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教育（Sex Education）是为个人提供关于性知识、性健康和性关系的教育。它包括性器官、生理变化、性别身份、性取向、性行为、性健康、避孕和性传播疾病等方面的内容。性教育的目标是帮助个体获得正确的性观念，培养健康的性态度，提供性健康服务和支持，以及促进性关系的健康发展。

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起，人们开始逐渐关注性健康和性教育的重要性。性教育的内容也随时间推移逐渐扩大，包括性别平等、性别身份、性取向、关系沟通、性权利和性暴力等方面的教育。然而其具体的内容和方法可以根据不同年龄段和文化背景的人群进行调整。它可以通过学校课程、家庭教育、社区组织、媒体和互联网等途径传达。而包含所有性教育相关问题，基于课程，探讨性的认知、情感、身体和社会层面的意义的教学过程被称为全面性教育（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CSE）。

性教育对个体和社会都具有重要影响。性教育有助于提供准确的性知识，帮助个体了解自身身体和性别发育，从而促进健康的性发展。性教育可以培养个体拥有积极的性态度和价值观，包括尊重、责任、同意和性别平等等。帮助个人建立积极的性观念和性行为模式，增强性健康意识，提高性健康水平，并减少性传播感染、未计划怀孕、青少年性行为和性暴力等问题的风险。它也有助于塑造包容和尊重他人性别和性取向的社会环境。据世卫的数据，有效的性教育可以帮助降低青少年性传播感染的风险，减少未婚怀孕率，并促进性别平等和人权。

关于性教育的定义全球并不统一，在《张氏心理学辞典》中，狭义的性教育是指有关性生理方面知识的传授，包括性器官的构造、生育原理以及卫生常识等。广义的性教育，除上述生理学知识之外，也包括性别角色的心理发展、对两性关系的正确观念、与异性交往的能力以及对婚姻家庭的认识等。《中华性医学辞典》认为性教育是指有关性知识的教育。包括性德育、性智育、性体育和性美育几个方面。性教育是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的责任。其内容和目标是：消除性神秘和性迷信、消除有害的性禁忌、消除性愚昧和性恐惧，普及性学，建设性文明。

社会心理学家科尔尼（Kearney）将性教育定义为“涉及学校的全面行动方案，旨在为儿童和成年人带来社会期望的态度、做法和个人行为，从而最好地保护个人作为一个人和家庭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因此，性教育也可以被描述为“关于性的教育”，这意味着它包括关于性的各个方面的教育，包括关于计划生育、生殖（受精卵、胚胎和胎儿的受孕和发育，直到分娩）的信息，以及关于性的所有方面的信息，包括：身体形象、性取向、性快感、价值观、决策、沟通、约会，人际关系、性传播感染以及如何避免，以及节育方法。学校应该根据学生的年龄或孩子在特定时间点的理解能力，教授性教育的各个方面。生物学家鲁宾（Rubin）和金登德尔（Kindendall）表示，性教育不仅仅是生殖和教导婴儿如何怀孕和出生的一个单元。它有一个更丰富的范围和目标，即帮助年轻人将性最有意义地融入他现在和未来的生活，在他完全成熟时，让他对性的几乎每个方面都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随着全面性教育的提出，现在说的性教育多指全面性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将其定义为一个基于课程，探讨性的认知、情感、身体和社会层面的意义的教学过程。其目的是使年轻人具备一定的 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从而确保其健康、福祉和尊严。全面性教育培养相互尊重的社会关系和性关系，帮助儿童和年轻人学会思考他们的选择如何影响自身和他人的福祉，并终其一生懂得维护自身权益。

由于传统思想的束缚，许多国家对性教育持保守态度，直到20世纪初，学者开始以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的性，他们将性学研究的成果结合教育运用在人身上，从此性学（sexology）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称为性教育。

欧洲是世界上开展性教育最早的地区之一。1770年生物学家卡尔？冯？林奈（Carl von Linne）在瑞典举办了第一次性教育讲座，但并没有受到社会和政府的重视。后人将卡尔·冯·林奈称为瑞典性教育第一人。1910年社会主义者辛克·伯格林（Cinke Berglin）第一个倡导使用避孕套，结果他被告上了法庭随后入狱。1911年甚至还颁发了一项不允许公开宣传避孕知识的法令，这项法令于1938年废除。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对性行为的过度开放导致性病感染人数暴涨，欧洲面临性病泛滥之害，引起了多国政府的高度重视。1918年瑞典政府为解决当前性病泛滥问题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很多专家提出政府应该加大资金投入制药企业生产更多的药物来解决性病泛滥问题；但其中一个专家提出：生产药物减少性病泛滥是治标不治本。解决性病泛滥问题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全社会开展性教育，让国民懂得性知识。

