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缅战争（又称“中缅战争”），乾隆三十年至乾隆三十四年（1765—1769）围绕中缅边境领土控制权开展，历时七年多，于1769年11月以缅甸称臣纳贡收场。

18 世纪中期缅甸贡榜王朝建立后，入侵云南普洱地区，压服边境土司。战争扩大化后，清军三次入缅作战。战役期间，清军前线出动1.8万士兵，缅军出动3万余主力兵，整个战役，清军保持攻势，缅军保持守势。由于战局进展失利，清代数次更换主帅，刘藻、杨应据、富察·明瑞、富察·傅恒先后负责统率清军作战。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清缅双方在缅甸老官屯签订停战协议，战争大致结束。

清缅战争造成缅甸中南半岛霸主地位被大幅削弱，暹罗因此复国，缅甸也重新认识到中国的力量，由此建立了绵延二百多年的睦邻关系。

1752年，缅甸的雍籍牙建立贡榜王朝，自此缅甸从一个分崩离析的国家变成雄踞东南亚的封建强国，极度渴望扩张，先后将战火带至附近的曼尼坡、罗及中国的云南省边境。当时爱新觉罗·弘历忙于用兵新疆，无暇南顾。云南巡抚刘藻汇报边境情况时道：“距内地甚远，不足致问。惟在严饬严饬文武员弁，于沿边要隘，加谨防范，则边民安堵，中外肃清。”乾隆皇帝批示：“此见，过认得真，行得力，何愁不治。”可见此时清廷并不过问邻国内政，而云南地方官府行事风格也偏向绥靖政策。

1758年，贡榜王朝要求清缅边境的诸多土司归顺，并按传统收缴“花马礼”——即各族土司在历史上为谋求自身安全曾向清朝或缅甸缴纳的贡赋钱粮。当时土司所能依靠的清国军事力量分别为云南省地方官府派驻的绿营兵、土司的私军“土练”，以及边境矿场的自身安保力量“场练”。

1762年（清乾隆二十七年），贡榜王朝与缅属木邦土司率军2000人向清属孟定镇土司和耿马土司发起进攻，并劫持了孟定土司。耿马土司战败逃出后率当地土练和场练反击，在滚弄江畔与缅兵交战，以斩杀缅方200余人获胜。但事后耿马土司依旧向贡榜王朝缴纳了“花马礼”。此时清朝对于云南地方虽有布防，但因新疆等地战事牵扯军力，对此依旧偏向绥靖。

1765年（清乾隆三十年），缅甸正与邻国泰国交战，为了其自身军队的后勤保障，最终将对车里土司的侵扰升级为大规模的勒索钱粮和民众，以服务于对暹罗的战事，十二月十九日，爱新觉罗·弘历接到刘藻奏报，随后谕令刘藻彻底剿逐入境缅军，标志着。而在缅方记载中，内苗·希哈巴迪率景栋地方军队征伐暹罗，缅军离开后，刘藻以商业纷争为借口与缅甸的景栋守军展开交火。此时的乾隆皇帝已经新疆战事中脱身，开始对缅甸的挑衅行为采取强硬态度。此时的清王朝正处于康雍乾盛世，国库充裕，具备远征西南的物质条件，战事随即展开。

清廷方面，乾隆皇帝一直以为侵扰边境的是境外的贼寇土匪，不以为意。这种误判很大部分来源于边吏情报的不准确。边吏的情报主要来源于被侵扰土司的报告，受侵扰的土司在报告时大部分将缅军入侵描述成境外匪寇劫掠事件。为了免遭清王朝追究自己的责任，故意将“花马礼”等涉及政治的信息进行谎报瞒报，从而影响了最高决策者的判断。

缅甸方面，雍籍牙带领缅甸重归统一，力图恢复东吁王朝鼎盛时期的疆域，而缅北的桂家和木邦的势力因清廷的决策而瓦解不支，令缅方与清王朝的缓冲地带不复存在，使得缅军更加有恃无恐。同时，缅军军队装备了大量的西式武器，而且雍籍牙政权在此前的统一战争时期在英国的支持下与法国支持的孟族有过近现代枪械交战的经验，这是清廷所未曾想到的。

