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年7月10日－2005年4月5日），犹太裔美国作家。

1915年索尔·贝娄出生于加拿大一个犹太移民家庭，9岁时移民美国，先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和西北大学（埃文斯顿），毕业后在明尼苏达州、普林斯顿大学等大学任教。20世纪70年代，贝娄创作了两部弗兰兹·卡夫卡式的小说：《晃来晃去的人》《受害者》；50年代走向成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为《奥吉·玛琪历险记》和《雨王汉德森》；70年代贝娄通过《塞姆勒先生的行星》和《洪堡的礼物》两部作品，完成了对现实主义传统与现代主义艺术质素的结合；进入80年代，贝娄笔耕不辍，先后创作了《院长的十二月》《偷窃》《贝拉罗莎暗道》等小说。2005年，贝娄在马萨诸塞州家中辞世，终年89岁。

作为在美国长期生活的犹太裔作家，贝娄可以从本民族的社会处境、历史文化及思维观念中吸取大量营养，并让小说主人公以流浪作为特定的认知方式，在作品中展现独特的犹太文化气韵和对当代犹太人精神状态的理解，更进一步说，贝娄作品试图解说的是生命本体的困惑及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为表彰他“对当代文化富有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1976年贝娄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同年他还获得了普利策小说奖。

1915年7月10日，索尔·贝娄出生在蒙特利尔的一个犹太移民家庭，是家里的第四个孩子。贝娄的父亲亚伯拉罕·贝罗是一个知识分子。他的母亲莱莎·戈丁性格坚强，对他影响很大。

贝娄的父母很重视教育。在蒙特利尔生活的那段时间里，贝娄要到约翰·弥尔顿街上的犹太小学校学习希伯来语，翻译《摩西五经》。4岁时，他已经能够用希伯来语和依地语熟背《创世记》。此外，由于父母日常说俄语和意第绪语，贝娄在学校里说英语，在街上说法语，使得他可以吸取多种语言中的营养，磨练他的语言技能，接受多种文化的熏陶，为将来小说中使用犹太语、街道用语和喜剧性的语言打下良好基础。

1924年，即在贝娄9岁时，他随父母移居到芝加哥城。因为家境开始好转，贝娄一家便定居于此。在芝加哥，贝娄一家仍然遵循犹太人的许多生活方式，贝娄继续接受犹太人的传统教育。

贝娄读中学时遭遇美国的“大萧条”，芝加哥娱乐生活匮乏，贝娄就以读书为爱好，以书本激励自己，给贝娄留下深刻印象的文学作品有西奥多·德莱赛（Theodore Dreiser）、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H· L· 门肯（H. L. Mencken）等人的小说。贝娄也目睹了大萧条带来的种种恶果：周围的人纷纷失业，富人眨眼间变成穷人。

1933年，贝娄考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在大学里，他更热衷于阅读，在读了大量文学作品后，他确立了成为一名作家的目标。然而，父亲亚伯拉罕认为贝娄的梦想是不务正业，因此他时常对儿子发脾气，两人之间发生了严重冲突。当年2月，母亲莱莎的去世对贝娄造成严重打击，贝娄沉迷于书本，不肯回到为物质而奋斗的现实让哥哥莫利斯也与他有了矛盾，于是在1934年，贝娄独自搬到了芝加哥大学附近。

1935年，贝娄转到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的西北大学（埃文斯顿），在这里，贝娄的才华得到了老师们的赏识，他多次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小说，其作品也初步显露出《晃来晃去的人》和《受害者》中的受迫害主题。除了小说，他还在《灯塔》杂志上发表社论、书评和政论文章。在这些文章中，贝娄初步阐明了自己的艺术观。1937年贝娄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了社会学和人类学学士，9月，他前往麦迪逊的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不久他与安妮塔·戈雪汀结婚。

1938年，贝娄从威斯康星大学辍学，随后返回芝加哥，在联邦政府劳动发展管理局短期任职，并一周两次在斐斯太谷西-佛勒贝尔教育学院讲授社会学。在闲暇时刻，他坚持读书、写作，并不断地向各大杂志投稿。1941年5、6月《党派评论》登出了贝娄的《早晨独白两则》，他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生活方面，1944年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取名为格雷格·贝娄。1945年，他作为预备役军官被应征入伍，分配到国家海运局船队服役。1946年，他重返大学讲坛，在明尼苏达大学英语系任讲师，两年后升为副教授，此后，贝娄就再没有脱离过教书生涯。

