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昌义（与人合用“周洪”笔名），男，1956年1月7日出生于四川省威远县，著名煤矿作家、编辑，曾任《当代》杂志主编。

1977年，周昌义到坭河乡砚台村插队落户当知青。1977年冬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学习，1982年1月毕业。周昌义在当知青和读大学时就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国家计量总局政策研究室工作。1982年，处女作《月亮藻》发表。同年他的另一短篇小说《12排10号》发表并获奖。之后他发表了不少力作。1985年5月，周昌义开始担任《当代》编辑。1986年，周昌义拿到路遥《平凡的世界》稿子，因觉得索然无味，将其退稿。1987年，周昌义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家忏悔录》出版，成为较有知名度的作家。从1989年开始，周昌义基本中止了中、长篇小说的写作，而全力投入随笔丛书的创作。1991年，他与人合作用笔名周洪，创作了《警告中国人》系列（五本）。2002年，周昌义创作《我平庸，我快乐》。2006年，周昌义的长篇小说《江湖往事》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无论是编辑衡量别人的作品，还是要求自己的创作，周昌义对一部好小说的判断标准都遵循着一贯的标准——第一要好看，第二要能感动人，第三还要让读者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感动。周昌义的代表作品有《月亮藻》《美女山风情》《作家忏悔录》《江湖往事》等，编辑作品有王跃文的《国画》、阿来的《尘埃落定》等。

1956年1月7日，周昌义出生于四川省威远县建利井矿工周正槐家中，排行老二。他在山沟中度过了童年，读完了小学初中。

1972年，周昌义在邻近的山王中学读高中，1975年毕业。1977年，周昌义到坭河乡砚台村插队落户当知青。1977年冬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学习，1982年1月毕业。周昌义在当知青和读大学时就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

毕业后，周昌义被分配到北京国家计量总局政策研究室工作。1982年，周昌义的处女作《月亮藻》发表在文学期刊《青春》上。同年他的另一个短篇小说《12排10号》在《青年作家》上发表，并获奖。之后他便一发不可收，发表了不少力作。

1983年一1987年，周昌义先后在大型文学期刊《芙蓉》上发表了中篇小说《美女山风情》《美女山闲话》，在《花城》上发表了中篇小说《美女山月儿》《国风》《永别了，大学》。

1985年5月，周昌义调往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学刊物《当代》当编辑，后担任主任编辑。1987年，周昌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家忏悔录》由广西漓江出版社出版，成为较有知名度的作家。其中《美女山风情》《美女山闲话》《美女山月儿》是姊妹中篇小说，在这系列中篇中，周昌义以故乡威远的美女山为背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将川南农村的风土民情、基层农民的生存状态，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作品中。1988年，因周昌义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家忏悔录》揭文坛黑幕，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被拒。

从1989年开始，周昌义的创作方向有了重大变化，基本中止了中、长篇小说的写作，而全力投入随笔丛书的创作。1989年，周昌义搞了个“作家卖身”活动，所谓作家卖身，就是他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签约，他写出的所有作品全部交给中国青年出版社，不得它投；中国青年出版社保证出版他的所有作品，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等于将他的“创作之身”卖给了青年出版社。

1991年，周昌义与人合作用笔名周洪，创作《警告中国人》系列（五本），倡导通俗人生，首印百万册，风靡一时。从1989年到2000年，周昌义以“周洪”的名字还先后出版了系列丛书《人生忠告》《周洪说话》《最后的抉择》20多本。他在丛书中以犀利的笔锋，调侃的笔调针砭时弊，评说世间万象，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不少读者纷纷来信，说他的文章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为老百姓说话，对中国过去传统的固有的价值标准进行了评说或反叛，深受读者欢迎。

1995年，中国中央电视台在第一套节目中专门报导了周昌义的《周洪说话》的创作、发行情况，以及在读者中的热烈反响。2002年，周昌义创作《我平庸，我快乐》，社会反响强烈，在北京图书大厦签售现场，但遭遇学生家长举牌抗议。2006年，周昌义的长篇小说《江湖往事》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无论是编辑衡量别人的作品，还是要求自己的创作，周昌义对一部好小说的判断标准都遵循着一贯的标准，即第一要好看，第二要能感动人，第三还要让读者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感动。

