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特伯雷的安瑟尔谟（英语：Anselm of Canterbury，1033年—1109年，又译“坎特伯雷的安瑟莫”）是中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神学。安瑟尔谟最重要的思想包括“补赎说”、在神学和哲学的关系上主张信仰应该寻求理解、提出关于雅威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等，其最重要的著作包括《独白》《宣讲》等。安瑟尔谟因其在神学和哲学上的贡献，被尊称为“最后一位教父”和“经院哲学之父”。

安瑟尔谟出生于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区小城奥斯塔（Aosta）的一个贵族家庭。他青年时期离家来到诺曼底登陆的贝刻修道院，在那里成为隐修士并于1078年成为贝刻修道院的院长。1093年安瑟尔谟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在担任主教期间，为了维护教会权益，他与英国国王威廉二世和亨利一世发生冲突并两次流亡，最终在返回英国后，于1109年4月21日去世。

安瑟尔谟最重要的作品包括《独白》《宣讲》《上帝何以化身为人》等。受到奥古斯丁的影响，安瑟尔谟在神学和哲学的关系问题上主张“信仰应该寻求理解”，试图通过理性论证的方式来证明雅威存在，在哲学史上首次提出了“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关于上帝本性的问题上，安瑟尔谟认为神是单纯、无时间性、不会改变，神没有限制、身体、肢体或感情。安瑟尔谟还反对当时流行救赎理论，认为救赎理论亵渎了神的神性。他据此提出了“补赎说”，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让神的荣耀得到完全的满足，并且维持宇宙的道德秩序。

安瑟尔谟对于后世的哲学和神学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关于信仰和理性的主张确立了经院哲学的基本原则，从而为中世纪哲学开辟了新的方向。他关于雅威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直到现代依然被哲学家讨论，他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种肯定不仅复兴了古希腊哲学的传统话题，而且为可知论奠定了认识论基础。此外，安瑟尔谟的补赎说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救赎模式，几乎完全取代了罗马天主教神学的赎罪理论，对基督教神学影响深远。

安瑟尔谟出生于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区小城奥斯塔（Aosta）的一个贵族家庭。安瑟尔谟与母亲埃尔门贝加（Ermenberga）关系亲密，而与父亲贡杜尔夫（Gundulf）关系紧张。

在安瑟尔谟二十岁出头时，他的母亲去世，他与父亲关系敌对，于是他于1056年离开家，放弃了继承家族遗产，在勃艮第和法国四处流浪。

安瑟尔谟在1059年来到诺曼底登陆的贝刻修道院（Abbey of Bec）师从朗弗朗（Lanfranc），朗弗朗在修道院中讲授古典逻辑学和修辞学著作以及关于《圣经》的研究，安瑟尔谟在这些领域知识得到提升，而且不久之后，朗弗朗就让安瑟尔谟也参与到教学中来，可能正是在这个时期，安瑟尔谟写了《论语法》，这是一本对话形式的逻辑学教科书。

在来到修道院一年后，安瑟尔谟想要在贝刻修道院隐修，他考虑自己的选择是否有益，在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之后，他下定决心成为贝刻修道院的隐硕士。在他做出决定之后，便全心全意投入修道院生活，进行精神修行、禁食，且牺牲自己的睡眠时间与别人交流并为之提供建议。

在1063年，朗弗朗离开贝刻修道院成为了卡昂（Caen）修道院的副院长，安瑟尔谟成为了贝刻修道院的副院长，他并不喜欢这份工作，因为他的激情在于从事哲学研究和培养学生，但是他尽自己所能地履行职责，并抽出时间写作。他并不擅长管理修道院的工作，他曾去请求鲁昂（Rouen）大主教允许他回归过去的简单生活，但是没有成功。除了一些祈祷和冥想之外，安瑟尔谟直到1075年左右才再次写作。

在接下来四年里，安瑟尔谟应众人的请求，相继完成了《独白》和《宣讲》两部作品，在其中，他提出了“信仰寻求理解”的命题，希望“仅凭理性”去探索关于雅威的真理，并在此基础上，构造了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

在1078年，贝刻修道院的院长去世，虽然安瑟尔谟恳请硕士们不要坚持让他当院长，但是他最终还是屈服了，成为了贝刻修道院的院长。在1080年至1086年之间，他创作了三段对话：《论真理》《论选择的自由》和《论魔鬼的堕落》。

