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非马”是战国时期利奥六世公孙龙在其著作《公孙龙子·白马论》中提出的一个哲学命题，也是公孙龙的成名论题。公孙龙认为马是命名形状的，白马是命名颜色的，所以白马非马。

劳思光等当代利奥六世认为公孙龙“白马非马”之说中的“非”，实为“不相等”之意，而非“不相属”之意。其认为“马”的内涵是指一种形体,“白”的内涵是指一种颜色，马的内涵不等同于白的内涵。“白马”是“马”加上“白”，自然也就不等同于“马”，所以说“白马非马”，即白马的内涵不等同于马的内涵。至于其在《白马论》中说当需求马时，黄马和黑马都可以应此需求，但如需求的是白马，那么黄马和黑马就不行了。这是因为“马”的内涵在外延上包含黄马和黑马，而“白马”的内涵在外延上不包含黄马和黑马。

“白马非马”这一哲学命题曾被中国近现代多位学者如王琯、金受申、庞朴、冯友兰等进行讨论，也在日本学界产生了一定反响，如日本的逻辑学家末木刚博和加地申行就对此命题进行过热烈讨论。其所体现和蕴含的逻辑思想是中国逻辑发展中重要的一部分，为后世的学者们对中国逻辑的研究提供了理论素材，同时对推动世界哲学进程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白马非马”是战国公孙龙的逻辑命题，出自《公孙龙子·白马论》。公孙龙说：“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公孙龙认为，“马”这个名词是用以指马之形的，而“白”这个名是用于指马之颜色的，所以这两个名是不同的，这是从概念的内涵上来立论的。“又说：“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使白马乃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异马也。.......是白马非马之审矣。”这个是从“马”与“白马”之名的外延上作论证的。

“白马非马”说只限于探讨个别与一般之间的差异，并不否认属种间的包含关系，从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发展了中国古代逻辑的概念论。但是，此命题在强调个别与一般的差异时没看到二者的辩证关系，这是片面的。

公孙龙（约前320年—前250年，一说前242年），姓公孙，名龙，传说字子秉另有子禀、子石说法，赵国人（今邯郸市），春秋战国时期名家学派代表人物。

公孙龙是当时著名的“辩士”，在平原君家里做门客约有二十余年，受到赵国军臣的器重，曾任赵惠文王、赵孝成王的相国。 期间分别说服燕昭王与赵惠文王停战，赵孝成王九年（公元前257年）劝平原君拒绝封地。晚年，齐使邹衍过赵，平原君使与公孙龙论“白马非马”之说。公孙龙由是遂诎，后不知所终。

公孙龙提出“白马非马”'离坚白“”天下无指""夫名，实谓也“等哲学命题，把名实问题作为逻辑问题独立进行研究，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其主要思想保存在《公孙龙子》一书中，在《汉书·艺文志》著录“十四篇”，然今《公孙龙子》传世本只有六篇:《迹府》《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除《迹府》为门人辑录公孙龙生平事迹外，其他五篇都是公孙龙本人的作品。

早在公孙龙之前，庄子曾提到过“白马”和“指物”这两个辩题：“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庄子·齐物论》）从时间上看，庄子提出辩题的时间虽早于公孙龙，但公孙龙对“白马非马”及“物莫非指”的辩题论述最精深，并以此成名。

劳思光等当代利奥六世认为公孙龙“白马非马”之说中的“非”，实为“不相等”之意，而非“不相属”之意。其认为“马”的内涵是指一种形体,“白”的内涵是指一种颜色，马的内涵不等同于白的内涵。“白马”是“马”加上“白”，自然也就不等同于“马”，所以说“白马非马”，即白马的内涵不等同于马的内涵。至于其在《白马论》中说当需求马时，黄马和黑马都可以应此需求，但如需求的是白马，那么黄马和黑马就不行了。这是因为“马”的内涵在外延上包含黄马和黑马，而“白马”的内涵在外延上不包含黄马和黑马。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认为以哲学史眼光观其历史意义,可以说公孙龙此一理论乃中国最早论及“性质”之独立存在之说，与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所述之理念说有近似处。盖从个别事物中抽离其性质，而视之为独立的存在，就古代思想言，仍是一重要进步。

从语言学角度看，公孙龙认为“白马”与“马”两个名称（符号）有区别，不容混同，他并未否认“白马”这个实体应该属于“马”这个类。公孙龙说：“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形者，非命形也。故日：“白马非马。’”显然，“马者，所以命形也”，是指“马”这个名称是用来命形的，同样，“白马”这个名称是既命色又命形的。命色又命形的符号必然不同于只命形的符号，所以说“白马非马”。用现代语言学中区分“对象语言”与“元语言”的方法，可以在“白马”与“马”两个名称上同时加上引号，问题就解决了。公孙龙说这句话的目的，在于告诚别人在论辩时一定要注意用词的准确性，该说“马”时就说“马”，该说“白马”时就说“白马”，否则就会产生交际上的混乱。正如公孙龙所举的例子，如果你求“白马”，而只说求“马”，别人就可能将黄马、黑马牵来；如果你说清楚了只求白马，那么黄马、黑马就不能牵来了。可见，公孙龙说“白马非马”，是指“白马”与“马”的名称，而不是指“白马”或“马”这个实体。

