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繁(1880年9月3日 - 1946年3月7日)，日本历史学家、东洋史家、明治·大正·昭和时期的中国经济史著名学者，文学博士，被誉为日本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第一人。

1927年5月20日被授予学士院恩赐奖。加藤繁教授毕生研究中国经济史，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他采用广泛搜集史实的研究方法，确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学方法。

加藤繁是日本历史学家、东洋史学家、明治·大正·昭和时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著名学者，文学博士，东京文献学派第二代领袖之一，被誉为日本近代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第一人。他于1880年9月3日出生在日本岛根县松江市奥谷町一个士族家庭，为旧松江藩士内田家的四男。他的长兄即为收集和研究安藤广重的作品而名高一时的实业家内田实。1岁时，加藤繁成为旧松江区藩士加藤家的养子，年长后入读松江中学，在此读书因受到三宅雪岭的支那研究论吸引而立志治东洋史。1901年加藤繁来到东京，进入国民英学会学习。国民英学会是由美国英语教育家弗兰德里克·W·埃斯托莱克（号东湖，1858.1.22-1905.2.18）与日本英语教育家矶边弥一郎（1861.3.17-1931.4.23）于1888年2月共同创立。尽管它招收的对象为未考取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旧制）等正规学校的生徒，但拥有英语学者藤秀三郎（第一高等学校教授）等优秀的教员，教学质量较高。日本近代名人村田省藏（政治家）、蒲原有明（诗人）、幸德秋水（思想家）、坂田（教育者）、杉村楚人冠（记者）、润（诗人）、福士幸次郎（诗人）、物集高量（国文学者）等人，早年都曾在国民英学会学习。因此，加藤繁在此受到了一年的良好教育。

1902年9月，加藤繁作为选科生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历史学科的支那史学科就读，师从东洋史学先驱白鸟库吉。同时因受到日本经济史学先驱内田银蔵（时任东帝大讲师）有关日本土地经济史研究成果的影响，加藤繁选择了当时日本东洋史学界和经济学界无人问津的“中国经济史”作为大学专攻。学习期间，因日俄战争的发生曾一度休学，随后继续学习，1906年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史学科毕业。1907年秋加入当时日本政府成立的“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担任“事务嘱员”，参加在狩野直喜的指导下的有关土地制度、产业、法制的调查及参与《清国行政法》等编修订工作，历经8年，至1915年结束。随后任法政大学清代留学生普通科副主任、法大清国留学生总讲习等职。

1917任庆应义塾大学讲师,1920任庆应大学教授；1925任东京大学讲师。1925年出版其著《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上卷，同年以该书而被授予文学博士学位；翌年出版《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下卷。1927年5月20日因《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上、下两卷对学术界的贡献而被授予日本学士院第17届恩赐奖（日本学士院奖中最权威学术奖）。虽然当时加藤繁仅任东京帝国大学讲师，但是，随着20世纪20年代中期白鸟库吉、市村次郎相继于东帝大教职退休后，他以其名重一时的学术成果成为了东京帝国大文学部东洋历史学科三剑客（池内宏、加藤繁、和田清）和东京文献学派第二代三导师（池内宏、加藤繁、和田清）之一。在东帝大经过副教授，到1936年加藤繁56岁时成为东帝大教授，担任东洋史讲座教授。1941年加藤繁于东帝大退休后，继续从事研究著述活动。

由于加藤繁较早在日本国粹主义者蓑田胸喜主办的《原理日本》期刊上发表文章，并于1943年在该杂志上发表《绝对的忠诚》一文，表明了自己的皇国史观。为此，1945年日本战败后加藤繁受到日本学术界一些学者的批判，骂他是国粹主义者。尽管如此，日本东洋史学界普遍认为：加藤繁没有将他的国粹主义思想带入学术研究中，能够将政治与学术严格加以区别，因而他基于文献对中国经济史进行的客观研究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开拓性贡献斐然，以致影响广泛和深远。

加藤繁还擅长绘画评论和俳句创作，死后的1962年，其生前创作的俳句汇集为《句集》出版。他于1946年3月7日在静冈县去世，葬在著名的东京郊外多磨村公园墓地“多磨陵园”