1070年安瑟尔谟的老师朗弗朗被任命为坎特伯雷（Canterbury）大主教，1089年朗弗朗去世之后，大主教的职位空缺了下来，国王威廉二世（Willian II）利用这一空缺将大主教的收入用于自己的军事冒险之中。1092年，安瑟尔谟应切斯特伯爵休（Hugh）的邀请来到英国，与他协商一些将被给予贝刻修道院的土地的问题。在这里，安瑟尔谟受到了坎特伯雷的硕士们的喜欢以及许多富有和有影响力的人的奉承，但也有人怀疑安瑟尔谟是否并不像他自己声称的那样不愿意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

国王一开始并没有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要求任命安瑟尔谟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请求，但是当他病重时，他开始担心自己掠夺教会的财产的后果，于是他派人去叫安瑟尔谟。在众人的一致支持下，安瑟尔谟也服从了多数意见，于1093年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成为英国教务的最高领袖。

在成为大主教后不久，安瑟尔谟开始写作《上帝何以化身为人》。与此同时，他为维护教会权力而与英国国王多次发生冲突，安瑟尔谟自己的主教中许多都是诺曼贵族，是国王的手下，所以安瑟尔谟并不总是能获得他们的支持。他决定去罗马征求教皇的意见，国王三次拒绝他前往罗马，但最终他还是坚持前去，国王就不允许他返回英国。因此，安瑟尔谟从1097年开始流亡，直到1100年威廉去世。

在流亡期间，1098年，乌尔班（Urban）召集巴里会议（Council of Bari）讨论东西方教会的重新统一，他要求安瑟尔谟捍卫西方的圣灵来自圣父和圣子的观点，而不是东方的圣灵只来自圣父的观点。安瑟尔谟将自己在会议上的演讲付诸书面，于1102年完成《论圣灵的发出》这一作品。

在第一次流亡期间，安瑟尔谟了解到了授职争议的问题，即关于国王和皇帝等非神职人员在主教和大主教授衔中的作用的争议。虽然1077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 VII）已经禁止非神职人员授职，但是安瑟尔谟并不知道这一争议，在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时接受了英国国王威廉二世的戒指和教杖，他对此感到良心不安。在他应英国新国王亨利一世（Henry I）的邀请返回英国时，他拒绝向亨利致敬，也拒绝为亨利投资的主教祝圣。但是亨利国王并不愿意放弃这些王室特权。于是在1103年，安瑟尔谟前往罗马，向教皇寻求如何应对国王对荣誉的要求和安瑟尔谟的良心要求，新教皇帕斯卡尔二世（Paschal II）支持安瑟尔谟并将他送回英国。但是亨利不允许安瑟尔谟回来，除非他服从国王的条件，放弃对教皇的服从。当安瑟尔谟拒绝的时候，亨利剥夺了他大主教的财产。经历了一年半的谈判之后，双方达成了妥协，安瑟尔谟于1106年返回英国。在第二次流亡期间，安瑟尔谟没有进行任何写作。

在回到英国之后，他在1107年到1108年之间完成了《论上帝的预知、预见、恩典同自由意志的和谐》。这时他已病重，身体非常虚弱，需要被担架抬着走。在1109年4月21日圣周的星期二，安瑟尔谟去世了。

安瑟尔谟在思想上继承了奥古斯丁（Augustinus）的衣钵，奥古斯丁和杰罗姆（Hieronymus）、安布罗斯（Ambrosius）、大格列高利（Gregorius）一起被看作教会的“四大教父”或“四大导师”，其中奥古斯丁在神学、哲学绝大部分领域影响都更大。安瑟尔谟在《独白》的序言中明确表示自己的思想完全和奥古斯丁一致，“经过反复的检查，我发现我在这里所做的任何论述没有一样不是与公教会的教父们，尤其是与真福者奥古斯丁的论著相一致的。”

