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与物》,全名《词与物——人类科学的考古学》(
法语: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 arche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英译《事物的秩序》(The Order of Things) 是法国作家米歇尔·福柯最重要的代表作,本书的副标题为“人类科学的
考古学”,法文版首次出版于1966年,一经发行就轰动一时,在1970年译成英文版,中文版在2001年首次出版。
福柯所在时代的知识形式是由人类学主体主义思维所决定的,福柯对这种思维方式进行了批判,同时批判了自
勒内·笛卡尔以来,一直到
伊曼努尔·康德这两百多年
西方哲学传统思维中的先验哲学和主体主义,并将对主体主义的批判延伸到了
现象学这一现代主义哲学领域。他认为现代西方知识布局的转变便有可能导致“人之死”,人不是主体主义所主张的一种本质存在。《词与物》这本学术著作的目的就是对主体
形而上学的批判。通过考察西方文化知识的对象,探讨语言和现实之间的关系,
米歇尔·福柯在本书中阐明自己理论,他认为每个历史阶段都分别有各自的一套与其他任何时期不同的知识形构规则(福柯称之为认识型),语言的使用、知识的产生受到社会和权利的制约和限制,人是在现代被塑造的较为晚近的产物。福柯对从文艺复兴时期一直到二十世纪这段时间的西方文化进行了探究和分析,不仅细致入微地梳理了这段时间的知识史,还提出了具有革命性的历史观。
《词与物》的诞生被誉为“战后法国思想史上的传奇”,福柯凭借这本学术专著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一度成为民众彰显自己思想深度的文化符号。本书对当时盛行思潮的批判撼动了西方知识文化界一直以来对知识的认识基础,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学术界内外的热烈讨论,使
米歇尔·福柯成为一位知名的法国知识分子,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的人都是西方思想界的个中翘楚:被誉为“知识分子良心”的大哲学家
萨特声称这本书“要建构一种新的
意识形态,即资产阶级所能修筑的抵御
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道堡垒”;冈奎莱姆则厉声反驳了这种指责,认为福柯开创了一条崭新的思想谱系之路。《词与物》冲破了学科的分界,质疑了已构建的学科命题,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将现代问题引入学院式的哲学讨论中,使人们纷纷参与进了这场革命性的转变,对学术领域乃至人类思想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介绍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与
亨利·柏格森、
萨特并称为当代法国最伟大的三个哲学家。
米歇尔·福柯1946年进入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学习,并在毕业后留校任教,深受
马克思主义影响。1950年福柯加入法国共产党,在1953年因
苏联自居“
社会主义大哥”而退党。50年代中期,福柯开始长期在国外从事文化交流工作。1960年福柯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先后在
克莱蒙费朗大学第一大学和万森实验大学任教,出版很多重要著作。1970年
米歇尔·福柯开始进入
法兰西学院,出任历史和思想系教授,在课程中系统介绍了其思想,期间留存的讲稿在当今仍陆续出版。进入八十年代,福柯基本在美国生活,先后在
布法罗大学和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
米歇尔·福柯早期属于
结构主义,70年代之后成为后结构主义、
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代表,代表作有《
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狂史》《
性史》《规训与惩罚》《
临床医学的诞生》《
知识考古学》《词与物》等。福柯继承了