加藤繁博士推崇19世纪历史学派的史学思想。历史学派的相对主义、有机体思想、把握社会总体的观念、实用国民经济学的主张以及对文化及心理要素的关注等方面的思想和理论，对加藤繁有深刻影响。加藤繁博士的基本观点是彻底的历史主义和经验主义，即经数次的实地调查体验及对相关文献的广泛搜集而得到知识的归纳，再追溯到明末，抓住社会制度的变化，又将这种展望进行普遍史意义上的比较，联系单线发展说做出解释。加藤繁博士采用广泛搜集史实的研究方法，确立了日本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学方法。

加藤繁博士对万世一系的日本与易姓革命的中原地区进行比较研究后将日本文化定位为“忠诚”文化，将中国文化定位为“革命”文化。这种文化观在他于1922年与吉野作造（1878.1.29 - 1933.3.18）共著的《支那革命史》中表露无遗。这种文化观是他于1943年出版的《绝对的忠诚》一书中号召日本国民誓死忠诚天皇氏的思想源流之一。

学问是天下公器，因此没有国界。日本学者中鸣敏先生回忆在做学生时，曾向其师加藤繁先生（日本的中 国经济史开山鼻祖）抱怨说：“像搞（中国）社会经济史这门学问，外国人总不及通晓实际情况的本国人”。加藤繁先生即正言厉色地回答说：“不是这样，那只是在常识方面而已。如果真正进入学问的深处，外国人和本国人，并没有两样”。此语极有气魄，事实也确实如此。

北朝隋唐均田制的研究，是20世纪日本中原地区历史学界的又一大课题，研究之盛，论著之多，远远超过了晋朝占田、课田制的研究。最初涉及这一课题的是内藤湖南和加藤繁。两者都只是作了概述，认为这一制度是防止土地兼并的政策……均田农民的身份问题，在战后成为中国史分期论战的重要标的。关于这一问题，战前其实就存在着相互对立的意见。意见大致有三种，即自耕农说、农奴（非佃农）说、国家佃农（国家农奴）说。主张均田农民为自耕农的是加藤繁。加藤先在《唐代庄园的性质及其由来》一文中认为，均田制旨在防止土地兼并之弊，但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后来在新稿中对旧稿略作修正，明确提出，北朝隋唐的均田制，一方面容忍豪族、官僚驱使奴仆（奴隶）从事经营的大土地所有制存在，阻止土地兼并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力图维持中等程度以下的大多数自耕农民的存在，可以说是一种维持自耕农的制度。而均田制崩溃以后，土地兼并加速，庄园大量出现，以前的奴仆变成了被称为客户、庄户、佃户的佃农，中原地区社会在晚唐进入了庄园一佃户的时代。加藤的这种想法战后为弟子前田直典所继承，成为唐末以后为中国中世纪社会的一个有力的依据

从严格意义上讲，经济史家全汉升首开中国市镇经济史研究之先河。他于1934年发表的《 中 国庙市之史的考察》，以宋、明、清乃至现代中国庙市为研究对象，认为庙市乃定期市之一种。同年，日本学者加藤繁发表《清代村镇的定期市》，详细考察了直隶、山东省、河南省、山西省、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七省村镇的定期市，剖析了定期市的开市日期、定期市与附近村落的关系、定期市交易的货物及交易人、定期市与牙行及斗科人役、定期市与课税、定期市的设备及其设立等相关问题。继全汉升、加藤繁之后，只有少数学者对明清市镇经济有所涉猎。由此可见加藤繁在日本学术界研究这一课题上的路蓝缕之功。

近百年来日本学者在中国城市史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而其中对于宋代城市的研究是最重要的 内容之一。关于日本的宋代城市研究的概况，斯波义信、木田知生、伊原弘、平田茂树等在不同时期先后作过一些学术回顾。1980年之前以宋代城市制度为中心的经典性研究有那波利贞的《宋都汴京的繁华》（《历史与地理》第10卷第5号）、中野英雄的《北宋的首都汴京》（《日本大学文学部研究年报》第四辑）、曾我部静雄的《开封与杭州》（《中国历史地理丛书》第七辑，富山房1940年版）描述性地介绍了开封的城市风貌、传统节日等情况，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研究性成果。直到加藤繁一系列论文的发表才奠定了宋代东京研究的基础，他的《宋代都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考证》，东洋文库1952年版）对宋代的城市制度做了开创性的研究。文章主要以开封为例，说明了宋代城市的城壕结构，然后指出坊制到了北宋末年就已完全崩溃。与之相伴，市制也逐渐崩溃，坊内和市内的商店都争先朝着街面建设店铺，之前固定的东市、西市的区划也逐渐湮没。商店营业时间也不受限制，夜市兴盛起来。瓦子这样的游乐场所，临街而立的二三层的酒楼，这些情形都是在宋代才开始出现。都市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已经废除，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子。这篇论文的精髓是讨论坊制的崩溃过程。他认为，唐朝的坊制在宋代初年也还存在，到赵恒的天禧年间还是这样。他根据街鼓的废止时间，判断坊制的崩溃时间为赵祯时候。坊制崩溃以后，坊的名称不一定就此消失。但从熙宁年间起，已经逐渐不称坊名，开始流行用街巷等名称来指城里的地理……从上个世纪50年代的加藤繁到70年代的梅原郁、木田知生，日本学者对宋代开封的城市制度进行了相当精到的研究，其观点常被中国学者引用，至今仍有影响。

