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惟敬（1537年-1599年），字宇愚，原籍嘉兴市府秀州，一说平湖市人。沈惟敬以经商为生，精通日语，朝鲜战争时期明朝谈判代表。

沈惟敬起初是一名商人，但在朝鲜战事爆发后，他凭借出色的辩才应募参战，最初作为间谍深入倭营，后来负责对日交涉活动。在万历二十年（1592年）八月底进入朝鲜后，他两次亲至日军军营与日军将领小西行长会谈。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明廷决定册封丰臣秀吉，沈惟敬被任命为宣谕使，负责赴朝鲜和日本宣谕册封事宜。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他又被改任为册封副使，与正使杨方亨一道在大阪城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然而，尽管丰臣秀吉接受了明朝的册封，但他拒不退还釜山广域市的留兵，这导致册封事宜最终失败。沈惟敬在事后继续留在朝鲜与日本交涉，但并未取得成功。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日本再次出兵侵略朝鲜，沈惟敬因此被逮捕下狱，并被判为监候处决。最终，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他被下令处决。

关于沈惟敬的来历，史料众说纷纭，但有一点较为一致：市中无赖也。

沈惟敬，出生于浙江嘉兴平湖地区著名的清溪沈氏家族，其父沈坤家境富裕，虽拥有一定的财富却不以经营产业为主业，在明朝嘉靖年间曾任当地粮长一职，负责征收赋税。在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年轻的沈惟敬即表现出非凡胆识，参与了抗击入侵的倭寇战斗，并在王江泾战役中单枪匹马成功突围，救助了身处险境的明朝总督胡宗宪。 在此之前，沈惟敬因家世关系，跟随父亲与日本人进行商贸活动，从而掌握了日语，对日本的国情民风有着深入了解。然而，随着家道中落，沈惟敬后来流寓至北京，期间通过人脉拓展，结识了赵士祯的仆人沈嘉旺，此人曾流落日本，使得沈惟敬能够更加深入地掌握日本的实际情况。此外，他还通过沈嘉旺等人际关系网络，得以与兵部尚书石星的妾室之父袁某建立联系，这为他日后与权高位重的石星建立密切关系奠定了基础，也为他在万历朝鲜战争期间扮演重要角色做好了铺垫。

在壬辰战争期间，明朝面对日本侵朝的紧急局势，举国上下深感震动。据《两朝平攘录》记载，当日本军队进犯朝鲜的消息传至明朝朝廷时，引起了极大恐慌，兵部甚至提出悬赏：谁能成功恢复朝鲜，将给予万两白银赏赐并封为世袭伯爵，但在当时官僚体系中并无响应之人。在此背景下，身为平民的沈惟敬挺身而出，抓住机遇，应募接受任务，得到了时任兵部尚书石星的启用。《明史》亦载，面对宁夏尚未平定以及朝鲜战事突发的双重压力，石星苦无良策，便公开寻求能够与倭寇交涉之人，最终来自嘉兴市的沈惟敬积极响应招募，并被授予游击将军的临时职务，派往李如松麾下执行使命。

万历二十年（1592年）八月底，沈惟敬踏入朝鲜战场。同年九月和十一月，他两次亲赴日军营地，与日军将领小西行长面对面会谈。首次会面时，沈惟敬以唐朝名将郭子仪单骑入回纥营的英勇事迹自喻，不仅质问小西行长日本无端侵略朝鲜的行径，还试图与其达成停战协议，约定双方暂时停火五十日。第二次访问平壤日军营地时，沈惟敬依据明朝兵部的指令，要求日方撤出朝鲜领土，释放被俘的朝鲜王子及官员，并提议在撤军之后恢复明朝与日本的通商关系。其间，沈惟敬巧妙地通过赠予日军小帽的方式，意图探查平壤日军的实际兵力规模。然而，小西行长以其个人无法决定重大军事行动为由，拒绝了沈惟敬的全部要求，仅承诺将明朝的意见传达给更高决策层。

