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修正主义”(Historical 修正主义)作是一种历史书写风格，它通过对历史记录的重新诠释撼动甚至推翻某个在学术上、政治上和社会上已经得到公认且正值流行的历史观点，用自己的观点取而代之，从而赢得对某段历史的“解释权”。

历史修正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并在90年代达到高潮。历史修正主义大都以解构主义的方法，片面追求打破原有历史叙述，把多样化的历史理解全面合理化，以冲击官方对历史解释的话语权。

历史修正主义大都以“学术研究”的面目示人，但在研究方法上却依靠某种片面甚至虚构的理论来证明自己预设的命题，颠倒黑白、肆意抹黑是历史修正主义的共同手法。此外，历史修正主义没有进行全面的史料搜集和考证工作，在研究过程中选择性地使用对自己观点有利的史料而无视其他，其客观公正性自然大打折扣。

历史修正主义通过对历史记录的重新诠释撼动甚至推翻某个在学术上、政治上和社会上已经得到公认且正值流行的历史观点，用自己的观点取而代之，从而赢得对某段历史的“解释权”。西方历史修正主义的研究结论通常和社会的集体记忆相冲突，它对历史的解释往往具有某种或显或隐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目标，因而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创新，是一种具有政治动机的历史编思想。

西方历史修正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并在90年代达到高潮，历史修正主义以解构主义的方法，片面追求打破原有历史叙述，把多样化的历史理解全面合理化，以冲击官方对历史解释的话语权。而这种解构主义的方法，正是源于20世纪后半期西方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是西方文明内部反思和自我批判的产物，以“反理性主义”去质疑、解构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所取得的理论成果，特别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后现代主义史学就是以一种全面反叛者的形象出现在历史学领域的，其代表人物有海登·怀特、米歇尔·福柯等。后现代主义史学批判传统史学中强调历史整体性、连续性的“宏大叙事”格局，主张发展碎片化的“微观史学”。对传统史学历史知识客观性的质疑和挑战，既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出发点，又是它的杀手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主张通过新发现的“材料”“日记”“档案”等实现对历史的重构。由于过分强调研究对象的琐碎化和风格的多样化，导致后现代主义史学丢掉了历史学本应坚守的东西——它否定了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否定了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因而就放弃了历史研究的“求真”和“镜鉴”功能。另外，后现代主义历史学并不能建构一种与传统史学相匹敌的理论体系、一种能够取而代之的史学观，因而其带给读者短暂欢娱之后的往往是虚无和迷茫。

西方历史修正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随着90年代的“告别革命论”也在中国社会逐渐蔓延。从这方面来看，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出现并非偶然，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和西方历史修正主义泛滥的国际背景下，它在思想和方法上与西方历史修正主义有着多种联系，遵循着“后现代→反理性→解构→修正→虚无”的演绎路径，成为西方历史修正主义的升级版。

西方历史修正主义试图通过美化本国的黑暗历史来唤起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同时，通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颠覆式修正来动摇或重建某个大国国际地位的合理性，为本国寻找新的全球定位。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具有颠覆性的政治目的而且同爱国主义背道而驰。

西方历史修正主义者一般针对某个历史片段、事件、人物进行重新书写和评价，并且在立场上努力与本国核心利益保持一致。当下历史虚无主义者除了碎片化的历史修改，常常全盘否定中原地区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甚至否认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一切进步事物和正面人物，对负面人物进行美化、翻案。

“历史修正主义”作为西方的一种学术思潮，努力向政界和社会领域散播。西方历史修正主义已成为许多欧洲极右政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国民阵线”、德国“选择党”的领导人都曾在公开场合鼓吹历史修正主义的观点，对于当前欧洲政治右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已发展成一种社会思潮，不仅表现在历史学研究领域，而且其观点更多通过网络和文学、影视艺术作品等传播到日常生活领域，产生了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严重危害。

“美苏冷战”时兴起并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高潮的德国“旧历史修正主义”主要表现为:颠覆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逻辑，重新解释二战的起因、经过和结果，通过淡化、相对化纳粹罪行(特别是“犹太人大屠杀”)来淡化甚至否认德国对二战应该承担的罪责。

