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里一千墩汉墓群，位于宝应县东边的射阳湖镇，从射阳湖镇赵家村起，一直延伸到天平乡的天平庄附近，东西长约4.5公里，在此范围内，墓墩数以千计，若悬盂覆釜。

九里一千墩汉墓群位于宝应县射阳湖镇，原汉代射阳县治所，在西南约16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星罗棋布地分列着许多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土墩子，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射阳墩”。

因土墩数量很多，后来人们俗称为“九里一千墩”汉墓群。这些较为集中的土墓为我们了解汉代射阳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提供了内涵丰富的实物资料。

史书上记载项伯和建安七子陈琳墓在此。这里曾出土“汉铜虎”、“千斤镫”、“双鱼铜洗”等汉代以来的铜器、陶器、玉器、铁器珍贵文物数百件。清代这里发现了孔子见老子石门画像石，后因日寇侵占，画像石下落不明，其拓片鲁迅先生曾收藏过，现在南京博物院珍藏。“九里一千墩”汉墓群遗址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人们称它是“史籍的记载，文明的象征”。

东汉建安五年(200年)，广陵区太守陈登对沟古道进行改浚。他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经济，使射阳县很快繁荣兴旺起来。从夫差开邗沟（前486年）到南梁刘宋末年( 479年)射阳县废，在这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射阳一直为邗沟古道上的交通枢纽、项伯的封国、广陵郡的治所、百姓的垦殖地。从地理位置上看，紧邻射阳古城的东北部为烟波浩渺的射阳湖，惟有西南一片相对高亢的田地为世代射阳人的安息之地。

《万历宝应志略》记载：“射阳墩在射阳湖镇之西，墩以数千计，若悬盂覆釜，大小夹持间，有径如列埏隧”。明代进 士、九江知府朱曰藩在描写射阳墩的壮观时，曾有“沙墩排万马，烟海失群”的诗句。后人根据土墩的形状、用途、历史传说分别冠以形象而有趣的名字，如狗牙墩、乌龟墩、虎墩、金牛墩、鸭蛋墩、旗杆墩、夏家墩、戴墩、八角墩等。传说汉代臧洪、陈容 为抵御敌寇侵袭，在此操练兵马，修筑土墩，便有前走马墩、后走马墩、饮马池、马槽等墩名和地名。金牛墩是因此墩形状像一头卧息的牛，传说墩内有金银财宝故叫金牛墩。目前保存最好的三个标志墩之一的竹墩，因墩上长满茂密的翠竹而得名。

射阳县古今究竟有多少土墩？明代吴敏道诗云：“三千射阳墩，错落射阳路。”民谚亦云：“射阳三千六百墩，不知谁是楚王坟。”清代以来一直称为“九里一千墩”。

1960年调查统计尚 有大小墩阜八百余座，1998年经过考古调查土墩仅剩七十余座。如此众多且规模较大的土墩是怎样形成的？通过历次的考古调查以及部分墓葬的发掘，发现每一个墓墩中都隐藏着汉代的墓穴，有的土墩中有数穴乃至数十穴。因射阳地区地下水位较高，这里墓葬都为浅穴起封或平地起封，多为木椁墓和砖室墓。这些墓都建于平地上，然后担土覆坟墩。起初只是一个个排列有序、相对独立的家庭或家族为主的聚棺埋葬地，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坟场。天长日久，这些坟墩了又堆，堆了又坍，加上后代不断有人埋于内，便逐渐形成了一个个土墩。

射阳墩出土的文物非常丰富，据史料记载，仅清代出土的文物就数以千计，其中汉双鱼 铜洗、汉铜虎等极为珍贵。清乾隆48年(1883年)，宝应县举人朱彬在射阳平家庄双墩发现 了射阳石门画像，它是我国出土最早、影响较大的汉画像石刻之一。特别是一幅内容属“圣贤”画像“孔子见老子”图，则更为引人注目，许多金石学家相继著文，将它编在有关著录中。鲁迅先生不但藏有此画像石的拓片，而且还专门研究过。解放以后，因农田改造、水 利建设等破坏，射阳墩又先后出土过数千件文物，特别是陶器，不但数量多，且造型和纹饰都较为丰富。这些汉代陶器虽然没有先秦青铜器那么精美，也没有后代瓷器那样华丽，但它却有独特的粗犷豪放的风格，雄浑奔放而深沉宏大的精神。 1981年在前走马墩出土的一件彩绘凤纹杯盘套盒，设计巧妙独特，制作工艺精湛，漆色艳丽如新，充分展示了汉代漆器工艺的成就。1982年八角墩出土的纹青玉璧和1998年戴墩出土的龙凤纹白玉佩，玉质莹润，纹饰华美，雕琢技艺精湛，堪称汉代玉器工艺的杰作。出土的“淮陵玺印”一批汉代官、私印，为研究汉代的印信制度提供了有价值的实物资料。为了切实加强对古射阳汉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当地政府正着手规划，准备建设汉文化旅游区。射阳县的“九里一千墩”汉墓群以及其它汉代遗迹，正以它独特的魅力和古朴的风姿显示着中国汉文化的灿烂，迎候着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