在城市与乡村问题的研究中，大概所有的学者都会注意到市镇的问题，即市镇应当归入城市还是乡村？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但对市镇本身的研究论述，成果已十分丰富。最先对中国市镇史加以研究的，是日本学者加藤繁。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加藤繁就已经注意到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都市形态问题。他的研究成果结集于《中国经济史考证》（吴杰译，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共三卷

汉代财政支出包括军事支出、皇室费用、官俸支出、工程支出、社会救济、科学文化支出等。比较系统地研究汉代财政支出管理的学者有加藤繁等日本学者和国内学者马大英等。加藤繁对汉代的财政支出问题的研究侧重于帝室财政，他将帝室财政支出分为：膳食之费、被服之费、器物之费、舆马之费、酱药之费、乐府及戏乐之费、后宫之费、铸钱之费、少府水衡的杂费、赏赐之费等。然后对皇太后、皇后、太子费用支出办法进行了论述。他认为，所谓“共养”“劳赐”虽然是帝室财政支出的二大宗，但是属于广义“共养”的一部分，如宫殿及其营造费却置于皇室财政支出以外。御用的马匹由少府和水衡饲养，其费用当然归帝室财政负担，但其马匹却从太仆所掌握的诸厩或三十六苑供给补充。与此相反，天下流通的钱币铸造费则由皇室财政负担。天地祭祀由太常管辖，其费用归大司农支付，但祭祀所用的牺牲却由水衡都尉所掌握的上林苑供给。加藤繁也承认，帝室财政与国家财政在细目上有区别。帝室财政支出主要有共养与赏赐二部分的支出。从帝室财政支出来讲，加藤繁考察较为细致，所列细目详细而具体，但是缺乏对相关管理措施的论证。对于国家财政支出问题，他在结论中做了补充说明，并将之归纳为：在京官吏的俸禄支出（不包括少府、水衡的俸禄支出）、祭祀之费、土木之费、军队供养之费、军用车马武器之费、京师诸机关的事务费等。

日人加藤繁是最早开发方志史源的学者，他在其名著《中国经济史考证》一书的第三卷中引用中国文献达300余种，其中引用中国地方志有204种，占全部引用文献的60%,方志的史料价值由此可见。加藤繁在该书中又曾利用山东省46部志书中所记载的村镇定期集市的史料，测算出历城区、齐东、临邑县等17个县，平均每一村镇定期集市拥有7895人的数字。

对唐代市制进行研究的有加藤繁《宋代都市的发展》（《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31）、《唐宋时代的市》[《福田德三博士追忆论文集》，1933，并收于《中国经济史考证》上卷，中译本（吴杰译）第1卷，商务1959]、陶希圣《唐代管理“市”的法令》（《食货》4—8，1936）、佐藤武敏《唐代的市制与行》（《东洋史研究》25-3，1966）、《长安——古代中国与日本》（京都朋友书店1974）、日野开三郎《唐代城邑坊市的角落》（《东洋学报》47—3，1964）、《唐代邸店的研究》及其《续编》（著者自版，1968、1970）、室永芳三《唐都长安的坊制与治安机构》上、下（《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2、4集，1974、1975）、曹尔琴《唐代长安城的里坊》（《人文杂志》1981-2）、《唐长安的东市和西市》（《唐史论丛》1，陕西省人民1988）、张永禄《唐代长安城坊里管理制度》（《人文杂志》1981-3）、砺波护《唐宋时代的苏州》（《中国近代的都市与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6）、武复兴《唐长安的市场和商业》（《西北大学学报》1985-2）、武建国《唐代市场管理制度研究》（《思战线》1988-3）、史念海《唐代长安外郭城街道及里坊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1）等。其中，加藤繁的贡献尤巨。作者透过唐宋文献相关记述，敏锐地观察到坊市制的变化。揭示出唐朝两京各州县所沿前代旧规，坊与市严格区分，商业区限定在市内，并规定严格的交易时间。至唐末，原有的制度随着商业的发展而有所松弛，而到了宋代，坊市制最终走向了崩溃。作者认为坊市制的破坏、交易区扩大、夜市的出现等一系列变化与城市人口的增加、交通商业的繁盛、财富的增大等相关联。作者对唐宋时期市的特征、坊市制逐渐崩溃的过程详加论列，并对唐宋时期的护城河、固城遗址问题、宋代首都等城市区划之“厢”、与城市居民娱乐、消费生活相关联的“戏场”、“瓦子”、酒楼等并有精到的解说。加藤氏的研究可视为唐宋城市发展史的划时代成果。尤其是对坊市制及其变化所获得的一系列结论至今仍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当然，加藤氏讨论的重点主要是京师，对其他城市坊市制及其崩溃的状况未能过多论及，复由于资料的限制，对唐朝坊市制变化历程的探索亦较简略，并有若干理解上的失当。但却为后人的进一步探讨指出了方向。上述诸学人的论考正是在加藤氏已有揭示的基础上进行的，可一并参看。