由于爱新觉罗·弘历对于清缅局势的误判，任文官刘藻为云贵总督围剿缅军。乾隆三十年（1765年）七月，缅兵抢掠后自动撤退，刘藻以缅军撤逃，清军大胜上奏给乾隆皇帝。十月，缅兵再次以数千人的军队进攻车里，并宣布车里成为缅甸领土。刘藻命绿营兵围剿，陆续收复车里部分地方，但这些地方都是缅军主动撤退。后面清兵在援救孟阿途中陷入缅军埋伏，被击溃，死伤十余人。乾隆闻奏后大怒，将刘藻革职。刘藻因善于揣度圣意屡次升职，又因未能实现乾隆皇帝要求的“捣毁缅军巢穴”的目标而使得乾隆帝暴怒，后因谎报军情被贬为湖北巡抚，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三月三日夜里自刎身亡。

乾隆三十一年（1766），历任两广总督、闽浙总督、陕甘总督的杨应琚就任云贵总督，开始全面反击。缅王辛标信得知清军进攻方向后，命令缅军统帅巴拉敏丁放弃八莫（Bhamo，今缅甸八莫市），由缅军及其俘获的法国火炮部队驻守老官屯（Kaungton，今缅甸恭屯）。

杨应据统领清军之后，趁缅兵撤退之际出边攻入缅甸。到4月时，缅属整欠和孟艮两土司管辖地区被清兵占领。最后，清兵任命一些掸族土官治理这些地方，留下约800人驻防后退回。

清朝云南省诸多地方官员被表面的军事胜利所蒙蔽，鼓动杨应琚继续对缅作战。虽然内部有人认为缅甸声势浩大，不宜擅自开战。但杨应琚认为缅甸不过是莽匪和木匪两部分组成，内部分裂涣散，不足为惧。在杨应琚的支持下，主战派发布檄文号称"发兵五十万，火炮千樽"对缅甸大举进军，以震慑缅甸，同时多方招抚缅属土司。热心军功的云南地方文武官员也纷纷应战。同时，清军因不能适应上缅甸的热带战场，许多士兵染上了霍乱、痢疾、疟疾，据称清军之中一千人中就有八百死于疫病。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十月，清军入境缅甸，边境土司头目纷纷内附，立即引起缅甸王朝重视。此时杨应琚进驻永昌（今云南省保山市），导致新街兵力不足，各路警报一时之间接踵而至。清军力战两天一夜，被困不能抵抗。赵宏榜将蛮暮土司安置在陇川。杨应琚得知新街失守之后，气急攻心，一病不起。十一月，爱新觉罗·弘历调兵14000名，杨应琚兵分两路与缅军对战，八莫失而复得，十二月一日，缅军进入户撒，李时升调兵增援户撒，命永北镇总兵朱仑放弃新街退守铁壁关。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哈国兴进入抵达新街，缅军撤退，清军占领新街。对于杨应琚的上奏，乾隆皇帝逐渐起了疑心，在经过查明后发现确属实情，诏杨应琚回京。战后，因清兵死伤惨重且虚报战功，杨应琚等一众官员被革职拿问。

乾隆被迫再度换帅，任命平定阿睦尔撒纳中立下战功的富察·明瑞为云贵总督，同时调集八旗兵三千名，四川省兵八千，贵州省兵一万，连同云南省的军队，共计两万两千人，并从户部筹集军饷六百多万两，给予了人力、物力、财力最大程度的保证。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五月，明瑞抵达永昌，九月，兵分两路进剿缅甸，十月二十八占领锡箔，十二月初二清军三路进攻，连破缅军木栅，缅军撤退。缅兵兵器以火器和镖子为主，无甲胄和弓箭，平地决战不敌清兵。交战时，清军彩甲骑兵(即满洲八旗兵)出动，缅兵受挫，坚守不出。富察·明瑞屡次挑战不遂后，下定决心直接攻营，集中兵力攻击西部精锐缅兵，连破缅军两座营寨，杀敌二千余，俘三十四名，缴获甚多枪炮粮食牛马。爱新觉罗·弘历知道后大喜，封明瑞为一等公。