沈惟敬返回辽东后，经略宋应昌鉴于日本方面的议和诚意并不明朗，决定暂停议和进程，于万历二十一年正月下令对日军发起攻击，成功取得了平壤之战。但次月，由于提督李如松的轻敌冒进，明军在碧蹄馆之战中遭遇挫折。在这种情况下，包括原先主张主战的宋应昌和李如松在内的明朝官员重新考虑议和选项，最终同意重启与日本的和谈请求。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4月，沈惟敬奉命第三次出使日本军营进行议和谈判。临行前，经略宋应昌明确指示沈惟敬，本次和谈的主要目标包括两点：一是确保日本从朝鲜撤军，二是获取日本关白丰臣秀吉的投降书以昭示其对明朝的臣服。作为回应，明朝拟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并恢复中日之间的朝贡贸易关系。

同年5月末，和谈初见成效，日本同意释放朝鲜的两名王子及黄廷等被俘人员。同时，日本派遣内藤如安（内藤如安）陪同沈惟敬返回明朝，以求落实和谈细节。然而，日本方面提出的议和条件极为苛刻，包括希望明朝公主嫁给日本天皇，恢复两国间的贡舶贸易，签订两国友好盟约，同时要求割让朝鲜的部分领土，并要求朝鲜派遣王子及高官作为人质至日本，同时朝鲜重臣需写下遵守和约的誓言。

在这过程中，小西飞抵达朝鲜王京和平壤后，迟迟没有收到沈惟敬关于其前往北京的确切消息。日本将领小西行长为此致信沈惟敬，列举了一系列事件，指责沈惟敬未能履行之前在平壤等地达成的约定，涉及日军撤退后的边界控制、青石镇的意外事故导致行程延误、汉江议和时的信任问题、以及对朝鲜王子及陪臣遣返、全罗道不出兵保证等多个事项，并特别指出沈惟敬未能按照约定将小西飞及时送往北京，而是长期滞留在朝鲜王京和平壤。

尽管如此，主和派的宋应昌察觉到日方并未准备好丰臣秀吉的投降书，遂命令沈惟敬再次进入日本军营催促此事。沈惟敬于同年12月再度进入小西行长军营，直至次年正月，小西行长、小西飞与沈惟敬等人合谋伪造了一份所谓的《关白降表》，以应对明朝的要求。

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议和进程中，丰臣秀吉提出的诸多条件并未全面呈报给明朝朝廷，而在朝堂之上，是否与日本议和成为了一场激烈的政治辩论焦点。最终，主导朝鲜事务的宋应昌于同年十二月卸任经略之职，由辽总督顾养谦接手处理朝鲜相关事务。得知《关白降表》已送达，顾养谦迅速采取行动，派人与小西行长协商日本从朝鲜撤军的具体安排。随后，顾养谦赞同兵部尚书石星的主张，积极推动对日本实行“封贡”政策，建议确定宁波为贡道，封丰臣秀吉为日本王，并挑选武臣才俊为使者，促使日本按约定撤军并接受封贡。

在顾养谦的推动下，朝鲜国王李昖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九月上疏请求许可日本朝贡以保全国家。皇帝严厉斥责了暗中阻挠封贡的群臣，并下令逮捕了郭实等御史，同时诏令内藤如安入朝。新任总督侍郎孙鑛接任之际，日本使团抵达京城，石星给予了他们极高的礼遇。小西飞一行在会谈中表示完全接受明朝提出的三项要求：一是要求日军全部撤回本土；二是确认封王后不附加任何朝贡条件；三是保证不再侵犯朝鲜。日本方面均表示同意并将信息上报本国。基于小西飞的积极反馈，明朝决定正式派遣册封使团前往日本。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十二月，封爵议定后，任命临淮侯李宗城为正使，都指挥杨方亨为副使，偕同沈惟敬一同前往日本。