就“算赋”研究而言，最早进行系统研究并引起注意的当首推日本经济史学家加藤繁先生。他在《关于算赋的小研究》一文中提出，算赋为商鞅所创设，并就算赋的内容、名称及意义等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在加藤先生的影响下，目前国内学者也都认为秦国确有算赋，但对其性质和内容的解释仍存在某些分歧。

20世纪初以来，日本学者加藤繁先生最早对宋代商税问题作了专门研究。继之，一批学者相继对之展开探讨。迄今为止，共发表有关论文二十余篇。

中国正史的志类译注是从加藤繁开始，和田清、中嶋敏承继的《食货志》开始逐渐扩大到各个领域，如能田忠亮、数内清的汉、唐律历、历法志;冢本善隆的《魏书释老志》;Robert Des Rotours的《唐书百官·兵志》；EtisenneBalazs的《隋书食货·刑法志》；兴膳宏等的《隋书·经籍志》；富谷至、吉川忠夫的《汉书·五行志》等。

在宋代城市研究这一领域的学术演进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研究，仍当推加藤繁於1931发表《宋代都市的发展》一文。此文所提出了“坊市制崩溃”这样的基本命题，认为唐宋之际中原地区的城市从传统封闭式的坊市制、发展成为开放式的街市制。这为宋代城市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具有“范式”的意义。加藤氏之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宋代城市研究者的行列，从各不同侧面发现、论证唐宋之际城市发展的种种现象

集市是中国传统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集市的发展也是明清时期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集中体现。关于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1934年日本学者加藤繁先生发表了《清代村镇的定期市》，详细考察了直隶、山东省、河南省、山西省、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十七省村镇的定期市，剖析了定期市的开市日期、与邻近村落的关系、交易货物及交易人、定期市与牙行及斗科人役之关系、定期市课税等问题，奠定了农村集市研究的基本范式。以后关注与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多，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为国内经济史界研究的热点。

古代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白银流向，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但许多学者主要关心的是明清时期的情况，专就宋代白银流向进行研究者不多，且看法分歧。国外较早研究这一问题的当数日本学者加藤繁。他于所著《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1944年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中译本）中第8章以唐宋时期为中心，集中对白银的输出与输出进行了探讨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日本学者加藤繁和道野鹤松合作，在钱币合金的研究方面深入了一步，不仅对古钱币作了化学成分分析，而且作了金相分析，在利用钱币合金研究中国古代货币、经济等方面，作了不少有益的尝试

在唐朝史里虽然有“庄园”一词，但把“庄园”作为学术问题加以研究的，是从日本学者开始的。1909年，中田薰教授发表《日本庄园系统》……中田薰说：“隋朝以前，根本不使用这样意义的字，把私有土地称为庄是在唐朝初和隋朝的事。”唐朝“庄园”说就是这样产生的。中田的论文发表以后，在日本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1917年，加藤繁发表了《唐朝庄园的性质及其由来》，批评了中田的观点，他认为，“唐朝的庄、庄园、庄田等性质，决不始于唐朝，而且可以一直追溯到汉朝，在本来是‘别庄’的意思，或者也叫墅园、别业，是配置花木、水竹之娱乐游息场所，可是除了这部分以外，大多包有作为生活资料的田地。换句话说，原来指庄和田园两重意义的庄田或是庄园这样用语，事实上很多场合和庄字完全一样，因为引申下去，就不问别庄设备的有无，专指田地的也称为庄、庄田、田园等。把别庄称为庄，从后梁起就已经出现了，而这种用语的盛行是在唐朝。”“总之，唐朝的庄田、庄园的名称的确到了唐朝才显著起来，但是它的实质从汉以来就继续存在。如果深入细致地来看，有多少差异也难以推测，但大体说来，这是自古以来普遍现象，决不能看做唐朝特殊制度。”

