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1907年9月19日—2001年10月22日），号念观，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西麓镇，是文天祥第23代孙。新中国成立前，曾先后担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重要干部。晚年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并成为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

文强少年时代在长沙明德中学读书，毕业后考入长沙艺术专科学校。1925年6月，文强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沙学生运动。同年夏天，文强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1926年1月，文强进入政治科政治大队第二队学习，并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邵力子的介绍下加入国民党。同年3月20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清党”，要求“跨党党员”只保留一个党籍，文强退出了中国国民党。随后文强参加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到1930年10月，文强担任四川省委委员、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个县。次年6月，文强因叛徒出卖被捕，在地下党营救后，逃出监狱。文强返回党组织后，因被四川省委误解选择带妻子离开。1935年，文强遇到黄埔区的同学廖宗泽，并在廖宗泽的引荐下加入国民党。加入国民党后，文强成为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和“国军”将领。1949年1月10日，文强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由于他拒绝写悔过书，因而在狱中度过了漫长的劳改生涯。1975年3月19日，文强被特赦。之后，文强担任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职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职。2001年10月22日，文强辞世，享年94岁。

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后，文强为祖国统一积极奔走。随后文强利用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和北京市黄埔同学会副会长的身份，和他在国共两党中的人脉，联络两岸人士，与陈立夫、蒋纬国等人沟通，为祖国大陆和平统一做出了贡献。

文强于1907年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西麓镇一个书香之家。父亲文振之早年曾在日本帝国大学攻读法科。文强少年时代在长沙的明德中学读书，与毛泽东小弟毛泽覃是中学同学。中学毕业后，文强考上了由徐特立担任校长的长沙艺术专科学校，成了徐特立的学生。

1925年6月，文强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沙学生运动。1925年夏，文强与毛泽覃一同到广州市报考黄埔军校。到达广州之后，文强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毛泽覃落榜并未被录取。文强与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同期，经过周恩寿引见，文强与周恩来相识。8月8日，文强参加了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礼。

1926年1月，黄埔军校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并设立了政治科。在入伍生提升为军官生的考试中，文强被录入政治科政治大队第二队学习。随后，文强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邵力子也介绍文强加入中国国民党。3月20日，蒋介石为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势力，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紧接着又提出“整理党务案”，并首先在黄埔军校“清党”，要求“跨党党员”只保留一个党籍。文强选择退出国民党。7月，第四期黄埔生提前毕业参加北伐战争，文强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大队当宣传员，进行战地宣传鼓动工作。9月，文强受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的派遣，随同朱德转战四川省。与此同时，文强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部任组织科长，同时担任中共地下支部宣传委员。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杨森在军内实行“清党”。文强和其余共产党员紧急撤离。文强于1927年8月到南昌市参加南昌起义，他担任第二十军第三师司令部少校特务连长。南昌起义失败后，文强随起义部队南下，随后部队在潮汕地区、汕头市等地与敌战斗后被打散，文强带着十余人逃到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几经辗转回到上海市后，按中央安排，文强等人回家待命。次年2月，文强用母亲给的一个金圈子做路费，到了四川万县、重庆市等地寻找党组织。随后，他在成都公园偶遇黄埔军校同学、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的廖宗泽。在廖宗泽的帮助下，文强重回党组织。随后，文强被派入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合旅第二旅团开展兵运工作，担任该团的支部书记。次年，文强被提为中共四川江巴兵委书记、旅委书记等职。1930年10月，文强担任四川省委委员、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个县。

1931年6月，文强因叛徒出卖，在重庆中山公园被地方军阀刘湘的部队抓住。后因地下党营救，文强逃出监狱。此时四川省委贯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对文强被捕和出狱产生误解。审查之后，文强被指“有失节行为”，给予他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因此，文强留下一封信后，带妻子周敦琬来到上海市找周恩来申诉，但未能找到党组织。与此同时，四川省委也开除了他们的党籍。文强随后带妻子返回长沙市，以做老师、报刊编辑和记者谋生。到1935年，文强在《湖南建设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指责湖南省主席兼四路军总司令何键，何健因此动怒，要抓文强到案法办。躲藏一段时间后，文强遇到廖宗泽，此时廖宗泽已加入国民政府军统局，在廖宗泽的引荐下，文强见到戴笠。随后文强加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并被任命为中校指导员，同时再次加入中国国民党。

1936年秋，文强在国民党军总参谋长程潜帮助下，转调国民党军队参谋本部任上校参谋。1937年8月15日，文强被委任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特务处驻上海市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收集国民党驻上海各个司令部情况。在担任该职务期间，文强遇到了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的袁国平，袁国平告诉文强，周恩来已经为他平反，要他重回共产党。文强已经失去了归队的信心，选择留在国民党。上海沦陷后，文强调任国民党军政部前方办事处处长，在江浙一带负责收容从上海撤出来的部队。文强把这些部队的其中一部分组成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教导总团”，自认政训处处长。后来，文强组织“忠义救国军”，并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少将政治部主任。1940年秋，文强改任上海统一行动委员会主任兼军统局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奉戴笠之命，利用上海租界作庇护所，与日伪特务组织暗斗。次年，他又调任财政部缉私总署湖南缉私处处长。1942年2月，文强被戴笠派赴国民党军在太行山的根据地，秘密身份是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对外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谋。文强此行有两个任务：一是控制有降日倾向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五军孙殿英部；二是重建被日军破坏的华北军统网络。次年4月，日军发动战争扫荡太行山，孙殿英部投敌，根据地沦陷，文强率少数武装部队突出重围回到洛阳市。后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本部第三处处长。不久，他又出任中美特种训练班副主任。