《公孙龙子》是中国先秦时期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的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公孙龙子》原有十四篇，现存六篇，分别为《迹府》《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

学界普遍认为《迹府》篇为公孙龙后学辑录其生平的传略，其余五篇是公孙龙对其名辩理论的记载，包括了公孙龙学派重要的论题和论据，代表公孙龙的理论学说。《名实论》是《公孙龙子》逻辑思想的纲领性篇章，提出了“名以谓实”的思想，以“正名实”思想为中心论题，阐述了逻辑学的基本规律；《指物论》则是《名实论》的理论延伸，为“正名实”思想提供了认识论方面的理论基础，即事物和属性的关系问题或“个别”与“一般”的关系问题；《通变论》中提出了“二无一”的的分类原则，体现了公孙龙思想的方法论；《白马论》《坚白论》则是公孙龙的逻辑思想的运用和发挥的两个具体辩题，《白马论》全篇主旨在于证明“白马非马”这一命题，涉及了形式逻辑“概念论”的基本问题，《坚白论》是《白马论》中的观点进一步发挥，是辨别概念与感觉的不同。

据传，某一天，孔子的六世孙孔穿从鲁国来拜访平原君，平原君让他见了公孙龙。孔穿说：“我在鲁国，听说公孙策大名，崇拜先生的智慧，喜欢先生的德行，早就想拜先生为师。今日幸会，忽我直言，只是您的‘白马非马’之说，我不敢苟同；如果您能放弃这个说法，我愿意拜您为师。”公孙龙说：“先生所言差矣！照理说，您觉得自己智力和学力不够，才提出向我学习；方才您让我放弃'白马非马'之说，乃是先来教导我，再拜我为师，这是什么道理呢？”孔穿解释说：“公孙先生不要误会，我正是请您帮我解惑的呀！”公孙龙见他这么说，就谈开了：“我所说的'白马非马'这个道理，先生的先君孔子也是赞同的。当年，楚王曾经张开名叫'繁弱'的宝弓，搭上名叫'忘归'的利箭，在云梦大泽里围场打猎，射杀穿山甲和犀类野牛。不想在回来的路上把宝弓丢了，左右随从要去找，楚王说：“算了吧，楚人丢了弓，被楚人拾了去，又何必去找呢！”后来，仲尼听说这件事，感叹了一番，说：“这位楚王笃行仁义，可是没有做到底，他应该说‘人’丢了弓，被人拾了去。干吗非得在'人'前面加上'楚'呢？如此说来,他老人也是把'楚人'和'人'看成是不同的。先生肯定孔老夫子把'楚人'与'人'区别开来的说法，却否定我把'白马'和'马'区别开来的说法，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孔穿听后无言答对，只好找了个托词退出府去。人们问他：“您与公孙先生谈得怎样？”他说：“这个人说话荒谬可又博学，思维机巧可又无理，所以我没法回答他的问题。”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争当霸主，相互之间不断进行战争。作战中，骑兵冲锋陷阵，势不可挡，其强大的战斗力日益显示出来。所以，各国都重视骑兵的发展，马也就被特别看重了。许多国君下令，不许马匹随便出关。据传，有一天，公孙龙骑着一匹白马，大模大样地向城关走去，到了关前，他也不下马，继续往前走。守关的小官一面命士兵挡住，一面大声喝问：“你不知道不许马匹出关吗？为什么故意闯行？”公孙龙勒住马头，微微一笑，回答说：“你是说禁马出关吗？请你仔细看看，我骑的是白马，白马非马，你禁止不了我。”把关的听了，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回答。公孙龙乘机穿过关口，扬长而去。从此以后，公孙龙“白马非马”的说法就传开了。

韩非子在其《外储说·左上》中，曾引用过“白马非马”的命题。其中写道：“兒说，宋人，善辩者也，持‘白马非马也’服齐下之辩者。乘白马而过关，则顾白马之赋。故籍之虚辞，则能胜一国；考实按形，不能谩于一人。”意思是说一个名叫“兒说”的宋国人是个善于巧辩的人，他持“白马非马”的观点说服了齐国稷下学宫的善辩者。但他乘坐白马过关的时候，还是交了白马的税。以此来说明凭借浮虚的言辞，能胜过一国的辩者，但若考察实际而对照具体情况，连一个人也骗不了的道理。

