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故居涧南园所在具体位置，历来不能确认，半世纪来，有关学者认为在襄阳城南汉水西岸岘山附近。孟浩然故居涧南园不在汉水西岸，而在东岸的院岗村。

在没有遗址的情况下，找到后裔，进而依据后裔的居住地推断孟浩然故里，不失为一条路径。其中，一直没得到认真考校的孟母段氏墓志铭十分值得研究。此铭于1958年出土于襄阳市城南汉江左(东)岸的古院岗后岗村。系平整土地时从本村孟巷孟氏家族的祖地一明墓中掘出，因损毁较重，部分文字无法辨认。铭文如下：

□□□第承直郎北京户部清吏司主事、郡人岘滨柯维恭 □士第正议大夫、北京大理寺侍郎、郡人鸣岘郑继之 撰文 进士加四品明□□□□山东州同知郡人□王继圣 书　墓之有志也，以示不忘也，惟士□子□言懿行，足垂不朽者，必勒石，俾来有所考□□云：有母仪□，妇道可式可训者，亦启子壼范，亦楷模也。可无所志以铭乎？襄郡城南江之东，古院岗世孟姓者，乃唐孟浩然先贤遗裔也。奕业相延不知几十代，传及处士孟公希曾，娶孺人段氏，生伯子应元、仲子应。伯子娶刘姓，生孙五：(以下约300字述段氏妇道养育之恩，此从略)享年七十有七。说者曰：仁者必有寿，德厚后必昌，于郡孺人亦大快矣。孺人生于嘉靖辛卯二月十七日，卒于万历丁未八月十七日。以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合葬于处士之墓右。伯子应元□□□□□□□余志，予梓里，尝慕浩然公而固有意于其志□□之不□志铭□□铭曰(以下铭文四句十六字，从略)○3

铭文可以说明的第一点是，古院岗后岗村孟巷的孟姓乃孟浩然遗裔。此点可从三方面得到肯定，其一是撰志年代距唐未远，柯维恭、郑继之之说可信度高。孟浩然卒于公元740年，此墓志铭作于公元1607年，距唐仅800多年，其间仅隔宋元两朝；其二，墓志铭撰写者的身份显赫，文史涵养高，应当言之有据。其中郑继之是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历任四川省副使、太仆少卿、大理寺卿、吏部尚书等显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曾为万历四十年所修《襄阳县志》作序。像这样的文化人，一般是尊重历史、出言有据的。如果说撰志人谀墓，似无充足理由，因为墓主的身份是一介平民，其子孟应元也是处士，墓志称他“业儒，博通今古”，或许属于乡村知识分子，这样的身份地位不足以使郑继之谀墓。再次，谀墓通常只在德行、业绩等方面表现出来，至于宗族渊源，特别是与历史名人相关的事体，古人是不敢轻下妄语的。

综上所述，基本可以肯定，院岗孟巷孟姓为孟浩然后裔。而“古院岗世孟姓者”中的“世”乃世代之意，说明该地的孟氏家族自古及今居住于此，那么，据此推断此地为孟浩然故居地当不为妄说。

据王维《哭孟浩然》“故人不可见，汉江日东流。借问襄阳市老，江山空蔡州（洲）○4”可知，孟浩然故居距蔡洲极近，那么弄清蔡洲的今昔位置对于考察孟氏故居是很有帮助的。 查《水经》：“(水)又从(襄阳)县东屈西南，水从北来注之。沔水中有鱼梁洲。沔水又径桃林亭东。沔水又东南，径蔡洲。”在“桃林亭”句下注曰：“又径岘山东省。○5”

据《荆州图经》：“岘山东南一十里，江中有蔡洲，汉长水校尉蔡瑁所居。○6”岘山是一个没有移动的对照座标，其东南一十里处是汉水东岸名为大旺洲的村子。此村东三里即古院岗后岗村。大旺洲是不是古蔡洲？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按记载古蔡洲在江中，而今天的大旺洲则在东岸上，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古蔡洲移动了位置，由“江中”爬上了岸。

