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耀庭，天津静海县人，中国最后一个太监，小名留金，后经私塾先生傅文波起名为耀庭，其在入宫做太监之时，又经端康皇贵妃赐名春寿。

孙耀庭出身于社会底层，父亲靠给地主扛活为生。1909年，看到临村的太监张兰德衣锦还乡，出于想要出人头地的本能，年仅七岁的孙耀庭也萌生了要做太监的想法。后来孙耀庭一家因为得罪了地主尚步瀛而惨遭欺负，父亲孙怀宝被关押数月。孙耀庭父子两咽不下这口冤气，为了报仇自己给自己净了身，以待日后自己也能像小德张那样出人投地后为父报仇。但是清朝的灭亡阻断了孙耀庭入京当差的想法。而后，孙耀庭跟着两位姓傅的塾师读了四年书，然而孙耀庭一家刚过了一段平静日子，就再次遭到地主尚步瀛的陷害，孙耀庭的父兄都因此而入狱。孙家走投无路之时，孙母听说爱新觉罗·溥仪溥仪想要复辟，于是抱着能活一个是一个的想法托人将孙耀庭带去北京当差。在京城，孙耀庭先是在溥仪的叔叔爱新觉罗·载涛府上办事，而后靠着宫里太监的举荐得以入宫当差。入宫之后的孙耀庭凭借自己的聪明与机灵深得“主子们”的赏识，没多久就进入戏班，而后又由戏班转入司坊，最后再被调到“皇后”郭布罗·婉容的名下当差。后来孙耀庭因为建福宫的大火而被溥仪裁撤出宫，但没多久又被召入宫中继续服侍婉容。1924年，随着溥仪被赶出宫，孙耀庭也彻底结束了自己的宫廷当差生涯，重新回家的孙耀庭却因自己太监的身份而在家乡显得格格不入，于是只得再次入京。此后，孙耀庭先后于北京的兴隆寺与广化寺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孙耀庭重新参加工作，并得以安享晚年。最后于1996年，孙耀庭于广化寺去世，享年94岁。

孙耀庭身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太监，同时也是晚清宫廷历史的特殊目击者，其晚年，通过口述过往轶事的方式将自己特殊的人生经历进行记录并保存，为后人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其口述的内容被编录整理成《末代太监秘闻孙耀庭》一书。书中详细而具体地记录了以孙耀庭为代表的一批晚清太监的宫中生涯和人生际遇，并涉及到林林总总与太监密切相关的清宫掌故秘闻。此书在孙耀庭尚在世时出版，孙本人在书前“自序”中自称“可以作为信史来读”。其对系统地研究中国特别是晚清时期的宦官制度与历史意义重大。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孙耀庭出生于天津静海区东柳木村，其父亲给他取了个小名叫留金。孙耀庭的父亲孙怀宝是一个给别人扛活的帮工，孙父一开始在家乡地主豪绅家做长工，后来被逼得活不下去了，下狠心跑到天津市拉洋车、扛大个、打短工等等，身处清末时代，像孙父这样正值壮年的人，死命干活也就落得个饥一顿饱一顿，差点养活不了自己。在孙耀庭出生之后，两间草房，外加七分园地，便是家里的全部产业了。孙母生有四子一女，孙耀庭排行老二。

1909年（也就是溥仪继位的第二年），出身于天津静海区南吕官屯的大太监张兰德（隆裕太后时的太监大总管）衣锦还乡，天津巡警道杨以德以及当地的县太爷亲自相迎。吕官屯离孙耀庭所在的东柳木村不过三十里地，因此，太监小德张衣锦还乡的排场通过乡亲们的转述在年少孙耀庭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乡的小德张请吕官屯全村人吃了牛肉馅的包子，还给吕官屯修了一座大庙，在庙里佛像塑成的开光仪式上，请戏班在河边唱了三天大戏，孙耀庭的父亲便带着孙耀庭兄弟两随着庞大的人流来到了河边看戏。面对锣鼓喧天的风光场面，尚不明就里的孙耀庭出于孩子的心性，第一次萌生出要像张兰德一样做个老公（也就是宫里当差的太监）的念头。

