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汉支队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保卫陕甘宁边区、继而解放宁夏回族自治区而建立的一支以宁夏籍干部、战士为主，由回、汉等民族组织成的革命武装力量；它转战于宁夏的盐池、同心，陕北地区的定边县、安边镇、靖边县、吴旗，甘肃省的环县及与陕甘宁边区接壤的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等边沿地带，经历了成立，渡过难关、由弱变强，转战三边西南部，进军宁夏四个发展阶段，其为保卫边区和解放宁夏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回汉支队的创建是回、汉人民在党领导下寻求光明与争取解放斗争的必然结果，宁夏解放后，从回汉支队成长起来的干部、战士积极参加了宁夏的建设。

回汉支队，是中国共产党为保卫陕甘宁边区，解放宁夏而组织的一支民族武装部队名称。

解放战争期间，它战斗在陕、甘、宁、内蒙的边沿地区，从1947年1月成立到1950年改编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军区独立团，这支民族武装为保卫边区的安宁和宁夏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军阀马鸿逵对宁夏人民 实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特别是苛捐杂税、派粮抓兵，常年的国民兵训练，致使宁夏人民的生活痛苦不堪。

宁夏解放前有70万人，不仅养活著马家四个军及地方政府人员合约8万多人，而且，老百姓中的男劳动力9万人在解放战争开始以来就集中编入国民兵，进行常年训练。在农田劳作的妇女、小孩的一点收获，也被马匪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有记载的名目达40余种）掠夺而光。

人民最不堪忍受的是马匪征兵。“有兵就有权，有权就有钱”是马家父子的信条。马匪年年征兵，在1941年到1948年中征兵达12次之多。征兵的名目五花八门，有三抽一、五抽二、有幼子即为双丁、大配小、小配大，到解放战争开始后，征兵连名目也不要了，按保甲组织为单位，一要就是多少多少，“有人的要当兵，没人的摊兵款，老百姓倾家荡产，气的白瞪眼”。最令人发指的是所谓的征补逃兵。如一九四七年冬保四团在陕北袁大滩被我解放军歼灭，团长弓长舒也被俘，连同其它部队共歼灭马匪四、五千人，马匪为把这些兵补起来，诬蔑这些兵是“逃跑了”，要进行惩罚，少一个兵罚三个，少一个官罚补五个兵，灵武市朱桥有保四团的一个兵，在袁大滩被歼灭，也要罚三个兵，其父母哭诉多次无效，直逼得从袁大滩抬回死尸才罢休。就这样马匪把新补起来的保四团叫“罚兵团”，老百姓称之为“讹兵团”。

宁夏回族自治区 土皇帝马鸿逵父子对宁夏的血腥统治，使宁夏回汉人民过著饥寒交迫，民不聊生的苦难日月，流行的民俗音乐唱道：“宁夏川，两头尖，东靠黄河西靠山，年种年收水浇田，到如今家家没吃穿，不能怨老天”因此，宁夏劳动人民和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匪恨之入骨，无法忍受苦难生活的民众，到处逃亡，部分流向盐池、定边等解放区。例如盐池县二区硝池子坑就逃来几十户，五区家畔附近的一个过去不住人的野沟内就有十几户，定边县在一九三六年只有一户回族，到一九四五年发展成一条街，成了一个回民乡。“到1946年初，逃亡到定、盐的回族民众有3千余人。”他们愿意参加革命，打回老家去，解放全宁夏回族自治区。

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宁夏回族青年马怀蔺、金三寿等人在党的领导和支持下，在三边解放区曾二次组建回民支队。1946年6月，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之后，马鸿逵不断派兵袭击、骚扰解放区，余庄子、红井子、三段地工委为应付突然事变，根据上级党委关于扩兵的指示精神，于7月建立游击武装。到1946年冬，余庄子游击队有80多人，红井子游击队有50多人，三段地游击队有10多人（后合入余庄子游击队）。这些游击队的成员绝大部分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移民、难民和马鸿逵部队的宁夏籍逃兵。与此同时，金三寿、彭化庵等人在定边县西关回民乡和盐池回民打盐队的回族群众中积极活动，成立了回民支队，约50多人。