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思想并颠覆传统,将哲学的任务与对语言的反思结合,在语言哲学和话语分析领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将话语视为唯一的存在,认为是语言在言说,在统治着人及其世界。他的
社会学观点由此出发,从历史发展角度关注了权利如何通过话语权表现出来,并利用规训手段渗透于社会中,他的这一思想对当代社会学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中
法兰克福学派中坚人物
尤尔根·哈贝马斯曾评价
米歇尔·福柯:“在我这一代对我们的时代进行诊断的哲学家圈子里,福柯是对时代精神影响最持久的。”
书名
《词与物》
法语书名为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 arche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主标题意为言语和事物,1970年出版的英文版书名为The Order of Thingss,意为《事物的秩序》。福柯一开始为这部书稿取名《
世界的散文》但跟
梅洛·庞蒂的遗著同名,出版时,福柯倾向于将该书命名为“事物的秩序”,但这个书名已经被
结构主义学者使用了,在出版社编辑的建议下采用了《词与物》作为书名, “词”指的是作为主体的思想意识, “物”则是纯客观的事物事实。在文本中, “词”又代称历史文本, “物”可以指涉纯客观的历史。事物的秩序或物之次序, 它把事物组织在一起, 使一些事物可能出现, 而另一些不可能;“它依然是一个文化的形成规律和组织原则”。
成书背景
时代背景
自18世纪后期资产阶级社会建立以来,涌现的不同思潮都在向着脱离柏拉图式的方向转变着,随着青年黑格尔派实现了实在哲学或
存在主义的转向,一种“自上而下”的思想开始外化,
弗里德里希·尼采颠倒了柏拉图主义,提出了“上帝已死”,
海德格尔将哲学拉回到前理论的生命体验,逐渐走出了
形而上学本质理论的思维方式。这种对形而上学的挑战在20世纪激起了广泛的讨论和独特的回应,这些互相关联的理智实践让20世纪的法国思想经历了一个时间相对较短的繁荣期,这个无法被复制的时期为法国思想在人类科学及其哲学的历史长河中奠定了不可撼动的优先地位。在这种思想热潮中,
米歇尔·福柯的独特得以彰显,他继承了尼采的思想,用
考古学的方法颠覆了传统哲学知识,对语言哲学和话语分析产生了巨大影响。
学术背景
启蒙运动是西方现代性的分野,之后德国古典哲学对人类的理性认识能力进行了分析和思考,试图从人类的自我意识出发,凭借人类的先天认识能力在一定范围内确立知识及其稳固性,
伊曼努尔·康德便是借此进行了认识论批判。但是福柯认为康德的认识论批判没有考虑到知识背后的权力斗争、社会实践,这些对人类认知能力的影响最终促成了知识的演进。因此
米歇尔·福柯认为康德的认识论批判要扩展到历史领域,明确先验哲学的知识结构来自于历史的构建。
除了对先验哲学的发展,福柯在《词与物》一书中通过对主体主义的批判,阐明了自己对知识的理论和全新的历史观。一直以来人类的社会发展史、思想发展史都是以人类为主体进行塑造的,人类作为主体成为了世界的中心,二战之后盛行一时的
现象学和
存在主义认为人类作为自由的主体是世界意义的创造者。福柯针对唯我论、人类的绝对自我构成、能作为主体的自由人提出了反对,提出人处于知识权利的支配中的理论,认为人在根本上是由时代的话语秩序和权利分配制造的。
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上帝死了”提出了人用理性杀死上帝,又坐到上帝的位置上,这一对人无视自己的有限性的揭示,让人类又真切的回到自身的有限性中,知识体系实际上是在此基础上得以建立的。
米歇尔·福柯以这样的方式终结了传统
形而上学在现代知识中构建的人,开启了关于有生命的人的真实哲学。
个人背景
福柯的哲学以对主体问题的批判为核心,在前期剖析理性、权利合理性运作和后期对去主体化的倡导都体现了其对理性专制和教条的否定,这一态度的根本来源是尼采哲学。在《词与物》中,福柯认为正是
弗里德里希·尼采第一个着手废除理性主体的至尊地位,并设法根除近代思想追问人所采取的“人类学形式”。另一位对福柯主体思想产生影响的哲学家是
海德格尔,二者反对
人道主义的态度十分一致,福柯认为人道主义最后将不可避免地发展成
人类中心主义,之后便会演变为权利、真理、知识的失衡。
米歇尔·福柯在《词与物》一书中致力于抨击理性主体,找出其背后原因还要进行小结,构想未来,福柯的哲学思想是对社会生活的
透视和解析。
主要内容
