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空法师（1908-1979年），原名王宗禹，字演林，荆门市人，近代湖北著名高僧。他曾任普陀山方丈、灵隐寺住持、天竺三寺住持，并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尘空法师出生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家住拾桥镇唐坡村，世代务农。幼年间，他断断续续读过几年村塾。民国七年（1918年），11岁的尘空法师在父母的陪同下，前往当阳市玉泉三的玉泉寺，依福惠和尚剃度出家。

尘空法师（1908～1979年）是近代湖北的高僧。湖北荆门人，俗家姓王，名宗禹。十一岁时到当阳县玉泉寺，依福惠和尚剃度出家。出家后法名尘空，字演林。曾任普陀山方丈、灵隐寺住持、天竺三寺住持，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一九七九年七月十日圆寂，世寿七十二岁，僧腊六十二载、戒腊五十四年。遗骨火化后，骨灰运回荆门玉泉山寺建塔安葬。著述颇多，散见于《海潮音》杂志。

尘空法师是湖北省荆门市拾桥镇人，俗家姓王，名宗禹，出家后法名尘空，字演林，清光绪一九〇八年出生。他家住拾桥镇唐坡村，世代以务农为业，以家庭贫穷之故，幼年间断断续的读过几年村塾。一九一八年，尘空十一岁时，为父母送到当阳市玉泉山的玉泉寺，依福惠和尚剃度出家。

尘空在玉泉寺做小沙弥，他的师父福惠和尚慈悲，送他到学塾读书。在塾中读四书五经，受儒家传统教育。在学八年，奠定了他以后做学问的基础。一九二五年，尘空已十八岁，福慧和尚叫他到沙市章华寺受具足戒。圆戒后回到玉泉寺，研究经教，并时常到宜昌地区各寺院参访，如是者数年。一九二九年，负湖北武昌，入武昌佛学院研究部受学。一九三〇年武院研究部并入北平（北京）的柏林教理院，尘空到北平（北京）继续受学。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国难当头，华北经济受到打击，柏林教理院亦因经费困难，无以为继，翌年学生乃提前毕业，学院宣告停办。尘空与同学苇舫等，随著在柏林教理院任教的法舫法师，于一九三二年回到武昌，在武昌佛学院的旧址上，成立了世界佛学苑图书馆。

九月，世界佛学苑图书馆成立，法舫法师主持馆务，馆中设研究部，尘空、谈玄、苇舫、本光等是最早的一批研究员。一九三三年，尘空应开封市铁塔寺住持净严法师之邀，到河南开封的“河南佛学院”任教。一年后又回到武院，参与《海潮音》的编辑工作。到一九三五年夏天，释太虚命他到北碚区的“汉藏教理院”，协助法尊法师处理教理院院务；年底，法尊法师自藏文译出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脱稿，命尘空携书稿到武昌区的世界佛学苑图书馆，办理出版及预约流通事宜。尘空在武昌忙碌了半年，出版的工作告一段落。他以校订《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因缘，受到《广论》的影响，对于密宗修持十分向往。一九三六年春，他摆脱杂务，到五台山广济茅篷，依释能海大师修学密宗。

一九三七年正月，他的师父福惠老和尚病危，尘空匆匆赶回玉泉寺探视，侍奉汤药，以尽孝思。福惠老和尚示寂，尘空料理后事，克尽孝道。未几，日寇侵华军兴，尘空到了四川重庆市，参加了重庆的“僧侣救护队”，抢救日寇军机轰炸时受伤的军民，支援抗战。

一九三九年元月，释太虚有云南省之行，召尘空随侍。二月中旬，尘空随太虚大师到昆明市，驻锡翠湖的云南省佛教会。太虚大师呈文军政、内政两部，呼吁保护中国寺庙财产，命尘空起草，大师审阅后寄发。五月，西康省康定市桑扎寺的“五明学院”开学，邀请太虚大师莅临，大师命尘空代表参加。重庆连续遭日寇军机“疲劳轰炸”，空袭昼夜不停，《海潮音》杂志无法按期出版。太虚大师命将《海潮音》杂志迁移到昆明出版，交由尘空负责编辑及印发事宜。

五月底，云南省佛教会召开第四届会员大会，并改选理监事。释太虚当选为理事，并被理事会推举为理事长，尘空亦当选监事。这以后，尘空就在太虚大师身边，协助处理云南省佛教会会务，筹组“云南僧伽救护队”、筹备“慈济医院”；年底，太虚大师率领“中国佛教访问团”，访问东南亚及印度、斯里兰卡诸国，尘空仍留在昆明市。一九四二年春，尘空应大理白族自治州、风仪两县佛教会之请，去主持观音法会；继而又应保山县佛教会之请，去主持了规模盛大的龙华会。之后由保山市赴缅甸，到仰光朝礼大金塔，五月返回昆明。这时接到重庆汉藏教理院法尊法师的信函，约他去担任汉藏教理院教务主任，并告以此事已获释太虚应允。尘空法师摒挡成行，六月抵重庆市。他在汉藏教理院，于任事授课之余，编《云山志》一书，并撰写出了一份《整理当阳玉泉寺计画书》。后来经太虚大师及戴季陶、李子宽二居士审阅认可，尘空法师准备以此作为将来重兴天台祖庭的蓝本。

一九四五年九月，日寇侵华战败，无条件投降。翌年初春，尘空法师离开了汉藏教理院，回到他出家祖庭的当阳玉泉寺。他曾于寺内当家师及八堂首座共议，希望大家同心协力整理玉泉寺，以光大祖庭道风。无奈与会者各持己见，尘空所拟出的《整理玉泉寺计画书》，无形中为众人搁置下来。他在玉泉寺住了一阵子，见事无可为，乃返回武昌佛学院，释太虚尚在重庆，函嘱尘空即到南京市，去接管莫愁路的普照寺，并主编《海潮音》月刊。一九四六年四月，太虚大师复员抵达南京，驻锡毗卢寺，成立“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在毗卢寺办公，并命尘空担任整理委员会秘书，及协助接收汪伪政府时代的南京佛教会。