孙耀庭的二伯老实本分，因为种地的事被身为村里里正（也就是一村之长）的恶霸地主尚步瀛欺负，为此，二伯找到孙耀庭的父亲孙怀宝哭诉。孙怀宝为人耿直，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于是为了自己二哥的事，直接找上门要与尚步瀛拼命，吓得尚不瀛慌忙退进屋里不敢出来。此事虽说为村里的穷苦人家出了口气，但同时孙怀宝也遭到尚步瀛的记恨，尚步瀛一直想要找机会对其进行报复。就在孙耀庭刚满八岁那年，尚步瀛与县太爷宋公迪相勾结，以吃村搅户的罪名将孙耀庭父亲抓捕后打了三十大板并一直关押不放。

孙父被关押了好几个月之后才在乡邻们的帮助下得以被释回家，也就是在这期间，孙耀庭的四弟出生，哥哥又性格木质老实，所以家里的重旦相当于是落到了排行老二便懂事机灵的孙耀庭肩上，尽管这时的孙耀庭还不满九岁。再说孙怀宝虽然被放回家，但从此以后也就没有地主再愿意雇用其种地了。对此，孙耀庭与父亲都嗯不下这口冤气，总寻思着如何找尚步瀛报仇。最终，无处申冤、无力报仇，又咽不下这口气的孙耀庭便再次动了做太监的念头，而且非常决绝。孙耀庭支开了母亲，将自己想通过做太监的方式出人投地，之后找尚步瀛报仇的想法告诉了父亲，孙父起先不同意，但后来拗不过孙耀庭的坚持，于是瞒着孙母给孙耀庭净了身。这一次的“手术”，让孙耀庭死去活来的疼了三个月时间，期间还有过三天三夜的高烧不退。

然而，清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第二年，隆裕太后代替爱新觉罗·溥仪在退位诏书上签字，清王朝以及中国封建君主制正式宣告灭亡，与之一起走到尽头的还有延续了数千年的中国宦官制度。也就是在孙耀庭净身过后的两个多月，伤口渐渐愈合之时，爱新觉罗·溥仪退位的消息传来，孙父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为儿子白白净了身却没有了入宫当公公的机会而惋惜与自责。

伤口愈合好的孙耀庭已然没法进宫，于是在孙父的主张下跟着村里唯一的私塾先生（傅学舜）念书，孙耀庭在村私塾里学习了两年，这期间学完了《百家姓》《千字文》《七言杂字》与《增文贤文》等启蒙书籍。之后，傅学舜将孙耀庭的父母引荐到自己的族弟傅文波的家中做饭与种地，同时孙耀庭也可以跟着过去免费读书。傅文波也就成了孙耀庭的第二位塾师，其对孙耀庭的影响非常大。傅文波不仅教孙耀庭诵读《诗经》与“四书”，同时还带着孙耀庭一起练习“五禽戏”，而孙耀庭的聪慧机敏也很受傅文波的称赞。傅文波教导孙耀庭要“立志”，另外，“耀庭”这个名字也是那个时侯傅文波给取的，并且嘱咐孙耀庭要“身残志不移”，一时间把孙耀庭感动得热泪盈眶。

孙耀庭跟着傅文波又念了两年书，但就在孙耀庭十四岁的时侯（1916年），傅家因为帮助孙家而遭到尚步瀛的记恨，尚步瀛放出话说要整治傅家的族中兄弟。孙耀庭一家为了不连累傅文波，于是主动辞别了傅家。没多久，尚步瀛就指使人在村里的场院放了一把火，再纠合了一帮人诬陷说孙怀宝放火烧村，将孙怀宝抓去了县衙。在县衙，县官不分青红皂白就先打了孙怀宝三十大板，并且，身为孙怀宝堂兄弟的地主孙怀临也受尚步瀛的指使出来作伪证，说自己亲眼看到孙怀宝在场院放了三十几把火，气得孙耀庭的大哥留柱跑到堂叔孙怀临家里喝下煤油寻死，留柱虽然没死成，但也被步尚瀛送往县衙判罪去了，这使得本就因孙怀宝被陷害而一团乱的孙家雪上加霜。

在孙耀庭的父亲与兄长相继被关押之时，刚好京城传来了爱新觉罗·溥仪想要复位的消息，孙耀庭的母亲本着能走一个是一个、能活一个是一个的想法，托人将孙耀庭送进京城谋差去了。