《词与物》这本书,福柯保持着对所谓哲学或科学真理的怀疑态度,以考察人是如何成为西方文化知识对象为目的,把历史分为三个阶段: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代和现代,把自己看做一名考古学家,挖掘知识的历史,寻找每一时代各自的历史先验形式,探究人们如何交谈以及如何行事,而正是这些内容塑造了当今社会。
米歇尔·福柯针对西方近现代知识史上的人类学主体主义进行了批判,
勒内·笛卡尔作为现代哲学的奠基人,他以及他的思想首当其冲,同时福柯也对
伊曼努尔·康德以来
西方哲学传统的先验哲学和主体性
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和进一步思考,就是《词与物》的哲学主旨。
在本书中福柯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从历史角度对知识领域中的秩序经验进行研究,考察了16世纪以来西方文化中的两次认识型中断,第一次中断是文艺复兴时期到古典时代,第二次中断是从古典时代过渡到现代并一直延续到福柯的时代。全书分为前言、第一编、第二编三部分,第一编考察了第一次认识型中断,第二编考察了第二次认识型中断。
前言
米歇尔·福柯在《词与物》的前言部分指出了自己的写作意图,质疑了社会上已给定的分类基础,并尝试探究对事物分类的思想和习惯是建立在何种平台上的。福柯在前言中称此书诞生于阅读博尔赫斯《中国百科全书》,百科全书奇异的分类方法让任何人都无法理解,但这种分类动摇了西方主流知识体系,让日常不会出现于“共同空间”的词及其表征的物同时展现,这些无“共同空间”之物的集合引发了福柯的思考,并指出更甚于这种混乱的情况是“异托邦”和“失语症”。由此
米歇尔·福柯提出“文化的基本代码从一开始就为每个人确定了经验的有序性”,并引出了《词与物》一书的核心概念:知识型,这是构建一切秩序的前提,基于这个概念,福柯在之后的章节中对“认识型”进行了考古学研究,探究西方文化曾经历的两次认识型的巨大断裂。
第一编
文艺复兴时期认识型
本书的第一编是对文艺复兴时期到古典时代的认识型转变的分析。首先考察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认识型,认识型(episteme)源自
希腊语,有知识之意,又译作“知识型”。
米歇尔·福柯使用这一概念代指某一时代知识的制度框架。在古典时代以前,即文艺复兴时期,“词”是“物”的标志,福柯用“相似性”一词来表示二者的对应关系,它是一种人为制造的事物之间、主客体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是支配西方文化的决定性
范式。但是相似性是在可见事物背后的形式,是语言将不可见的相似性具有了可见的形象,这就是词与物的第一种关联。文艺复兴时期的词与物象征着上帝的神圣秩序,此时的思想是符号的三元体系,用以表示具体事物或抽象概念的语言符号作为能指,具体的事物或抽象概念作为所指,二者之间通过相似性连接,对符号的阐释产生了知识,是被研究的客体。
古典时期认识型
之后
米歇尔·福柯进一步分析了古典时代认识型的兴起如何引起了西方近代思想史的第一次断裂,
勒内·笛卡尔作为近代哲学开创者,率先通过“词的体系”表象“物的秩序”,力图对事物进行细致观察并精确再现其原貌,建立了一个有序的知识体系。文艺复兴时期的认识型成为
培根在《
新工具论:或解释自然的一些指导》一书中批判的“四种假相”之一,是不够科学或不合认识论原理的认识。随后福柯用“图表”一词形容古典时代的认识型,图表是有关词的独立秩序,这一秩序的背后是因物的秩序而确定,并分别论述了古典时代的普通语法、自然史和财富分析这三个经验领域。古典思想的目的是构建表象的秩序,普通语法用命名的方式赋予精神表象以动词表象,以探讨词的一般秩序;自然史旨在精确地表象事物,拉近词与物之间的距离,树立自然事物体系;财富分析用交换体系揭示了词与物之间的表象以及表象过程,分析事物价值尺度。其中的关键在于“图表”所规定的表象秩序,在追求自然、人性和知识之间建构了清晰的秩序,在这种古典主义时代诞生的表象论,忽略了人在认识型中的位置。古典时代的符号是在知识内部的成分,是表象秩序的手段,作为能指直接表象所指,以一种二元形式取代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三元结构,
第二编
现代认识型
第二编
米歇尔·福柯考察了现代认识型的诞生和确立。
德国古典主义哲学的出现,使得“人的科学”成为界定新认识方式的主导动机,“经验-先验”、“我思-非思”这类二元对立的因素构建起了有限性的人,人成为了知识的“可能性条件”,古典时期自然、人性和知识之间的关系以及表象性认识论的瓦解,标志着西方现代认识型的第二次断裂,也是真正的现代性开端。现代思想认为知识和事物的秩序来自事物内部的真实历史,世界是一种间断性的有机结构。十九世纪兴起的历史语言学、生物学、