《水经注》说：“（蔡）洲大岸西有洄湖，停水数十亩。长数里，广减百步。……与蔡洲相对，在岘山南广昌里。○7”据上引《水经》，沔水从岘山始折向东南，经过蔡洲之后继续向东南流去，而不是像今天这样从岘山、凤林山一带垂直南下，沿西山而行。当年，在岘山之南与蔡洲之间有一个广阔的角形地带，洄湖即在其上。也就是说，蔡洲存在的时候，其北面、东面是主河道，其西是支流，支流岸上有大片陆地，陆地上有洄湖。但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变迁发生了，后来主河道与支流换位，蔡洲西端受到江流冲刷，西岸也向西崩塌、拓展，其上的陆地向后退缩，洄湖崩塌于江水中（这就是洄湖消失的原因）。而蔡洲之东的河道渐渐淤塞、抬高，形成了新的东岸，实际上是东岸向西延伸了三里，并在岸上逐渐出现了大旺洲、老营盘等村落。于是江中药业的蔡洲消失了。这就是汉江即沔水千余年来的演变大体情形。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知道了，蔡洲远离岘山、凤林山一带的西岸，东岸，即大旺洲一带。古院岗后岗村距此三里，所以王维此诗有此句之慨叹。

我访问过世居鹿门山麓、汉江边的周老汉，他79岁，他对我谈到过大旺洲一带过去的水灾情形，获知了两点：第一，老汉听上辈人传说，汉水原来是经大旺洲村北向东流，与淳河相汇，再南折到鹿门山麓，流入宜城市界。至今山麓的岩石上还留有拉纤磨出的深槽。后来，汉水改道向西南观音阁方向流去。此说与《水经注》所说“(汉江)又东南径蔡洲”中的“东南”二字完全吻合。第二，周老汉说，上世纪50年代没修防洪堤，一涨大水大旺洲村边就进了江水，可以行船。民国二十四年汉江发大水，洪水再次从大旺洲村北南下，水后在村东留下数里长的大沙包。古院岗后岗村老人亦有同样说法，并举出实证，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古院岗后岗村西一里余处仍有大面积的沙滩、沙包，这是当年河道通过的残留物。第三，据古院岗后岗村老年人口口相传，当年河道即从古院岗后岗村西通过，作为物证，村西高阜边的石牌坊留有当年的拉纤磨出的凹槽。上世纪50年代，汉江上游没建丹江水库，秋汛时洪水冲上江岸，直达古院岗后岗村下。

查阅清代同治年间《襄阳县志》沔水地图，大旺洲也标在江中，这图正好与当年老人的说法相参证，并与《水经》暗合。

踏勘古院岗后岗村地形地貌，仍可清晰辨认旧河道河岸的大体形势。该村村北俯临一线高阜，高可十米余，绕至村西即向南延伸直达鹿门山附近；高阜之西、之北是低平沙地。高阜之下有一条古溪当地人呼为北沟，沿高阜而行直达鹿门山下，汇入淳河，再入汉水。

潘新藻先生对这段沔水加按曰：“(沔水)至岘山之东，又向南折，复向东转，东会淳河，抵鹿门山而西南转入宜城界矣。○8” (“而”当是“之”字之误。)

村北的河或回流，即为孟诗中屡屡称述的“北涧”，古溪“北沟”乃是其遗存。孟浩然的居家和田园因处于涧南，故称“涧南园”。

《都下送辛大之鄂》：“予亦忘机者，田园在汉阴县。因君故乡去，遥寄式微吟。”《秦中苦雨思归，赠袁丞相、贺侍郎》：“苦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皆称家在汉阴。据上述，古院岗后岗村在汉唐时期地处沔水东岸曲，距离江中的蔡洲极近，其北为沔水支流或洄流，十分宽阔；据山南水北为阳，反之为阴的传统说法，该村地处“汉阴”。据此，完全可以说，孟氏故里涧南园即在院岗村后岗孟巷。