谈到编辑和创作的不同感受，周昌义说：“编别人的小说，我能清楚地知道哪些地方写得好，哪些地方写得不好，但对自己的作品就永远也找不到旁观者的感觉。”虽说曾一手挖掘出阿来、杨志军、董立勃、王刚等一批作家的名作，但在《江湖往事》这部小说里，却找不到任何名家风格的影子。周昌义说他的创作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影响：“你是什么人，写出来的就是什么样的东西，它和你的脾性、人格紧密相连，不弃不离。”

周昌义《江湖往事》以独特神秘的江湖为题，深刻反映了农民工穹小等一伙挣扎江湖的残酷现实。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洞察，不仅仅是云南省的那个小城，而是中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农民工生存状态的总体反映。《江湖往事》作者抓住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被拖欠这一普遍现象，聚焦社会转型期的一对劳资矛盾，具有典型的社会意义。尽管《江湖往事》从社会现象入手，着重对现实生存境遇的描述，将农民工文学写作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但由于作者以批判的思想、运用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受到一定的局限，站在平民的立场上写出了农民工沉入江湖的社会根源，而未能很好地揭示出解决问题的出路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实际上农民工与农民工文学写作问题，不仅是农民工所遭遇的对立面个性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变迁转型过程中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体问题。

官场小说家王跃文说，《江湖往事》描绘了一幅色彩浓黑的草根生活图景，贫穷、死亡、暴力、冷酷、正义、邪恶、恩怨情仇，彼此纠缠，黑白难分。作者对底层现实的关怀与忧俱，其强度与深度振聋发聩，实为当代中国文学所罕见。而《藏獒》的作者杨志军，也对本书给予高度评价：“这是是一本令人动容的书，是刀片划破肌肤的鲜血进溅，是锋芒刺中心脏的颜栗之痛，是切中社会时弊、剜肉挖疮的非常书写，更是闪耀着人性之光的泣血之作。”

周昌义，这位从深山煤矿走出去的作家，以他的创作和各种社会活动的成功为威远县人民，为煤矿工人争了光。（罗先成在《威远文史资料 第17辑 人物专辑》中 评）

周昌义，是《当代》杂志社的编辑，也是一名作家。在文坛和图书市场这个“江湖”上，他早已是大名鼎鼎。无论做编辑，还是做作家，都已经声名远播。（《半岛都市报》 评）

1986年，初进《当代》杂志的青年编辑周昌义来到陕西省组稿，恰好在陕西省作协那里了解到作家路遥刚创作完《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当时，陕西省作协有位副主席，外国文学方面修养很高，他告诉周昌义，路遥新写成了一部长篇，问周昌义有没有兴趣看。周昌义说，当然有兴趣拜读。副主席说，路遥新作没给《十月》《收获》也没给《当代》的领导，是为了寻找知音。之所以问及周昌义，是认为周昌义会是路遥作品的知音。副主席说，路遥新作，是写底层生活的，很多人不一定理解。但路遥相信周昌义能够理解，因为周昌义也出身底层。尤其重要的是，路遥新作写有煤矿生活，而周昌义恰好就是矿工子弟。

副主席还有一席话，说路遥还有一些希望。如果《当代》要用，希望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全文一期发表；第二，头条；第三，大号字体。苛刻吗?不苛刻。有的作家还会有“一字不改”的要求。和副主席谈过之后，当天下午，在陕西作协的办公室里，和路遥见了一面，寒暄了几句，拿着路遥的手稿回到招待所，趴在床上，兴致勃勃地拜读。读着读着，兴致没了。没错，就是《平凡的世界》第一部，30多万字。还没来得及感动，就读不下去了。不奇怪，周昌义感觉就是慢，就是罗嗦，那故事一点悬念也没有，一点意外也没有，全都在自己的意料之中，实在很难往下看。