在13世纪托马斯·阿奎纳以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为基础，建立起新的神哲学体系以前，奥古斯丁一直是整个教会的真正权威。奥古斯丁受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的理论的影响很大，人们往往称奥古斯丁主义为“教父的柏拉图主义”或“柏拉图-奥古斯丁主义”，而安瑟尔谟则是这一传统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中的中坚人物。安瑟尔谟提出的“信仰寻求理解”的口号正是对奥古斯丁的“信仰，然后理解”的改写。对于信仰和理性的关系，安瑟尔谟和奥古斯丁一样既承认信仰的优先地位，也认可理性在信仰中的地位。不过，理性对于奥古斯丁而言是新柏拉图主义哲学，而对安瑟尔谟而言是辩证法。虽然安瑟尔谟继承了奥古斯丁的思想，但是两者强调的重点不同，奥古斯丁强调信仰的优先性，而安瑟尔谟强调理性对于信仰的必要性，这与二人面临的主要问题的不同有关，奥古斯丁面临的是基督教和希腊哲学之间的外部冲突，所以他会强调信仰的优先地位，吸收利用希腊哲学来为基督教信仰服务，而在安瑟尔谟所处的时代，基督教已经战胜希腊哲学传统，几乎成为精神生活的唯一选择，他面临的是基督教信仰与辩证法的内部冲突，所以他强调理性的必要性，为辩证法在神学中的应用辩护。

安瑟尔谟的“信仰寻求理解”的思想是在古代基督教思想传统和时代思想环境的背景下产生的。在古代，基督教思想家认为基督教的信仰是真理，希腊哲学里只存在部分真理，关于希腊哲学能否为基督教所用这一问题，早期教父们的立场出现分歧，教父思想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提出“信仰，然后理解”，平衡了教父中的两种立场，既强调信仰中接受权威的必要性，也不排斥希腊哲学，主张吸收希腊哲学为基督教所用。公元6世纪后，西欧世界进入中世纪，希腊哲学传统衰落，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的关系问题被人遗忘，但是11世纪，作为希腊哲学传统延续的辩证法得以复兴，如何处理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的关系这一问题以一种新的形式再次出现，即如何处理权威与辩证法的关系。针对这一问题，安瑟尔谟提出“信仰寻求理解”，试图把辨证法引入神学，当作论证神学信条的理性工具。

在具体思考信仰和理性的关系时，安瑟尔谟将其分为三个问题，即：理解何以可能、何以为限以及何以必要。对于理性理解信仰何以可能的问题，安瑟尔谟认为人作为受造物是雅威的肖像，人的理性是通过上帝获得的，是对上帝的“言”的模仿。虽然理性对上帝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但是通过理性获得的关于上帝的知识是真的。但是人的理性对信仰的理解是有限度的，在运用时会经常发生错误，使得理性认知和基督教信念发生冲突。因此，安瑟尔谟认为人应该规范理性的使用，运用理解必须以信仰为前提，在理解信仰之前，必须接受信仰的引导。关于理性理解信仰何以必要的问题，安瑟尔谟一方面认为理解信仰是理性自身的要求，因为理性的本性就是要区分义与不义，以及真假善恶，而上帝是至高的公正、真理和仁善，理性追求理解信仰、理解上帝的存在和本质是正常的，这是理性自身的要求。另一方面，安瑟尔谟还认为理性理解信仰也是信仰的要求，因为理性的理解是认识雅威的最佳方式，因为人是唯一拥有理性的受造物，人的理性与上帝的“言”最为接近，是寻求上帝的最佳途径。

安瑟尔谟是一个极端实在论者，坚持柏拉图理念论的基本思想，认为作为共相的一般概念不仅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还是先于和独立于个别事物而存在的客观实体，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就是他的实在论思想的体现。

安瑟尔谟在《独白》中提出了对于上帝存在的后天论证，即从公认的经验事实出发推导出上帝必然存在。他的论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人们能够感觉到、知觉到以及通过心灵辨认不计其数的好的东西，而所有好的东西都是通过一个不是自身的东西而成为善，这个不是它们自身的东西通过自身而成为善，这个通过自身的善才是至善，这个至善就是上帝。第二，事物存在的原因只有一个，即在所有存在事物中最好、最大和最高的存在，即雅威，上帝通过自身而存在，其他事物因它而存在。第三，安瑟尔谟认为所有事物的属性都表现出由低到高的不同程度的完满性等级序列，事物是有限的，必定有一个最完满的事物，那个通过自身而成为最高完满性的东西就是上帝。