政治经济学取代了普通语法、博物学和财富分析,有限性的“人”被确立为知识的中心。语言学要开始分析词的历史,而并非仅用词表象物,揭示了词表象人类主体的意志;生物学用有机结构理解人体,生命有了时间性、间断性、受制于环境的特征;在政治经济学中,劳动表象商品价值,而商品价值来自于人类劳动生产物品的历史过程。现代认识型的变革来自于历史、结构等
范式的出现,探求的对象从“表象”转变为此二者。
米歇尔·福柯认为“人”便是出现在这一系列转变之后,“人”是由历史语言学、生物学、
政治经济学等现代认识型构建起的表象,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成为这个时代的典型认识形式。
后现代认识型
十九世纪的现代认识型,在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走向极端的时候,也迎来了他的终结,
弗里德里希·尼采说出“上帝之死”,揭示了
形而上学哲学的上帝观念被瓦解。福柯认为20世纪出现的反
人文科学概论的目的是反思人文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反人文学科不以“人”为客体,而是研究构建人的外部社会、关系等一切,福柯继承了尼采的思想,进一步论证了作为科学认知对象的“人”的观念也都被消解了。从尼采与现代认识型彻底决裂开始,
米歇尔·福柯所在时代的新认识型得以开创,被称为后现代的“反
人文主义”的认识型,
结构主义的精神分析、
文化人类学和
符号学或语言学是典型的三种后现代知识类型。
重要概念
《词与物》这本书与1963年出版的《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和1969年出版的《
知识考古学》共同构成了福柯的考古学这一全新领域,考古学展示了各种学科的专有话语在当时的特定时期得以产生的可能条件,揭示不同话语事件是如何与权力联系起来,并总结出了其中的运行机制。《词与物》作为另两本书的附记,介绍了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来源和运用方法,并对三种认识型及其转变进行了分析,最后以“人之死”对
人文科学概论进行了批判。
知识考古学
知识考古学是福柯在知识、认识论研究领域主要运用的方法,目的是探究知识用户或何种秩序经验成为可能。福柯认为无论在哪个时代的知识论述中,事物都有其秩序,语言、知觉和实践与事物的秩序互为表里,秩序是语言、知觉和实践的有效保证,而这三者也是秩序的外在表现。相对于知识本身来说,福柯更关注知识得以构建的秩序空间,这也是知识考古学要考察的内容。
认识型
认识型是
米歇尔·福柯著作《词与物》中的关键概念,指在某个时期存在于不同学科领域间的所有关系,是这些知识和学科共通的基础与可能性条件,具有先验的特征。福柯从各个时期的知识体系中抽离,将关注点锁定在认识型上,将其分为文艺复兴认识型、古典认识型、现代认识型和当代认识型,不同时期认识型的转变也是话语领域的转变,福柯试图证明现代科学意义上的“人”替代了呈现事物秩序表象的古典图表。
相似性
福柯将文艺复兴时期词与物之间的对应关系总结为了四种相似性:一是“适合(la convenientia)”,它表示了物与物之间的直接关联,将世界像链条一样联结并根据功能调节秩序;二是“效仿(l’aemulatio)”,它不受位置束缚,将事物像镜子与映像一样关联起来,使得世界上的物可以彼此应答;三是“类推(l’analogie)”,它是从一个点经过一连串推理扩展到无穷的关系,事物之间的这种相似性并非可见实体,这种相似性是同一世界能够生成的原因之一;四是“交感(des sympathies)”,它是事物之间没有确定关系时发生的相互感应,是运动性的原则,
米歇尔·福柯用植物的根寻找水源、向日葵追随
太阳转动来描述这种相似性。
“人之死”
福柯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和古典时期的
理性主义都是在世界的秩序中找到人的位置,让我们知道人类是有限的,而不存在对人本身的思考,在本书中福柯批判了西方自
勒内·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主义哲学和现代的人类学,人作为认识者将世界变成自己的认知对象,但是一旦人类认知发现一种新的形式,人就会消失,进而意识到“人”是为近代知识范型所规定的存在。福柯正是希望通过这种察觉,反对人本主义从主体的意识中追溯思想演化的模式,用