沈惟敬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正月先行抵达朝鲜王京，与小西行长详细商议明朝使团前往日本的具体事宜。至当月底，小西行长回国向丰臣秀吉汇报相关情况。秀吉下令逐步撤出釜山广域市、金海市、熊川之外的日军。同时，小西行长营地中的将领们与沈惟敬团队进一步磋商，计划在明朝使节赴日前，朝鲜也应该派遣使臣同行，以共同促成议和。然而，当这一想法告知朝鲜方面时，遭到了朝鲜君臣的强烈反对。沈惟敬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特意向朝鲜递送咨询文件，强调即将完成中、朝、日三国和平协议的重要性，希望朝鲜能派出二至三名使臣共同前往日本，直接与丰臣秀吉巩固盟好，早日结束战争，为三国带来和平。然而，朝鲜在当时并未同意这一提议。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正月，沈惟敬随小西行长东渡日本，为明朝册封使团的赴日工作做前期准备。明朝驻朝鲜总兵官刘綎、明朝赴日册封副使杨方亨等多方努力，最终说服朝鲜派出黄慎为通信正使、朴长弘为副使，伴随明朝册封使团前往日本进行议和。然而，原本的明朝册封正使李宗城于同年四月三日秘密逃离釜山广域市，迫使明朝调整使团成员，改由杨方亨担任正使、沈惟敬担任副使，继续前往日本完成册封使命。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八月，明朝册封使团与朝鲜通信正副使一并启程前往日本。九月二日，丰臣秀吉接见明朝使团，杨方亨和沈惟敬代表朱翊钧宣读册封命、敕谕，并将金印、冕服授予秀吉。次日，秀吉设宴款待明使，并让人翻译阅读明朝的诰命和谕书。当读至“特封尔为日本王”一句时，秀吉勃然大怒，认为明朝无权册封自己为日本王，并称自己本就是日本王，无需明朝的认可。秀吉指出内藤如安曾承诺封他为“大明王”，他才会撤军，并威胁要处决小西飞。在部分日本重臣的劝解下，丰臣秀吉虽未立即处决小西飞等人，但他下令驱逐明朝和朝鲜的使节，并命令日军将领准备再次攻打朝鲜。

至此，明日议和完全失败，沈惟敬也因和事不成而被捕下狱，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九月二十五日被朱翊钧批准处斩，父母祖孙兄弟皆流二千里，妻子儿女没入功臣家为奴。

沈惟敬年轻时有没有去过日本，无法考证，据他自己说其父沈坤曾经往来日本做生意，他是跟着去的。但沈惟敬对于日本肯定比一般人更为熟悉些，一则因为年轻时抗过倭，接触过日本人，二则他现在收留了个仆人沈嘉旺。沈嘉旺小时候被抓去日本十八年，后来回来在北京以卖水为生，正好遇到沈惟敬，就投奔了他。两人常常谈论日本的风土人情，正是在沈嘉旺的影响下，沈惟敬加深了对日本的了解。沈惟敬与袁某的交往改变了自己的下半生。因为，袁某是时任兵部尚书石星的老丈人。因议和失败而下狱，父母祖孙兄弟被流放，妻子儿女贬为家奴。

在朝鲜王朝和江户时代的日本文献记载中，流传着关于明朝封赐日本的副使沈惟敬可能涉嫌毒杀日本战国时代著名武将丰臣秀吉的传说。针对这一历史疑云，日本学术界的研究者松本爱经过深入考证后得出结论，认为沈惟敬与丰臣秀吉实际上仅有一面之缘，并指出毒杀的说法缺乏坚实的历史证据支持，属推测性传言。

然而，中国学者郑洁西在其研究中提出了不同的见解。郑洁西考证发现，在明朝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的五月至九月期间，沈惟敬曾多次与丰臣秀吉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双方关系相对和谐，建立了较好的私人情谊。在此背景下，郑洁西指出确实存在沈惟敬向丰臣秀吉赠送丸药的可能性。不过，关于沈惟敬通过丸药实施毒杀的说法，郑洁西倾向于认为这可能是基于对赠药行为的一种过度解读或无端联想，而非实际发生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