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行健，字天石，1901年3月11日生于诸暨市县斯宅村。其父斯耿周曾留学日本，在家乡兴办新学。斯行健在其教育、熏陶下，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得到教师器重，古植物学家、地层学家。

斯行健，1920年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院，进预科学习。两年后，转入地质学系，在李四光和葛利普等教授的影响下，对古生物学钻研尤深。1926年大学毕业，应中山大学招聘，赴广东中山大学任地质地理系助教。两年后又到德国留学学习古生物学，随柏林洪堡大学古植物学大师高腾教授攻读研究生。他抱着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爱国激情，一头扎进古植物学的知识海洋，以自己的努力博得导师的青睐。斯行健在名师的精心培育下迅速成长，完成论著多篇，并于1931年以优秀论文《中国里阿斯期植物群》通过答辩，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古植物学家。随后赴伦敦出席国际植物学会，并与印度古植物学创始人萨尼教授结为密友。两位富有民族自尊心的亚洲学者从此常以彼此相同的经历和感受互相勉励、互相促进，为各自祖国的古植物学事业做出重大贡献。此后，斯行健又赴世界上古植物学研究的另一中心——瑞典，去学习瑞典优良传统的研究方法和先进技术，在短期内完成了专著稿2部，再次为炎黄子孙扬眉吐气。

1933年斯行健载誉归来，先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授，开设古生物学讲座。这门课程的首次出现，为国内本学科的发展打下了基础。4年后，斯行健到心向神往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工作，准备在李四光教授的指导下专心致志地做些扎实的古植物学研究，却因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困难重重，未能顺利展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图书、标本在内迁中，几经周折，辗转搬运损失尽，他个人多年苦心搜集的资料又几乎全毁于庐山。后在重庆中央地质调查所稍好的条件下进行研究工作。在战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仍能完成重要著作多篇。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地质研究所获得了新生，给斯行健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带来了希望。他以加倍的努力投入工作，1950年发表论文4篇，出版科普读物1册。1951年又连续发表了论著12篇之多。这一年中国科学院在接受原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的基础上又组建了一批研究所。亚洲历史上第一个专门从事古生物学研究的机构——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在南京正式成立（该所后来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又再度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斯行健先后被任命为代所长、所长。

斯行健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届代表，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1953年《古生物学报》创刊以来，斯行健连任编委，他也是中国《古生物志》的编委。50年代他所发表的著作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以往的总和。他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三等奖。

20年代，中原地区古植物研究的基础薄弱，有关地层问题得不到解决，严重地阻碍了地质工作的进展。长期以来不得不把化石寄往国外。为了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当时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力劝在德国攻读古脊椎动物学的斯行健以祖国地质事业的发展为重，放下个人兴趣，改攻古植物学。

斯行健充分意识到自身所负的历史使命，在他着手部署其研究工作时，首先把着眼点放在铺平道路、理清纠葛上。他注意到19世纪末，古植物界权威欣克所著的《东亚石炭、二叠纪植物研究》是一部在地质界流传很广，影响又深的著作，但是其中存在问题不少。如不纠正，将给今后研究带来一系列的混乱，决心利用身在柏林可以查对模式标本的有利条件，重新研究。他把欣克当年所定的属、种逐一评述，把问题梳理清楚。接着他又在其学位论文中，抓住中生代的一个令人最棘手的属—苏铁杉进行剖析。这个属在地层中分布广泛，出现频繁，形态多样，文献中已有的种多达60个，但其界线模糊，难以掌握，成为国际同行众所关心而都感到难以下手的老大难问题。斯行健遍查文献，结合标本，以其明快的判断，高度地概括，把它们理清头绪，加以归纳。他的研究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同，也为今后工作铺平了道路。

斯行健为中原地区古植物事业奋斗终生，他在古植物的众多领域里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开拓，奠定了中国古植物学和陆相地层研究的基础。他在学术上留下的财富，无论在内容和方法上都给人以丰富的启迪。发表了专著9篇、编著2本，译著1册，学术论文约150篇，文集1册。

中国幅员辽阔，植物化石丰富，但以往基础薄弱，知之甚微，人们唯有从不同地区、不同地质时代的化石研究入手，才有可能进一步了解到植物群的演替规律，以满足地质调查、资源勘探中地层对比的需要。各地古植物的基础描述始终是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斯行健一生研究了东起江苏省、福建省，西至新疆、青海省，南自广东省、云南省，北抵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等广大地区；时代从中泥盆世至新生代的大量化石，仅描述发表过的标本多达3000以上，创建新种上百个。其著作中仅大型、地区性的植物群研究一项已达8部。中、小规模的也有百来篇。这些著作不仅填补了中原地区古植物研究中的不少空白，还推进了有关地区基础地质的研究。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中国晚泥盆世及其后的早石炭世早期乃至晚石炭世早期、纳缪尔期的植物和陆相地层之确认都是和斯行健的工作分不开的。通过上述的大量研究，他为煤炭、石油等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区域地质的调查提供了可靠的生物地层基础。