考古学的方法探究知识的产生条件,以及理性得以形成的规则,正如福柯在本书的最后一页写道:“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
译本
外文译本
《词与物》由于其轰动的影响力,自1966年在法国出版以来,如今已经翻译成如
英语、
西班牙语、
日语等60多种语言在各个国家出版发行,1970年纽约Pantheon出版社出版英文版时,经
米歇尔·福柯同意改为The Order of Thingss(《事物的秩序》),这其实也是更符合福柯最初设想的书名,福柯还为英文版作序。
中译本
《词与物》的内容极其深奥、语言晦涩,目前比较有名、市面上流通较广的中译本有两个,一是由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莫伟民翻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2002年出版的《词与物》,由于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不平衡,学术出版方面畸轻畸重,
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
陈恒计划组织出版“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整理翻译的西方著作包括历史、考古、宗教、哲学、艺术等领域,其中《词与物》就是系列经典之一,希望通过吸纳国际学术界成果来开阔视野,激发中国学者的学术灵感,以从知识学术思想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但初版中有些译法需要进一步提炼完善,一些词语需要统一、纰漏需要纠正。
另一个是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2016年出版的《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修订译本)新版在旧版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订。修订版对中文初版中的译法问题进行了解决和改进,译者参考英译本理解原文,并在拉丁文和主要概念方面得到法国学者的帮助,翻译修订工作得到
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文化变迁与传播重点研究所”的资助。
相关评价
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吉尔·路易·勒内·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评《词与物》一书:“一种新的思想图景,一种对思想之意涵的崭新的构想,这正是当前哲学的任务所在。正是在这里哲学能够展示出相比科学或艺术来说毫不逊色的转换能力和创造新“空间”的能力。对“哲学中的新事物何在”这个问题,福柯的著作为我们带来最有生机、最具说服力的深刻答案。在我看来,《词与物》是一部关于新思想的伟大著作。”
福柯的哲学思想意涵引发了学界对《词与物》是否是
结构主义作品的理论、福柯是否是结构主义者的问题,中文版《词与物》的译者
莫伟民教授认为,
米歇尔·福柯在《词与物》中体现出的反人类学主体主义思想只是结构主义的必要条件之一,与其为哲学家或其思想贴标签,不如理解福柯思想内涵的特殊性、创造性和差异性,标新立异是哲学的生命原动力和发展驱动力。
萨拉·米尔斯认为,福柯在《词与物》中分析了一般语法、经济学、财富和自然历史,旨在分析共享的假设和理论的框架,该框架组织思想、表现及分类,他对古典时期认识型的分析值得我们深思。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汪民安认为就福柯而言, “人之死”既是
结构主义的产物, 也是
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产物;既是语言学转向的产物, 也是“上帝之死”的产物。因此, “人之死”就是双重意义上的死亡:作为认知的主体的死亡和作为伦理的主体的死亡。
萨特认为
米歇尔·福柯在《词与物》中构建了一个谱系学,人类的土壤是由连续的层面系列构成,每一个层面定义了某个时期占领上风的思想可能条件。但福柯“没有说明每个思想如何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被构建起来,人们如何能从一个思想过渡到另一个思想。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让实践、历史介入进来,但实践、历史恰恰就是他所拒斥的。”
