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
20世纪70年代末在文坛流行的文学现象
“伤痕文学”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文坛流行的一种文学现象,指以《班主任》《伤痕》为代表,集中涌现了一批展示“文革”给人们造成精神创伤的控诉性小说作品。它得名于卢新华以“文革”中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伤痕》。
“伤痕文学”起源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十年“文革”给人民的肉体和精神上都带来了巨大伤害,人们借文字表现对十年动乱中政治制度和文化专制的批判,宣泄悲愤的情感。刘心武的《班主任》“伤痕”小说,以此为首涌现出了大量“伤痕文学”作品,形成了对文坛、对社会的强大冲击力。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该文学现象的兴盛期,但由于“伤痕文学”作品艺术手法上较为粗糙,思想深度不够,很快就被“反思文学”所取代了。
“伤痕文学” 的大部分作品是苦难经历叙事,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源于政治谬误导致的个人的不幸遭遇、以及表现个人内心的情感创伤,表现出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并恢复了文学的批判功能。在创作手法上,“伤痕文学”实现了对文学真实性的回归;在情感模式上,“伤痕文学”大多营造出悲剧氛围来宣泄情感。总的来说,“伤痕文学”打破了旧有的文学陈规,唤起了全民族对过去的艰难思索,为恢复和发扬现实主义传统作出了贡献。“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有刘心武周克芹从维熙冯骥才宗璞等。
形成与发展
1976年10月江青等“四人帮”受到拘捕,1977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宣布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而结束”,这次会议把“文革”结束后的中国社会,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与社会政治关联密切的文学界,随后也把“文革”后的文学称为“新时期文学”。“伤痕文学”是“文革”后出现的第一股小说创作潮流,应合了政治实践、社会心理、文艺模式等多方面的以“新时期”命名的中国新现代性的历史诉求。十年“文革”给中国人民的精神上、肉体上留下了累累伤痕,对中华传统文化造成了严重破坏,人们于是回顾文化专制、愚民政策、法西斯的野蛮与残忍带来的伤害,借文字哭诉、指控、谴责、批判、暴露这十年动乱并借以宣泄自己悲怆愤怒的情感。
最先展示“文革”生活、暴露“文革”创伤的作品是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作品痛诉了极端左翼政治、愚民政策对青少年灵魂的害。1978 年 8月,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发表,展示了“文革”造成的家庭离散、母女亲情被毁的苦难悲剧生活,“伤痕文学”也由此得名。此后,“伤痕小说”进入兴盛时期,悲剧性作品大量涌现,如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韩少功的《月兰》冯骥才的《啊!》、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莫应丰的《将军吟》、中杰英的《罗浮山血泪祭》、张贤亮的《土牢情话》、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大量短、中、长篇小说,分别从农村、城市、工矿、学校、军队、知识分子等不同的生活侧面,表现了十年“文革”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作品呈现出现实主义精神,直面生活的勇气和指斥邪恶、批判极端左翼思想的锐气。伤痕小说从对“文革”的揭露、批判、控诉、否定入手,进而否定支撑、维系“文革”的极左思想基础,直到对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病予以大胆暴露批判,将满腔的政治热情与审视现实的批判精神紧密结合,形成了对文坛、对社会的强大冲击力。
但由于“伤痕文学”的作家大多艺术起点普遍不高且都是立足“文革”审视“文革”,使得其中的大多数作品重情感宣泄,轻理智认识,只注重故事本身的表层意义,停留在对“伤痕”的展示、抚摸、喟叹中,对人物的政治评价道德评价往往失之简单,对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特别是人性的复杂性揭示不够,并造成作品出现一定程度的雷同、简单化现象,因而依靠这类小说来揭示“文革”深广的历史相源、社会根源、思想根源、文化根源比较困难,所以在短暂的流行后,它们便被“反思文学”所取代了。
基本特色
叙事内容
从叙事内容来看,“伤痕文学” 的大部分作品是苦难经历叙事,反映了特定历史阶段源于政治谬误导致的个人的不幸遭遇、以及表现个人内心的情感创伤,表现荒谬的“文革”政治对国民精神的愚弄、理性被放逐的现实,表现个人的追求、理想被极端的政治所吞噬,表现最基本的人伦情感被荒谬的政治扭曲的痛苦的情绪记忆,书写了一段人类情感和普遍道义被侵犯和践踏的历史。其中的作品以这些被践踏的人类情感和人类普遍的道义为支点,批判了社会政治制度和思想管制对人的迫害,说明了私人领域有理由去拒绝公共政治领域的暴力。具体呈现为:表现“文革”所造成的家庭悲剧;表现“文革”对知识分子进行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戕害;表现“文革”给青年一代造成的心灵创伤;表现知青在“文革”中的悲惨遭遇和不幸命运;表现“文革”期间监狱“大墙”内的生活和斗争等。