50年代初，地质工作特别是在煤炭资源调查中，急需解决的古植物与陆相地层问题多而迫切。有鉴于此，斯行健特地编著一本系统介绍中国280多种古生代植物及有关问题的书籍。此书不但图文并茂，讨论精详，还以“中原地区陆相地层时代的讨论”一章作为有关植物群更迭与地层问题的总结，在地质勘探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也曾配合石油地质调查而去陕北地区考察和采集标本。后来写成《陕北中生代延长层植物群》一书。在结论中，他率先指出中国中生代植物群的演替规律，并提出了从植物进化的观点划分中国中生代陆相地层的方案。这些都是他急生产之急，把多年来从事中国古植物、陆相地层研究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加以发展、补充的总结，这是他研究工作的结晶。

斯行健一贯主张研究就是为了创新，这就需要不断探索。他既重视文献的作用，又反对受其束缚。早在1929年，他就敢于向权威挑战，写出《校正欣克所著东亚石炭二叠纪植物》的论文，接着又提出东亚中生代的主要造煤时期早于西欧的观点。这一认识目前虽有发展，但是开始比西欧早这是事实。60年前，在中国地质资料还很不足的情况下能够做到这点已是十分可贵的了。在他以后的研究生涯中，富于探索的事例比比皆是。从阐明各地区各时代的植物群面貌到总结其演替规律及提出有关地层的对比、划分方案无处不凝聚着他的心血，他的探索一贯是以有充分的科学依据作为前提。40年代末赴美进行学术交流时，专门挤出时间多与他自己感到不足的被子植物门化石方面专家切磋，为他日后开拓新生代植物的研究作好准备。50年代中原地区孢粉化石研究尚未起步，而国际上经20年的研究已显示出了其生命力，斯行健预见到它在中国经济建设中的潜在价值，尽管具体研究已无暇兼顾，他还是尽可能地作些探索，著文介绍进行倡导，他又鉴于其专业图书的匮缺，并翻译文献帮助其他人从事这项研究。晚年他在工作中，每有心得即主动进行讲解，鼓励别人也来探索。他常说作学问就得日夜去想，连作梦都要想到化石才行。正是这种执著的追求和不断地探索，引导着他，也影响着他的学生寻求科学的结论。对于研究的结果和意义他主张应当实事求是地谈到它的重要性之所在即可，反对作不适当的宣扬。他在晚年多次告诫学生，科学要有进展就得创新，后人修正前人也是十分自然的。这是历史的进步，否则科学就停顿了。他对学生们的不同意见总是虚怀若谷地倾听、实事求是地讨论。他也十分反对盲目崇洋，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杰出成就和创见非常重视，以满怀民族自豪感的激情加以讴歌。在其代表作《陕北中生代延长层植物群》一书的序言里，斯行健满怀激情地提到早在11世纪，中原地区宋代学者沈括就已记载了延安市产有新芦木化石的事实，还认识到它们是“旷古”以前的植物形成的，及其反映出当时气候湿润的现象。他热情讴歌中国对化石的认识不仅比欧洲早了400多年，而且早在宋代“就知道用植物化石来推断植物生存的气候是不能不令人惊奇的”。

斯行健的精力基本集中在地球科学领域里，他也十分注意现代植物方面，不但做过一些在植物学上很有意义的研究，他也写过一些与现代植物研究有关的文章。最突出的是对二叠纪一种树蕨茎干及其气根的研究，其深入程度足与现代植物学的研究相比，此文刊出后深得国内外同行的好评，有人誉为这是植物学意义很深的杰作。他用古植物学上制备化石的方法对现代水杉表皮的气孔等进行的研究不仅补充了人们对水杉形态的认识，也为植物化石的正确鉴定及其与现代水杉关系的确定提供了进一步的依据。此外，他从古植物和地质学的研究实践对现代植物的分布迁移及其绝灭的问题曾经作过讨论，并专门提到水杉等在中国继续生存的原因。并且早在40年代末，他就曾指出熊猫必然也是要绝灭的，建议组织一个委员会加以保管，并说其迫切程度远远超过水杉。可惜的是过去长期未受重视，半个世纪过去了，事实证明他以一个科学家的求实精神所作的预言是完全正确的。

斯行健对教育事业十分热心。1933年他回国伊始，就在中央研究院的欢迎会上当众宣布：“要以数年精力先从事教育，培育人材，然后再全力投入科学研究。”于是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先后任教，讲授古植物学。开这门课程在中国之先河，从此古植物学在国内大学里生了根。后虽离教学岗位，他对教育工作仍不忘怀。1950年又到南京大学兼课，专为地质系、生物系的高年级生开设古植物课。直到60年代，他还一再表示：如有机会，很想再回北京大学去讲课。