但陈贻焮先生认为“涧南园即在岘山附近○9”，“南园正在南郭姓外○10”，但这并不符合地理地貌的真实。岘山在城南七里，汉水西岸。查《水经》及注，以及其它文献，襄阳市城南汉江西岸特别是岘山附近，根本没有这样的水系。岘山之南虽有一个洄湖，但湖不是涧，且洄湖早有定名，孟氏不会自造新词。而岘山之北至襄阳城之间乃一带平旷之野，除一条襄渠（水）外别无水系，亦无所谓“北涧”。既然西岸无北涧，孟氏故里就不可能在这边；而江东正有一个这样的水系或地貌，且与孟诗描述相吻合。以下试就陈贻焮先生所论及之孟诗有关诗句或关键词，结合江东后岗村一带地貌，再证后岗村即孟氏涧南园。

首先说说“北涧”。孟诗《涧南即事，贻皎上人》中写道：“钓竿垂北涧，樵唱入南轩”。《北涧泛舟》写道：“北涧流恒满，浮舟触处通。沿洄自有趣，何必五湖中。”二诗描述了诗人家居时的日常生活。据诗意，孟氏故里不仅确有一个北涧，而且面积和流量都很大，可以泛舟其上，随意遨游。这是陈先生也确认的。如上所述，这样开阔的水面在西岸岘山南北是不可能的。陈先生由上二诗推断《白云先生王迥见访》一诗中“家在鹿门山，常游涧泽水”的“涧泽水”即北涧，白云先生造访是顺路○11。我以为有理，但值得商。问题仍然在北涧。我以为把北涧置于后岗村则更合情理。该村处于鹿门山与襄阳城一线中间，而且紧靠鱼梁渡口即南渡头东岸，王迥出山入城必由此过江，顺路造访，实在是顺理成章。若按陈先生意见，由于渡口西岸在岘山之北数里，那倒是不顺路了。

次说“南渡头”和鱼梁洲。《送张祥之房陵》有“我家南渡头，惯习野人舟。日夕弄清浅，林湍逆上流”之句。襄阳沔水古渡，城东有东津（渡），城南有南渡头。南渡头即“鱼梁渡头争渡喧”之处，靠近城东南江上的鱼梁洲。每一渡头有两岸，东岸在古院岗后岗村稍偏北，故孟诗称“我家南渡头”。因靠近南渡头，所以《夜归鹿门歌》中说“鱼梁渡头争渡喧……我亦乘舟归鹿门”；由于后岗村距鹿门山很近，所以能够很短时间内就“忽到庞德公栖隐处”。而渡头西岸在岘山之北数里处（这是由鱼梁洲的位置推定的），如果按陈先生之说，涧南园在岘山附近，那么到鹿门山去就无须溯江北上到鱼梁渡头了。其次，这里到鹿门山的路程也较从江东出发为远，不可能“忽到”庞公栖隐处。

陈先生认为《南山下与老圃期种瓜》一诗中“樵牧南山近，林闾北郭赊”之南山不指鹿门山而指岘山○12。这正好说反了。他认为鹿门山与襄阳市相距三十里，“若指鹿门山，则论远近就不当着眼于郭了。正因近郭，故有‘林闾北郭赊’句”。陈先生这里显然把“北郭”理解为襄阳城北之郭，即北门。问题出在对诗人视点的理解错误。我以为，这里的“南”“北”者，当以涧南园为视点，即诗人立足于此而南北观望和言说，那么，诗人站在东岸的后岗村，举目南望，“南面之山”正是鹿门山；因为距此仅数里之遥，所以为“近”也。而翘首北望，“北面之郭”乃是襄阳城；赊者，远也；因为襄阳城距此地约十五华里，较之鹿门山，所以为“赊”也。若南山系指岘山，北郭系指城北之郭（北城门），而“南园正在南郭姓外○13”，诗人何越“南郭”而言“北郭”耶？于理欠通，“南”“北”亦不能对举（“南面的山”只能对应“北面的城”，而不能对应“城的北面”）。况且，若将涧南园置于汉水西岸一带，则位处城南诸山东麓，诗人若要称述山峰，则只能称“西山”而不可称“秦岭”了。陈先生对当地地理不熟，故解析该诗有牵强之处。