20世纪，西方社会掀起“性解放”“性自由”运动，性病传播速度再度直线上升。1934年，瑞典政府责令教育部和卫生部共同制定在学校中开展性教育的规划。1939年瑞典议会通过两项关于在中学开展性教育的决议，自此瑞典正式将性教育纳入法律范围。在开展性健康教育十年间，瑞典成人梅毒感染下降了37.5%，淋病感染下降了52.3%，艾滋病感染下降了45.2%；在15-19岁青年中感染性病的比例平均下降了43%。瑞典性教育的成功，使欧洲各国都开始认识到“性”的重要性和相关的保健知识，荷兰和丹麦也是欧洲较早开展性教育的国家，它们都将性教育作为公立学校的必修课程。

美国性教育的开端是艾伦·沃特（Alan Watt）于1892年、1897年发表的《真理的教导》和《青年女子须知》。20世纪30年代，美国私生子现象明显，性病传播速度上升，美国才开始实验性实施性教育。政府和社会对于如何在全社会开展性教育都束手无策。

成立于1964年的美国“性信息与性教育理事会”（SIECUS）认为要解决社会上性病泛滥和私生子现象增多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美国学校开展“安全套教育”。成立于1954年的美国性健康医学研究所（MISH）提出不同看法，他们认为人类的性要受到社会、道德和法律的规范制约，性教育要对学生进行生理、心理、道德和人格的教育。但是，美国政府提出开展性教育与当时西方社会“性解放、运动几乎在同时，所以美国性信息与性教育理事会提出的“安全套教育”得到推广。

1981年加利福尼亚州发现第一位男性同性恋和艾滋病感染者，当时社会舆论认为艾滋病是同性恋特有的传染性疾病，没有给予高度重视。直到1995年艾滋病感染人数已高达50万，这时才引起美国政府的猛然醒悟。从“安全套教育”开展以来，性病泛滥以及私生子现象并没有得到解决，1995年威廉·克林顿总统宣布安全套性教育失败，至此美国性教育转向性医学研究所提倡的“纯洁性教育”。“纯洁性教育”认为，性不仅是个人的，而且也是社会的，要受到社会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年轻人要对自己的性行为负责，婚前保持纯洁，婚后维持忠贞。美国的性教育也从此开始逐步落实。

日本是亚洲开展性教育最成功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日本为了重振民族经济和自信心，20世纪40-60年代，日本在全国开展了“纯洁教育”。纯洁教育涵盖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个方面，其主要受众对象是包含幼儿的未婚人群。这种教育不仅仅是传授性知识，更是旨在帮助人们获得科学的性别意识、性观念和健康的态度，以建立符合现代日本社会价值观的性道德观念。

当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掀起的“性解放”“性自由”运动浪潮传到日本，政府及时地在大、中、小学校推出了《健康性教育》，日本文部科学省出版的小学第一册《卫生》教科书封面就有女性和男性的身体和性器官图。在各个阶段向学生传授不同的性知识。学校的性教育从生理上让更多学生懂得了性器官的发育及功能，以及如何做好保健；让他们懂得如何把握自己的性行为，以及如何防止性病传播和避孕的措施。西方社会宣扬的“性自由”因此在日本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市场。日本的性教育开展了多年，也积累了大量经验。而当初得益于性教育的学生长大成人，又成为当今日本社会、家庭的性教育者，使社会性教育得以良好地传承下来。全民性教育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性病及艾滋病感染最低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高的国家之一。

关于中国性教育的发展历程，有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性教育发展阶段，按照不同时期的特点分为三个阶段：性教育的紧闭阶段（1949—1977年）、性教育的兴起阶段（1978—1987年）、性教育的发展阶段（1988年至今）。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性教育作为一个现代教育领域的学科（或课程）到了20世纪才出现，其发展历程主要分为现代性教育的启蒙阶段（20世纪初）、现代性教育的禁闭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6年“文革”结束）、现代性教育的兴起和发展阶段（1977年至今），其中第三阶段又可以细分为性教育的兴起阶段（1977—1987年）、性教育的发展阶段（1988年至今）。