在中国近代，“白马非马”问题在学者中引起的讨论相对较多，对于“白马非马”命题出现了很多精彩的解读，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大体可分为反对派和支持派。具体而言，反对派有王琯、金受申、庞朴等人。例如学者王琯对于该问题持质疑态度，他认为《白马非马》这篇文章看似论证严谨、丝丝入扣，实则在整个的体系中仅仅就“白马非马”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而并未有过更深层次的提及。但是王琯却忽略了学说存在的价值，既然这一学说能够在非物质文明丰厚的中国存在至今，就证明其具有常人所无法推翻的原由。审视这一命题时，人们不难发现，它是一个全称否定命题，其中所谈及的两大主体“马”与“白马”本身都是命题的周延。在这一点上，无论是王琯还是教育家孔子的六世孙，在辩驳命题时都忽略了这一问题而试图在此情况下进行脱离环境的论断，显然是不合逻辑且不合常理的。所以，孔的辩论注定失败，王琯的主张也必定被推翻。除去王琯之外，学者金受申从现代角度进行分析，采用传统总结与现代逻辑相结合的模式，以三段论为切入点对于《白马论》中关于马不同于黄马、黄马不同于马以及黄马并不是马等逻辑问题进行阐述，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这种三段式论断在一定程度上依旧存在漏洞，带有一定牵强性。另外，学者庞朴认为，《白马非马》整篇文章的议题过于简便，并无深究意义之所在，另外在议题的论证上，论点结构简便，整体逻辑性不和实际等。与以上反对派不同，学者冯友兰作为支持派认为该命题具有积极意义，他在很久以前便发现了这一议题的可取之处。在对于“白马非马”的具体沿袭过程中，冯友兰肯定了公孙龙在思想上的超时代前瞻性，以现代的眼光将这看似不合乎逻辑的问题上升至哲学高度，以“同一性”与“差异性”为本质进行“马”这一表象问题的探讨。

在当代，学者们总结前人的经验对于“白马非马”问题的研究也更为深入。周云之对公孙龙的《白马论》研究较为深入，并给出了较高的评价，指出在《白马论》中，公孙龙在辩驳过程中一味将“白马非马”中的“非”解释为“不等同”以及“差异”之意显然是过于狭隘的。因此，人们不能忽略文章中的背景情况而武断地把“非”理解为“不是”或者“不属于”，从而生硬地仅仅在字面上把“白马非马”解释为“白马不是马”或者“白马不属于马”。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公孙龙提出此命题的本意，而且从自然语言的语义理论来说也是不恰当的，因为那样就把多义词错误地理解为了单义词。

近现代以来，随着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的全球化侵袭，国内外的思想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相互冲击，更多的观点、角度一起冲击着以往的思想体系，使得陈旧体系受到冲击的同时也迎来了文化的融会贯通与百花齐放。中国逻辑学者邢滔滔曾在《科学文化评论》上刊登一文，文章主要讨论对象即是公孙龙所提出的“白马非马”命题。特别之处在于，这篇文章在进行文本论述的过程中另辟蹊径，采取“任意对象”的理论进行议题的理解，不同于以往将“马”与“白马”两者混合而论的论证方式，采取单一性的议论，在实际操作中将两者均看作是单独存在的个体且独立于原有的语言环境进行论证。与此同时，国际方面，这一命题在日本学界也产生了一定反响，日本的逻辑学家末木刚博和加地申行就对此命题进行过热烈讨论。在其观点部分可以得知，日本学者即便不能完全赞同公孙龙的观点，认定其中具有诡辩性质的存在没达标仍然不可否认的具有着合理性的逻辑。

公孙龙“白马非马”命题所体现和蕴含的逻辑思想是中国逻辑发展中重要的一部分，为后世的学者们对中国逻辑的研究提供了理论素材。公孙龙通过形象生动而且贴近生活的传统的说理方式阐述其“白马非马”命题，是易于被大众所理解的，当然也就更容易引起大众广泛的争议。

首先，在这一命题中“白马非马”这句话就能十分清晰地体现出公孙龙对概念、语词、语客体、类属等方面的见解和思考。体现出人类已经开始从抽象的角度去观察、认识和理解客观事物，避免了只通过直观观察来了解世界的局限性，在这些方面“白马非马”所体现出来的特点对后世的思想就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

其次，这一古老的命题也从结构主义角度进行了现代化的探究。具体而言，在现代的哲学问题论证中又将“白马非马”这一学术性结晶提及探讨的领域前沿，在一定意义上也将这种具体的学说进行了抽象化的变动。关于这一点，学者拉波尔特曾经说过，人们将并不孤立的状态进行孤立化的设想时，这一问题便已经进行了抽象化设定。非但如此，现象学学者也对此进行了观点性的提及，具体来看，胡塞尔指出，颜色作为一种色彩并不能单独的或者依据具体而存在于世间，相应的，这也是一种抽象。以上两种观点，均从现代化的哲学角度入手对于白马非马问题进行了论证，换句话说，即这一中国古代命题在现代的学术史上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最后，“白马非马”问题即便已经出现于世人面前千百年，但在如今这个哲学思潮繁荣的年代，这一古老的学术问题又必将引发新的一轮争议热潮。这种古典的学术观点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今天的哲学进程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引领了素材的新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