1924年，玉井是博发表《唐朝土地制度管见》长篇论文，又对从均田制到所谓“庄园”进行全面探讨。玉井是博不仅吸收了加藤繁的研究成果，而且把“庄园”说推进一步，他说“这样看来，唐朝庄园是没任何法律特权，所以唐朝庄园也就不能像日本的庄园那样有特别的制度，大体上正如加藤所说，唐朝庄园之名，不过是当时人用它称贵人、富豪的田园普通话而已。”1928年，加藤繁发表了《唐宋时代的庄园组织及其成为村落而发展的情况》，把唐朝“庄园”说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宋朝，进一步探讨唐宋六百年中“庄园”内部结构。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日本学者首先提出唐朝“庄园”说，因此在1930年以前，中国学者编写的国史著作里，从来没有人提到唐朝“庄园”问题。在唐朝文献里，虽然有个别地方提到“庄园”二字，但是，唐朝说的“庄园”仅是一个名词。我们在谈的是“庄园”说，是一种学术观点，这是两码事，不可将二者等同视之。日本学者唐朝“庄园”说传入中国是1933年以后的事。传入的途径有二：一是将加藤繁和玉井是博的论文译成中文在中国发表，二是通过日本森谷克己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中译本。北京师大王桐龄先生，首先把加藤繁1917年那篇论文译成中文，在1933 年的《师大月刊》第2期发表，题目是《唐代庄园考》。1934年，中国《方志月刊》7卷2期，发表了加藤繁的《唐宋时代庄园之组织及其与聚落的关系》的译文……。从此开始，唐朝“庄园”说便在中国学术界传播。

对于加藤繁的宋代东京汴梁研究学说，梅原郁先生的《宋代的开封与城市制度》（《鹰陵史学》第3、4号，1977年）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订正。梅原郁对加藤繁引用的一些史料提出了质疑，进而认为虽然能见到“东市”、“西市”这样的字句，但全都是以斩刑的场所出现，因此从史料来说，宋初的市制依然存在这一说法也许有点靠不住。梅原郁认为，对于这个问题，与其说是坊制、市制的存否，不如说是坊制实体坊墙存否。梅原郁最重要的贡献是通过对“侵街”的现象的分析，指出唐宋街道变化的三个阶段：（1）从坊内店肆到临街店肆，（2）临街店肆到侵街店肆，（3）从侵街店肆到夹街店肆。由此，梅原郁将坊制的崩溃上溯到宋初甚至五代十国，从而修正了加藤繁的观点。

关于秦国算赋的性质问题，加藤先生提出了军赋说。他认为秦汉算赋相同，秦国算赋就是军赋。而国内学者则主张，汉代算赋既是成年人的人口税，那么秦国（代）算赋也当以口赋来看待。例如：“秦朝……往往是口赋、算赋混用，多数情况下称口赋，有时又称算钱。”我们认为：加藤先生的军赋说固然可据，但他把汉代算赋也视为军赋却值得探讨；当然国内学者将秦汉算赋完全等同、看作口赋的观点亦值得商。其实，秦国算赋并非口赋，而是属于军赋，是一种对妇女所专门征收的赋。

著名历历史学家加藤繁先生认为，汉初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是绝然分立的，国内学者历来承袭此说。但根据新出简材料考证，在商鞅变法以后秦就开始实行公、私两套财政管理体制,而且汉代国家财政与帝室财政的混同也并非始于刘秀时期。

“东京文献学派”部分成员合影，1936年冬摄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楼前。从左到右：前排加藤繁、和田清、黄现璠、松田寿男；后排榎一雄、田坂兴道、岸边成雄、三上次男、矢泽利彦

