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佐庭(1889—1951)，名崇功，字佐庭，又字荫堂，以佐庭字行，镇海俞范(今属城关镇)人。16岁进余姚木行当学徒，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任镇海镇余钱庄职员。后去上海任恒祥钱庄账房。1916年回宁波市任慎德钱庄经理，结识沪上闻人镇海虞洽卿等。1920年复至上海市任中易信托公司银行部经理，与陈布雷等相往来。1949年去台湾。未几移居、病逝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于家乡曾捐资助建同义医院、辛成初级中学、志成小学等。

1905年，宁波镇海俞范村一位16岁的少年迈进了余姚市一片木行当学徒，开始他独立的生涯。然而，谁也未曾料到，出身医家、学艺木行的少年却把他一生的足迹留在了沪甬银钱业发展的轨道上。他先当宁波商会会长，后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成为沪甬两地金融界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的名字叫俞佐庭。

俞佐庭（1888——1951），名崇功，字佐庭，浙江镇海俞范村人。曾祖父曾任江苏松江府知府。祖父体弱多病，无意仕进，致家道中落。其父俞樵芗，生育子女10人，4男6女，长男早逝，佐庭居二。俞樵芗在镇海挂牌行医，家境清贫。俞佐庭幼年进入私塾受教，喜诗词，勤奋好学业，并待人彬彬有礼，颇为乡亲父老所器重。16岁进了余姚木行学徒，走向独立的人生生涯。

 俞佐庭有表叔李咏裳，是镇海小巷李家乾房，是镇海慎馀钱庄和宁波天益钱庄的老板。1908年，俞佐庭学徒满师后得李咏裳的赏识进慎馀钱庄当职员。他工作勤谨，进步很快，待人接物，机智灵活，博得庄主欢心和顾客的好评。1916年，李咏裳又提拨他到天益钱庄当经理。俞佐庭不辜负李咏裳的期望，想方设法开展业务，常亲自走出店门招揽生意，放款支持工商业的发展，且注意放款安全，重视借款人的偿还能力和信用。他担任天益钱庄经理，常参加社会活动，与政、商各界人士有较多往来。1926年，俞佐庭通过北洋政府财政部长李思浩的同乡关系，就任天津垦业银行的经理，但仍兼天益钱庄经理，在垦业银行不暇暖席，又应宁波市市长罗惠侨的邀请，辞职南下，出任宁波市政府财政局局长，遂被推选为宁波市商会会长。

1927年，俞佐庭刚当上宁波商会会长，其时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北伐，节节胜利。适有一股由王率领的反动部队，被北伐军追剿，仓皇退到宁波。王淼借口饷粮不济，向宁波商会勒索巨款，并声称他的部队一旦在市内驻扎下来，则地方秩序难以维持。消息传出，人心惶惶。俞佐庭探悉其底细，王需款甚急，刻不容缓，害怕追兵逼近。俞佐庭亲自与王淼虚以周旋，殷勤款待，同时满口答应王淼召集工商各业代表开会，尽力筹款接济，实则故作拖延。果然不出所料，王淼急于逃走，不等索款到手，就己无影无踪。商会没有正式派款，市民没有遭到洗劫，一场虚惊过后，俞佐庭见机行事，稳健、老练的胆识与魄力深受市民称道。

1931年，俞佐庭到上海市招股集资，筹办恒钱庄。秦润卿家族为上海十大钱业家族集团之一，俞筹办恒巽钱庄得到秦家大力支持。秦家投资五股，李咏裳、徐庆云各投资二股半，俞本人投资一股，并自任经理。恒巽钱庄办得很出色，自此，俞佐庭在上海金融界打下了基础。不久，俞被选为上海市钱业公会常务委员。

从1931年前后至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是上海钱庄业从辉煌趋向弱势的时期，也是俞佐庭一生中工商活动的项峰时期，可称得上是他的黄金时代。他先后在宁波市独资开设慎生、正大集团、东开、万成4家咸鱼行外，还在宁波、绍兴市、杭州市、上海市等地的工业企业、金融、保险、航运、新闻等方面进行投资活动，并担任重要职务，据史料统计有29处之多。1932年俞当选上海市商会常务理事。俞素谙沪甬两地钱业经营情况，可谓知情人；并深为两地钱业业内人所信赖，宁波钱庄在此时期，存款多于贷款，有多余的资金丞需谋求出路，以为生息赢利；俞将这些资金交由他关系密切的如恒巽钱庄、上海大来银行等对上海润昌栈放贷，该栈是长江各埠钱庄驻沪申庄，使宁波市多余资金挹注上海后流通到镇江市、无锡、南通市等江苏省一带的钱庄，促进长江下游江浙两省中等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和发展。于是俞在沪甬两地工商界中声誉日隆。1934年6月，俞当选为上海市商会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其任职两间，有几件值得一提的事情：

