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窑，又称“铜官窑”“长沙铜官窑”“瓦渣坪窑”“石渚窑”，是唐朝著名的彩瓷窑，其窑址位于今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分布在湘江东岸石渚湖一带。始于初唐，盛于中晚唐，至五代十国走向衰落。初期主要烧制青瓷器，繁盛期烧制釉下彩等彩瓷制品，五代时（公元952年左右）断烧，大约经历了200年之久。

1956年，尘封千年的长沙窑被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发现。1957年，北京故宫博物院陶瓷研究专家冯先铭、李辉柄进行复查，认为该窑址的陶瓷工艺很有特色。1964年至1999年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先后进行四次科学发掘，获得彩瓷标本和陶瓷器物近万件。

长沙窑首先采用了釉下多彩的装饰技艺，打破了当时瓷器生产“南青北白”的格局，开创了中原地区瓷器的彩瓷时代。它最早将诗词、书法、绘画等中国传统艺术运用到瓷器装饰上，做到了诗、书、画与瓷器装饰的完美结合，把瓷器的装饰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度。长沙窑不仅经营中国市场，也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其产品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行销东亚、南亚、北非和西亚两河流域，将东方的唐朝文化传布四方，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窑场。

1988年1月，长沙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列入全国100个重大遗址保护项目。为了进一步加强遗址保护和考古研究，2010年，长沙窑核心保护区及遗址公园启动建设。2012年6月5日，长沙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谭家坡遗迹馆正式对外开放。2014年1月16日，国家文物局正式授予“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牌匾，长沙窑成为湖南省唯一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18年5月14日，长沙窑博物馆正式开馆，再现了长沙窑陶瓷文化的发展历程。2020年9月28日，长沙窑陈家坪遗址正式对外开放，该遗址集中展示了长沙窑陶瓷产业的兴衰与历史变迁。

长沙窑在文言文献上少有记载，更没有名称。仅《全唐诗》中对于长沙市窑有两处记载：一处是公元九世纪初游历长沙的诗人刘言史，其《与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中有诗句“湘瓷泛轻花”，这里的“湘瓷”就指长沙窑。另一处则见于公元九世纪中期湖南州（今澧县）诗人李群玉所写的《石渚》诗，他在诗中对长沙窑当时生产的情景作了描述：“古岸陶为器，高林尽一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湖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诗中的“湘浦口”就是指今石渚湖的小河口（今叫新河）与湘江之交汇处，在铜官镇附近的石渚瓦渣坪一带。此诗既是历史地名的见证，又很形象地描绘了公元九世纪长沙窑瓷器生产的火热繁荣景象。

1988年1月13日，国务院公布该窑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定名“长沙铜官窑”。所以该窑址见诸于文字的名称有“铜官窑”“长沙铜官窑”“瓦渣坪窑”“石渚窑”“望城窑”等，称“长沙窑”较为普遍。

长沙窑是在岳州窑青瓷烧造的基础上创新与发展起来的。长沙窑所在窑址早期为岳州窑的外围窑区，自东汉便生产青瓷，已故长沙市博物馆馆长黄纲正曾于1987年在长沙窑瓦渣坪以南的石门矶发掘东汉窑址。几次发掘中，在窑炉下层均发现有青瓷堆积层。廖家坝2号窑的窑尾烟道底部有一层红烧土，红烧土下面有一米多深的匣钵瓷片层，其中全是青瓷，不见彩绘，碗、碟几乎全是圆口玉璧底，口沿唇部外凸，符合岳州窑瓷器特征。堆子山3号窑第四层所出全是单色青釉器，其中圆口碗2件。第三层出现少量褐彩，第二层才有青釉褐绿彩、白釉绿彩等彩瓷。这说明长沙窑是在原岳州窑青瓷窑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长沙窑的演变期始于唐安史之乱（公元755年-763年），结束于自我特质初步形成的元和年间（公元812年前后）。因战乱原因，北方技工避难流离至江南，促成南北技艺互融，为长沙窑另辟蹊径奠定人才和技术基石。北方瓷艺未传入之前，长沙窑沿袭岳州窑，以烧制青瓷为主，器物胎壁较薄，釉色明亮，底足有釉，器物精致，不带装饰。北方窑工南迁至长沙窑区域后，南北迥异的制瓷方式融合为长沙窑注入新活力。京都和洛阳市一带盛行的唐三彩、金银器等工艺技术，直接影响到长沙窑产品新风格的形成。由此，长沙窑开始注重色彩装饰，并以此作为产品特点打开销路。