上述三支游击队在配合部队与马鸿逵部队作战中，扩大了人员和武器装备。经西北局批准，三边地委和三边军分区决定将这三支游击队合编，成立“回汉支队”，以适应政治和军事形势的需要。1947年1月中旬，在定边（三边地委所在地）城南关，召开了回汉支队成立大会。

中共 三边地委和三边军分区的领导同志朱敏（地委副书记、宁绥工委书记）、曹友参（三边军分区司令员）、郭宝珊（三边军分区副司令员）、赵忠国（宁绥工委副书记、三边地委统战部长）等参加成立大会并讲了话。

回汉支队的建立，标志著宁夏人民武装的诞生。它肩负著保卫边区、解放宁夏的重任。回汉支队在政治上属宁绥工委（后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委）领导，西北局要求：工委应把回汉支队看成是自己的干部训练队，继续不断地抽调与培养其中的积极分子，派到宁夏去工作。在军事上回汉支队由三边军分区领导，供给方面由三边警备司令部（即军分区司令部）统一筹划，为团的建制。

回汉支队整编后共有234人，其中党员47人，回族65人，宁夏籍人占90%以上，刘振宇任支队长，金三寿任副支队长，梁大均任政委。支队下设三个中队。中队下设二个或三个分队。分队下设三个班。这支部队的党员多在干部中，除红井子来的分队外，战士中没有党员。在党员干部中，来自吴忠市地域的有：副支队长金三寿（吴忠人、回民），一中队二分队队长包玉生（宁朔县人），三中队副队长张元（盐池人），三中队一分队队长尹秉翰（金积县人）。

回汉支队成立后，主要困难是部队成份复杂，纪律松弛，大部分战士政治觉悟低；经费困难，战士身无军装，食无菜金；武器装备不足，只有步枪130支（能用的只有81只），机关枪1挺，大刀8把，子弹2千余发，不少战士还是徒手。

为解决困难，支队采取以下办法：1、举办训练班，进行形势和任务教育，提高政治觉悟；2、通过审查，洗刷不合格人员；3、照顾部队家属（当时有家属的干部、战士共有24家），以便安定人心；4、集中部队物资进行生产自救，解决经费，改善生活。

1947年2月，根据三边地委决定，回汉支队开赴盐池县雷家沟进行整训。这次整训，以政治教育为主，提高觉悟，加强组织纪律观念；辅以军事常识的学习和简单战术训练。期间专门办了干训班，集中排以上干部讲授政治课。根据西北局“回汉支队要继续扩充”的指示，人员增加到300多人，支队由三个中队扩编为四个中队。

1947年3月底，马鸿逵出动三万兵力侵占盐池、定边县、安边镇等地，回汉支队向南转入吴阴山区开展游击活动。三边地委常委、保安处长邓国忠来到吴阴，传达了三边地委、三边军分区的决定：改“回汉支队”为“宁夏人民解放军”，任命赵忠国为宁夏人民解放军司令员，梁大均为副司令员，邓国忠为政委，何广宽为政治部主任，刘振宇为参谋长。下辖一支部（回汉支队）和第八挺进支队（为挺进宁夏回族自治区而组建）和一个通讯排。一支队队长刘振宇（兼），政委梁大均（兼），副政委马立凯，共300多人，下辖三个大队。第八挺进队队长金三寿，政委何广宽（兼），副政委彭华庵，共200多人，下辖三个大队。

宁夏人民解放军成立后，何广宽、金三寿、彭化庵等率八支队出发西行，在李垣畔与张世荣、张元及红井子工委的全体人员汇合，并将红井子工委的全体人员编入八支队。到唐平庄与宁夏人民解放军军部及一支队会合后，向陕甘宁交界处的王标台转移。在此，与马鸿宾部唐占元团遭遇。战斗中，宁夏人民解放军失利，损失40多人，支队长刘振宇负伤后被俘。部队决定到吴起县休整。