1917年，抵达京城的孙耀庭经人介绍进入了宣统帝的叔叔爱新觉罗·载涛的王府中当差。此时的民国虽已成立六年，清朝也已经亡了多年，但是由于按照北洋政府与清室签订的所谓“优待条件”，宣统帝溥仪在紫禁城内依旧保持着他的“皇帝尊号”。这个小朝廷对外虽不能再发号施令，可是在紫禁城和大部分满、蒙王公和旧臣遗老的府邸中，清代的一切旧制陈规和生活方式，一概没有太大的变动。当然，此时的王公大臣们已经没有了俸禄来源，只得靠典当或售卖祖先以前所留下来的家业以继续维持他们的享乐生活。也就是说，他们年年月月只出不进，坐吃山空，到后来也就一天天被掏空成了一个空架子。而这载涛府，就是一个眼看就要被掏空的小王府。因此，刚入府的孙耀庭不仅每月只有一元的薪水，而且干的还都是最重最累的活。不过，好在爱新觉罗·载涛毕竟是爱新觉罗·溥仪的七叔，所以经常会有一些宫里的太监来来往往，所以孙耀庭便寻思着能结交上一两个，然后靠着他们穿针引线进入宫里当差去。

也就是在这年的七月，“辫子兵”入京，清朝复辟，重新拥立溥仪称帝。因此在六、七月的这段时间里，孙耀庭所在的载涛府人来人往、热闹非凡，那些 “主子们”都喜笑颜开。然而到了七月中旬，情况却急转直下，王府中的“主子”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满脸愁色，清庭的复辟仅七天就结束了。在载涛府当差的这段时间里，孙耀庭结识了一位在宫里当差的“师兄”赵荣升，清庭复辟前后的这段时间，赵荣升也来得特别勤，于是孙耀庭便忙着与赵荣升套近乎，希望能够早日进宫。在与赵荣升的交往中，孙耀庭向他吐露了自己一家被恶霸欺负的情况以及走上太监这条路的全过程，赵荣升对其非常同情，许诺自己会想办法帮助孙耀庭进宫。

也就在这时，家里却传来了不好的消息。原来就在孙耀庭走后，尚步瀛便以赎回大哥留柱为由，逼着孙母将家里仅有的两间茅房与七分园地给卖了。留柱虽然是赎回来了，但是孙母与两个小儿子却没有了落脚之处，只得以乞讨为生。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向德国宣战，正在召收华工送往法兰克，回到家的留柱一方面见父亲还被关押，另一方面母亲又为了赎自己而没有了容身之所，于是一狠心就直接报名当了华工，以此换来了二十块的安家费。得知消息的孙耀庭痛哭不止，于是将自己这几个月所存下来的5块钱让人给母亲带了回去，同时也给母亲带了个平安。

第二年（1918年）初，通过宫里的太监赵荣升的举荐，孙耀庭终于找到了入宫当差的机会。孙耀庭进宫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见自己的“主子”端康皇贵妃，太妃给他重新赐名为春寿。之后，孙耀庭便被安排与另外三个太监一起在永和宫侍侯端康太妃的二总管任德祥。任德祥因为早年得了风瘫病，因此一直需要太监服侍，而与孙耀庭一起共事的春圆、春福与春禄三个太监也都是出身贫苦之人，他们在听了孙耀庭的经历之后都非常同情与感动，四人决定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孙耀庭的主要工作是生火、打扫院子和端屎倒尿，这对于从小苦惯了的孙耀庭来说基本没什么难度，他都能很轻松的把事情做得干净利落，有时得空了，孙耀庭就会给其他三位太监帮忙，其他三位太监也非常感激他。孙耀庭的勤苦与机敏得到了二总管任德祥的赏识，为此还特意夸赞他眼里有活、懂规矩，同时又上报司坊给孙耀庭赏了二两银子。孙耀庭把得赏的钱除了一小部分用来给同事们买点吃食之外，大部分都交给赵荣升存起来，等到方便的时候带回去给母亲。