其一，俞鉴于橡胶业等因盲目竞争投产、造成销路呆滞，遭受严重亏损，故拟就《编制工业条例》草案，由市商会报国民党政府批准后在全国施行，该草案虽未被采纳，但后在商会鼓励同业自行联合，统一调剂产销，火柴业处先实行，收到了一定效果。

其二，1934年8月，在俞的主持下，市商会执行委员会决议，将北河南路天后宫原己停办的国货商场重新改组扩充，参加厂商30多家，重行开张，宣传推销国货，以配合当时上海市全市性的爱国国货运动，为厂商推销了不少国产商品，也唤醒了国人爱国货的觉悟，影响所及，外地厂商也纷纷仿效上海开辟了类似的国货商场。

其三，俞佐庭提倡职业教育，开办商业职业学校和商业补习夜校的劳工班，培养商业人才。他说，工厂商店职工文化水平和业务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工厂产品的良莠、商店营业的盛衰。大多数职工在就业前失去学习机会或者学非所用，他们迫切要求学习文化，学习职业技能。当时，上海市总商会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在南洋高级商业学校旧址开办了私立商业职业学校，在商业实习夜校内添办劳工实习班。其四，俞佐庭对平息银行钱业的提存风波也起了居间作用。1935年春，我国内受农村经济破产的影响，外受美国银价上涨的威吓，白银外流，现存枯竭，汇市低落，外货倾销，工商业纷纷到闭，无力偿还银行钱庄到期借款，致使银钱业资金周转失灵，造成存款户人心的恐慌，提存者蜂涌，银钱业“日脚难过”。俞佐庭经营的恒巽和其他恒兴、恒隆地产、恒4家钱庄，因存款户较多，首先受到提存影响，面临倒闭危险。钱业公会一再集议，要求政府救济，并推钱业公会会长秦润卿为代表，拜见财政部长孔祥熙。中国国民党财政部为了安定金融，救济工商，当允拨发金融公债2500万元，组织“钱业特别委员会”办理借款救济事宜。当时，俞佐庭是上海钱业公会组织办理金融公债的“钱业特别委员会”委员之一（另两名委员是秦润卿和裴云卿）；杜月笙是财政部指派的办理金融公债的“钱业监理委员会”委员之一。俞佐庭通过杜月笙的关系，“钱业监理委员会”道德答应恒巽等4家钱庄以房地产向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办理抵押借款手续，取得金融公债，然后凭金融公债票面金额向银团抵借现金。恒巽等4家钱庄就此渡过险境。其他钱庄也逐渐平息了风波。

 1935年的银钱业风波表明，钱庄在上海开埠初期的优势不再拥有，而处理善后事宜的“上海钱业监理委员会”的成立，更表明钱庄己不得不接受官僚资本的控制与监督。钱庄不再是商业贸易赖以进行资金划拨清算的所在，相反处于银行的从属地位，宁波人在钱业中的优势也逐渐转移至银行业中。

1935年10月，国民党政府为了表示对日本政府的“亲善”，特意纠集北平市、天津市、上海市、广州市、武汉市等地工商界和金融界的首脑人物，组织赴日经济考察团，进行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的亲善活动。俞佐庭以金融界代表为该团成员。

1937年“八一三”事变，沪宁沦陷，俞佐庭在沪深居简出，除继续经营钱庄业务之外，尽量避免社会活动。不久即与恒隆地产、同计钱庄共同提出歇业申请，从此结束了钱庄生涯。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江伪勾结日本人，胁迫俞佐庭出任伪中央储备银行要职。俞不愿附逆，偕其弟俞佐宸一同离沪，绕道香港特别行政区，经过贵阳市，到达重庆市，摆脱了敌伪的胁迫。抗战期间，俞佐庭受重庆四明银行董事长吴启鼎聘请，担任该行私股董事。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俞佐庭与其弟俞佐宸参加“国民大会代表”的竞选活动，俞佐庭以镇海居民的名义当上了“国大”代表，俞佐宸以宁波工商界的名义当上了“国大”代表。他俩都出席了在南京市如开的“国民大会”。

 1947年，经陈布雷推荐，俞佐庭担任上海四明银行总经理兼常务董事。

1949年上海战役前夕，俞佐庭辞去四明银行总经理职务，携眷属迁往台湾。1950年，俞在台湾尚在求学读书的独子患病死亡后，乃心灰意懒离开台湾，赴香港特别行政区居住。1951年6月，俞病逝在香港，终年63岁。

俞佐庭生前在家乡镇海俞范村曾捐资助建同义医院、辛成初级中学、志成小学等；并在1936年为重建宁波老江桥（灵桥）捐款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