻合。作为魏晋时期“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代表，阮籍在《通易论》中所主张的“名教”与“自然”相结合统一之观点，是对一种当时外在之伪名教（不符合“自然”本性之束缚性“名教”制度）和伤害人之自然本性的虚伪教化的反抗，是对以人之智欲对自然万物之伤害的反抗。其对自然主义的追求，本身也代表着认为宇宙天地万物之间自然之本真性的自我存在、发展与完善性，也是对万物之自然存在的肯定。而且就当代意义来说，其观念契合当代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促进生态系统完整与稳定等生态哲学理念。

在明代嘉靖年间官员范钦、陈德文所刊刻的二卷本《阮嗣宗集》中，附有对《通易论》的注语，“籍（阮籍）之《通易》，足以让京房（西汉《易》学者）、管辂（汉末术士）等人无尽羞愧”，同时注语中还发出感慨“传统儒学思想（对《周易风水》）的语义研究，是存在有浅薄之处的，现在谈《易》，却忽略了阮籍（指《通易论》），（这是因为）只相信传言而不重视实情的情况比比皆是”。

明代晚期文学家张溥则认为魏晋玄学代表人物王弼、郭象对于《易经》的注解基本没在超出阮籍《通易论》之理解范围。

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缪钺在其著作《中国文学史讲演录》中表示“《通易论》综贯全经（《易经》）之义，以推论世变之由，其文奇偶想成，间用韵语”。

历史学家熊铁基认为包括《通易论》在内的阮籍的几篇哲学论文，有较高的价值。

中国台湾著名学者、国际周易风水学会台湾总会理事长、世界易经大会常务理事团主席徐芹庭表示，通过阅读《通易论》，可以确信阮籍是真正通晓《易经》之人。并通过分析对阮籍易学大加感叹与赞扬，称阮籍是自周孔之后少有精通《易经》之人“大哉阮子之通易也，自周孔而下，通易如阮嗣者，未数数见也”。

中国古典文献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韩格平评价《通易论》“精当扼要，一气贯通，社会人生剖析剔透，天地自然通览兼容，在当时诸多述《易》者中颇有独到之处”。

损益有时，察以主使。

升而是不已，届极及下。

动不可终，故应而行。

渐以进之，为人求位，君子之欲进者也。

归而一之，专而一之，阳德受之，道丰大也。

贤人君子，有众乃成其大也，穷侈丧大夫之位，群而靡容，容而无所。

卑身下意，利见大人，巽以申命，柔顺乎刚。

顺而持之，遁而退之。

阴阳性生，性故有刚柔，刚柔情生，情故有爱恶，爱恶生得失，得失生悔吝，悔吝著而吉凶见。

顺之者存，逆之者亡，得之者身安，失之者身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