本体论论证是西方宗教哲学史上最早形式的一种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本体论证明从上帝的概念出发来证明上帝的存在，是一种先验性的论证形式，这种论证方式最早就是由安瑟尔谟提出的。安瑟尔谟提供的本体论证明集中在《宣讲》之中，他的任务是要以本体论的方式证明一个“不能想象比之更大的存在者”存在，同时要证明这个存在物就是基督教神学传统所刻画的雅威，例如具有全知、全能、全善等属性。

安瑟尔谟在《宣讲》提出了两个不同的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分别出现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

第二章的证明可以概括如下：

第三章的证明可以概括如下：

安瑟尔谟认为神没有任何感情，因为有感情就意味着神是有限的且有所依赖的。如果神有感情，他就会受到造物的影响，因此就会依赖受造物，这不符合神的“比任何想象更伟大的存有”的本性。但是神同时也是最良善的，而最良善就意味着神具有怜悯心，这两方面产生了矛盾，即神怎能既怜悯，同时又不为怜悯所动。安瑟尔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他认为就人类的经验而言，神是怜悯的，而就神本身的存有而言，他是不为怜悯所动的。当神在人类悲惨可怜的情况下看到人，人们就经验到同情的作用，但是神本身并没有经历到这种感觉。因此，神是怜悯的，因为他拯救可怜人，并且饶恕犯罪作恶得罪他的人，同时他也是没有怜悯之情的，因为他并不受对可怜人的同情的影响，神是单纯、无时间性、不会改变，并且没有感觉的本质或实质，他没有限制、身体、肢体或感情，神采取行动，但是没有任何行动作用到他身上。

在安瑟尔谟的时代，大多数西方基督徒对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伟大牺牲的看法，都是根据赎罪理论，赎罪理论认为基督引诱魔鬼使其越权限，最终使人类得到自由。因为魔鬼很骄傲，它不能了解基督的谦卑，因此相信自己诱惑与杀死的只是一个人。但是，因为造成一个无罪的人的死亡，魔鬼就失去它对人类的权利，因为它‘僭越权限’，所以基督征服魔鬼的罪恶国度，释放俘虏离开魔鬼的专制统治。当人类回去侍奉神时，宇宙秩序就恢复了。但是，安瑟尔谟认为这种赎罪理论是对神的侮辱，与神的伟大神性并不相合，神不需要诱骗魔鬼，因为他绝对不欠魔鬼什么，如果人类变成撒旦与其国度的俘虏，神只要简单地进入魔鬼的国度，一举征服它们，释放人类即可，不需要与撒旦讨价还价或欺骗它，这种赎罪理论把神和撒旦置于太接近平等的地位上。

安瑟尔谟在《上帝何以化身为人》这本书中讨论了既然神可以用其它的方法拯救人类，他为什么，以及有什么必要性，要化身为人，借着他的死亡，来达到这个目的。他提出了自己的“补赎说”，用以解释神为何差遣他的儿子化身为人，以罪人的身份而死，而他根本就不是罪人。补赎说认为这是基督在为人类付出人类因为不顺服而欠神的债，人类亏欠了必须偿还的神的荣耀，除非人类向神付出他们因罪所亏欠于神的代价，否则人性就无法恢复。但是人类除非沉沦到地狱里，否则无法偿还这种债务，这个罪债如此大，虽然只有人类欠了这个债，却只有神才能偿付。因此神出于怜悯，提供一个完美的替代牺牲，这个负责偿债者必须同时是人又是神，他的生命如此崇高、宝贵，足够为全世界的罪付出赎价且绰绰有余。通过这种方式，神的荣耀得到完全的满足，并且维持宇宙的道德秩序。

安瑟尔谟认同奥古斯丁的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a system of signs）的观点。一个事物之所以成为一个符号是因为它有意义（signification），一方面它有能指（signifying）的语义关系，另一方面它有一个所指（significate），所以一个符号指示它的所指。