主题思想
凸显“人”意识的觉醒
“伤痕文学”表现出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文学创作中人道主义思想的表现,理性的复苏,肯定了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主要表现为:大胆描写人的内心世界,如冯骥才的《啊!》,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不同性格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心理状态;肯定人的个性的丰富复杂,如刘心武的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就提出了尊重人的个性等人道主义命题;肯定人的基本权利和个人尊严,如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突破了题材的禁区,鲜明地提出了爱情应该在人的生活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写人的命运的无常和多变,如肖平的小说《墓场与鲜花》,写了“文革”中一对青年男女曲折的爱情经历,表达了人生路上“既有鲜花也有坟墓”的人生哲理。
社会批判
伤痕文学恢复并强化了文学的社会批判功能。伤痕文学继承了我国现实主义文学与社会、时代、政治、人生等重大问题密切相关的传统,一方面配合了当时揭批“四人帮"、解放思想的政治需要;另一方面,发挥了文学劝喻讽世的功能。“伤痕小说”作家们在作品中全面展示了揭露十年“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危害,给人们心灵造成的创痛。这些作品的结尾大多是悲剧,但在作品深层涌动的却是乐观主义情绪,他们相信党和国家能够在短时间内肃清流毒,医治创伤,向前发展。
艺术特色
创作手法
在创作手法上,“伤痕文学”实现了对文学真实性的回归,大部分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长期以来,由于左倾思潮的泛滥,真实地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的作品不断受到批判,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传统被削弱,“文革”期间,当代文学创作方法演化为背离延安文学传统的“三突出”。而“伤痕小说”以写真实、吐真情、揭真相为基本追求,反映了十年动乱的社会现实和广大人民的不幸遭遇,恢复了现实主义文学和人民的联系,使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得到恢复,体现了时代精神。“伤痕小说”大都以作者的亲身经历或真实见闻为素材,作品中无论是表现时代氛围、人物心理,还是表现社会矛盾、善恶较量,几乎都直接取材于社会现实,这种真实性,也是“伤痕小说”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悲剧氛围
“伤痕文学”笼罩着一股浓郁的悲剧气息。由于“伤痕文学”的作品大都反映了政治的迫害与思想的熏染给人们留下了难以抹去的伤痕,表现出对“文革”和“左”思潮对人的精神创伤,使得“伤痕文学”大部分带有悲剧氛围和感伤情感。具体表现为书写与时代基调不相符合而被无情碾压的历史悲剧、受政治诱导而狂热恣肆的人为悲剧,同时展现了在历史无形之手的掌控下,人迷失了自我理性甚至善良本性,从而造成的命运悲剧。如作品《枫》,该作书写了主人公李黔刚和卢丹枫本来是一对恋人,但他们都被挟裹进狂热的“造反”潮流中并分属不同的派别,且成为各自派系的骨干,由于他们都坚信自己坚持的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至于他们最终只能怀着对对方的爱意枪炮相向。
情感模式
伤痕文学中充满宣泄的激情。宜泄义愤的情感模式是伤痕文学基本的表达手法,在充分满足当时作家们一吐为快的情感倾泻愿望的同时,也呼应了当时国家意识形态拨乱反正的意图及人民群众渴望光明、正义与安宁的心态。如刘心武在《班主任》中直接发出的是“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呐喊,莫应丰在写作《将军吟》时曾经说道:“我要把对‘文化大革命’的判词喊出来,你说喊了就得死,我说,死也要喊。与其窝窝囊囊地活着,不如大喊一声,暴烈地死去。”
重要影响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第一个潮头,以写伤痕为主旨的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小说创作美学质地的更新,也是新时期小说创作的第一批颇有思想价值的成果,为新时期小说创作开辟了极有参考价值的通路。“伤痕文学”从1977 年兴起到1979年达到高潮,1980年进入尾声,历时不足三年,但却成功地为新时期小说创作奠基,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发挥了革命文学的战斗作用;率先打破了旧有的文学陈规,唤起了全民族对过去的艰难思索,使人们的精神面貌和文学面貌为之一新,促进了新时期文学的繁荣。从“伤痕小说”中,不仅可以看到个人的遭遇和忏悔,而且能洞察民族的整体反思,它引发了“反思文学”的出现,为恢复和发扬现实主义传统作出了贡献,在文学史上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作用。
代表作家
刘心武