在宫里的这段时间，孙耀庭第一次见到了已经退位了的小皇帝溥仪，通过与其他三位太监的议论与交谈，孙耀庭得知溥仪脾气古怪而且淘气，喜欢捉弄他人。这与进宫之前自己心目中所想象的“真命天子”的形象完全不同，于是，孙耀庭心里便想着往后一定要尽量离这位皇帝远点，不然稍不留意可能就小命不保。

四个太监一起照顾一个半瘫的老人，孙耀庭等四人过得即轻闲又自在。于是在空闲的时候，孙耀庭便提议大家可以练练筋骨，其他三个太监便要让孙耀庭先练一段来给大伙而展示展示，孙耀庭便将小时候玩的那些劈叉、倒立、侧翻等功夫都练了一遍。就在他练得正起劲的时候，院外竟传来了喝采声，来人是端康皇贵妃跟前的夏太监，夏太监走近之后一边夸赞孙耀庭工夫不错，一边表示要将孙耀庭推荐进入端康太妃的戏班里当武角。当时的孙耀庭并不清楚这进戏班对于自己来说算不算好事，所以即没有应承也不敢拒绝，只得默不作声的听着。后来夏太监走后，孙耀庭才从其他太监那得知，进入戏班是太监在“主子”面前露脸的大好机会，先前能够衣锦还乡的太监总管张兰德，就是靠着进戏班才发迹受到“主子”赏识而一路晋升的。

两天之后，在夏太监的推荐之下，赵荣升奉端康皇贵妃之命前来召唤孙耀庭，端康太妃简单地问了孙耀庭几个问题，在得知他读过书会识字之后，便吩咐夏太监领着孙耀庭去戏班了。孙耀庭在戏班练功非常刻苦，戏班的其他太监在没有差事的时候都喜欢睡觉、赌博或下棋，唯有孙耀庭起早贪黑练功，这一切都被当时管理戏班的二总管张安吉看在眼里，声称只要孙耀庭能练出几个绝活自己就去给他请赏，于是孙耀庭练功更勤了。没出三个月，孙耀庭就学会了戏班里没几个人会的“绝活”，于是张安吉便给也排了一场叫《探庄》的戏，并且请来了永和宫的太监大总管刘承平，刘承平在看过孙耀庭的表演后赞不绝口，叮嘱戏班对其好好栽培，同时刘大总管还以端康皇贵妃的名义，赏了戏班二十两银子，另外又单独给孙耀庭赏了二两银子。临走之时，刘承平答应会立刻请端康太妃前来看孙耀庭排戏。

就在所有人都盼着端康太妃前来看戏的同时，端康太妃与皇帝溥仪却因为一些事闹起了矛盾，最后也不知怎么的，端康太妃就不再看戏了，甚至就连戏班也面临解散。不过幸运的是，孙耀庭与春圆、春福、春禄四位小太监经刘承平、任德祥等总管太监在端康太妃身边的美言而得以被赐赏钱买了名额进入司坊。所谓司坊，属于宫里十二个太监机构中的一个，主管宫内的库存银两、古玩器皿、赏用物件、冠袍带履、功臣黄带等事务，所有涉及到收支钱、粮和宫内开支的都由司坊管理，相当于宫里的财务中心。原司坊里由于有几个老太监年事已高不能应差，就告老出宫去了，而孙耀庭几个顶上了他们的职位。与此同时，家里还传来好消息，父亲孙怀宝终于从县衙被释放回家了，同时大哥留柱也从法兰西王国归来，家里用大哥在法兰西做华工时所挣的几十块钱为大哥娶了一房媳妇。孙耀庭由于读过四年私塾，所以进入司坊后便担任了领钱和报帐的差事，通过在司坊办差，孙耀庭也越发深刻地感觉到清皇宫只出不进的财务状况与宫中“主子们”的极奢生活。