白居易《游襄阳怀孟浩然》亦可参证：

楚山碧岩岩，汉水碧汤汤。秀气结成象，孟氏之文章。

今我讽遗文，思人至其乡。清风无人继，日暮空襄阳市。

南望鹿门山，蔼若有馀芳。旧隐不知处，云深树苍苍。

诗里明确说作者到了孟氏家乡（“至其乡”），又明确说南边是鹿门山（“南望鹿门山”），据后四句的诗意，站在孟氏故乡可以清楚地看见鹿门山上的树木，但见白云缭绕林间。说明此地距鹿门山不远，若如陈说在岘山一带，因有至少二十里之遥，且鹿门山海拔仅350米，只能看见一个低低的山影，哪里能看见林木？且从方位上来说，在岘山北是看不见鹿门山的，在岘山南看鹿门山，鹿门山已偏东，则只能称“东望”了。无论从距离之远近或观望之方向，考其实地，古院岗后岗村均正当其地。

再说“襄水曲”。《早寒江上有怀(江上思归)》：“水落雁南度，北风江上寒。我家襄水曲，遥隔楚云端。”襄江这里指的是沔水即汉江，上文所述可知，古院岗后岗村当时所处位置正在沔水曲隈，正是典型的“襄水曲处”。而江右远离汉水，无此地貌。（有人认为“襄水曲”中的襄水是指襄阳市城南由鸭湖向东南分支而出的襄渠。这是不对的。因为这条水太小，名气、气势均不大，不足以入孟诗；且无北涧、洞湖之类水域。鹿门山孟浩然纪念馆里有一幅南渠的照片，标明为“涧南园”故址，是很不妥当的。）

再说“冶城”。王士源《孟浩然集序》说“食鲜疾动，终于冶城南园”，陈先生认为这冶城当在襄阳近郭，岘山附近，因年代久远，这个旧时的小地名今已不传了。又推测或因避讳“李治”而改“治城”为冶城，那就系指襄阳城了○14。后者显然不通，涧南园与襄阳城绝远，两者不能同为一地。关于冶城的历史资料的确十分匮乏，笔者实地踏勘调查，得知后岗村自古及今保留下一套完整的地名，该村中间称为“都察院”（“院岗”一句即“都察院所在的岗阜”之意），村东村西分别有地名“东鼓楼”“西鼓楼”，村东田野称马道。老人称本村早先是一座城。结合孟诗《游明禅师西山兰若》中的“日暮方辞去，田园归冶城”，说明冶城与南园同为一地，那么，结合以上历史地理的考察，暂将它理解为孟诗中的冶城也是不无道理的。

最后说说“洞湖”。“洞湖”一词，在孟诗中出现了两次。《溯江至武昌》：“家本洞湖上”。《寻张五回夜园作》：“闻就庞公隐，移居近洞湖。”有人认为“洞湖”是“洄湖”之误，我则以为“洞湖”是实有其地，并非误写。理由一：笔误不可能连续出现两次，孟诗明明写着“洞湖”，有什么理由硬要说它是误写呢？理由二：如果说《水经注》上提到洄湖而没提到洞湖，所以洞湖不存在，这推论也是不严密的。事实上孟诗里许多地名都没写进《水经注》等地理历史著作（比如南涧、北涧），我们不能因此而怀疑它们的存在。理由三：恰恰相反，我认为洞湖是后岗村附近的一个湖。《水经》记载：“沔水又东南，邑城北。沔水又东，合洞口。○15”邑城是东汉襄阳侯的封地，在汉水西岸凤林山之南数里处，其对岸就是古院岗村偏南一带。对这一段话中的“洞口”潘新藻先生加按曰：洞水就是发源于枣阳市的白水，即滚河，古时它从东津湾之南入沔，而后来改道北入白河（唐白河）从樊城东北的龙口（古子国，今张湾附近）入沔，“昔日洞口，当在邑城对岸之东南也，今淤。○16”汉唐时期，这一带地势低下，水网纵横，在洞水入口处形成一个湖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此说成立，那么湖以水名，这个湖就应该是洞湖。后来洞水改道北走，湖亦渐淤，后人遂不能知，于是便臆断其为洄湖之误。