刘心武(1942- ),四川省成都人。其作品具有深刻的思考性和尖锐的批判性,勇于探讨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普通市民的文化心理和年青一代丰富而复杂的精神世界。
刘心武发表的《班主任》(《人民文学》1977年11期)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之一,该作通过某中学班主任老师张俊石的眼睛,观察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长大的“小流氓”宋宝琦和优秀学生谢慧敏,通过这两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深刻揭示了“四人帮”所推行的文化专制和愚民政策对青少年心灵的摧残。
周克芹
周克芹(1930-1990),当代小说家,四川简阳人。其作品专注于农村题材,关注极端左翼时期农民的苦难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农民生活的变化。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截取了 1975 年冬这段时间作为展开故事的背景,以四川山村葫芦坝许茂老汉的思想变化历程和四姑娘许秀云的婚姻波折为主要线索,真实地反映我国农业合作化之后所经历的曲折道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给农村带来的破坏,以及对农民心理所造成的创伤,是“伤痕”小说中的长篇佳作,于1982年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从维熙
从维熙 (1933- 2019),玉田县人,其作品大多用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眼光审视生活及人生。长期的、失去人身自由的劳改、劳教经历,使他对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监狱大墙有了新的认识,其笔下的“大墙文学”以监狱大墙为背景,表现思想者、无辜者被折磨、被害的悲剧,风格慷慨悲壮、严肃深沉。
其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被称为“大墙文学”的开山之作,讲述了公安局老局长葛在“文革”期间被关进监狱,虽受尽折磨,但他仍然保持着一个共产党人宁折不弯的气概,但仍逃不过惨遭杀害的命运。该作透视了“文革”十年中人妖颠倒的社会现实,再现了忠诚的革命战士与邪恶力量之间的殊死斗争,概括了十年“文革”中为国家民族命运不懈斗争的反抗者的命运内涵。
冯骥才
冯骥才(1942- ),天津人,祖籍浙江慈溪,当代文学家,艺术家,民间艺术工作者。题材广泛、风格多变,成了冯骥才小说的一大特点。
中篇小说《啊!》是冯骥才“伤痕”小说的代表作,该作通过描写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仲义在“文革”中遭受的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作者以冷静的现实主义笔触,表现了极端左翼路线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挖掘了知识分子自身人格的缺陷与灵魂的卑微。
宗璞
宗璞(1928- )原名冯钟璞,祖籍唐河县,生于北平市。其作品强调对“人”本性、人道主义、人的异化问题的思考,风格含蓄、蕴藉。
其伤痕文学作品《我是谁?》讲述了50年代初期从海外归来的学者韦弥,在“文革”中惨遭迫害,使她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她在狂乱中陷入了崩溃的边缘,甚至认为自己真的变成了“牛鬼蛇神”。临死前的她,带着最后的一丝“人”的意识,张开双臂扑向天上排成“人”字的雁群。该作表现了“文革”的“非人”环境,提出只有人回到了自己的土地,才会有真正的春天。
评价
雷敢,齐振平主编《中国当代文学》评:“伤痕文学”不仅是为那一段特定时期苦难的岁月唱一曲葬歌,更重要的是使人民从沉痛的历史教训中清楚地看到那场灾难的发生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长期因袭的封建意识传统的大爆发。
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评:“伤痕小说”出现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承担着特殊的历史使命,自然带有明显的政治功利性,作家更多注意作品的社会批判功能,而对作品的艺术审美功能有所忽视。在艺术表现上,有些作品比较粗糙,情感的抒发和思想的表达过于急切和直露。
引发争议
“伤痕文学”最初是带有贬抑含义的概念。1979年,李剑在《河北文艺》第6期发表名为《“歌德”与“缺德”》的随笔,黄安思也于《广州日报》发表《向前看啊,文艺》一文,这些评论者认为“伤痕文学”是揭露性的,具有浓重感伤基调的作品,而“社会主义文学”必须以写“光明”、以歌颂为主,“伤痕文学”则暴露太多,“情调低沉”,“影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志”;是“向后看”的“缺德”文艺。但是,“伤痕文学”在揭露“文革”上产生的效果,不仅得到多数读者,也得到推动与“文革”决裂的政治、文学权力阶层的认可。“暴露”因为它的“适时”而受到肯定,“伤痕”的写作也很快确立其合法的地位。
参考资料
目录
概述
形成与发展
基本特色
叙事内容
主题思想
凸显“人”意识的觉醒
社会批判
艺术特色
创作手法
悲剧氛围
情感模式
重要影响
代表作家
刘心武
周克芹
从维熙
冯骥才
宗璞
评价
引发争议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