部队到达吴旗后，由于西北战场形势紧张，加之部队连连失利，战士思想波动较大，个别人甚至产生悲观动摇情绪和离队思想。当听到三边主力警备八团（被马鸿逵称为“铁八团”）打了败仗，一团叛变的消息后情绪更为低落。为了加强对部队的领导，三边军区派郝耀任宁夏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兼回汉支队队长，并决定对部队进行整训。将原来的两个支队的六个队合为四个队，支队部和军部合为一个单位。这次整训先后在李家砭、金佛坪、阳庄川、三道川等地进行。整训中，针对上述情况，着重进行形势教育和革命人生观教育。讲陕北青化砭、羊马河战斗的胜利，山东沂蒙山区胜利的大好形势，鼓舞士气，树立必胜信心；开展正规军事训练，进行实战教育，联系实际总结部队成立以来，特别是几次战斗的经验教训，用自己亲身经历战斗进行回忆，分析几次战斗失利的主客观因素。经过半个多月的整训，稳定了部队情绪，提高了思想觉悟和战术水平，渡过了最困难、最艰苦的时期。

1947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继蟠龙大捷后又直取陈龙，威逼环县。回汉支队受到胜利的鼓舞，纷纷请战，并派金三寿、何广宽等人到环县去找西北野战军求援解决武器问题。彭德怀、习仲勋等领导亲切接见，指示部队要大力支持。未过几天，西北野战军攻克环县，将缴获的几百条步枪、几挺机关枪、掷弹筒等一部分武器送给宁夏人民解放军，使宁夏人民解放军每个战士都有了一条枪，每个连队都配备了机关枪、掷弹筒。部队士气空前高涨，干部战士欢呼雀跃，称环县领枪为“彭总赠枪”。

6月29日，二纵队王震司令员到宁夏人民解放军的住地吴旗头道川，与梁大均、何广宽谈话，希望支持回族干部到二纵，梁司令、何政委表示同意，后输送杨继德（连长）等五人到二纵，杨富荣等一批优秀的连排级干部和战士到四纵。

随后，宁夏人民解放军奉命随西北野战军四纵队出发，过环县收复定边县，在定边城的北大操场召开了祝捷大会，彭德怀司令员在大会上讲话，他风趣地说：“马鸿逵是秃头上的虮子，跑不了。”为了防止敌人逃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对盐池马部实施了大包围。宁夏人民解放军随队参加了收复盐池的战役。在此战役中，宁夏人民解放军奉命埋伏在盐池城北的土沟，拦截北窜的敌人。7月7日，敌骑兵二十四团向土沟逃窜，宁夏人民解放军多次打退敌骑兵冲锋，敌骑兵狼狈逃窜，战士们纷纷跳出阵地追赶敌人。此战毙伤数十人，缴获一部分战马，受到西野一纵队张宗逊司令员的表扬。自此，宁夏人民解放军战斗力空前提高。这是回汉支队在战斗中由弱变强，逐步走向正规化的转折。

1947年7月，根据中共三边地委决定，取消宁夏人民解放军的建制，恢复回汉支队的名称，对干部作了调整：刘思孝任队长，梁大均任政委，金三寿任副队长。并取消了一支队和第八挺进队的番号，分为4个中队，一个通讯排，近400人。为了加强部队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部队设立了党的总支委员会，梁栋岳任总支书记。

为彻底粉碎敌人对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打到外线去作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决定出击榆林市，调动陕北地区的敌军北上“围城打援”。8月上旬，西北野战军撤出三边。8月12日，马鸿逵部队乘西北野战军主力部队东移，再次进犯盐池、定边县。三边的地方部队（包括回汉支队）撤进吴旗一带山区进行整训。这次整训主要进行形势、任务和树立革命人生观的教育，提高认识，整顿纪律。为加强党的建设，回汉支队成立了党委，梁大均、刘思孝、梁东岳、金三寿、马立凯为党委委员，梁大均任书记，整训中开展军事训练，讲军事常识，进行战术训练，特别加强了山地作战的训练。通过整训，军政素质显著提高。