孙耀庭是民国八年（1919年）十月进的司坊，在司坊当了三年差，每天都小心翼翼、诚惶诚恐。民国十一年（1922年），皇帝溥仪举行大婚，迎娶皇后郭布罗·婉容与淑妃额尔德特·文绣。由于筹备婚礼的开支过于庞大，因此孙耀庭每天忙得死去活来，常常在天不亮就开始忙连晌午饭都顾不上吃。有一次在歇息的间隙，孙耀庭忍不住抱怨说就按现在皇上这样的排场，就算宫里堆着个金山也总有掏空的一天。然而这话却恰好被路过的溥仪给听到了，直把孙耀庭吓得魂飞魄散，不过好在溥仪当时并没有深究，只是吓唬和捉弄了下孙耀庭就放他离开了，离开时，溥仪交待孙耀庭以后不能再这样在背后嚼舌根了。就这样，孙耀庭逃过一劫，从此再也不敢说三道四了。

溥仪大婚之后不久，孙耀庭就被选到皇后婉容名下去当差了。进宫的这些年，孙耀庭也算是形成了自己在宫中的处事之道，简而言之就是要博得“主子”欢心，才有出头之日。因此，孙耀庭自然而然就掌握了察颜观色、阿谀奉承、投其所好等作为下人的必备本领，再加上当时年仅十六岁的婉容虽有点小姑娘心性，但本身脾气还算好，所以在婉容身边当差的孙耀庭总体过得还算不错。

1923年6月26日晚9点多钟建福宫大火事件发生，溥仪怀疑是建福宫的太监看守自盗，故意纵火来消灭证据，于是，溥仪决定裁撤太监。在7月16日晚，宫中内务府大臣绍英宣读了溥仪裁撤太监的谕旨，除了几位太妃府上的二十名太监之外，其余数百名太监全被遣散出宫。被遣出宫的孙耀庭在司坊时的师父刘澜庆那里住了一个多月，之后便拿着二十元的遣散费回老家去了。

家里面的父母带着两个弟弟已经从东柳木村搬到了西双塘村，只有大哥大嫂因为分家单过所以依然留在东柳木村生活，大哥由于在做华工期间劳累过度因此得了重病根本下不了炕，回到家的孙耀庭把自己这些年所积攒下来的四百多元钱除了分给大哥五十元之外其余全部交给了父亲，父亲用这钱在西双塘村买了套四合土房以及房子后面的一亩六分园地，一家人才算有了个藏身之处。

孙耀庭在家只待了个把来月，端康皇贵妃身边的赵荣升便来找他回宫了，说是太监全部被遣散之后皇后郭布罗·婉容就去找端康太妃诉苦说自己身边连个侍候的人都没有，而正在现场侍候端康太妃的赵荣升便趁机又将孙耀庭举荐了上去，于是皇上便命自己来召孙耀庭回宫。因此，孙耀庭便又回到了宫中，继续服侍皇后婉容。

然而，第二年（1924年）北洋政府又陷于混战状态，十一月，溥仪连同其他皇室成员全部被鹿钟麟赶出了故宫，孙耀庭跟着溥仪一行人住进了醇王府，也就是溥仪生父爱新觉罗·载沣的王府。后来，溥仪去了天津市的日本使馆，孙耀庭也就带着这一年多所积下的百十元钱再次回老家了。孙耀庭回到家才得知，就在自己入宫后不久，大哥就去世了，于是孙耀庭给大嫂留下二十元钱便回了西双塘村。

在京当了八年的太监，此时的孙耀庭身残体弱，庄稼活也已经不会做了，在村子里，太监的身份使孙耀庭成为了他人眼中的“怪物”，村里的妇女们见了他都带着一种奇异的神色，淘气的孩子们也成群地跟在他身后大喊太监。只有一些心善的老人对他连声叹息，他们对孙耀庭表示同情的同时也常向他打听一些宫廷秘事。总之，没几个月孙耀庭就在家乡住不下去也，他总感觉自己与周围的人中间隔着一堵厚墙，使自己透不过气来。

于是在第二年开春，孙耀庭便再次告别亲人，独自去往了北京。孙耀庭来到了“太监养老义会”下属的兴隆寺，在寺中见到了很多熟识的太监，寺里的住持同意让孙耀庭留下。在寺里，孙耀庭每天凑合着吃两顿杂粮，但还得成天出去奔波捡废品，以用来补贴给寺里，而此时的孙耀庭也不过才二十三、四岁而已。