蛮结之战后，明瑞更加轻敌，继续率兵深入。清军占领渡河，明瑞军连战获胜，但粮草逐渐断绝。二十七日，明瑞大军粮草得到补给，除夕之际两军对战，缅军战退。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初六，缅军援军抵达，清军兵力疲惫，粮草匮乏，迟迟等不到增援。明瑞预计难以和缅军决战，在初十夜里下令突围，突围中，明瑞受伤身陨，所剩清军散乱逃回宛顶。乾隆帝听闻富察·明瑞大败身亡的消息后震怒无比，将额尔登额凌迟处死，谭三格处斩。明瑞的灵柩归京后，爱新觉罗·弘历亲临吊唁，赐谥号果烈。

乾隆三十三年（1768），乾隆为云南前线增派满洲兵6000名、索伦兵1000名、吉林兵1000名及福建水师兵3000名，并任命皇后之弟、在平定准格尔、大金川之乱中立下战功的富察·傅恒为经略，阿里衮和阿桂为副将军，舒穆禄·舒赫德为参赞大臣，经办征伐缅甸事务。缅方辛标信令玛哈·希哈修亚为总指挥，率军沿伊洛瓦底江乘船至新街，巴拉敏丁负责驻守老官屯，另派一队战船迎战清军战船。此外，据史料记载，缅方还有一支由法国人皮埃尔·德·米拉尔统领的火枪队。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二月，傅恒率兵出征。四月，傅恒到达沧州雄狮足球俱乐部。清兵将领们吸取以往的教训，经过多次商议，决定进攻中缅边界北段，南段与缅甸接壤的宛顶、普洱市处，只保留少量兵力牵制。因为大金沙江不能行船，要到蛮暮地区附近才能通航，所以清兵在五月就派数千兵马及数百工匠到蛮暮上游野牛坝打造战船。此外，富察·傅恒还在茂隆厂一带访得善铸火炮之人，令其暗铸大炮，专攻缅方构筑的木栅。九月十八日在两江交会处发生激战。清兵以火炮击退了拦截的缅甸水师，水师由大盈江出至大金沙江，清军陆上兵马也到达八莫附近，并到西岸哈坎扎营，打通水路，控制两岸。十月初二，傅恒过江东清兵主营指挥作战。

清兵大举进攻的消息传了一年，缅兵也打探清楚清兵的进攻方向，调集齐主力在新街、老官屯一带夹江与清兵对峙。这次清缅主力对战，缅甸兵力占优，清兵长期处于攻势，缅兵基本保持守势。十月初十，双方在新街发生激战。此战后，缅兵退守数十里外的老官屯，清军占领新街。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十一月初一，西岸大股缅兵来援，猛攻西岸清兵，三百满洲兵殊死掩护杀敌，使得清兵和北洋水师后撤。缅兵水路继续畅通，西岸到东岸的补给源源不断。富察·傅恒坚持攻下老官屯，形成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造成了将士病亡者与日俱增，不仅本已患病在身的阿里衮病亡，而且傅恒身染瘴之气。乾隆得悉，总揽用兵以来之种种失利，便发急谕速令傅恒撤军。与此同时，缅王也不愿再打下去，于当月初九遣使要求停战，最终两方达成休战撤兵的协议。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七月，回京不久的傅恒因病逝世。

据清史记载：杨应据任云贵总督时期阵亡官员44名、马步兵1691名，并有2名官员临阵自杀；因伤身亡官员1名、马步兵145名；因瘴气身亡的官员30名、马步兵1820名。富察·傅恒时期阵亡侍卫22名、参领7名、委署章京1名、前锋228名、副将8名、游击4名、都指挥使司4名、守备2名、千总12名、把总165名、外委22名、士兵2888名；病故官员284名、士兵4597名。

据清史记载：富察·明瑞统兵时期，满洲旗兵领带骑驮骡子8080匹，全部倒毙；绿营、土练领带及采买马匹也由高达15299匹倒毙。第四次战事，倒毙马匹共计61546匹，损失率达98%；累计用发射药142410余斤、铅丸156320斤。

据清史记载：清廷为征剿缅甸前后共拨解军需银1320余万两，其中支用银911余万两——显然清廷为这场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人力物力、财力。同时，缅甸境内平田万顷，芜没尽，种植者不及十之一二；战争导致了贸易中断，导致了双方所需物资的上涨，如缅甸急需的黄丝，价格增加了十倍，禁止进口缅甸的棉花后，内地棉花价值上涨尤为明显，而清缅边境的银矿矿工也失了业。