《寻张五回夜园作》中的“闻就庞公隐，移居近洞湖”二句也告诉我们，洞湖非洄湖之误。这两句诗的意思是，听说张五近来到庞德公隐居的鹿门山做隐士去了，他的家迁移到那里，离洞湖很近了。这两句诗连起来说就是：“庞公隐”处“近洞湖”。如上所引证，鹿门山距洞水或洞湖是很近的。陈贻焮先生在注里说：“据《大清一统志》知襄阳市西南郊有檀溪、鸭湖等不少湖泊。当时或有叫洞湖的，而其名今不传，亦未可知。”陈先生只知江西省有湖，而不知江东亦有洞水和洞湖，因有是语；但其态度是诚实可敬的。回到前头再说《白云先生王迥见访》一诗中“家在鹿门山，常游涧泽水”的“涧泽水”是否北涧。我以为这是明确的，即它极可能是洞湖附近那一些大大小小的湖泊涧溪，因为“涧泽水”三字含义丰富，非止一种积水形态，涧为流水，泽为停水，洞湖近鹿门，王迥得以“常游”。

陈先生重点分析了《登鹿门山怀古》和《夜归鹿门歌》二诗，以佐证涧南园“在襄阳南郭外岘山附近江村中”的观点○17。陈先生把自涧南园乘舟赴鹿门的水程分为三段，其中第一段即起始段为“涧南园到岘山北面北涧入汉处北涧自西而东顺流一段。”意思就是涧南园位置在岘山西北方向，否则怎么会“自西而东顺流”才能到“岘山北面北涧入汉处”呢？但如本节第一段所论，岘山之北乃为平野，西北为望楚山等，其中没有类似水系。陈先生的分析显系想象所致。但陈先生分析后认为“自涧南园开船出发，到鹿门山不须很长时间”，并再举《夜归鹿门歌》等诗为证，这倒是极正确的。如上所述，院岗村距鹿门西麓不过数里而已。而且乘船前往，无须绕行，可直接南下到鹿门山西峰，再东折到主峰下登山。但我认为《登鹿门山怀古》所写的这次游鹿门山并不是从涧南园出发，而是同朋友一起从鱼梁洲或襄阳城出发，所以“乘流越江岘”，即经过岘山一带。若从涧南园出发则无须经过岘山。作为佐证，诗中的“回舻”一词值得注意，舻乃舻的简称，而舳舻者，“船方长为舳舻”也，钱大昕如是说。这样的大船孟家是无力也不必置办的；其次，舳舻是游船的规模，说明同游者众，非大船不可。《夜归鹿门歌》所记不是偕友同行，所以只说“乘舟”而不说“乘舻”。诗里诗外没有证据或线索说明诗人一定是从涧南园出发的。事实上诗人交游广泛，优游山水，唱和宴集，居家的日子并不是很多的，在襄阳市城里宴集之后同游鹿门山应是情理之中的。总之，历史地理明摆在那里，它是一块硬骨头，谁遇到它都得修正自己的揣测。

孟浩然故居涧南园确切位置历来众说纷纭，不能落实○18；究其原因，盖在于对古襄阳沔水的历史地理不甚了然，对其变迁缺乏研究，误将涧南园放在了西岸，违背了历史实际，所以无论怎样解释总有纰漏，难圆其说。还其历史本来位置，则一通百通。当然尚有诸多未解之谜一时难以尽释，故撰此拙文以待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