在《独白》第十章中，安瑟尔谟区分了三种类型的符号：

安瑟尔谟举例来说明以上三种类型的符号的区分，当用叫出一个人的姓名来指称他是一个人的时候是在用第一种方式说一个人；当默默地想这个姓名的时候是在用第二种方式说这个人；当心灵要么通过身体形象，要么通过理性去注视着这个人的时候，是在用第三种方式说这个人。当心灵想象他那可感的形体的时候，它是在通过身体的形象；当心灵在思想他那普遍的本质（即他是理性的，有死的动物）的时候，它是在通过理性。安瑟尔谟认为前两种符号不同民族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是最后一种符号，当它们是关于那些众所周知的事物的时候，它们就是自然的，对所有民族来说都是共同的，所有别的语词都是由于这些语词才被发明出来的，这种自然语词是事物最恰当和最根本的语词。

安瑟尔谟区分了符号表达不同的意义时的两种不同方式，一种是符号通过自身（per se, through itself）表示的含义，另一种是符号通过其它事物（per aliud, through another）表达的含义。安瑟尔谟提供了这样一个例子：假设我们看到一匹白马和一头黑牛面对面站着，有人对我们说“骑吧”，他的意思是让我们骑马，但是他并没有提供任何符号表示他指的是马还是牛，我们并不能知道他指的是哪个动物。但是如果他告诉我们“白的那个”，我们就知道他让我们骑那匹白马，在这个例子中，“白”这个符号指的是马。所以，安瑟尔谟认为，“白”这个符号通过自身表示的含义是白这种颜色，但是如果在不同的语境中，“白”这个符号就可以通过其他事物来表达其它含义。

安瑟尔谟还对否定词的意义进行了思考。如果认为每个词语都是一个符号，并有它的所指，那么“无”这类否定词就会带来一种两难的状况，如果认为“无”有它的所指的话，这并不符合“无”这个符号，而如果认为“无”这个符号没有所指的话，这与前提，即每个词语都是符号并有它的所指相矛盾。安瑟尔谟认为，“无”是有意义的，但是没有所指，从一个方面来看，“无”是有意义的，不过与一般的符号向所指的集合中添加了一些内容不同，“无”这个符号从所指的集合中排除了一些内容，例如无某物就将某物从所指的东西中排除了出去，在这种意义上，“无”这个符号是有意义的。在另一个意义上，“无”并没有为任何特定的事物命名，所以可以说无没有所指。

《独白》完成于1076年，是安瑟尔谟的第一本著作，是对神圣存在的神学沉思，同时也是一部哲学著作。这本书的全名为《独白：论雅威的本质》，根据安瑟尔谟在《宣讲》中的说法，这本书的题目又叫做《沉思信仰之根据的范例》。这本书已经展现出了安瑟尔谟的研究进路的标志性特征，他在序言中表明他要以沉思的方式，即不是通过《圣经》的权威，而是通过理性的力量来讨论上帝的本质，即讨论那本不可言说的三位一体的神秘。

讨论三位一体的上帝要以上帝存在为前提，在《独白》的前7章，安瑟尔谟提出了至善、至大、至高的上帝存在的证明。《独白》中的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是后天证明，即从我们所确知的事实开始，然后推论作为这些事实之根据的雅威的存在。在第8到第14章中，安瑟尔谟对传统基督教逻各斯教义进行重述，即上帝通过话语创造世界。上帝从无中创造了万有，万有在被创造出来以前就已经存在于创造者的理性之中，在被创造之后，至高的本质寓于并遍在于万有之中，而万有都出于它、依靠它并归于它。在第15到第28章中，安瑟尔谟考察了神的本性，如它是公正的，它的本性是单一的，它既无开端也无终结，那至高的本性既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同时又根本不存在于时空之中，这一至高的本性绝不会由于任何的偶性而发生变动等。在第29到63章中，安瑟尔谟讨论了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教义。在64章到80章中，安瑟尔谟讨论了人类对上帝的把握和理解，他认为认识至高本质的最近的方法就是通过理性，而理性的受造物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爱那至高的本质。

《雅威何以化身为人》于1098年完成，在这本书中，安瑟尔谟提出并完整论述了救赎理论。全书以对话的形式展开，由安瑟尔谟本人与一位叫博索（Boso）的人进行对话，博索提问，安瑟尔谟回答。这部作品与安瑟尔谟的其他作品一样，都是采用理性推理的方法来理解基督教信仰。他集中于讨论一个异教徒常用来反对基督徒，而且许多基督教信仰者也心存疑虑的问题，即上帝化身为人，并用他的死重新赐予了这个世界以生命，这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有什么必要性，因为雅威完全可以不这样做，他能够通过其他的位格来做成这件事，例如通过天使，或人，甚至仅仅凭借他自己的意志。安瑟尔谟在这本书中提出的解释后来被称为补赎说，对后世影响极大，整个中世纪的救赎论几乎都是在这一框架下进行的。