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1769年12月13日），清缅双方在缅甸老官屯签订《老官屯协议》，标志着历时七年的清缅战争宣告结束。但双方国君都对这份和约不满意。缅王辛标信撕掉前线送回来的和约文本。这时缅甸曼尼坡发生叛乱，老官屯缅兵直接进军曼尼坡平定了叛乱。缅甸因为清代方面只放了孟拱土司，没给回木邦和蛮暮土司，又继续禁止双边贸易，扣押贡表和清朝使者，并发出言不逊的文书。清缅之间打起了漫长的外交战，历经近20年的紧张对峙。乾隆五十三年五月，缅甸派遣使者访清，标志着清缅关系友好时期的到来。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规定：“缅甸朝贡，十年一次。”缅甸文献则把朝贡称为每十年派遣使者互访。这种朝贡关系逐步演变成为云南省地方官吏派遣使者前往缅甸，缅甸国王向大清国派遣使者进行朝贡。这种朝贡关系并没有形成两国民间之间的文化和经济贸易的融合。

造成中南半岛的政局变动。清缅战争爆发时，缅甸正和泰国交战，国内空虚的缅甸被迫留下九千兵力驻扎暹罗，抵御清朝进攻。暹罗猫由此击败国内其他势力，得以复国。缅甸战后主动求贡，重新被纳入东亚朝贡体系。参加过清缅战争的将领，目睹了缅兵火器的威力。返京后曾上书爱新觉罗·弘历，提议向西方购置先进的枪支，雇佣西方军事技术人员，进行仿制，增强自身国力。但乾隆皇帝受"骑射乃建州之本"祖训的影响，认为发展火器会导致八旗军依赖火器，骑射技艺后退，没有予以重视。

十八世纪中缅战争，总体而言，没有胜利者。乾隆帝在晚年也承认，"五十多年八桩战事，就征缅这桩不算成功。"但此战缅甸也重新认识到中国的力量，由此建立了与中国二百多年的睦邻关系。

清王朝作为一个封建帝国，继承了明代对东南亚诸国的睦邻友好政策。为了求取长远的和平安定，当时东南亚地区绝大多数国家都把自己看作是中国的“藩属国”。乾隆由于清政府长期实行闭关政策，对世界发展形势认识不足,在中缅战争之初，对缅甸形势缺乏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代统治者的正确决策。几十年后，东南亚地区相继沦为西方列强的势力范围。

清缅临时和约的正式文本没有保留下来，双方向各自国君禀报的内容也有出入。以下为双方记载的“老官屯合约”内容：

缅甸和英国学者认为：清缅战争是中缅边界一系列冲突没有及时解决引起的。

中国学者认为：贡榜王朝兴起后，对外实行军事扩张，向云南省边境土司索取朝贡，边境土司勾结缅军入境导致中缅战争爆发。

英国和缅甸认为是缅甸取得胜利，清朝认为是清朝获胜。爱新觉罗·弘历将征缅战役写入十全武功来称颂。

清缅临时合约的正式文本并未保存下来，双方使者对各自君王的禀告也有所出入。中国方面记载：缅甸遵照古礼奉表进贡，永不侵犯天朝边境，并且将所有清朝战俘释放。

缅甸方面记载：清代交还给缅甸所有逃往云南的土司并承认缅甸对所属土司的主权，释放所有缅军战俘，其次重开商道，准许两国商贩自由贸易，最后每隔十年两国君主交换使节，互通书信并致送礼物。

对于这场战争，清朝皇帝乾隆开始认为：“缅甸此国，野性难驯，竟敢侵扰大清边境，不严惩不足以警告其凶顽之性、不足以伸张我大清国法。”之后承认自身轻敌，评价道：“朕及尔等（指将领）皆失于轻敌。”

《缅甸史》作者波巴信在其著作中评价道：“当缅甸经历了暹罗战争和中缅战争， 以致国力削弱，人民疲惫不堪的时候，他(玛哈·希哈修亚)毅然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光荣地挽救了缅甸，从而巩固了缅甸的第四次统一。”

现代西方学者戴英聪（Yingcong Dai）称这是清朝历史上最惨烈的边疆战争。

也有缅甸学者认为此番战争中：“缅甸的将领们有联合协作的精神，而中国的将领们则缺乏这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