199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就日本女子挺身队问题展开独立调查，并发表由联合国法律专家拉迪卡•库马拉斯瓦米呈交的“关于战时军队性奴隶”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确认了日本强征从军“慰安妇”的事实，要求日本政府承担相关责任，向受害者谢罪并予以赔偿。2012年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在历史问题上屡开倒车。安倍2013年曾在国会答辩中称，“侵略的定义在学术界和国际上都还没有定论”，“历史问题应该交由学者判断”。事实上，安倍政权一直试图以政府意志修改对历史的认识，以达到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正常国家的目的。2014年4月，日本文部科学省修改教科书审定标准，要求教育界在没有定论的历史、领土问题上适度体现政府官方主张。新版教科书把日军在南京“杀害了众多俘虏和居民”修改为“波及俘虏和居民，出现了众多死伤者”。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和田春树指出，教科书出版商迫于安倍晋三的历史修正主义观点，无法对日本女子挺身队等既定历史事实做出正确表述。2014年9月5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称，上世纪90年代联合国关于日军“慰安妇”的报告“不合适”，日本对此表示“遗憾”。菅义伟在当天的记者会上声称，没有“客观资料”能证实日本“强征”过“慰安妇”，联合国的这份报告“没有顾及”日本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措施。

以恩斯特·诺尔特为代表的德国历史修正主义者试图从现象学角度在布尔什维主义和纳粹主义之间构造一种“因果关系”，声称约瑟夫·斯大林时代的集中营是纳粹种族屠杀“逻辑上和事实上的前奏”，纳粹种族屠杀源于对布尔什维克“阶级屠杀”的恐惧，是对后者的“回应”。纳粹德国1941年入侵苏联是一场“预防性战争”，是为了赶在苏联进攻德国之前进行反击。德国历史修正主义者的目的在于，通过否认、淡化、相对化纳粹罪行和对犹太人大屠杀来否认德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应该承担的主要责任，呼吁收回失去的德国领土，重建德国传统的大国地位。

右派历史学家、柏林自由大学教授恩斯特·诺尔特 (Erst Note) 堪称战后德国历史修正主义的“旗手”和“教父”。他在 1963 年出版的《法西斯主义及其时代》 中就表现出淡化纳粹罪行的历史书写倾向。通过比较德国、意大利、法国的“法西斯主义”现象，诺尔特将法西斯主义的一般特征定义为反马克思主义、反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否认其具有种族主义或反犹太主义的属性。诺尔特在 1979 年出版的《什么是国民》中提出，“大屠杀”是“反共产主义的极端暴力”，是希特的预防性措施。1980 年他在《法兰克福汇报》(以下简称《汇报》) 发表《历史传说和修正主义之间》一文，提出不能只从胜利者角度考察和书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也不能只听受害者的一面之词。纽伦大学教授赫尔穆特，迪瓦尔特 (Hellmut Diald) 在1978 年出版的《德国人的历史》一书认为，“大屠杀”被有意地误导、欺骗、夸大，以“彻底剥夺德意志民族的生存权利”。党卫军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曾寻求降低死亡率，将犹太人迁移到东部地区而非蓄意谋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大规模死亡，是因为那里关押的囚犯丧失了劳动能力。迪瓦尔特很明显是在极力淡化“大屠杀”诺尔特和迪瓦尔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修正在德国学界收获了一批拥，最终引发了 1986一1987 年的“历史学家之争”(Historikerstreit)，这场争论也成为德国历史修正主义者的首次集体亮相。

1994 年，德国联邦议院修订《刑法典》第 130 条，将公开否认或辩护纳粹大屠杀的行为确定为刑事犯罪行为，归类为“煽动罪”(Voksrerhetzung)。“任何人在公共场合赞成、美化或辩护纳粹暴政，从而损害受害者尊严、扰乱公共和平，将处以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罚金。”在学者和法律的双重阻击下，颠覆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逻辑的“旧历史修正主义” 逐渐衰微。

法国历史修正主义者则努力赋予二战时期的维希政权以意义和价值，弱化它与纳粹德国的合作：认为维希政权“净化”了第三共和国时期被世俗主义和享乐主义腐蚀了的国家和社会，通过回归资本主义早期的价值观念，重塑了法国社会的秩序和活力；认为维希政权对犹太人区别对待，驱逐逃难到法国的外国犹太人，是为了保护居住在法国的本地犹太人。他们还积极美化法国殖民历史，声称法军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的暴行是当时的必需品，夏尔·戴高乐“非殖民化”政策撕裂了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天然联系，是造成当前法国种族和宗教紧张局势的根源。法国历史修正主义者美化维希政权和殖民历史，一是不甘于法国国际地位的衰落，希望以“正义维希”和“殖民大国”的历史荣光唤起民族自豪感；二是暗含了对来自北非特别是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移民大量涌入法国导致社会动荡的不满，对殖民历史的美化事实上是法国社会日益升级的民族和宗教歧视在历史书写中的映射。