长沙窑的繁盛期处于唐元和年间（公元812年前后）至咸通年间（公元872年前后）。这一时期出土的纪年瓷、已断代瓷器数量显著增加。同时，以釉下多彩、模印贴花为主的长沙窑独特装饰工艺日趋成熟，从岳州窑生产体系中彻底脱离。由此，长沙窑竞争水平得到显著提升。这一时期，长沙窑瓷器产量大、产品种类多、装饰手法多。以釉下彩绘、诗文、警句箴言装饰瓷器的工艺，开创了陶瓷装饰新工艺与新题材，彩瓷成为一种瓷器新门类。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海域发现了“黑石号”沉船，大量长沙窑瓷器打捞出水，其中有件“宝历二年（公元826年）”款青瓷，表明此船长沙窑产品为公元九世纪二十年代生产。从黑石号沉船沉船中打捞出来的瓷器超过60000件，其中有56500件长沙窑瓷器、200件越窑青瓷、300件邢窑白瓷，可以看出这时的长沙窑较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在国际市场上占有更重要地位。这印证了长沙彩瓷自公元九世纪二十年代迈入鼎盛时期。

长沙窑的兴盛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从内在因素看，铜官一带蕴含丰富的瓷土以及充足的燃料，这是长沙窑兴起的必要条件。岳州窑成熟的制瓷技术也为长沙窑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在此基础之上发明的釉下彩，成为长沙窑的特色。此外，长沙窑地理位置优越，作为交通枢纽，为瓷器的流通提供了便利。从外部环境来看，长沙窑的兴盛与战争密切相关，北方的战争使社会遭受重创，大量人口南迁，为长沙窑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新技术，使长沙窑制瓷得到了飞速发展。此外，唐朝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和繁荣富足的经济条件也为长沙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兴起，长沙窑产品以扬州市、泉州市、广州市为基地，向东亚、西亚各国流通，许多外国商人也到中国定制大量长沙窑瓷器，长沙窑的海外市场不断扩张。

长沙窑生产的衰落期为唐乾符年间（公元872年前后）至五代十国末期（公元952年前后）。唐末黄巢起义及社会动乱，使湖南省地区陷于争夺混战中，商业发展受阻，长沙窑的生产被强行打断。从已出土纪年瓷、已断代瓷器的数量及分布来看，长沙窑瓷器在公元872年以后出现断层，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没有发现纪年瓷，这反映出长沙窑生产开始走下坡路。在政权稳定、社会安定后，长沙窑依旧没能恢复昔日的繁荣。此外，当时的衡阳地区也兴起一座青瓷窑——衡州窑，衡州窑在借鉴长沙窑工艺的基础上，生产了“高足”“高足榇”“高足盘”等产品，受到市场追捧。长沙窑瓷器外受新品冲击，内缺乏创新，最终被市场淘汰，由此没落。据出土的纪年瓷，现已出土的最晚长沙窑产品为刻有“南搪”字样的碗。“南搪”即南唐，是五代十国十国时期李昪在江南建立的政权，在湖南省的政权覆灭于公元952年，目前多地考古出土的长沙市窑瓷器均不晚于“南搪”碗，长沙出土的169座北宋墓中也不见长沙窑产品踪影，因此认为长沙窑生产终止时间为五代末期（公元952年前后）。