其实，即便不在教育岗位，他对培育后代也是十分关心。战火连天的1944年，他在重庆一面抓紧利用空袭的间隙从事科研，一面应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李春昱之托精心培育李星学，使之迅速成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不断对身边的学生言传身教，还对其他同志主动传授。正如已故著名古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南京分院前副院长、古生物所前副所长、学部委员穆恩之教授所说：“他在研究工作中每有心得，即向后学讲解。由于他诲人不倦，当时古生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无不受其教益。”不仅所内，连外单位来所进修人员也都得到传授，其情景今天西北大学的沈光隆教授谈起时仍很动情。

作为中原地区最杰出的古植物学家，斯行健对科学普及工作也一贯重视，他不仅一再撰写科普文章，还曾选编成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对科普事业尤为关注，除鼓励学生们写作外，还针对性地配合中学的生物课教学写出专门文章。至于在地质界为推广古植物学知识而写的文章更是不胜枚举。

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在1953年出版的《中国古生代植物图鉴》一书也可以说是为了普及古植物学专业知识而为广大地质界写的专门读物。正如他在卷头语中写道：“本图鉴希望对于野外工作的同志们及将来研究古植物学的同志们有所帮助。”此书深入浅出，针对性强，既无教科书之枯燥又能作为手册，结合实际问题和化石标本，反复查对。实践证明：一卷在手，人们完全可以凭藉自学，掌握知识。它在帮助读者解决面临的生产问题上，曾起过很大作用。斯行健的预期目标是完全实现了的。今后必将有更多更优秀的年轻人沿着他所走过的道路为祖国的古植物学事业奋斗终生。

1901年3月11日　生于诸暨市县斯宅村。

1920年　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预科。

1926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

1926—1928年　任中山大学地质地理系助教。

1928—1931年　在德国柏林大学作研究生，攻读古植物学。

1931年　毕业于柏林大学，获博士学位。

1931—1933年　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研究古植物学。

1933—1937年　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

1937—1950年　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

1947—1948年　赴美国，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地质调查所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从事学术交流。

1951—1964年　任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代所长、所长。

1954—1964年　当选为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52—1964年　任中原地区古生物志和古生物学报编委。

1964年7月19日　病逝于江苏省南京市，终年63岁。

1　斯行健．水杉．大众科学小丛书，植物类第一种，民本出版公司，上海，1950：共68页．

2　斯行健．现代水杉叶部的表皮及小气孔的构造．中国科学，1951，2（2）：239—243．

3　斯行健．小孢子化石鉴定煤层的价值．地质论评，1951，16（3—6）：52—62．

4　斯行健，李星学．四川侏罗纪植物化石．中国古生物志，新甲种，3号，总号135册，科学出版社，1952．

5　斯行健．中国上泥盆纪植物化石．同上，4号，总号136册，科学出版社，1952

6　斯行健．中国古生代植物图鉴．科学出版社，1953．

7　斯行健，徐仁．中国标准化石——植物．地质出版社，1954．

8　斯行健，李洪谟．湖南第三纪晚期植物群．古生物学报，1954（2）：189—206．

9　斯行健．石炭纪的几种造煤的蕨类及种子蕨类．生物学通报，1954：9—12．

10　斯行健．煤是怎样形成的．生物学通报，1955：22—25．

11　斯行健．陕北地区中生代延长层植物群．中国古生物志，新甲种，5号，总号139册，科学出版社，1956．

12　斯行健．青海欧龙布鲁克区奈缪尔期植物群．祁连山脉地质志，科学出版社，1960，4（1）．

13　斯行健，周志炎．中原地区中生代陆相地层．科学出版社，1962．

14　斯行健，李星学等．中国中生代植物·中国各门类化石．中国植物化石第二册，科学出版社，1962．

15　斯行健．内蒙古自治区清水河县及河曲县晚古生代植物群．中国古生物志，新甲种，总号176册，科学出版社，1989（11）．

斯行健的的父亲是斯启佑，字应谟，号耿周，学名旦，曾就读日本东京警监学校，并曾与友人在山村家乡创办现代学堂——斯民学校。他的爷爷是斯景，字尔福，号仰止，官名康，曾任湖北东湖县、宣恩县，四川宁远府盐源县、巫山县等地知县。

1937年，斯行健在长途跋涉中把多年苦心搜集的标本资料几乎全毁于庐山。

1938年8月，斯行健与朱有年结婚，并于之后生下一女一儿，分别取名为斯枫、斯苇。“枫”“苇”，均为植物。

斯行健是早年留学回国开创古植物学的学者，为中原地区古植物学研究与教学奠定了基础，是中国陆相地层研究的先驱。他艰苦创业，治学严谨，为中国古植物学的发展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科普中国评

斯行健热心于地质及古植物学教育事业，他长期从事古植物的研究，对古植物的分类和演化、地层划分对比以及植物地理分布等都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在古植物的众多领域，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开拓性工作，奠定了中国古植物学和陆相地层研究的基础。——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评

斯行健在研究工作中每有心得，即向后学讲解。由于他诲人不倦，当时古生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无不受其教益。——古生物学家穆恩之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