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斯唐·查拉（Tristan Tzara，1896年4月28日/儒略历4月16日-1963年12月2日）又译作特里斯坦·查拉、卓斯坦·查拉，原名为塞缪尔·罗森斯托克，是法籍罗马尼亚裔诗人、作家、行为艺术家。

17岁时，他便开始用罗马尼亚语写诗。1916年，他与一些流亡在瑞士苏黎世的文学青年组成“达达”文学团体；1917年7月，由查拉编辑的《达达》杂志第一期出版；1919年他又在法国的巴黎组织了“绝对达达”集团，从而形成了达达义流派。

查拉的创作以诗歌为主，主要作品有《诗二十五首》（1918）《七篇达达宣言》 （1924） 《内面》（1953）《玫瑰与狗》（1958） 集。1961年，查拉以其总体的诗歌成就获意大利陶尔米纳国际诗歌大奖。

查拉出生于一个犹太家庭。他的父亲菲利普·罗森斯托克是会计，从事林业开发工作，母亲艾米莉亚·罗森斯托克，全职太太，家庭的收入足够在当地雇佣几个仆人并供养山中的度假小屋。查拉成长于转变和撕裂之下：巴克乌的主要产业正从林业、农业转变为石油工业；他作为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无法获得罗马尼亚公民身份、享有相应的权利的同时，还必须履行出生于本地的犹太人所必须负担的义务，并且处于随时可能被驱逐的焦虑之中。

查拉不喜欢他的家乡，对自己的出生也讳莫如深：巴黎杜塞文学图书馆在整理他的文献资料时找不到他的出生证明，于是向查拉请求帮助，查拉则写下了一份与实际情况差别很大的陈述——“特里斯唐·查拉：1903年1月22日，出生于君士坦丁堡，63千克，鼻子很直，头发短而黑”；米歇尔·萨努利特在撰写《达达在巴黎》时需要用到查拉的个人档案，他也拒绝向米歇尔提供他的原名。

1902年，查拉六岁时，他进入了当地的私立犹太男校读书，学校之外，他也在家庭接受语言和音乐教育。四年后，摩尼斯提提供的教育资源结束了，他不得不离开家，前往福克沙尼县读一所私立学院。随着1907年初罗马尼亚农民大起义在他的家乡摩尔多瓦地区爆发，他又被家人送往罗马尼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在这里，他开始写诗。年末，进入了罗马尼亚最好的预科学校之一下设的综合性学校读书，接受了系统的四年学校教育，在德语、法语、数学上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1910-1912年，他相继进入两所高中。在第二所学校：圣乔治学校就读期间，他结识了好友扬·威尼亚与马塞尔·扬库，他和二人共同主办《象征》杂志，初涉文坛。1915年，《呼唤》杂志刊载了他的诗作，这是他第一次以“特里斯唐·查拉”的笔名公开发表作品。

在布加勒斯特大学读书时查拉吕振羽老师产生矛盾，1915年，被父母送到了苏黎世。当时有传闻说这是查拉为了躲避一出桃色丑闻，多年后，查拉否定了这个流言。

1916年，在朋友的带领下，查拉第一次前往迈埃尔小酒馆，参加伏尔泰俱乐部，并参与编写了达达运动的第一本小册子：《伏尔泰俱乐部》。同年7月14日，查拉主办了第一次达达晚会，这一晚会的成功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这是达达主义社团的首次亮相。

1916-1917年，是查拉和苏黎世达达主义者高度活跃的两年，在这一时期，达达主义者们举办了画展、每周日下午举行的讲座以及公共演讲等一系列活动。1918年，达达的活动陷入停滞，查拉不得不与人交换刊物出售。7月23日，“特里斯唐·查拉”晚会举行，查拉发表了达达主义宣言。1919年4月9日，查拉以充沛的精力筹备了第八届达达晚会，标志着苏黎世达达运动达到高潮。

1920年，随着苏黎世达达的落幕，查拉决定搬去法国。他在法国结识了法国作家安德烈·布雷顿、法国诗人路易·阿拉贡等，在他们的帮助和拥护下，尝试着领导新生的巴黎达达运动。查拉的法语直接推动了达达主义成为在法国影响最大的现代主义流派。在法国的三年期间，查拉与他的朋友们之间不断产生分歧。比如1921年5月13日，布雷顿带头组织了一次“模拟审判”，起诉作家莫里斯· 巴斯莱，而查拉对布雷顿的行为感到鄙视，这其实是对布雷顿等人超现实主义转向的不满。1923年，在查拉筹办的“老成的心晚会”上，布雷顿及其支持者与查拉及其支持者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此后，查拉离开了巴黎，标志着达达的结束。