新中国成立之后，作为封建社会所残留下来的太监，孙耀庭终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国家让孙耀庭重新参加了工作，他负责全市寺庙管理，每个月工资三十五元后来又涨到四十五元，对于不抽烟、不喝酒的孙耀庭来说完全够用了。孙耀庭三弟的长子孙长年过继在了孙耀庭名下，而当初给孙耀庭全家带来深重灾难的尚步瀛，也被划分为了恶霸地主，受到了其应有的惩罚。

后来，孙耀庭接受记者采访，口述自己的一生，当时的他已经八十多岁了，与他一样的太监已经相继去世，他已然是最后一个太监了。在来访的记者邀请孙耀庭写几个字时，孙耀庭想了一会，然后写下“不懂旧社会的苦，就不懂新社会的甜”这句话。直到1996年，孙耀庭于北京古刹广化寺去世，这也标志着“宦官”彻底从中华大地上消失。

中国历史上的宦官制度早已寿终正寝，但时代在进步的同时也需要回顾与总结历史。其中，孙耀庭作为晚清宫廷历史的特殊目击者，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除了积极参与宗教与寺庙事务的管理之外，还通过座谈讲述、接待访客、接受采访、撰写回忆与口述过往轶事等方式将自己特殊的人生经历进行记录与保存，为后人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在20世纪90年代初，作为当时唯一在世的原清宫太监，已年近九旬的孙耀庭经过口述的方式记录了自己的一生，其内容被编录整理《末代太监秘闻孙耀庭》一书。书中详细而具体地记录了以孙耀庭为代表的一批晚清太监的宫中生涯和人生际遇，并涉及到林林总总与太监密切相关的清宫掌故秘闻。此书在孙耀庭尚在世时出版，孙本人在书前“自序”中自称“可以作为信史来读”。其对系统地研究中国特别是晚清时期的宦官制度与历史意义重大。

在孙耀庭幼年的时候，家里面因为穷点不起油灯，于是一到晚上母亲就哄着小孙耀庭睡觉。有时睡不着，母亲就会给孙耀庭唱儿歌，在儿歌中母亲说“带孙耀庭去姥姥家看大戏，姥姥又宰鸡来又杀兔”，这使年幼的孙耀庭对去姥姥家充满了期待。直到长大后，孙耀庭才听大哥说起，姥姥家很穷，穷得连粥都喝不上，宰鸡杀兔压根儿就不可能。而歌里所唱的，不过是母亲心中的美好希望罢了。

在孙耀庭跟随傅文波诵读《诗经》之时，其中有读到一篇《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傅文波向孙耀庭讲解说硕鼠不劳而获、贪得无厌，贪吃农夫黍麦，导致农夫终年劳碌而颗粒无收，最终，农夫无法忍耐对硕鼠的怨恨而发誓远离硕鼠，盼望能够到达一个没有硕鼠的理想乐土。讲完之后，傅文波问孙耀庭可曾见过硕鼠，孙耀庭回答见过，说自己村里的恶霸地主尚步瀛就是一只硕鼠。听完孙耀庭的话，傅文波的脸上隐约露出一丝笑意。

据孙耀庭口述所知，在清朝时期，按照历代太监惯例，凡是净身之后被阉割下来的生殖器官（家里人称之为“宝贝”），都要用油炸透，再用油纸包好，放在籴粮食的“升”里，然后吊在屋子的大梁上。之后的每一年，都要将其吊着的位置向上升一段，寓意是祝愿此太监在进宫之后“步步高升”。太监死了，亲属就要把这个“宝贝”一同放入棺材里，就连最贫穷的太监也不能例外。其说法是，当太监的人，一辈子都六根不全，死了之后带上“宝贝”能让自己来世投人胎时可以变成全身。

据孙耀庭口述所知，在清末时期，很多老太监都为自己晚年的归宿而担心。因此，太监们往往会在年轻的时候想办法积蓄一些钱财，要么买房买地，要么捐给寺庙，以便日后在出宫之时可以到寺庙养老安生。就在孙耀庭在宫里当太监的那个时候，在北京的太监圈子里还兴起了一个名叫太监养老义会的组织，入会的太监要先交百八十块钱的入会费，三年之后就可以到养老会下属的寺庙去养老。后来在溥仪被赶出宫之后，回乡没几个月便再次来京的孙耀庭，就是找了个名叫兴隆寺的“太监养老义会”下属的寺庙住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