五四运动之前古代中国的性观念和性教育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的发展，但整体上受到封建思想和道德约束，导致对性的认知和教育受限。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受西方先进思想影响的一大批有识之士向社会提倡和宣传性教育。1920年，性学家张竞生主张节育和避孕，1921年10月至1926年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期间，在大学课堂上将性心理问题与美育结合起来。“周氏三兄弟”对中国现代性教育的贡献不可忽视。例如1909年，鲁迅无视封建观念的束缚，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授生理卫生课程时，讲解了生殖系统结构知识。“周氏三兄弟”在各自的文章中都公开表明了自己对于中国性教育的观点，并在文章中呼吁和提倡发展中国性教育。此外，一些学者也发表过涉及性教育的相关译著和文章。这些有识之士推动了当时性教育的发展。1922年，美国提倡“生育制裁”的女学者山格夫人来华公开宣讲节育和性健康教育，推动了中国20世纪初的节育、优生和性教育的发展。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关心青少年性健康教育问题，为青少年性健康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在多次会议上提倡对青少年实施性教育。如在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就主张在中学增加一门节育课程；1954年，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刘少奇同志在有关节育问题的座谈会上指示，卫生部可以卫生常识名义专门编写一些技术性的小册子；在1963年的全国卫生科技规划会议上，周恩来强调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还指出了学校性教育的重要意义、实施方式和教材内容。

根据这一时期的指导思想，中学生物教学开始渗透性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结合教育部颁布的中学生物教学大纲要求，在出版的教材中增加了关于性生理和性卫生的教学内容，主要讲授人的生殖系统结构、配子的形态、月经和排卵、受精卵、胚胎在母体内的发育、人体各个发育时期的特点、各发育时期的卫生保健等，占2—3课时。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思想大解放，中国的性教育冲破长久以来的禁，开始获得长足的发展。性教育相关政策持续颁布，从政策层面推动性教育事业破冰发展。

1978年教育部颁布了《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生理卫生教学大纲（试行草案）》，指出必须重视青春期生理卫生和晚婚、计划生育的教育；1979年教育部和卫生部颁布了《中小学卫生工作暂行规定（草案）》，明确指出要加强青春期卫生教育；1981年教育部开始尝试在高中设置“人口教育”课程，以此为途径对学生进行性生理知识和人口学知识的教育；1984年教育部、卫生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又联合颁布了《教育部、卫生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改进和加强中学生理卫生知识教育的通知》。于是部分学校和地区据此开展了一系列的关于青春期性教育的试点研究，生理卫生知识教育、青春期教育课程也在部分地区学校设立。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由儿童少年卫生学家叶恭绍教授及其他一些性教育提倡者，带动了中国性健康教育的发展以及研究。再加上医学界的吴阶平、刘达临、阮芳赋等专家学者的呼吁，推动了中国性教育的开展。1985年，刘达临教授等人在上海举办了首届全国性教育研讨会，组织人才培养，并投入社会宣传正确的性教育理念和知识，此举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关注。1986年，“上海性教育研究协会”成立，并且提议要对青少年实行性教育。这标志着中国青少年性教育工作在学校的正式开始。并于同年在北京进行了青年时期性教育的试点工作。随后，在的很多地区（主要是南部城市），开始调查学校性教育，并进行学校性教育的试点探索，获得了宝贵的经验，为实施青少年性教育奠定了实践基础。

这一时期学校性教育开始倡导、兴起并进入较大规模实验和迅速发展阶段，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性科学研究兴起。在性医学、性心理学、性社会学等学科范围内都开始了有组织的研究。1988年吴阶平院士主持编撰的《中国性科学百科全书》，对性医学、性教育工作的开展具有里程碑意义；二是与学校性教育相关的论著和教材大量涌现。姚佩宽1986年编著出版了第一本青春期性教育的教学参考书《青春期教育》，1987年又编著出版了第一本青春期性教育的学生用书《青春期常识读本》，结束了学校开展青春期性教育“教师无教本，学生无课本”的局面。随后，在高校陆续开设了性教育课程。例如：20世纪90年代末华中师范大学开设性生物学专业选修课，中国人民大学开办了性科学讲习班，首都师范大学开设性健康教育选修课并可修得第二学士学位，这些都表明高校开始实施性教育课程，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性教育的发展；三是各地大规模地开展学校性教育试点工作。1985年，上海市将98所中学纳入第一步扩大试点计划。

1994年开始，中国进入性教育的推广阶段。在这一阶段，从国外到国内、从政府到民间，性教育领域均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政府层面，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性教育政策并加以落实