那些平凡少年的平凡生活和平凡追求，就应该那么质朴，这本来就是路遥和《平凡的世界》的价值所在，可惜那是1986年春天，伤痕文学过去了，正流行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正流行现代主义。当时的中国人，饥饿了多少年，眼睛都是绿的。读小说，都是如饥似渴，不仅要读情感，还要读新思想、新观念、新形式、新手法。那些所谓意识流的中篇，连标点符号都懒得打，存心不给人喘气的时间。那时候读着就很来劲，那就是那个时代的阅读节奏，排山倒海，铺天盖地。喘口气都觉得浪费时间。这不是开脱，是检讨自己怎么会铸成大错。

为了创作《平凡的世界》，路遥住到煤矿，每天写作通宵达旦，然后睡觉到下午。路遥有回忆文章的标题就叫做《早晨从中午开始》写完之后，就像大病了一场。妻离子散没有，呕心沥血的确。所以，周昌义不可能对他说根本就看不下去。只能对副主席说，《当代》积稿太多，很难满足路遥的三点要求。

当时张炜的《古船》，柯云路的《夜与昼》，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还有李杭育那部后来被封杀的长篇。以当时的眼光看，都比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更值得期待。就算《平凡的世界》被看好，也不可能保证头条和几号大字，更不能保证全文一次刊登。路遥三大要求倒是退稿的好理由，这就不用说看不下去了，还给路遥留了面子。严格地说，不是周昌义给路遥留面子，是路遥给周昌义备好了台阶。很多著名作家提出过分的要求，并不一定非要实现，而是特意给编辑退稿准备台阶。避免编辑难办，大家难堪。要不然，只好说看不上，说不够发表水平，那就太残酷了。很多时候，表面过分，其实厚道。创作《平凡的世界》的作家，就不该是提过分要求的人。

退稿《平凡的世界》后，周昌义觉得好像还有些得意，因为替领导化解了一道难题。那时候主持工作的副主编是朱盛昌。朱盛昌轻描淡写地对周昌义说：你应该把稿子带回来，让我们退稿。那样，对作家也好些。朱盛昌是个厚道的人，不过，周昌义还是扪心自问：我怎么忘了带回北京，让领导处理呢？这么著名的作家，我怎么就这么擅自处理了呢？退稿之前，我怎么不打长途电话回编辑部请示领导呢？路遥说是给我看，其实是给《当代》看，我怎么就擅自代表《当代》了呢？别的老同志，像刘茵、老何、老章他们，知道这事儿以后，也都提醒周昌义，应该把稿件带回来，让领导退稿。在《当代》提醒几乎就是最高级别的批评了。周昌义在《当代》错误不少，有些还是政治错误，连提醒都很少遭遇。《当代》的老同志，都习惯言传身教。

1991年3月9日，《平凡的世界》获评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因此，周昌义退掉《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让他错失了一部茅盾文学奖作品。

2007年，周昌义发表《记得当年毁路遥》于《文艺理论与批评》上，文末，他表示，自己退稿《平凡的世界》的故事，不是为了炫耀，也不是为了检讨。严格说，跟他个人得失无关，跟他自己的好恶也无关。有句古诗说：“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他就是那“尔曹”，《平凡的世界》就是那“江河”。他只是作为一个见证人，讲述一部经典名著在文坛的命运。一部经典名著，作家呕心沥血成稿之后，被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没看完，就草率退稿，然后开始在文坛边缘颠沛流离。好不容易获得茅盾文学奖，还被传说是活动的结果。好不容易畅销，又被认为是死亡效应。等到它终于被文学史认可，作家本人早在黄泉路上了。

1989年，周昌义在中国文坛上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那就是他搞了个“作家卖身”活动。所谓作家卖身，就是他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签约，他写出的所有作品全部交给中国青年出版社，不得它投；中国青年出版社保证出版他的所有作品，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等于将他的“创作之身”卖给了青年出版社。它的意义在于把作家与出版社之间那种无序的不稳定或混乱的关系，从条文的形式变成一种长久的稳定关系，作家不再为作品“销路”发愁，可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出版社则有了固定的作家群体，不再担忧会出现“无米之炊”的情况。但由于社会不可抗力的影响，这一活动宣告流产。但那毕竟是出版界和作家的一种共同憧情，对国内外出版界和文坛都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人们忘不了周昌义这一大胆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