长沙窑位于今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分布在湘江东岸石渚湖一带。从长沙市往北顺湘江而下，行30公里，到望城县铜官街道，再从镇区往南至石渚湖，湘江东岸的十里河滨，起伏的山丘上保留着不少唐朝烧窑的遗存。此处燃料充足，瓷土丰富，水路方便，船只越过洞庭湖，入长江直通大海，产品可远销重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湖南省考古工作者在长沙市一带发掘了不少唐宋时代的墓葬，出土的陶瓷器中除了青瓷器外，还发现褐绿彩等釉下彩诸器。为了摸清这些陶瓷器的烧制地点及其分布情况，1956年9月，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湘江东岸铜官石渚瓦渣坪一带勘察并找到烧制釉下彩瓷的“长沙窑”窑址。该窑址的发现，引起了中国陶瓷专家的注意，1957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冯先铭、李辉柄进行复查，认为该窑址的陶瓷工艺很有特色。1964年冬至1965年春，因整修石渚新河水利工程，窑址遭到破坏，湖南省物博馆派人前往调查试掘，并收集了大批陶瓷器和小雕塑。1978年1月至11月，长沙市文化局对长沙窑再次进行调查、试掘，获得陶瓷器1928件，清理龙窑两座。为了进一步弄清长沙窑的有关问题，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南省博物馆（今湖南博物院，包括现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包括现长沙市博物馆）组成了长沙窑联合发掘小组，于1983年3月至12月，对长沙窑窑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发掘工作从1983年4月8日开始至同年12月，分二次进行。这次重点发掘，在长沙窑窑址的历史源流、位置分布、窑炉特点、瓷器制作工艺等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的资料和丰硕的成果。1999年11月至12月，长沙市文物工作队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在长沙窑蓝岸嘴一带再次进行考古发掘，发掘探方3个，出土瓷器1587件。从1964年至1999年，前后四次科学发掘，共获得彩瓷标本和陶瓷器物近万件。

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海域发现的“黑石号”沉船打捞出水，发现了大量唐朝瓷器，尤以长沙窑瓷器为大宗，多达56500余件。“黑石号沉船”沉船出水的瓷器是长沙窑瓷器的集大成者：其造型几乎涵盖了长沙窑器物造型的绝大部分；纹饰也十分丰富，既有中国风格的图案，也有具有浓郁域外风情的内容。这次发现证明了长沙窑产品在外销上的庞大市场。据不完全统计，有13个国家和地区出土过长沙铜官窑瓷器，如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伊朗、巴基斯坦和肯尼亚等。长沙窑是唐代最为活跃的商业性外销瓷窑之一。长沙窑产品，开辟了一条通往南亚、通北非的“海上陶瓷之路”。

根据1983年出土的七千余件瓷器统计，长沙窑产品常见的器形有双唇坛、莲花形器座、擂钵、洗、简瓦、碗、壶、枕等，可分为十大类，按器物出土的数量多少依次排列如下（雕塑和工具在外）：壶瓶类2514件；碗碟类1596件；坛罐类939件；洗钵类580件；盒类474件；灯类188件；碾具类81件；文具类63件；枕类48件；杂器类（其他各种数量较少的容器）。

根据生产年代推断，早期长沙窑瓷器的器型偏生活实用类，以碗、盘、壶、罐盂为主，风格较统一。后期器类增加了生活用具枕、洗、盏托等；此外，还烧制了镇纸、砚台、笔洗等文具和俑、猪、狗、鸡、鸟等瓷塑玩具。由以上出土器型可知，唐朝长沙窑作为民窑，其产品大多是以满足民众生活需求为目标，从早期的碗、壶等生活必需品，到后期的枕、文具、玩具，体现了长沙窑盛行之广泛。

长沙窑产品大多是以辘轳轮制为主，附件和零件如罐耳、壶圈、贴花等用单模或分模、手捏制成。还有雕刻、镂空、堆塑、范模等手法。器物造型除圆形器外，还出现了花形、瓜果形、仿动物形态及迎合西方人喜爱的金属容器式样的酒壶和酒盏，品种繁多，造型丰富。前期产品形态丰满端庄，线条圆润柔和；后期产品形态趋于隽丽，富有新意，具有雄浑潇洒的唐朝风韵。在器物模拟形象方面，多种瓜棱体的壶、罐、笔洗、动物塑雕，及以莲瓣为造型元素的器座、器盖、玉璧底、荷口碗等，都表现出长沙窑陶瓷的时代风貌、民间特色和地方特色。