1994年召开第三次联合国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召开之后，中国以“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完善和丰富了性教育政策。2008年出台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有了明确规定，允许学生接触到相关的健康教育知识，并在初等、中等教育中实施性教育试点工作，使性教育变为实际行动，学生的性教育发展成为必然趋势。

（二）行业协会层面，中国性学会在中国性教育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1994年5月27日，经卫生部批准，中国性学会成立。之后，中国性学会一直致力于性教育的推动和普及，在中国性教育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2020年新冠肺炎期间，中国性学会通过各种网络直播平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直播活动。

（三）教育层面，各种教育试验、教材建设及师资培训都得到加强，大规模调查研究也开展起来

2009年，首都师范大学编写《北京市中小学学校性教育大纲（草案）》，该草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上60多年来，唯一正在执行的官方性教育主题教案。2012年4月11日，《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十二五”规划》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将“青春期性知识教育”首次写入上海市青少年发展五年规划，体现了政府部门对青少年性健康教育的重点关注。

（四）社会层面，各种公益组织逐渐发展壮大

虽然性教育事业尤其是青少年性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但是，青少年性教育仍然面临的现状是：“青少年性教育滞后。”于是，很多社会性的公益组织逐渐发展起来，成为性教育领域一支重要的补充力量。这些组织通过开设性教育课程、举办培训和讲座等活动，为青少年提供了性教育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例如，2013年“女童保护”公益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开设性教育课程，与教育局、地方妇联、团委等部门合作，扩大了儿童防性侵教育的覆盖面。

多数国家认为，实施性教育必须确立指导该项工作的基本准则和行动指南，即性教育原则。

中国的性教育原则强调性教育的权利与义务并重、人格与知识并重、人文与自然并重、超前与普及并重、阶段性与终身性、静态性与动态性、施教者性教育与社会性性教育的并重。性教育不应只关注青少年，而是应从零岁开始，直到终身，满足不同年龄层次的人的需求。同时，性教育也应关注动态人群，如城市流动人口、出差和出国人员等，进行认真研究和教育。性教育工作者也应接受专业培训，提高自身素质和知识水平。此外，性教育应成为全社会的责任，学校、家庭、社区、媒体等都应参与其中，形成共同关注和推动性教育的良好氛围。

美国曾提出指导学校性教育的五项原则：一是性教育应当教授孩子们把性克制视为赞成和仿效的标准；二是向孩子们强调性生活并不只是肉体的无意识行为；三是应该大胆地阐述家庭的形成，向学生讲述成功婚姻的忠贞，承担的义务；四是欢迎父母参与及其他人的配合；五是要由在品格上堪称师表的教师授课。

而瑞典的性教育原则是：支持与承担责任的原则；多门课程有机结合的原则；启发式讨论的原则；校内外结合的原则；使每个学生受益的原则。

苏联的性教育原则是：严肃认真的态度；有步骤、有选择、有针对性；防止滥讲性知识。

德国的性教育原则是：性知识教育与性道德教育结合；性生物学知识和性心理学、性社会学知识结合；性教育与学生健康成长、婚姻家庭幸福、性功能障碍的预防、防止性违规结合。

性教育的内容包括性与性别的基本知识，如生理和解剖知识，性发育和性别身份的理解。此外，性教育还涵盖了性与情感的关系，包括恋爱、友谊和亲密关系的发展和维护。性教育还包括性与社会的关系，如性别平等、性别歧视和性别暴力的问题。性教育还涉及性健康和性行为的知识与技能，包括避孕方法、性传播疾病的预防和检测，以及性行为的责任和安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性教育框架，旨在帮助学生获得有关性和性健康的知识和技能，并培养他们在性方面的健康态度和行为。这些内容涵盖了性与性别的基本知识、性与情感的关系、性与社会的关系、性健康和性行为的知识与技能，以及性的价值观，文化等。

而性教育的范围包括：

来自不同层级的不同利益相关方都应该参与到校内外全面性教育的规划和实施中。全国和地区政府主管部门、学校和社区都应该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程度的参与，比如国家政策的制定、课程大纲的修订、新课程推广机制和规划等。

在一些国家，教育部门建立了国家顾问委员会或特别工作小组委员会，以支持相关政策的制定，提升国家课程大纲，协助全面性教育计划的开发和实施。委员会及其成员通常可以参与到一系列与性教育相关的工作中，包括：意识提升和倡导工作，审议国家课程大纲和政策的初稿及改进方案，开发基于课堂教学的综合性工作方案，以及监测和评估计划。在政策层面，一个完善的全面性教育国家政策可直接和教育部门的规划相关联。例如，中国在2011年发布的《中小学健康教育规范》中就有对各个年龄层所要达到的性教育水平的相关水平规定。