1944年，贝娄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晃来晃去的人》，这部小说初步展示了贝娄在写作方面的才华，1947年他的另一部作品《受害者》发表。这两部具有深刻主题的作品的发表，让贝娄真正走上文坛。1948年贝娄的写作成绩和潜能使其获得了古根海姆奖学金，贝娄开始了他的欧洲之旅。在欧洲，他得以远离熟悉的环境，从一定距离审视美国的一切，更加清晰地审视自己的身份属性。同时，他在这段时间写的《奥吉·玛琪历险记》的主人公的经历也随着作者的“流浪”而越发丰富多彩。

1950年，贝娄回到纽约，由于他对婚姻的不忠诚，他和阿妮塔之间的婚姻岌岌可危，不久两人分居。在写作方面，贝娄进入了创作的成熟时期，《奥吉·玛琪历险记》《及时行乐》《雨王汉德森》先后出版。

1955年，贝娄的父亲因病去世，他和阿妮塔的婚姻也在这年正式结束。次年2月，贝娄与第二任妻子桑德拉·鲁洛夫斯结婚。1957年，贝娄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取名亚当·贝娄。不久，贝娄与桑德拉闹翻，两人都去看心理医生，1960年，两人离婚。

进入1960年代，在美国社会动荡局面的影响下，贝娄逐渐从他原先热衷的幻想与冒险精神的狭小圈子中摆脱出来，他把热情与力量投放到对社会和人类的新的研究中去。贝娄的小说也开始向新的高度和深度发展，《赫索格》深刻反映了他这段时间的思考。

1961年他与第三任妻子苏珊结婚，这段婚姻只维系了6年。不久，他受聘于芝加哥大学，任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这是他相隔15年之后重新回到母校。1962年，贝娄应白宫邀请，参加了约翰·肯尼迪晚宴。1963年，贝娄当选美国文学艺术院院士。

1970年代，贝娄通过《塞姆勒先生的行星》和《洪堡的礼物》两部作品，完成了对现实主义传统与现代主义艺术质素的结合。1976年，《洪堡的礼物》获普利策小说奖，同年索尔·贝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80年代以后，贝娄笔耕不辍，创作了《院长的十二月》《偷窃》《贝拉罗莎暗道》等小说。其个人生活方面，1974年他与第四任妻子德拉结婚，1986年离婚。1987年，他与第五任妻子米尔顿·弗里德曼结婚，新娘为31岁，两人育有一女劳米·罗丝。

2005年，贝娄在马萨诸塞州家中辞世，终年89岁。

索尔·贝娄1936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那真不行》，之后陆续总共发表十四部长篇小说，还创作了多篇短篇小说、散文、随笔。其代表作包括《晃来晃去的人》《奥吉·玛琪历险记》《赫索格》《赛姆勒先生的星球》《洪堡的礼物》等。

参考资料：

贝娄的小说创作具有一切现代意识流小说的特征。一是借小说表现自己新的价值观。战后的美国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和美好的愿望不复存在。对现实的幻灭让贝娄将目光转向现实社会中的小人物，描写小人物的迷茫和失望。二是通过人物的内心世界反映客观现实与外部世界。贝娄通过主人公的精神世界衬托外部的物质社会，从而更深刻地展现西方社会的各种矛盾与危机。三是贝娄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时空观念。他打破以钟表时间为序的框架结构，在有限的时间内展开无限的空间，在有限的空间扩展无限的心理时间，来表现人物无际的心理世界。四是贝娄小说故事情节的淡化。在贝娄的小说中，情节只在人的意识流动中时隐时现，他要展示的是主人公的精神世界。

但是，贝娄小说在叙述形式上仍与20世纪典型意识流小说有着明显的区别。首先，现代意识流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作品视角的频繁转换。相对而言，贝娄的视角转换并不频繁，他的跳跃性主要集中在主人公一个人的时空跨度上。现代意识流小说叙事形式的另一个特点是内心独白的诗歌化倾向。但贝娄小说在语言上并不刻意讲究抒情性和节奏感。意识流小说的另一显著特点是语言上的变异。作家为了充分表现人物无规律的意识活动，常常有意地创造、组合一些新词，或运用灵活的句子结构来表现主人公波澜壮阔的内心世界。而贝娄的小说多用重复、绝句表现人物思想情绪的起伏变化，一般不创造新词或刻意进行语言变化。