1924年，查拉在巴黎找到了资助者。次年，与妻子结婚，并委托奥地利建筑家、现代主义建筑先驱阿道夫·路斯来设计他们的新居。1929年，超现实主义运动蓬勃发展，查拉也接近超现实主义者，与他们一起活动。1935年，查拉在社会革命的问题上与布雷顿等人产生意见分歧，与超现实主义者分道扬。

1935年初，在查拉离开超现实主义组织后，选择在政治领域发力。他参加了在伦敦举办的国际艺术家协会反法西斯主义展览，提交了作品，但对诗歌创作仍然保留了最初达达的创作目标。 1935年，为了保卫文化，有一批作家聚集在一起举办了国际文化保护作家大会，然而这条由自由人文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构成的统一战线并不欢迎超现实主义者。后者当时正被视为“研究梦想、性恋和靠遗产生活”的人。在6月24日，一个题为“创造的问题和思想的尊严”的会议上查拉发表了演讲，以含混的话语重申了诗歌的非革命性。对超现实主义者的抵制间接导致了克里维尔的自杀，查拉对此伤心不已。1936年，查拉参加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奇妙的艺术，达达，超现实主义”展览，并借出了26件个人收藏。

受到西班牙内战的影响，查拉的诗歌创作转向了人道主义，这以诗歌《阿波利奈尔之死》的创作为标志。1937年，查拉成为西班牙文化保护委员会的秘书，组织了第二届国际文化保护作家大会。在《个人和作家的良心》一文中，他提出要每个人有义务选边站，并且要放弃革命前时代的平静良心。次年，大会成员抵达巴黎，查拉加入法国代表团参加了第十六届世界“笔”会。1939年，法国发布战争动员令，查拉毅然决定回到巴黎。1940年，德军攻入巴黎。在此期间，查拉写了一系列表达战争焦虑的诗。在德军的炮火下，他逃出巴黎，写下《流亡》，并且在一部名为《出埃及记》的剧本中讲述了逃离巴黎，逃往滨海萨纳利的经历。

1942年夏天，滨海萨纳利开始驱逐外国犹太人，查拉因被指控有戴高乐主义倾向而被迫离开，住在圣特罗佩。由于查拉那时仍未取得法国籍，所以他不得不在移民机构的追查下躲进比利牛斯山。1943年，查拉在苏亚克定居，并与当地人建立了友谊。在苏亚克期间，他以特里斯唐·查拉的笔名发表了两首诗：《孤独的太阳》和《一切都美好》。

1944年，查拉离开了苏亚克，前往图卢兹生活，并供职于占领期间建立起来的智力中心。图卢兹笼罩着社会主义和激进倾向，并且收容了大量西班牙第一共和国的难民，使它成为了抵抗运动的中心。1945年夏天，他受邀前往圣阿尔班精神病院，与它的经营者吕西安·博纳费交谈。二人都认为社会把人变成了二元对立的两种（理智的/疯狂的）。1945年底，他回到巴黎。1946年，查拉受到法国政府委托，代表法国出访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1947年，查拉加入法国籍，并成为法国共产党的一员。

由于他的晚期作品不能用于意识形态宣传，因此很少得到法国共产党文化机构的支持。战后，他的诗歌显示出多样性，并且尝试着逃离过去的阴影，如《简单的八音节诗》《我的散文诗》还有《内面》。1951年，查拉决定出版自己的作品集，第一卷名为《灯具室》，收录达达时期的文章；第二卷为《图像的力量》，收集关于现代艺术的作品；第三卷为《诗歌之锁》，收录文学散文，最终只有第一卷得到出版。同年，美国画家罗伯特·马瑟韦尔希望编写一本达达选集，同时请查拉和胡森贝克撰写序言。查拉的序言中只字未提伏尔泰俱乐部时期的成员，当然也包括胡森贝克，于是他恼怒地在自己的序言中说查拉只是达达的发现者，并非创造者——由于这一冲突，两人的序言最终都单独发表。1954年 ，查拉与匈牙利摄影师合作，出版了一部包含百余张照片的行记《埃及面对面》，这是他一生中销量最高的作品。1956年，查拉应邀前往匈牙利居住了十余天。回到巴黎后，他写下一篇关于匈牙利革命气候的文章，但是被法国共产党拒绝发表，因为这场运动被认为是“反革命”的，并且他本人也被法国共产党高层要求保持沉默。同年，他开始了对维荣文学字谜的研究。