进入21世纪以来，陆续上台执政的安倍晋三等政治人物大多赞同“自由主义史观”，推行历史修正主义。早在2007年3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表示并无证据显示日本官方强征亚洲妇女成为日本女子挺身队，此言一出，立即遭到韩国、中国、朝鲜、美国等国的强烈抗议和谴责。当时，美国会也担心日本与邻国间关系恶化会不利其亚洲利益，所以美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当年9月首次举行“日本历史听证会”，要求日本明确承认奴役“慰安妇”罪行。安倍有关“慰安妇”问题的言论，以及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受到国际社会一致谴责。

2015年8月14日，“安倍谈话”一经发布，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特别是曾经饱受日本殖民侵略之苦的亚洲受害国。“安倍谈话”是日本政治“总体保守化”的具体表现，是日本“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国际宣言。日本右派和一些保守势力力求摆脱“战后体制”，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反法西斯主义胜利成果的行动，不仅表现在出台安保相关法案、修改和平宪法等方面，还以否认殖民及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历史修正主义言行伤害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受害国的民族感情。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有关日本与亚洲受害国“历史性和解”的美好话语，已经被“安倍谈话”的妄言打上了休止符。“安倍谈话”发表后，日本政府历史修正主义的实际行动随之同步展开。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外务省已于2015年8月14日从官网上删除了总结有关过去战争政府立场的“历史问题问答”。被删除的网页中曾就“政府的历史认识”指出，日本在过去大战中的行为是“殖民统治和侵略”，并称“深刻反省和由衷道歉的心情时刻铭记在心”。以前刊登的内容以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谈话为基础。外务省认为有必要进行修改，是为了与安倍晋三首相14日发表的战后70周年谈话取得一致。尽管外务省报道课表示：“完全是暂时性的措施。将进行修订，再次刊登。”

战后德国历史修正主义对民族罪行的相对化处理、“受害者”的自我设定以及隐藏的政治动机决定了它必将越过学术的边界，向德国民众渗透以获取支持。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对战后德国学术和政治生态都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

在学术层面，自19 世纪中叶以来，在以奥古斯特·孔德 (Auguste Comte) 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者倡导下，从传统历史学演化而来的历史科学最先在欧洲破革而出，从那时起，凭借坚实的史料、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使用严谨的方法研究历史，成为德国历史学界的共识。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潮严重冲击并消解了这一共识。历史修正主义者按照解构主义的方法片面追求打破原有秩序。削弱主流历中学家的话语权力，并日凭借对政治口号的滥用，无限扩大自己在学界的影响力。可以预见，在新兴的互联网时代，随着主流历史学家话语权力的日趋分散和人群中历史认知的日益多样化，历史修正主义作为一种学术现象仍将在德国长期存在。

在政治层面，历史修正主义者致力于重新解释关键历史事件、挑战大是大非的历史结论，为些右派政客的极端言论提供了冠冕堂皇的理论依据，对当前德国政治右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这样的历史修正主义氛围下，安倍晋三等日本保守派政要的历史观及其政治右倾化日趋显露，并成为一种历史必然。可以说，安倍的历史修正主义及政治右倾化言行绝非偶然，既是日本的“皇国史观”和“自由主义史观”等社会思潮泛滥所致，也是日本保守主义政治环境与保守派政要个体因素结合的时代产物。安倍发表首相谈话持“自由主义史观”，肆意宣扬否认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历史修正主义”言论。这不仅左右了日本国内社会及政治生活，也对其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不管现在有什么人企图证明什么，苏联和中国工农红军都对纳粹战败作出了主要和至关重要的贡献”，并指出“历史修正主义很危险”。——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忘记历史就是最大的背叛，否认共识将带来严重的后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历史修正主义——我们现在在西方看到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主题及其结果的，是危险的。”——俄罗斯总统普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