1947年8月底，马鸿逵部暂九师师长卢忠良带领二个团忘图进犯中共三边地委和军分区驻地——吴旗。回汉支队负责牵制、监视敌人。回汉支队在赵岘与敌张廷芝部三边清乡团遭遇，回汉支队迅速迎战，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打伤敌人数人，敌人因不摸我军底细，随即溃退。张部不甘心失败，又命其营长齐仁德率领团匪一个营进抵新安边一带，企图袭击中共军分区机关驻地凤凰寺。回汉支队闻讯赶到，抢占有利地形，经过一昼夜激战，把敌人压在山下的大沟里，打死敌人7人，打伤13人，回汉支队轻伤2人，阵亡1人。这次战斗的胜利，回汉支队以少胜多，击退了数倍于己的敌人。从此张廷芝的团匪再未敢到这一带骚扰。这一硬仗的胜利不仅保卫了军分区，而且保护了隐蔽在山后的后方仓库、医院及家属的安全，受到嘉奖。

1947年秋、冬，回汉支队逐渐前进至定边县、东山畔的海底涧、杨山涧、油坊涧半山半滩的地区活动。在这里多次击退团匪的骚扰，保护了群众的安全。1948年2月，回汉支队奉命配合警三旅八团和蒙汉支队一起攻打定边县的宁条梁。在此战役中，击毙三边清乡团的连长马海潮，俘获安边镇县县长及敌人100多人，拔掉了宁夏回族自治区至榆林市地区必经之路——安边和靖边县中间的一个钉子。

回汉支队在宁条梁战斗后，撤回吴旗，在阳庆川进行了整军，方法是进行诉苦，在以苦引苦，提高阶级觉悟的基础上进行“三查”，揭发批判不良倾向，同时进行政策教育。经过短短一个月的“新式整军”，部队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阶级觉悟大为提高，战斗意志坚强了，纪律观点大为加强。

在这一阶段，回汉支队主要活动于三边地区。这里是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内蒙古自治区的交接地带，是革命与反革命势力斗争的前沿阵地。由于回汉支队和兄弟部队的英勇战斗，有效地控制了这块战略要地，沉重打击了东犯边区的马鸿逵军队和地方武装土匪，保卫了边区的安宁，为解放宁夏打下了良好基础。

1948年春，全国解放战争转入全面反攻。三边地委决定，回汉支队“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全力开展宁夏工作，积极、主动向宁夏境内开辟游击战争，打击和歼灭伪盐、环团匪”。根据这一要求，回汉支队奉命配合三边军分区二团和八团，转入外线作战，首战目标选择了盐池西部重镇惠安堡镇。

惠安堡位于盐池、同心、灵武市、吴忠市四县的交界地带，是马鸿逵盐池县政府所在地，也是马鸿逵防卫宁夏的东大门，驻有一个骑兵连和一个清乡团，共有300多人。5月1日，回汉支队等部队来到盐池苏家堡子后，得悉敌骑兵连奉命调离，只留地方团队驻守惠安堡。部队冒雨夜行军120里，经过一天激战和政治攻势，守塞之敌投降，惠安堡宣告解放。

惠安堡战斗结束不久，组织了西进指挥部，由赵忠国任总指挥，在军事上由回汉支队队长刘思孝负责。宁夏回族自治区工委和回汉支队决定向西发展开辟宁夏工作。回汉支队协同盐池、定边游击队向盐池、环县、同心边境西进，发动群众，消灭土匪武装，为解放宁夏扫清道路。

同心、环县一带历来匪患严重。当时，这一带有十余股土匪。势力较强的镇原清乡团的敬明君，环县甜水堡的赵清彦，各有匪众100多人，还有李阳珍、刘世颜、赵怀章、李林武、史颜芳、张瑞芳等匪部，号称“八大山王”。他们收集匪众800多人，在马鸿逵扶植下，凭借人地两熟，时分时合，出没无常，不断袭击中共基层政府，屠杀干部，残害群众，抢劫支前物资，是陕甘宁边区的心腹之患，解放宁夏的绊脚石。

回汉支队首先打下甜水堡，消灭了以此为据点的盐环“游击大队”赵清彦匪部，并奔袭赵清彦的老家——李家口子，活捉了土匪头子赵清彦。接著又消灭了其它小股土匪。最后，消灭了势力稍大的盐池县“游击大队长”敬明君，从此“八大山王”烟消云散，回汉支队声威大震。