索尔·贝娄生活的年代，相当多的美国民众都对犹太人抱有偏见。美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排外特别是排犹的措施。因此为了生存下来又不背弃自己的民族，许多美国犹太作家采取了“顺势而为”的策略，即写有关犹太人的故事，但拒绝接受犹太作家的称谓。贝娄在他早期和中期创作中也采取了这一生存策略，但在晚期创作中，则时不时忽略这点，袒露自己的犹太身份。

在其作品《赫索格》中，贝娄就通过主人公赫索格和玛德琳从相爱到陌路、从相互指责到相互背叛的家庭矛盾，特别是赫索格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等问题的追问，表达了作者本人对犹太身份的焦虑和对生命意义的困惑。

对于贝娄而言，“异化”是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科学技术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人们的生活混乱而无序，导致伪知识、伪思想无序泛滥，这种混乱无序与伪知识、伪思想的泛滥不仅会伤害个体的自由、独立、自主，还会扭曲人与自我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

在小说《洪堡的礼物》中，贝娄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的精神危机和心理异化现象。本书的主人公之一洪堡是典型的心理异化人物。他的心理异化现象主要体现为一种极端的狂想症，譬如，隐居乡村时，他老是害怕有人设置机关暗算自己或朝窗户里开枪。这种心理异化使洪堡自身失去了平衡。他想使自己摆脱混乱，想重拾信心。然而他的苦思冥想并没有使他头脑清醒，于是，他便试着吃药、喝酒，到头来不得不采取电休克疗法，最终他变得疯疯癫癫，在一家廉价旅馆中离开了人世。

K·R·盖多在1976年诺贝尔奖的颁奖词中认为，索尔·贝娄笔下的流浪汉“即没有立足点的人”。《晃来晃去的人》中的约瑟夫、《奥吉·玛琪历险记》中的奥吉、《雨王亨德森》中的亨德森、《赫索格》中的赫索格都呈现出典型的流浪特征。例如在《赫索格》中，赫索格与妻子马德琳离婚以后，从芝加哥、纽约到马萨诸塞州，从康涅狄格州到罗得岛州，从美国到国外的哥本哈根、华沙、克拉科夫、柏林等地，经历了较大幅度的空间位移和空间转换。

贝娄笔下的主人公在经历流浪之后，会不同程度地踏上回归之路，赫索格最终就回归马赛诸塞的路德村乡下，在自然之美和情人之爱中获得内心安宁。这意味着贝娄小说中人物的“流浪”不仅在空间中展开，还在精神意识层面展开。主人公一方面在地理空间中寻找人生归宿，另一方面也在精神上寻找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从而进一步深化了主人公流浪特性的丰厚内涵。这一点也是贝娄的小说与传统流浪汉小说的区别。

在索尔·贝娄的小说，妇女常常作为表达主题思想的“风格化”的形象而存在，在揭示主要人物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小说中对揭示主人公起到重要作用的妇女形象至少有四种类型：权威的老妇；温顺的妻子（或情人）；背叛的情人（或妻子）；慈爱的母亲。

那些权威的老妇往往并不是这家人的亲属。美国文学批评家欧文·马林（Irving Malin）曾经说她们是：“权威的、专横的、爱干预一切的。·······她的作用能及于那已经摇摇欲坠的家庭。”她的作用不仅能及于摇摇欲坠的家庭，并且直接影响着主人公性格的发展。在关键时刻她们对主人公的思想或行动起很大的作用。在小说《奥吉·玛琪历险记》中，劳希“祖母”只是一个房客，但她却是这个家庭中最高的权威。

在贝娄的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温顺的妻子对主人公的生活或是事业有很大的帮助。《晃来晃去的人》中的主人公约瑟夫在等待入伍时辞去了工作。他的妻子艾娃自己出去工作赚钱养活他，她要他享受自由，“能做一切他在军队中不能做的使自己高兴的事情”。

贝娄的主人公们都能控制他们温顺的妻子，然而他们自己却又时常被一些背叛的情人（或妻子）所控制。在《晃来晃去的人》中，约瑟夫为了借给情人凯蒂一本杂志和妻子大吵一场。然而她却背叛了约瑟夫另寻新欢。约瑟夫为此感到“怨恨和受到侮辱”。