曹操谋士陈琳或葬宝应县“九里一千墩”汉墓群。

扬州文化研究所所长韦明铧说，当时曹操手下有著名的“建安七子”，其中较为年长的陈琳，就是广陵射阳(现为宝应)人。他在诗、文、赋上皆有建树，诗歌代表作为《饮马长城窟行》，描写了繁重的劳役给广大人民带来的苦难，颇具现实意义。他的散文文风雄放，笔力强劲。但他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三易其主，先后侍奉何进、袁绍、曹操，热衷功名，最终染病身亡。

相传陈琳就葬在其中，但是，并没有明确的考古证明。

三国时期，还有哪些人物和扬州市有关？韦明说，当时扬州处于魏、吴两方政权的中间地段，一会儿属魏，一会儿属吴，有时候还是双方都不管的“真空”地段。据韦明铧介绍，曹操一生并没有踏足扬州，但他的儿子曹丕来过扬州，还对着滚滚长江，发出长叹：“这真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啊！”为曹操医治过头疼病的名医华佗，也长期在扬州活动过；他收下的唯一弟子吴普，就是扬州人。一直以来，扬州中医都奉吴普为祖师爷。解放前，扬州地区还有过吴普庙。

此外，扬州还有一位学士叫做张纮，到了孙吴当谋士，和张昭一起合称“二张”。他和陈琳虽然身处两个不同的阵营，但是关系不错，常有书信往来。有次陈琳写信给张，夸赞他文学水平高；张纮回信写道，自己在陈琳面前只是“小巫见大巫”。这也就是成语“小巫见大巫”的由来。

宝应商周遗址参评“十大发现”为扬州市唯一参评项目，属于商周时期南北交流碰撞区域——发现的双琚商周文化遗址，已经参加“江苏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十大新发现”评选活动，这也是此次扬州唯一一个参评项目。2009年四、五月份，扬州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驻扎夏集镇。宝应县博物馆负责人季寿山介绍，经过考古人员为期20天的调查，出土了一批陶、骨器等生产劳动工具，器型包括鼎、豆、罐、鬲、釜、钵等。

季寿山告诉记者，双琚商周文化遗址位于双琚村运河以东片，东北为兴化市，南为高邮市，周边多湖泊沼泽，遗址北有双琚大河，通广洋湖。遗址为凤凰沟环绕，东西长 240米，南北长260米。西北地势较高，东南相对平缓。地表常可发现绳纹、席纹陶片。地下堆积较丰富，深度在1.7至2.8米之间。

据史料考证，商周时期这里就有人类活动，其后历史无从稽考，明代洪武赶散有苏州市徐氏迁至该处，遂名双琚，上世纪50年代双琚自高邮划归宝应县。双琚遗址属于商周时期南北交流碰撞区域。中国社科院、南京博物院的考古专家均对该遗址的发现给予了较高评价。

葬在扬州市的“帝王将相”

帝：隋炀帝

地点：槐泗镇

发现时间：清代

扬州在历史上没做过国都，所以埋葬在扬州的国君并不多见，只有隋炀帝杨广。他在江都区被杀害后，就被埋葬在这里。隋炀帝陵的发现，和清代大学士阮元分不开。正是阮元，在扬州为隋炀帝立碑建石，并请扬州知府伊秉绶修建了隋炀帝陵。

隋炀帝是否安葬在隋炀帝陵里，现在还没有进行考古发掘。但晏炳森认为：“不是所有的陵墓都要进行挖掘的，保留原样，同样是对历史的保护。”

王：广陵王刘胥

地点： 汉陵苑

发现时间：1979年

广陵王刘胥是刘彻之子，获封广陵王。一开始，他的坟冢在高邮天山；1979年采石工人开山时，发现了山中古墓葬，后将墓冢整体搬移到蜀冈，成为现在的汉陵苑。晏炳森介绍说，因为汉朝推崇厚葬，所以当时考古开掘时，尽管该墓遭受过盗掘，仍出土了大量文物，约有千件之多。特别是规模宏大的“黄肠题凑”，是汉代诸侯专享的特殊墓葬制，皆由楠木制成，无论是体积还是质量，目前在国内都首屈一指。

将：李长乐

地点：西湖镇

发现时间： 民国年间

李长乐是一位晚清猛将，一生得了三个“巴图鲁”(即“勇士”)的称号，这在清朝历史上是罕有的。后来，他来到扬州市买田置宅，安顿家小。他去世后，清光绪皇帝赐谕葬于扬州，谥封勤勇公，墓址为维扬区二道山赵庄东北，即现在维扬区西湖镇经圩村赵庄。这种“奉圣旨谕葬”，是清代对中兴功臣亡故后最为隆重的葬礼制。在将军中，还有明朝抗清将领史可法。在知道必定兵败时，他就关照义子，自己牺牲后埋葬在梅花岭。但后来清军破城，史可法尸骨并未找到。现在史可法纪念馆内的梅花岭，是史可法的衣冠冢。

相：阮元

地点：槐泗镇

发现时间： 近年

阮元是清朝著名学士，官至太傅，管理刑部、兵部事务。他是乾隆、爱新觉罗·颙琰、爱新觉罗·旻宁三朝重臣。阮元去世后，道光帝在祭文中称他：“极三朝之宠遇，为一代之完人”。阮元归葬雷塘祖墓，即现在的槐泗镇永胜村。他下葬的地方为祖，除了阮元墓，还有阮家祖宗的一些墓冢。如今只有墓碑，并无其他明显的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