研究证明，积极的校园环境有助于性教育项目的全面落实，从而确保项目的有效性。其中，校领导和管理层可以发挥的一些作用包括：提供领导和管理和创建或强化支持全面性教育开展的政策。英国伦敦大学查令·克罗斯和威斯敏斯特医学院药物和健康行为研究中心的詹妮弗·沃德（Jennifer Ward）等学者在英国某社区开展年轻人毒品预防和教育的同伴教育，发现传播毒品预防信息和知识的同伴教育干预十分成功。2017年中国发布《普通高等学校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提到学校应帮助学生树立自我保健意识，掌握维护性与生殖健康的知识和技能，提高维护性与生殖健康的能力，这也为学校开展性教育提供了政策支持。

教师是开展全面性教育的核心。要有效地开展全面性教育课程，教师需要感受到来自法律、学校管理层和当地政府的支持，也需要接受培训，获得相关资源。负责开展全面性教育的教师也需要接受特定的技能培训，从而学会准确、清晰地处理与性有关的问题，并且能运用积极的参与式教学方法开展教学。学生则需要发挥积极的角色，主动发声，支持全面性教育的开展。

将全面性教育和其他相关服务结合起来，是促进年轻人性与生殖健康的有效手段。有其他的非教学员工，比如保安和保洁人员，也需要了解全面性教育和儿童保护的政策及原则，了解有关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性与性别少数群体和其他话题的指导方针。

家庭性教育不适宜像讲课那样很正式地进行。家庭教育通常要在耳需目染中完成，包括可以在游戏当中进行。家长可以通过问答、引导和带领孩子进行批判性思考的方式进行。同时家长本身对性教育也要抱有正确的态度。父母或监护人应该理解、支持和参与全面性教育过程，与教师应该在有指导的、结构化的教学过程中互相支持。中国曾发布过《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2019修订），从家庭教育的角度强调了青春期阶段的教养要点，家长可以适时对青少年进行适当的性生理、性心理辅导。

社区层面需要卫生保健人员、媒体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共同配合。

卫生保健人员可以提供关于年轻人的性与生殖健康普遍需求的信息，分享他们开展的教育活动的成果和经验教训，积极加强全面性教育和卫生服务之间的联系。

而大众传媒例如电视、报纸、杂志和网络等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全面性教育的看法和误解。媒体需要了解性教育的证据基础并传播正确的信息。

同时，无论是在正规或非正规条件下，社区领袖都可以发挥作用，促进社区对全面性教育的接纳和支持。社区领袖也可以为全面性教育内容的本土化、情境化提供支持。宗教组织和基于信仰的组织在很多社区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与这些组织保持沟通可以帮助年轻人在宗教信条、科学证据和生活现实之间找到平衡。本地的非政府组织对学校和教师来说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学校和教师可以对一些能够强化或补充全面性教育课程的话题进行讨论。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在社区层面开展全面性教育。例如，新加坡教育部认为对个体的性教育应该开始于父母、继续于学校，补充于社区，需要三个体系通力合作，共同促进性教育的发展。其中，社区承担教育补充的功能。自2009年开始，新加坡市教育部就设置了一个外部提供者小组（External provider）。学校可以聘请这些经教育部批准的外部提供者补充学校的性教育计划，但需严格遵守教育部关于外部提供者参与的指导方针，不可取代由学校特聘和训练有素的教师教授的核心性教育内容。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直面事实：开展全面性教育的理由》，一些家长认为性教育是必要的，可以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性观念，提供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以预防青少年性行为不安全和青少年妊娠等问题的发生。这些家长支持学校开展性教育，并愿意与学校合作，共同推进性教育的实施。

另一些家长可能持有保守的观点，认为性教育应该由家庭来负责，学校不应该介入。也有家长认为这种教育不适合儿童、不符合当地的文化或宗教价值观、会鼓励过早性行为或导致“性别困惑”、诱导年轻人选择“另类生活方式”或者产生不正常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这些家长可能对学校的性教育持有负面的态度，并可能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不满。学校和教育部门需要更多沟通，获得家长的理解和支持。