不为主人公所轻视，并且被深爱的女人只有那些慈爱的母亲。陶米·威廉在《只争朝夕》一书中几次提到母亲，他认为母亲是一个理想的人。当他在事业上失败之后，思想上第一个想到的是母亲，是“可怜的母亲”将要因他的失败而伤心了。

新人文主义主张，人性是善恶二元的，应该以“适度”与“中庸”为准则，调节“一”与“多”的关系，人应该用理智克制欲望，从道德上提升自我。贝娄的犹太裔身份及其移民经历使他既审慎地扎根于犹太民族文化，又充分汲取美国主流文化的养分，他对犹太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兼收并蓄，使其表现出对人本身的关怀和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并以人文主义情怀关注当代美国社会，在作品中揭示现代社会中美国人精神苦闷和彷徨的社会根源。

此外，贝娄认为，文学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提出道德问题，作家应该通过想像表现美德，并具体化为：对人性本善的肯定、正义、秩序、希望和敬畏生命。因此，他笔下的主人公虽在现实生活中经历坎坷，但最终仍坚守自己的信仰，不断探索自我，渴望人生的转机与顿悟。

贝娄也关注人物的自我意识， 其笔下的主人公被顺应社会发展变化的务实者所包围，虽被社会边缘化、异化，仍努力保持自我本质，固守传统道德价值观，展示了当代美国社会物质的丰裕与人们精神的空虚，表现出现代人共有的离群感和孤独感。贝娄小说中这些努力保持自我本质、寻找精神家园的人物形象，暗示人们应该树立某些美好而高尚的精神追求，给贫瘠心灵以精神慰藉，给社会以秩序。

关于作家如何在作品中处理和把握政治问题，他主要倾向于契诃夫的观点。贝娄在《作家、知识分子、政治：要事回首》一文中明确表示赞同契诃夫提出的不用政治-社会-经济类的冗词的创作原则，并认为这一创作原则体现了契诃夫的作家政治观，即“作家应该以能保护自己不受政治牵累为限度来参与政治”。 他在作品中，尤其是在多数早期和中期作品中，也确实较好地履行了契诃夫的这一主张。比如说，他在写反犹太主义、美苏冷战等社会现象时，多是“浅尝辄止”或“指桑骂槐”，大致上做到了契诃夫所主张的“客观、简约、大胆、避免冗词白话文以及富有同情心”。

不过，贝娄也并不是全盘接受契诃夫的观点。比如说，他并不赞成契诃夫提出的另外一个观点，即“有点意识形态，并且时时更新是最恰当的”。他早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演说词中反驳过这一观点，并认为“人类本质上对寄予问题中的这些思想和对这些思想的讲述并不感兴趣”。

参考文献：

《诺顿美国文学作品选集》：“他的作品是把人道主义的意义与当代文化中难以捉摸的惟妙的分析结合在一起的产物。”

美国著名批评家西格尔(BenSiegel)认为：贝娄是在捕捉当代生活的真实性和千奇百怪的世态方面最为成功的作家。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索尔·贝娄及其小说有着）对当代文化富有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

作家、诗人、评论家邱华栋认为：“索尔·贝娄是对美国表面的物质繁荣之下的精神危机的观察最为深入和独到的作家，也是最近几十年美国的代表性的大家。假如选择五个20世纪伟大的美国作家，我就会选择威廉·福克纳、欧内斯特·海明威、索尔·贝娄、约翰·厄普代克和狄兰·托马斯。托马斯·品钦，他们形成了美国文学大师的山峰的山脊线，勾勒了美国文学最恢弘的部分。索尔·贝娄是我有心学习、但是无法企及的作家，因为他的深厚的犹太文化传统，极其渊博的知识谱系，以及对美国社会的尖刻洞察，还有他的复杂的文学技巧，都是相当精深的，他的小说形式似乎并不突出，但是无论意识流还是魔幻手法，无论心理描写还是感觉和联想，无论各种知识还是一些理论文字，他都可以把它们完全变成小说的血肉，和小说的形式紧紧地咬合在一起，浑然大气，在一种嘲讽中完成了最深的悲悯。”

浙江大学教授宋兆霖教授这样评价索尔·贝娄和他的小说：“他的作品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深的哲学思辨，是一个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现代派作家。”他认为贝娄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反映了西方当代文学的一种走向：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潮流的互相交织、互相交融。贝娄的创作是博采众长、多元交融的丰硕成果。”