安瑟尔谟因为他的谈话和在旅行中对僧侣们的演讲而著名，谈话是转瞬即逝的，但是当时有许多安瑟尔谟的追随者试图记录下这些内容，历史学家埃特梅尔（Eadmer）就是其中之一，他曾追随安瑟尔谟，他编写的《安瑟尔谟生平》是研究安瑟尔谟的生平的很多地方的一手资料，他和晚年时期的安瑟尔谟住在同一社区，他为了编写传记向安瑟尔谟询问了他的早期生活，并根据安瑟尔谟自己的回答进行叙述。在约1100年，安瑟尔谟意识到埃德莫正在编写自己的传记，他要求埃特梅尔销毁写的内容，埃特梅尔照做了，但是保留了一份。但是从那时起，他在良心上难以继续积极从事这一工作，所以传记中对于安瑟尔谟晚年生命即将结束时期的记述比较薄弱。在安瑟尔谟去世后，对他的生平的记录变得更重要了，埃特梅尔的记载变成了圣徒传记。埃特梅尔还写了另一本《最近的历史》，其中他以另一种模式讲述安瑟尔谟的故事，作为对《生平》的补充。在序言中，他解释了自己编写安瑟尔谟的传记的原因，因为他的同时代人急于了解那些生活在他们之前的人的事迹，渴望通过他们树立的榜样得到安慰并获得力量，他认为安瑟尔谟是他的精神上的英雄，是一个既有学识又致力于沉思生活的人。

安瑟尔谟的思想对于基督教神学和西方哲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提出的“信仰寻求理解”影响了后世对于理性和信仰之间关系的理解；他提出了对雅威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在后世广为哲学家讨论；他提出了“补赎说”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救赎模式，为整个中世纪的救赎论提供了框架。

安瑟尔谟的“信仰寻求理解”重新界定了理性与哲学的地位，他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是中世纪最早为上帝存在提供理性论证的哲学尝试，虽然理性和哲学只有在信仰和启示的引导下才能发挥最大作用，但也表明了理性和哲学对于信仰和神学的重要性，此后，为信仰进行理性论证成了基督教神学的主流。安瑟尔谟确立了经院哲学的基本原则，即在信仰的基础上去达到理解，从而为中世纪哲学开辟了新的方向。

另一方面，安瑟尔谟关于雅威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直到现代依然被哲学家讨论。安瑟尔谟对普遍概念的实在性的肯定隐含着对普遍真理的客观存在的肯定，肯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种肯定不仅复兴了古希腊哲学的传统话题，而且为可知论奠定了认识论基础。虽然安瑟尔谟本人的解答比较粗糙，且引起了托马斯·阿奎纳、大卫·休谟和伊曼努尔·康德等人的批评，但是他思想的深刻的哲学性也受到了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等人的肯定。

安瑟尔谟是第一位想要完全根据逻辑，不依靠任何神圣启示或信仰来描述基本的基督教信仰的神学家，这是他对于基督教神学史的主要贡献。他通过将理性作为神人关系的纽带，恢复了奥古斯丁的柏拉图主义基督教神学传统，而将对辩证法的使用等同于作为神人关系纽带的理性，使得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成了解释神学的工具，因此就超越了这一神学传统，联合了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与柏拉图主义基督教神学。

安瑟尔谟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救赎模式，并说明这个救赎模式如何使神与人类复和，补赎说几乎完全取代了罗马天主教神学的赎罪理论，而且在16世纪新教改教期间，约翰·加尔文提出一个完全合乎圣经的安瑟尔谟模式的版本，名为“刑罚替代救赎论”。尽管补赎说受到很多讨论，许多批评者不同意该理论，但是它对于西方神学（雅威教和新教）的整体冲击力是十分重大的，它代表一个划时代的大突破，超越在他以前关于基督为了神与人类复和所作之工的任何教义。