《直面事实：开展全面性教育的理由》中指出，在社会环境中，一些人可能持支持性教育的观点，认为性教育是必要的，可以帮助青少年建立正确的性观念，提供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以预防青少年性行为不安全和青少年妊娠等问题的发生。这些人可能通过媒体、社交网络等渠道表达自己的观点，支持学校开展性教育，并呼吁政府和教育机构加大对性教育的投入和支持。

然而，也有一些人持保守的观点，对性教育持有负面的态度。对于“全面”或“性”的真实含义的不确定可能会进一步加剧社会抵触。他们可能担心性教育会引导青少年早婚、早恋，甚至认为性教育会鼓励青少年进行性行为，从而违背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同时，不同年龄段，不同贫富阶级的人对性交也有不同的支持率。而且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性教育的认识和处理方式障碍处于不同阶段，也是一大挑战。

合格的性教育教师短缺，许多教师对如何给学生开设适合其年龄段的性教育课程知之甚少。部分教师没有为开展全面性教育做好准备，而且教师也认为他们需要获得更多培。需要加强教师的培训，提高其性教育的专业能力。

性教育课程应该涵盖性与生殖健康、两性关系、性取向、性别认同、性传播疾病等内容。但如何设计课程，避免传递错误信息或引起争议是个挑战。课程开发需要循序渐进，合理设置学生的年龄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中提出，性健康教育内涵很广泛，不仅包括生理、生殖解剖知识，还包括性心理发育、性伦理道德、性法律知识、性病防治知识等等，性教育要做的不只是简单的知识传授，而是加强价值观、道德观上的引导。

家长的支持：家长在性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角色。教育机构应该为家长提供相关的培训和资源，帮助他们与孩子开展对话，提供正确的性健康知识和指导。通过与家长的密切合作，可以实现家校合作，形成全方位的性教育支持体系。

关注弱势群体：性教育应该关注弱势群体，包括少数族裔、难民、残疾人群体等。这些群体面临着更多的性健康挑战和社会压力，因此需要特殊的支持和关注。性教育应该尊重他们的文化和信仰背景，提供定制化的教育内容和服务。

持续评估与调整：性教育的实施需要进行持续的评估和调整。教育机构应该监测学生的学习成果和行为变化，以评估性教育的效果，并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和内容。同时，教育政策和法律也应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进行修订和更新。

性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个体在性健康方面的自主权和责任感，提供知识和技能，使其能够做出明智的决策和行为选择。通过综合性的教育课程、合作伙伴关系、家长支持和针对特殊群体的关注，可以为每个个体提供平等、全面和有效的性教育。这样的教育将为他们的身心健康和社会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中提出，实施性教育对人类社会的多方面都带来积极的的影响。

第一，有利于知识水平提高。性教育可以帮助学生了解性别、生理发育、性行为、避孕方法、性病预防等相关知识，提升他们的性健康意识和知识水平。其次性健康行为改善：性教育可以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性观念，提高他们对性健康行为的认识和理解，促使他们采取负责任的性行为，降低性病，艾滋病等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意外怀孕的发生。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的说法，“2010 年的一项审查发现，‘以性别为中心’的课程（即将性别平等纳入学习材料的课程）在减少危险行为方面比不考虑性别的课程要有效得多。”研究还表明，年轻人对性别角色采取平等主义态度导致性行为延迟、使用安全套和采取避孕措施的延迟、并且这些人不太容陷入暴力关系，感染艾滋病毒和意外怀孕等性传播感染的几率也较低。

第二，有助于性别平等意识提升。性教育可以帮助学生了解性别平等的重要性，消除性别歧视和性别偏见，促进性别平等的社会观念的形成。荷兰十分之九的青少年在第一次性经历时采取了避孕措施，这有助于降低怀孕率和性传播感染率。从小学开始进行的更全面的性教育导致了对性多样性的认识、约会和亲密伴侣暴力的预防、健康关系的发展、儿童性虐待的预防、社会/情感学习的改善以及媒体素养的提高。

第三，可以提升心理健康。性教育可以帮助学生建立积极的性自我认同，增强自尊和自信，减少性焦虑和性压力，促进心理健康的发展。知识和态度产生短期的积极影响，包括增加对性关系中个人权利的知识；增加处理风险情形时的自我效能感。此外，这种方式还会在社会心理和一些行为结果方面产生更长期和显著的积极影响。·

第四，可以改善人际关系。性教育可以帮助学生学习如何与他人建立健康、尊重和平等的性关系，提升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增加与父母关于性和人际关系的交流，家庭关系也得到更加开放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