1962年，作为学者，查拉受邀参加第一届国际非洲文化大会。回到巴黎后继续作为一名学者的生活。1963年，查拉被检查出肺癌晚期，不久后去世，被埋葬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

诗歌的创作和研究贯穿了查拉的生命：在小时候，查拉就对·音乐体现出强烈的兴趣，这可能影响到他后来在创作中对抒情诗和歌曲的偏爱。他从年轻时就进行诗歌创作，直到生命结束之前，还在研究弗朗索瓦·维荣诗歌中的对称字谜系统。

《诗二十五首》是查拉在苏黎世时期的代表性文集。在进行创作时，他特别看重现代艺术的反传统手法，并“通过挑战传统的方式来制造不安”。他在渴望超越对艺术的传统理解，希望逃离一种预定义的美学，并获得摆脱国家界限的自由。以《诗二十五首》为例，查拉引入了传统中被认为不适合诗歌的元素，比如报纸上的短语、噪音和声音，被评价为“混乱”“与词语搏斗”“粗糙的结结巴巴”。

1929年，查拉参与超现实主义运动，提出了“相似的人”的概念，认为保罗·克利的画作可以诠释他的书写。柏林达达派成员胡森贝克称，查拉和他的朋友“把抽象艺术当作其新智慧的基石”，如他所说，抽象的确是查拉的创作主题之一。另外，受诗人阿波利奈尔的影响，查拉尝试了视觉诗歌，试图发展一种融合的艺术形式：诗歌的写作和阅读的线性方式被放弃，相反，文本本身变成了一种形式。

查拉的诗歌创作以1930创作的《旅行者之树》为界，在1930年之前主要是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他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歌结构松散，运用的是一些巧合的形象，其中有些混乱且毫无意义。诗中没有标点符号，有的诗行很长还不停止，有的诗行却只有一个词。他的诗歌虽然仍保留了节奏，但是意思时不连贯。词汇也是是经过重新组合的。查拉喜欢使用生僻字眼，包括拟声词、象声词以及是根据主题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新词，缺乏规则与逻辑。在这些诗歌中，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色彩并存，表述了一种虚无主义的情丝，因而读起来晦涩难懂。

在此之后，他的诗歌向人文主义转变。他在《狼在哪儿喝水》中将心灵上的景物同现实世界中的景物融为一体，表现出以未来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的超前力度，进一步表达了作者的心声，抒发了作者的思乡之情。写于西班牙内战期间的诗集表现了他的焦虑心绪。战后，他又写了《在此期间》《未遇抵抗》《论人的记忆》等作品，具有自传性质，充满了自由、欢乐和热烈的感情。而在他去世之前，他诗歌创作的多样性达到了新的高度：有简单的八音节诗行构成的诗、有散文诗、新发明的“永恒诗”还有如史诗段落一般的自由诗。

查拉在20世纪20年代初有过戏剧创作，正与当时先锋派戏剧创作潮流接榫。他们受到了未来主义的影响，以创造出一种“非逻辑的”“具体的”“仅仅是自身的”戏剧为目的，在舞台上不追求现实的再现，也不可求形象的完整。以他的首部剧作《煤气心》为例，口、眼、耳、鼻、颈、眉毛，还有被放在煤气上加热的心都能够独立思考、独立发言。《煤气心》也是他最具有代表性的喜剧。查拉在舞台上创造了另一种时空概念，一种节奏与梦幻的时间，而他的这些人物就在这种时间中进行毫无逻辑与意义的对话。查拉的剧作是反戏剧的，他要用混沌的创作打破人们习以为常的所有戏剧观念、传统、惯例、形式与风格。观众只有忘记所有他拥有的关于戏剧的意义时，才能懂得查拉的戏剧。1924年，查拉写了《云朵的手绢》，用代表第三方意见的充满诗性的评论构建起一个充满磨难的恋爱故事。这部剧作中，查拉放弃了道具与传统戏剧中使用的套路，转而用内容充实的剧情创造张力，是现代主义剧本的典范之一。