长沙窑在装饰上，以釉下彩绘花（包括书法题字）、釉上彩绘（外表不罩釉）、块状浸釉（或附加模印贴片）、泼墨（彩）渲染等手法作为主要特色。此外，还出现剪纸和雕塑等其它工艺，很少使用刻划花。釉下多彩是长沙窑装饰工艺独具特色的新工艺。长沙窑釉下彩初创阶段，也有在坯体上采用雕刻和绘画兼并的手法，先刻划出花鸟纹轮廓，然后在轮廓线内填彩，使画面产生较好的立体效果。贴花不是在器物上直接雕刻，而是先雕成母模，再做成子模批量拓印，取其雕塑图案泥皮贴在器物上作为产品装饰，这是现代工业化批量生产的雏形。常见的纹饰有人物、婴戏、双鸟、双鱼、游龙、凤蝶总科、立狮、荷花等各种图案，再在贴花上施一层褐色釉斑块以突出其装饰效果。长沙窑产品在纹饰前，要在生坯上涂一层化妆土（又称吊杆），以弥补长沙窑坯料颗粒粗的弱点，待基面处理后再进行器物装饰，即在生坯上写诗句，或进行彩绘，或模印贴花等纹饰，这在一千多年前是铜官“窑上人”的独创。

长沙窑瓷器施釉方法主要是荡釉、浸釉、淋釉、滴釉和涂釉，有些产品还兼用数种手法施釉。按釉色可分为单色釉和各种加彩釉。单色釉瓷，瓷器一般不施底粉，直接在素胎上施单色釉，分单色青、蓝、绿、红、酱褐釉瓷，其中以青釉瓷为主要产品。加彩釉又可分为蓝色釉下彩瓷和白釉花瓷两大类。青色釉下彩瓷，在所有加彩器中占绝大多数，青色釉下单彩和青色釉下多彩产品是长沙窑的主要产品，也是长沙窑瓷器中别具特色的产品。

白釉花瓷一般呈乳浊状而不透明，根据生烧件分析，一般素胎不施底粉，加彩后再施白釉。彩色的厚度一般超过白釉或罩釉的十倍左右。在高温下，白釉或罩釉不能罩住彩釉，而往往与彩釉熔融在一起，相互渗透，而出现有些彩釉浮在白釉层之上，有些被覆盖在白釉之下，也有相互交错在一起的。在同一器物中，会出现釉上，釉下或釉中彩的效果，所以又将它称之为“釉中彩"。

长沙窑早期继承岳州窑的特点，烧制青釉诸器，至“安史之乱”以后，逐步由烧制青釉褐彩，发展到烧制青色釉下褐绿（或红）彩，以及白釉绿彩和褐绿（或红）彩。长沙窑由青瓷发展为彩瓷，特别是长沙窑铜红釉的出现，是中国陶瓷史上彩釉工艺的一项新突破。

从窑炉遗迹分析，长沙窑产品是使用卧式龙窑烧成的。这种窑建于露天，在山坡上挖一通道作为烧成室。坯胎入窑均装入匣钵。匣钵式样至少有桶式和漏斗式两种，装烧方法有单件装烧和多件叠装的区别。两种装烧法的器底，均隔以大小相宜的垫饼、垫环或托珠，烧成后一般都不存痕迹。从陶瓷残片的胎、釉化学成分及烧结情况推算，烧成温度是1200℃土20℃或1270℃士20℃。产品大多是采用弱还原焰烧成的，但从中晚唐时期烧造的一些青釉模印贴花壶的胎、釉颜色来分析，可推断系用氧化——还原——氧化焰烧成。因此，这些产品的胎骨，多数呈灰白、灰黄色，也有呈青灰色的。各时期、各片点的产品烧结程度差别也较大，有的胎骨结构细密坚硬，釉面莹润光泽，胎釉熔融结合良好；有的烧结不完全，断面粗松，吸水性大，釉面欠光泽。釉彩一般采用高温氧化焰烧成。

长沙窑在唐朝中晚期烧出了釉下褐、禄、红三色彩绘，并用彩绘组成各种图案或诗文来装饰器物。其中尤以褐绿彩最为普遍，青釉褐禄彩莲花壶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产品，通体施青釉，釉色青中泛黄，胎呈浅黄色，壶流下的腹部用褐绿彩绘以莲花纹，两片荷叶衬托着一支盛开中的莲花。纹饰以绿彩绘枝杆、勾勒莲花轮廓，用褐彩绘花叶经脉纹络。褐绿彩绘呈色纯正鲜艳，寥寥数笔，神态如生。