1945年春，戴笠改组军统局驻西安市机构，文强为北方区区长，兼任抗日战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他成功策反了华北、东北地区近百万人的汉奸部队。由于功绩卓著，文强于38岁晋升为中将，是当时中国国民党军内最年轻的中将。同年秋，日本投降后，戴笠决定设立军统局东北办事处，文强被委任为办事处主任兼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等职。

1946年3月16日，戴笠在南京板桥镇的岱山坠机身亡。军统内部逐渐分裂成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派。三方人员为掌控军统互相倾轧，文强萌生了退出军统的念头。1948年8月，文强调任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最终脱离了军统。9月中旬，文强接连收到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的来信，被点名速到徐州出任“剿总”前进指挥所副参谋长。

1949年1月10日，文强于淮海战役中被俘。此后他先后被关押在山东益都和白滩头的“解放军官指导团”中一个高级组进行学习管训。次年春，文强被押解到北京功德林监狱。初到功德林监狱的时候，文强自知问题严重，觉得有生之年也难以走出监狱，于是拒绝写悔过书。在功德林监狱最初的几年中，文强除了不写悔过书，其他方面都表现良好。由于表现好，文强先后当了学习组长、劳动组长。1958年10月初，文强和其他一些身强体壮、有劳动能力的战犯一起离开功德林监狱，到燕山山麓的秦城农场参加体力劳动。

1959年11月底，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会特赦一批服刑十年、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功德林监狱的大礼堂隆重举行第一批特赦蒋介石集团战犯大会，特赦了杜聿明等10人，文强不在其中。次年3月，功德林监狱包括文强在内的剩余战犯搬进新建成的秦城监狱。

从1959年12月4日至196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功德林监狱的大礼堂先后举行6批特赦蒋介石集团战犯大会，都没有文强的名字。1966年5月，“文革”开始后，特赦战犯的工作就搁置起来了。1975年3月17日，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了毛泽东、党中央提出的关于特赦释放全部战争罪犯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文强于3月19日被特赦出狱。

特赦后的文强决定留在祖国大陆。不久，他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文强主要以通信、会谈、写作的方式促进祖国和平统一。1983年5月8日，文强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后，他情系祖国统一大业，多方奔走，积极做两件事：一是撰写回忆文章在海内外发表，唤醒海峡两岸故交旧友的情谊；二是参加组织黄埔同学会。1984年，文强担任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和北京市黄埔同学会副会长，并广泛联络海内外黄埔军校的校友，为祖国大陆和平统一做出了贡献。2001年10月22日，文强以94岁的高龄辞世。

文强的父亲文振之曾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前后与孙中山、黄兴、蔡锷等人均有交往。文强的姑母是毛泽东的母亲。因此，文强与毛泽东以表兄弟相称，自小称呼毛泽东为“毛大哥”，他与毛泽东小弟毛泽覃是中学同学，两人关系很好。文强有过三段婚姻，他的第一个妻子叫周敦琬，是燕京大学毕业的才女，比文强大三岁。婚后两人感情甚笃，育有两子。1941年周敦琬因医生失误不幸身亡，她留下遗书，希望文强续弦，娶一个名为葛世明的女子。文强处理完周敦琬的后事之后，找到了葛世明并和她结婚，婚后两人育有三子。1949年初，文强寄了一笔钱给葛世明，让她带着孩子一起逃往台湾。文强被俘后，葛世明担忧其状况，带孩子回到了上海市。随后大陆“镇反”，葛世明因被管制选择自杀。文强被特赦后，娶了第三任妻子。婚后生活并不安稳，最后文强选择起诉离婚，并住到了儿子家。

在进入黄埔军校后，文强和林彪、周恩寿、李运昌编在一起，由文强担任班长。一次打完靶后，林彪的枪没有上交，枪里还有一颗子弹。夜里林彪摸枪，不小心打出去一枪，值星官就跑进来问文强，是谁在打枪。文强说林彪神情不安，还有枪架在枕头后面。值星官检查后罚林彪坐禁闭。值星官走后，林彪认为文强落井下石，两人打了一架，过后两人没再说话。后来周恩来和贺龙决定进行南昌起义，文强和他们一起南下到会昌县。文强在会昌遇到林彪，并主动求和。随后，他和林彪和好如初。

1950年春，文强被押入功德林监狱。在狱中，文强自知问题严重，历史复杂，他又是军统高级特务，认为有生之年也难以走出监狱。除此之外，文强认为他一直爱国爱民，没有杀害一个共产党人，也没有破坏党组织，他问心无悔。出于这些原因，文强在狱中拒绝写悔过书。并在狱中说：“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的同乡，林彪是我的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中国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是他们写，我不写。”

文强在特赦后，会见了许多老朋友。蒋志云告诉文强，台湾存有他的100万美金，是他在大陆坐牢期间台湾方面发给他的“工资”。文强对蒋志云说，“我要是拿了这笔钱，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们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