作品影响
《词与物》是福柯最重要的成名作,至今已被翻译成60多种语言,对世界学术和思想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吉尔·德勒兹将
米歇尔·福柯的这部扛鼎之作誉为“一部关于新思想的伟大作品”,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对社会大众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传统意识主体哲学的终结
福柯不同于以往的哲学家或思想家,学界将他称为思想史家是名副其实的,在本书中,他的革命性在于对西方经典哲学社会学理论的否定,不仅批判了
现象学也批判了
结构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新思潮涌动的法国,对现代科学以人类为中心的思维模式进行的批判,动摇了传统的方法论模式。
他以历史时期为划分依据,对古希腊时期、
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现代中的癫狂、临床医学、科学知识、监狱、性等内容为探究对象,提出了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的分析和研究。对于
米歇尔·福柯来说,当时兴盛的
后现代主义思潮,并非他所关注和梳理的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时期。当代知识型才是现代知识型之后的另一关键转变。现代西方知识的基本布局的转变将会伴随着“人”的消逝,那么正如福柯所说,“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
福柯继承了
弗里德里希·尼采对人有限性的思考,在《词与物》一书中,提出了最震惊世人的革命性观点,即关于人的历史性研究。在他看来,作为主体性的人,是在19 世纪才刚刚被建构出来的东西,来自于被
米歇尔·福柯归纳为现代认识型的知识结构里。人是一个刚刚被建构起来的构境物: 人并非是一个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连续体,而不过是一个
资本主义的“晚近的发明”。对主体在知识权力的游戏中,或主动或被动的构成过程、对话语实践的参与和被塑造才是福柯关注的重点。
历史观的革新
青年福柯的《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一书,是想通过知识考古这种新的方法,对
欧洲近代知识文化进行考察,归纳终结出其中具有规制作用的认识型,这一方法中最具革命性的是揭示了历史
本体论,以一种新的视角分析了各历史进程中的知识形成,在对认识型的历史性发生和断裂性转换的探究中,展示了近代以来作为主体的人类是如何在命名事物的过程中构建了自己和周围世界的内在结构,这种结构具有其独特的秩序,生成了短暂的现代性存在史。
米歇尔·福柯批判了传统的“连续说”“理性因果链条说”,认为这种整体性的历史观来源于对意识统治权的包庇,这种话语本身就包含了具有时代性的权势和秩序,不可避免地包含了当代人的目的和意图,福柯就是在本书介绍的两次认识型断裂的转变中看到了西方社会的这种思想塑造。历史、知识史并不是一味地遵从实际时间的流失而发展,他们的组织结构和不处理方式呈现出阶段性的断裂和特殊性的转变,这种间断是来自于认识型的转变,人类的思考方式就是在认识型的转变中推动了知识史的发展,而不遵从与意识相同的模式,知识史、思想史因为与人类主体的分离而成为匿名的、无身份的。历史纬度的缺失正是
伊曼努尔·康德哲学所需要进一步扩展和批判的,同时也正是在历史中证明了康德批判的局限性造成了知识的异化。
公众影响
《词与物》这本书并不属通俗性启蒙读物的范畴,就连福柯自己也在1978年7月接受保罗·本塞姆的采访时都谈到,这是自己写过的最难于理解、最无聊的一本书。这本学术论著,却一经出版就成为了万人空巷的畅销书:第一版3500册,年底即告售,两年内再版6次,直到80年代仅在发过本书就印刷逾10万册。福柯的思想对当时的文化生活,以及文化何以演化成当下的历程进行了深刻的诊断,这也揭示了他的思想为何能在全世界都产生如此广泛而又深入的影响,当今的哲学已经浸润在人类的各种具体活动中了。1966年《词与物》在巴黎出版,轰动一时,促进了哲学的非哲学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