长沙窑创烧出了多种色釉和釉下多彩，有白釉、青釉、褐釉、黄釉、黑釉、红釉、绿釉等。长沙窑的工匠们还把各种色釉混在一起，通过窑变烧出五彩缤纷的颜色，尤以白禄两色窑变釉为多见，这类白釉绿彩器釉层比较厚，在焙烧时彩釉流动，相互渗透，形成自然的流动感。这件白釉红绿彩瓷壶器形较高大，釉色乳白，红绿彩呈色鲜艳、纯正，写意画面抽象、飘逸，图案既像飘动的彩带又像起伏的山峰。

长沙窑窑址中出土了不少贴花的印模，模印贴花是一种浅浮雕装饰，它在器物装饰上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模印贴花一般与青釉褐斑相配，除此之外，就是单色青釉，不见其它彩绘，贴花内容有舞蹈人物、植物花卉、家禽动物等。1973年衡阳水井出土的青釉褐斑舞蹈人物壶，器形小巧圆浑，八方短流，弓形，两侧有双系，腹部圆鼓，双系和壶流下共有三块贴花，其右侧为单层方形佛塔，左侧为立狮，壶流下的主纹为一赤裸上身的力士，披巾缠身，右手上举伸二指，左手持一柄法器，右足单立于蒲团之上，左足弯曲作舞蹈状。

用诗歌、格言、谚语作为装饰是长沙窑的又一创造，长沙窑瓷壶中的文字装饰内容丰富，一般是青釉下书写褐彩文字。据不完全统计，现已发现长沙窑瓷器上书有通俗诗或诗句近百余首，以五言诗为主，也有少量的六言诗和七言诗，从文字的笔锋来看，是用毛笔书写，字体多为行书，有少量的草书。诗文内容包括离愁别绪、世态炎凉、伦理道德、处世哲学、男女情爱、边塞征战、山水风景等。这件长沙窑青釉褐彩“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诗词壶，高17.6cm，口径8.9cm。喇叭口，长颈，圆肩，瓜棱腹，平底假圈足，曲柄。多棱短流（壶嘴）下方以褐彩书“君生我未生，我生君以（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五言诗一首。

瓷枕，是中原地区古人夏日纳凉的寝具，在中国有比较长久的历史，唐朝已有许多瓷窑生产，长沙窑就是其中之一。这件青釉褐绿彩兽座瓷枕为荷叶行枕面，中部微凹，枕面以褐、绿、蓝彩饰满云山纹，云山之间饰两只差翅亚目飞翔；枕座为一卧兽，两眼圆睁，鼻头上翘，嘴角紧闭，双耳竖立稍弯曲，兽背置鞍垫，四周挂饰流苏，四肢匍匐于方行底板，尾巴紧贴臀部。周身以褐、绿相间作点彩条纹，额头、面部饰刻划纹，颈部两侧饰卷毛。底板下有一方孔，径2厘米，与内腔相通。

长沙窑瓷器在中国很多省、市均有出土和收藏。从地点与分布情况来看，文物出土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一带，绝大部分地区为唐朝的商业中心和港口，如扬州市和宁波市等。北到石家庄市，西至西安市，南达西沙群岛，东至扬州，发现了有数以千计的长沙窑产品，其中以扬州、宁波出土最多。

长沙窑是唐代著名的外销瓷窑，东亚的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泰国等国，南亚的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西亚的伊朗、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等国，非洲的埃及、肯尼亚、坦桑尼亚等29个国家和地区都有长沙窑瓷器的出土与流传。

长沙窑瓷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安史之乱时期，北方人口南迁，北方的唐三彩和白瓷工艺对长沙窑的制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北方丝绸之路的受阻，南方海上陶瓷之路的拓展和伊斯兰教商人的频繁往来，使长沙窑彩瓷新工艺快速兴起和发展。由此可见，长沙窑产品的兴起和发展，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对研究中国陶瓷历史、中西文化交流以及伊斯兰教文化对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均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长沙窑产品种类繁多，它在岳州窑传统青瓷工艺的基础上不断改革、创新，其器物造型追求丰满、变化、轻巧精美的新型陶瓷工艺。除造型外，长沙窑瓷品的装饰美也体现了重要的艺术价值，主要表现在色彩美、自然美和变化美三个方面。色彩美是长沙窑在釉色方面的最大特点，是突破了传统的单一青色，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色彩美。窑变中的红釉，或如花似锦，或美如晚霞。褐色也不平凡，它在青色釉下彩中出现，显得异常光彩，或以“复釉”的形式出现，犹如琥珀和玛瑙。各种彩釉在白釉花瓷中，显得五光十色，变化无穷。