回汉支队在宁夏工委的领导下，注意政权建设工作。在打击消灭敌团匪、摧毁敌人保甲组织的基础上，恢复、扩大、开辟了根据地和游击区，帮助建设区乡人民政权。攻克惠安堡后，成立了里山区政府，任命张子玉为区委书记兼区长。收复甜水堡后，成立了甜水堡中心区政府，任命梁大均为区委书记，薛池云为区长。还帮助开展环县耿湾区及同心东部山区的垦区工作。随著盐池、同心等部分地区的解放，筹备成立盐同中心区委。这些新解放区，成为了解放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宁夏工作的前进基地。回汉支队依托这些新区，积极向国民党统治区的金积、灵武市、中宁县、同心等地开展工作，掌握敌情，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宁夏作准备。

1949年8、9月间，回汉支队随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宁夏。回汉支队先抵吴忠杨马湖，补充了重武器，组成了骑兵队。遂开往同心县下马关一带剿匪。数月后，回汉支队又进驻永宁县塔桥一带。

1950年1月，回汉支队进驻银川市，与定边县游击队合编为宁夏独立团，刘思孝任团长，王兴帮任团政委，许学道任副团长。中共宁夏省委书记潘自力亲自授予团旗。1月12日，独立团驻防磴口县。6月，调永宁县塔桥整编。其中一个营调拨陕西省榆林县，其余编入各县保安大队，部分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至此，回汉支队完成了“保卫边区、解放宁夏”的历史任务。

回汉支队是一支战斗队，又是一支工作队。它从诞生起，就在党的领导下投入了解放战争。部队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发扬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英勇对敌作战，打击骚扰、进攻边区的马鸿逵部队，保卫和巩固了后方。同时，他们在剿匪、瓦解敌军、开辟游击区和新区、恢复建立人民政权等方面做了许多艰苦的工作，发挥了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宣传队作用。

回汉支队的建立，是回汉民族团结的典范，它起到了党联系回汉人民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回汉支队在执行任务中，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严格执行群众纪录，密切联系群众，军民之间建立了水乳交融的关系。支队指战员向广大回汉族人民传播党的主张，帮助人民群众早日觉醒，深得回汉族人民群众的拥护与爱戴。回汉支队的胜利，也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和军民团结的硕果。

回汉支队是一个大学校，它在枪林弹雨中造就了一批具有无产阶级觉悟、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人。回汉支队成立伊始，就一边战斗，一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化、军事知识，指战员的政治、文化和军事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回汉支队不仅为主力部队输送了一批优秀的回族干部，还为宁夏工委训练培养了一批党的工作干部。宁夏解放后，从回汉支队成长起来的县团级以上干部达数十人，其中有省级干部5人，地师级干部8人。转业到地方的连排级干部，积极参加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建设，很多人还担任了基层领导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回汉支队在部队建设上也创造和积累了有借鉴意义的成功经验。

坚持党对部队的领导权，是回汉支队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回汉支队刚建立时，三边地委就明确规定回汉支队在政治上由宁夏工委领导，军事上由三边军分区指挥。支队部先后设立了党的总支委员会、党委会，并抓紧在战士中培养骨干，发展党员。各连队建立了党的支部或党小组，排以上干部基本上都由党员担任，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

加强社会主义工作，是建设好部队的根本途径。支队领导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多次开展整训与整军运动。在整军运动中，贯彻以思想整顿为主，兼顾军事整训方针；在战士中，广泛开展了“为谁参军、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讨论，使指战员普遍受到了一次“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教育，增强了指战员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是部队巩固和壮大的重要环节。

宁夏工委和回汉支队的领导，十分重视回汉民族的团结，在部队建设中，狠抓了党的民族方针政策和统战的学习和教育；充分发挥老同志的带头作用，搞好民族团结；抽调连排干部，集中办训练班，专门进行民族政策的学习和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从支队部到各中队，定期检查执行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情况。由于狠抓了教育，回汉支队的民族团结搞得好，兵员不断扩大，战斗力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