一九四七年的三月十二日，太虚大师在上海玉佛寺，为震华法师封说法时，中风旧疾复发。尘空法师闻讯，惊震不已，星夜赶赴上海市侍疾。大师延至十七日下午示寂，四众弟子组织治丧会，尘空与大醒同为治丧处文书组成员，料理丧事。治丧事宜完毕后回到南京市，尘空法师撰写了《虚大师病室日记》，以及《恸失导师》、《太虚大师行略》，《奉骨入仙记》等文章，发表在《海潮音》月刊上；五月，中国佛教会召开胜利后的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尘空法师出席参加，当选为中佛会驻京常务监事。一九四八年，他在南京辞去一切职务，到普陀山双泉庵闭关，希望在修持上有所进益。在普陀山闭关的，除了他外，还有在百子堂闭关的寿冶老和尚，在妙峰庵闭关的妙善法师，山上僧侣称他们三位是“西方三圣”。

一九四九年，尘空法师留在普陀山。舟山群岛解放，十一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翌年定海区县成立人民政府，普陀山隶属定海，尘空在普陀山协助地方人民政府，给当地僧尼分发救济粮，并带领山上前后寺的僧侣，开荒种植，农禅并重，希望做到自给自足，于是全山僧侣推他为普陀山方丈。

在一九五〇年，普济寺传戒，由他担任戒坛得戒和尚。一九五二年，当选为普陀乡人民代表、定海县人民代表，一九五三年受邀出席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一九五六年当选浙江省第一届政协委员，以后连任三届。一九五七年奉调出任西湖灵隐寺住持，普陀山全山两百五十多名僧侣，上书挽留他，没有留下来。尘空到杭州市，并当选杭州佛教协会副会长；到北京出席中国佛教协会全国大会，当选为常务理事，以后连任三届。

尘空法师到了灵隐寺后，由于他是一个学者，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也不善协调人际关系。此时政策下令把全寺僧人的财务，都集中给住持管理，以致一些怕丢掉财物的人暗中和他作对，同时也有社会上的地头蛇之流，到寺中与他为难，这使他在工作上遭遇到很大的阻碍，好在他不慕虚名，不贪小利，对这些事澹然置之。后来有关部门安排，以大悲和尚到杭州市住持灵隐寺，尘空改为天竺三寺住持。

一九六二年，尘空法师赴北京出席中国佛教全国代表大会时，会后被留在北京，为中国佛学院编写《中国佛教史讲义》。越二年后，以浙江省方面催促，稿未竟而回杭州。未久，到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下半年，红卫兵到上竺寺“扫四旧”，把出家人赶出寺院，这位年近花甲的老住持也不能例外，把他由杭州遣送回湖北原籍，下放到荆门市塘坡村的老家参加劳动改造。

尘空法师在与族侄同住期间，也要参加劳动改造。他年老多病，但仍坚持出家人的本份，素食、早晚课诵不辍。他以微薄的工资所得，购置一些儿童图书，设置了一处《尘空书橱》，供生产大队中的儿童阅读，如此捱过苦难的“十年浩劫”。

“十年浩劫”过去，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落实宗教政策，恢复宗教活动。尘空法师再度回到杭州市，有关部门在浙江省文史馆给他安置了一个馆员的位置，月薪五十圆。他初回杭州的时候，浙江省统战部长接见了他，说他受了委屈，政府会补发他这些年的工资。唐山地震发生未久，老和尚把补发的一万余圆工资，全部捐给唐山救灾了。

他回到杭州后，给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写了一封长信，提到了一些在家乡多年的生活及感想，也提供了一些佛教的兴革问题。老和尚在杭州期间，寄居在灵隐寺紫竹林的一间小房中，一床一桌，简单之至。这时的尘空法师，早年老友在世者已经不多，通信往还者仅有北京的巨赞法师、明真、正果等几个人而已。一九七八年的十一月，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南下公干，特别到杭州灵隐寺去探视他，共进晚斋叙旧。尘空老病侵夺，不胜唏嘘。以后健康日益衰退，晚年患多发性骨髓癌，于一九七九年七月十日圆寂，世寿七十二岁，僧腊六十二载、戒腊五十四年。遗骨火化后，骨灰运回荆门玉泉山寺建塔安葬。

尘空法师追随释太虚近二十年，著述颇多，散见于《海潮音》杂志，出版行世者有《普陀山小志》、《灵隐寺志》等；及论文《唯生论读后》、《成佛救世与革命救国》、《几点佛法的要义》、《胜利的回顾与前瞻》、《关于佛教徒组党问题》等，未印行者有《民国佛教纪年》等。

尘空是一位“学问僧”，他做学问一丝不苟，认真踏实。他的治学精神，深得先辈和同辈们的赞许。在武昌佛学院任图书馆管理员及庶务管理期间，他任劳任怨，负责认真，可谓忠于职守。后来在四川汉藏教理院期间，他推动佛教改革，特别是在僧侣教育方面，希望培育出佛教改革的人才，以此深得释太虚的青睐。在他接编《海潮音》杂志之前，在日寇侵华期间，纸张涨价，销路困难，面临停刊边缘。尘空接办后，尽力以赴，力挽颓局，使《海潮音》月刊起死回生。一九九四年，当阳玉泉寺住持明玉法师，为缅怀先德，将其生平行谊，勒石于玉泉山狮子口墓塔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