朗弗朗在法国贝刻的本笃修道院担任副院长，并兼任修道院学校的校长，安瑟尔谟初到贝刻修道院时师从朗弗朗。在1063年，朗弗朗离开贝刻修道院成为了卡昂（Caen）修道院的副院长，安瑟尔谟成为了贝刻修道院的副院长。1070年，朗弗朗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坎特伯雷）大主教。1089年朗弗朗去世后，1093年英王威廉二世任命安瑟尔谟为坎特伯雷大主教。

1089年坎特伯雷大主教朗弗朗去世后，大主教的职位空缺了下来，国王威廉二世利用这一空缺将大主教的收入用于自己的军事冒险之中。威廉二世一开始并没有接受来自各个方面的要求任命安瑟尔谟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请求，但是当他病重时，他开始担心自己掠夺教会的财产的后果，于是1093年他任命安瑟尔谟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尔谟自己的主教中许多都是诺曼贵族，是国王的手下，所以安瑟尔谟并不总是能获得他们的支持。他决定去罗马征求教皇的意见，威廉二世三次拒绝他前往罗马，但最终他还是坚持前去，国王就不允许他返回英国，因此，安瑟尔谟从1097年开始流亡，直到威廉在1100年去世。

威廉二世去世后，安瑟尔谟应英国新国王亨利一世的邀请返回英国，但是他因为授职争议的问题拒绝向亨利致敬，也拒绝为亨利投资的主教祝圣。1103年，安瑟尔谟前往罗马，向教皇寻求如何应对国王对荣誉的要求，新教皇帕斯卡尔二世支持安瑟尔谟并将他送回英国。但是亨利不允许安瑟尔谟回来，除非他服从国王的条件，放弃对教皇的服从。当安瑟尔谟拒绝的时候，亨利剥夺了他大主教的财产。经历了一年半的谈判之后，双方达成了妥协，安瑟尔谟于1106年返回英国。

高尼罗是法国僧侣，是安瑟尔谟的同时代人，高尼罗著有《为愚人辩》，对安瑟尔谟关于雅威存在的证明进行了反驳，其中常为人引用的是他的海岛的例子。

关于安瑟尔谟的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论证是否有效，不仅在历史上引起许多哲学家和神学讨论，而且也是现代引起激烈争论的唯一的中世纪论证。11世纪安瑟尔谟提出本体论证明之后，在13世纪遭到托马斯·阿奎纳的否定；第二版本的本体论证明出现于17世纪的勒内·笛卡尔，而巴鲁赫·斯宾诺莎和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支持另一个不同的版本，对这种证明的决定性的批判是由大卫·休谟和伊曼努尔·康德提出的；但是直到20世纪，它仍然受到一些重要学者的支持，如麦尔坎·X、普兰廷哈、哈茨霍恩等。

安瑟尔谟的论证受到他的同时代人高尼罗（Gaunilo）的反驳，高尼罗在《为愚人辩》对安瑟尔谟的论证就两点进行了反驳。第一，关于安瑟尔谟论证的前提一，即可设想的就一定是可理解的，高尼罗认为人们能够通过经验事实本身或来源于经验的知识设想有限的事物的概念，理解其指称的事物，但是当人们听到“无法设想有比之更大的东西”这一概念时，只能就语词来设想它，而无法理解这样的无限的概念。第二，高尼罗针对安瑟尔谟的论证形式进行了反驳，即使安瑟尔谟的本体论的前提为真，根据他的论证也会得出荒谬的结论，他的反驳论证是“迷失岛（Lost Island）论证”，论证过程如下：

高尼罗认为迷失岛只是人们设想的一个虚幻的概念，但是通过坎特伯雷的安瑟莫的论证，却会得出它必定实存的荒谬结论，所以安瑟伦的论证一定存在问题。

对于高尼罗的反驳，安瑟尔谟认为并不中肯，他写了对高尼罗的回应，并连同高尼罗的反驳一起放在《宣讲》的后面。他认为理解一样东西和承认它的实际存在确实是两码事，观念的完满性并不包含真实存在性，但是他认为这一原则并不适用于“无法设想有比之更为伟大的存在者”的观念，这个观念与“无法设想有比它更好的地方的岛”之类的观念不同，对于后一类观念来说，人们完全可以设想出一个比之更完满的其他东西。