中国古代瓷器生产重质材而轻装饰，长沙窑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面。南北瓷艺交融后，长沙窑充分利用釉下多彩工艺，生产饰有釉下彩绘、模印贴花图案、书法文字、诗歌、广告语等文化内容的日用瓷器。由此，长沙窑引领的新的瓷器审美潮流开始出现，中国制瓷业开始彩瓷时代。长沙窑从形成到衰落虽只有200年左右，但彩瓷时代并未止步于此。后继诸多窑口在其影响下形成新的装饰工艺，繁荣彩瓷。宋代，“彩瓷已成为商业性民窑的主打产品”。江西吉州窑首创剪纸贴花工艺，“将民间喜闻乐见的剪纸工艺移植到瓷器上"，这与长沙窑将波斯金银器工艺移植到瓷器上形成的模印贴花工艺有异曲同工之处。元朝，人们在长沙窑时期的釉里红基础上继续发展，新创出釉里红彩绘、釉里红拔白、釉里红涂绘三种装饰手法。

长沙窑产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流布世界多地，具有国际性，这对唐朝的对外文化交流史和今天丝绸之路的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长沙窑瓷器主动融合域外文化，如融合波斯萨珊王朝的几何联珠纹，埃及的彩画、彩花花纹，西亚、印度音乐舞蹈艺术等文化元素，既促进了中原地区陶瓷艺术的对外传播，又促进了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这些瓷器，记录与充实了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同时，长沙窑瓷器还对西方陶瓷工艺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影响和促进作用，体现了中国古陶瓷在世界的地位以及对促进各地区经济文化生活的积极作用。

自1956年被发现以来，长沙铜官窑先后经历了4次正式考古挖掘，出土文物过万件。1988年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列为全国100个重大遗址保护项目。为了进一步加强遗址保护和考古研究，2010年，长沙窑核心保护区及遗址公园启动建设，将以世界一流遗址公园的姿态，再现长沙窑当年“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的生产景象。

谭家坡遗迹馆是长沙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核心展示点之一，于2012年6月5日正式对外开放。该馆依托考古挖掘现场，结合地形，依山就势，总建筑面积为2417.05平方米，总高度为8.55米，以38.77至44.1米大跨度钢结构为主体。其陈列布展以龙窑及作坊遗迹为展示主体，展现了长沙窑瓷器的生产过程。

谭家坡1号龙窑是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唐朝古龙窑，通长41米，宽度2.8米至3.5米不等。2010年考古发掘揭露了该龙窑考古发掘区域窑场制瓷有关遗迹取泥洞、淘洗池、储泥池、陶车坑等28处，出土可修复文物上万件，掌握了长沙窑的窑炉构造特征以及相应区域窑址的产品特征，并发现了与窑业生产有关的重要建筑遗迹。

长沙铜官窑博物馆于2018年5月14日正式开馆，总建筑面积为11436.5平方米，其中陈展面积6272平方米，全馆共展出文物1000余件。该博物馆以“诗意的彩瓷”为主题，由序厅、千年的积淀、瓦渣坪往事、土火之艺、教育互动区、彩韵唐风、世界的长沙窑等七个展厅组成，再现了唐朝长沙窑陶瓷文化的发展历程。其中“黑石号沉船”文物专题展览，展示了部分“黑石号”出水瓷器，并采用1:1的比例还原“黑石号”沉船，再现长沙窑瓷器外销远航的历史情景。

2020年9月28日，长沙窑陈家坪遗址正式对外开放，这是长沙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继“谭家坡遗迹馆”“长沙铜官窑博物馆”之后的又一重要展示点。整个遗址采用开放式展示方式，保持了遗迹与自然环境的天然联系，遗址内窑炉残基十分密集，共分布着6条从唐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窑炉及其相关窑业遗存，挖泥洞、作坊、窑炉、窑业废弃堆积、窑神庙等可反映长沙窑制瓷工艺流程与陶瓷生产传统的遗迹共存于此，集中展示了长沙窑陶瓷产业的兴衰与历史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