加藤繁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重要成就，同时在东洋史学教育领域同样成果不凡。自20世纪20年代白鸟库吉和市村瓒次郎相继于东帝大教职退休后，东帝大文学部东洋史学科从“白鸟·市村体制”向“池内、加藤、和田体制”移行，池内宏、和田清、加藤繁成为史学科领军人物，由此造就了“东京文献学派”的繁荣兴盛。由于加藤繁博士长期担任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培养出大量杰出的史学人才，驰名于世者有松田寿男、前嶋信次、野原四郎、铃木俊、江上波夫、井经夫、三上次男、周藤吉之、日野开三郎、旗田巍、镰田重雄、山本达郎、田坂兴道、榎一雄、矢利彦、山根幸夫、神田信夫、西嶋定生、护雅夫、荒松雄、田中正俊、堀敏一等人，皆为日本现代东洋史学界大家。中国现代民族学奠基人之一黄现璠（1899～1982）于1935年底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深造时，加藤繁博士为其导师之一。

日本著名东洋史家和田清曾说：“巳故的加藤繁傅士是日本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第一人，这是无庸介绍的。近来，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很盛行，但是在过去，却并不如此。他从学术界还没有广泛地研究经济史的那个时代起，就致力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一直坚持钻研了三十余年。谨严而有自信的加藤博士，决不因时代的风尚而烦恼，也不向研究的困难而低头……大家知道，博士对艺术及其他意识形态方面具有深厚的兴趣，虽然专攻经济史，但是他并不认为经济史万能，还常常照顾到其他方面，因此，即使在一篇经济史考证中也总是或多或少表现出这种广泛的见解。博士的研究，虽然不一定像现在流行的那样新颖，但是他的绵密而周到到的考证，足以使读者为之钦佩，他的丰硕的研究成果可以称之不朽，对今后所有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稳固的基础，这是无庸怀疑的。”

*《支那古田制研究》，京都法学会、有斐阁，1916年8月。

*《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两卷，东洋文库，1925-1926年。

*《史记·列传》（司马迁著，加藤繁、公田连太郎译，三册），富山房,1940-1942年。

*, 《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加藤繁注）,岩波文库,1942年9月。

*《支那经济史概说》，弘文堂书房，1944年。

*《支那学杂草》，生活社，1944年11月。

*《始皇帝其他——秦汉的人物》，生活社，1946年3月。

*《支那经济史考证》（中文译名《中国经济史考证》）上、下两卷（东洋文库论丛第33、34），东洋文库，1952-1953年；1965年、1974年重印。

*加藤繁著：《清代村镇的定期市》，《东洋学报》1934年23卷2期，王兴瑞译，载《食 货》1937年5卷1期。

*加藤繁著：《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中国联合银行调查室译，中原地区联合准备银行，1944年；中华书局2006年12月重印。

*加藤繁著，吴杰译：《中国经济史考证》（1-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1月；上、下两卷，台北市：华世出版社，1981年9月。

*加藤繁著，杜正胜、萧正谊译：《中国经济社会史概说》，台北：华世， 1978年。

20世纪日本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是从1913年加藤繁的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研究开始的。后经过一个世纪的 开拓，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加藤繁毕生研究中国经济史，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从加藤繁1906年写的毕业论文《中国上古到唐代的土地制度变迁》到他1946年去世为止，他研究中国经济史四十年，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概说》、《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考证》（和田清博士序）等，这些著作在东西方产生过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正如中华书局于2006年12月重印加藤繁著《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以金银之货币机能为中心》时于“内容简介”中所言：“加藤繁（1880―1946）是日本学界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主要著作有《中原地区经济史考证》、《中国社会经济史概说》、《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等。《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一书曾获得1927年日本学士院赏。此书以金银的货币功能为中心分析论述了唐宋时期金银货币的各种用途、金银的种类及形制、金银的生产及输入输出等诸层面的问题。加藤繁此书在搜集资料的完备性和研究的系统性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书中不仅征引了正史、杂史、笔记小说、方志等文献中的大量相关资料，而且还尽量吸收了当时金石学、古器物学的相关成果。可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此书在史料搜集和积累上近乎一网打尽。正是由于加藤繁的基础性工作，使得此书成为研究中国货币史特别是金银货币史的必读书。其所建立起来的研究范式、分析框架仍是今天研究者绕不过去的基础。”

加藤繁博士的治史观和方法，对他的学生，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壮学宗师黄现璠有一定影响。至于中、朝、日三国的经济史学家，不同程度的受其论著启发和影响更是不泛其人，例如中国现代著名经济史家李埏，便是加藤繁的私淑弟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