余华认为：“在20世纪作家中，哪怕是从在世的作家来说他不是最重要的......像维迪亚达·奈保尔这样的作家我觉得都比索尔·贝娄重要。”

张炜认为：“贝娄的作品因为仅仅止于悲凉的心情、无望的冷嘲，缺少某种坚定性，所以也稍稍缺少了一种伟大感。”

残雪认为贝娄作品不够“深入”：“《赫索格》是比较深入的，但是深入也是相对的。彻底的实验就是从潜意识出发做出的实验。深入是指深入人的灵魂，人的潜意识自动写作，不要构思，把观念撇到一边，索尔·贝娄不是。”

索尔·贝娄从未到过中国，但他在其长篇小说、旅行札记和文学评论中多次想象和言说中国。在小说《奥吉·玛琪历险记》中，贝娄多次描述中国的各种菜肴：“糖醋肉、竹笋、菠萝鸡丝炒面、芙蓉蛋，还有茶、米饭、冰冻果汁、杏仁饼。我们一面谈天，一面把这些吃得一干二净。”在《赫索格》中，贝娄描述女主人公马德琳的丝绸服装：“她穿着蓝色的裤子，黄色的中国绸衫。”

然而在贝娄这里，“物产丰富”不代表富裕和繁荣，事实上，贝娄笔下的中原地区一直与贫穷、肮脏为伍。贝娄在作品中多次描述中国的场馆，例如在小说《赛姆勒先生的行星》他这样描写中国人的洗衣店：“他受不了要走进附近中国人开的洗衣店的那道地下室楼梯。门厅也使他恶心，像发黄的牙齿嵌在污垢里的瓷砖地板，还有那发臭的电梯通道。”在贝娄看来，即便是中国最繁荣的现代城市上海市也极其糟糕。散文《罗斯福先生的岁月》中他这样叙述中国的上海：“让美国人吃带蛆的肉食？芝加哥和洛杉矶难道要变成像上海或者加尔各答那样的城市？”

但是他对待中国的立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1970年代，贝娄本人积累了较多中国知识，中美两国双边关系逐渐缓和后，贝娄调整了自己的写作策略。在《洪堡的礼物》中，他用一个比喻形容谈话高手邓沃德教授：“当我试着同他谈话时，就好像同中国乒乓球冠军打球。我把球发过去，他便猛扣过来，这样就完了。我只好重新发球。”显而易见，这段文字与中原地区当时的乒乓外交有关。1980年代以后，贝娄笔下的中国形象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小说《偷窃》中，劳拉·翁被塑造成一位睿智温柔的中国女性，她是美国女人克莱拉的闺中密友，帮助克莱拉化解苦闷、指点人生迷津。这些描述表明贝娄晚年对中国的态度正在向积极的方面转化。

中国当代作家中，孙甘露和邱华栋都表达过对贝娄的欣赏。孙甘露将贝娄视为美国当代文坛大师。邱华栋认为贝娄是美国“伟大”的作家之一，堪称近几十年来美国文坛颇具代表性的作家。余华对贝娄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另有看法。在余华看来，贝娄在当代文坛算不上“最杰出”的作家，原因是比贝娄成就更大的作家大有人在。

中国作家也从不同角度评价了贝娄的创作。孙甘露从贝娄小说的思想内涵出发，认为贝娄通过引经据典的方式，用“知识质疑知识本身”，对人的生存境况和人生出路进行了探寻。邱华栋不仅看重贝娄小说所反映的思想内容，更认为贝娄有着“无与伦比的文学创造力”。残雪认为贝娄创作触及人性的本质。张炜看重贝娄作品中的“幽默”与“机智”成分。

不过，上述作家在一点上是相似的，即他们普遍认为，贝娄创作属于“知识分子写作”模式，这正是他不为一般中国读者接受的主要原因。陈村为“知识分子作家”做了一个界定：“什么是知识分子作家，就是他写的小说是给知识分子读的，读他的小说要有知识的背景，有学问才能胜任，否则你就没有办法读他的小说，处处会碰到障碍。还有就是要有知识分子的眼光，他的目光跟我们平常是不一样的。”陈村认为贝娄把哲学的、文化的、历史的、社会的知识放进了小说。但中国小说主要是市民化小说，大都属于讲述生活故事的类型，需要的知识储备较少。因此陈村认为贝娄小说与国内作家的作品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