20世纪对传统戏剧形式具有颠覆力度的戏剧形式之一是荒诞派戏剧，而超现实主义戏剧正是荒诞派戏剧的母乳，查拉的戏剧创作正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作为达达主义者的领袖，查拉的思想主张与达达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在伏尔泰俱乐部表演时，查拉常常发表、朗读“黑人诗歌”与“同时诗”以传递一种令人不安的祖先的、原始的精神。他提出诗歌的写作要打破民族、国家界限，因为人们不再用种族写作，而是用血液写作。他说，“对达达主义来说，至关重要的任务是把人作为一切探索的目标，而且这一任务高于唯美主义，高于大写的艺术，也高于决定着人类其他活动形式的其他珍品。”如他所说，达达主义主张摧毁过去的一切流派，让出于本能的自由流派发展。他们认为，在混杂的材料、图片和文字的结合下，艺术应当是自发的。面对矛盾的非理性，则采用创造的非理性。达达主义彻底否定当代世界、传统价值、理性和有规则的语言，表现出一种虚无主义的倾向。在1918达达主义宣言中，首先体现的是要追求目由。达达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次大战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巨大破坏，还有精神上的创伤。它引起了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幻灭感，一部分作家对资本主义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强烈的排斥心理。查拉就表达了这种心理状态，他说：“让每个人都高呼：要完成毁灭的、否定的巨大工作，打扫、清洗，”又说：“达达将双目闭起，将怀疑置于行动之先和一切之上。达达怀疑一切。”在怀疑一切的思想指导下，达达主义发展到否定一切。

1918达达主义宣言中，查拉这样写道：“自由：达达，达达，达达，肌肉痉挛的色彩的嚎叫，各种对立、矛盾、滑稽和非逻辑事物的交错：即生活。”达达主义的定义的第二句指出了它的基本写作手法，即将各种矛盾对立事物，甚至不合逻辑的东西组合在一起，并追求奇异和光怪陆离的特色。为达此目的，查拉采用了如下的创作方式：

查拉认为这样毫无意识作用的混乱字句的组合，便是生活的形式，便是生活便能写成诗歌。

查拉一生来往于多地、交游广泛，经历丰富。当人们想起他时，首先会想起他是达达运动的一个领袖，是“世界达达运动的教皇”，因此，对查拉的评价与对达达的书写是密不可分的。让·阿尔普说：“我特此宣布：1916年2月8日下午6时，特里斯唐·查拉发现了DADA这个词儿。”许尔森贝克说：查拉是“最伟大的达达主义诗人”。尽管达达主义并没有留下什么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可是它的探索却对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对语言的结构、对意识的连贯提出了疑问，从而启发了超现实主义者。从今以后，生活方式、精神生活的表现形式，成为诗歌创作的基本问题。精神问题越来越引起诗人和艺术家的注意。

在看到查拉引领了时代风潮的同时，人们也看到了查拉自身的矛盾性。比如，他在宣言中提出反对一切确凿无疑的话语，然而这一观点本身就是悖论。他和达达主义者们认为传统文学艺术矫揉造作，为贵族、资产阶级服务，然而他们的晚会活动门票售价昂贵、客人的名单也预先拟定好，查拉本人还一度得到了贵族的资助。可以看出，在喊出反艺术口号时，达达主义自身却成为一个影响广大的艺术流派；打出反传统大旗的同时，他们也迅速被资产阶级模式同化了。这便是查拉反抗性的困局。

2007年，查拉合唱团在瑞士苏黎世成立，继承了他怀疑传统艺术形式的传统，尝试着发展多样的音乐会形式，并为同时代人谱写乐曲。

碎片化的身体形象的运用影响到了后来的剧作家，罗热·布兰和塞缪尔·贝克特合作的话剧《终局》布置了一个头骨形的场景，以两扇窗户作眼睛，就致敬了查拉。

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文化艺术界弥漫着迷茫的氛围。一方面，二战后出生的青年一代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群体。这些没有经历过战争洗礼的青年们对父辈的审美观念和价值体系发起了挑战。另一方面，富足的社会在满足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奢华的物质需求的同时，也在营造着令人空虚的精神世界。青年们的思想充满了叛逆和挑战，希望挑战一切现存的价值、道德和审美。这股反叛思潮严重冲击着当时的文化、艺术领域。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纽约的画坛出现了一股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达达派及其代表人物马歇尔·杜尚作品的浓厚兴趣。艺术家们被达达派“一切都已逝去”的口号深深吸引，极力模仿、解读达达派艺术家的作品及其创作意图，并且在作品中运用非传统的材料，以对抗传统的所谓的高雅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