托马斯·阿奎纳认为对于谓词包含在主词之内的这种命题对人们来说是自明的，但是前提是人们必须事先知道谓词和主词之间词义的包含关系。但是人的理智是有限的甚至平庸的，人们无法知道上帝这个词语是否包含它的存在这个属性，安瑟尔谟的先天论证不仅忽视了人类理智的有限性和普通民众理智平庸的现实，而且本身就具有一种弊病，即如果一个人不知道或者不预先设定上帝这个术语中包含了它既在思想上又在事实中的存在，他便不能从上帝在思想中的存在推出雅威在事实中的存在。

因此，托马斯·阿奎纳认为关于上帝存在的两条论证道路，即先天论证（本体论论证）和后天论证，前者并不足以应对具有一般智识的大众，要想使神学真正深入人心，必须从人类最基本的、最熟知的感觉经验世界出发来为上帝存在提供证明，即使用后天论证。

康德认为安瑟尔谟的本体论证明是不合法的，一方面，如果“上帝存在”是分析命题，那么就预设了上帝这一概念包含了它的存在，“上帝存在”这一命题就是同义反复，而且就像托马斯·阿奎那所质疑的那样，人们并不能知道存在是包含在上帝之中的；另一方面，如果“上帝存在”是综合命题，那么上帝就不能在它自身之内包含它的存在，存在是人们关于上帝知识的扩展，本体论论证就被取消了。

康德对于“上帝存在”这一命题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存在”不是一个表示实在的谓词，不是一个可以加在某一事物之上的性质，而只不过是对某一物或某些规定性本身的肯定，用在逻辑上“存在”只是一个判断的系词，所以说“上帝存在”时并没有更多的东西被添加到“上帝”这个仅仅表达可能性的概念上去。现代的逻辑经验论者大多沿着伊曼努尔·康德的路线反对安瑟尔谟的推论的有效性，并借用现代逻辑的成果，将之变成一个相当技术化的逻辑学问题。

“安瑟尔谟进一步奠定了经院神学的基础；在这以前，已经有了同样的方式，不过只局限于对个别的教条，就在安瑟尔谟那里也是如此。他的著作表现了深刻的见解和精神性。安瑟尔谟是这样一个人，他鼓舞了经院哲学家的哲学，并且把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了；中世纪的神学比近代的神学高得多。天主教徒决没有野蛮到竟会说永恒的真理是不能认知的，是不应该加以哲学的理解的。——这一点在安瑟尔谟这里是很突出的；另外一点是，他认识到了思维与存在这一最高的对立的统一。”——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哲学史讲演录》

“坎特伯雷的安瑟莫在他的时代，无疑是最伟大的神学，领先群伦，为13世纪的伟大经院学者，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所以，基督教思想史随着安瑟伦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古巴裔美国卫理公会的历史学家和神学家冈萨雷斯（Justo L. González）

“1109年，有人告诉安瑟伦说，他正步上死亡之路。安瑟伦表示，他愿顺服神的旨意，但又补充说，他希望，他的生命能够延长一点时间，直到能够解决灵魂起源的问题。这个人的特征就是，他最后念念不忘所思想的，并不是政治，甚至也不是英国教会的组织，而是在于神的真理、神的彰显，以及他对受造物的态度。”——安瑟伦著作的现代翻译者科勒兰（Joseph M. Colleran）

“主啊！我并不奢想能洞察你的崇高，因为我无法让我的理解力和你的崇高相比拟。但是，我渴望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你的真理，我的心相信并爱这真理。因我不是寻求理解以便我信仰，相反，我是信仰以便我理解。因为我深信：除非我信仰了，否则，我无法理解。”——《宣讲》

“即使在我看来它们是出乎理性地必然结论，但它们也不能被说成事绝对必然的，而只能被说成暂时看来似乎是必然的。”——《独白》

“正如在所有的受造物中，惟有理性的心灵能够前去探究至高的本质，同样，也惟有理性的心灵是那个他者，通过它，理性的心灵自身能够前去认识那至高的本质。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理性的心灵通过其生而具有的本质的肖像，离那至高的本质最近。因此，理性的心灵越是勤勉地认识它自己，它越是能认识那至高地本质，它越是忽略它自己，越是不能看见那至高地本质，还有什么比这更确定呢？”——《独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