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承（1894.9.21—1967.7.19），江苏省武进区人。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与教育理论家，华东师范大学首任校长。

先生早年毕业于南洋公学中院和圣约翰大学，1918年留学美国华盛顿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21年又赴英国伦敦大学教育研究所深造。回国后，先后在东南大学、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校任教。解放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教育局局长。1951年出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并曾担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第三、四届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等职务。

孟宪承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在教育理论研究方面建树甚丰，著作等身，同时在文史哲等学科也有很深造诣。1942年国民政府公布首批29位部聘教授名单中，孟宪承是唯一的教育学教授，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2006年入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首批宣传名单，是其中唯一的教育学家。

孟宪承，字伯洪，191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书院外文系。1918年入美国华盛顿大学专攻教育学，1920年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后又赴伦敦大学研究生院深造。1921年回国，受聘于国立东南大学任教授。1923年，受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之邀，前往任教。“五惨案”后，爱国学生运动浪潮迭起。孟宪承不顾个人前途，与美籍校长据理力争，坚决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而后，孟宪承等教授和一批学生为了抗议校方的无理规定，毅然宣布脱离圣约翰。离开圣约翰后，孟宪承联合一些教育界人士，发起创办了光华大学。此后曾一度担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秘书长、台湾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1929起至1933年在浙江大学任教。1933年，在杭州市创办民众实验学校，研究和推广民众教育。抗战期间，先后在浙江大学（1938-1941年)和湖南国立师范学院任教。抗战胜利后重返浙江大学任教（1946-1951年），兼任文学院院长。1949年杭州解放，军管会委派孟宪承为浙江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参与主持浙江大学校务。　1951年孟宪承被调到上海，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教育局局长。后专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1956年被评为一级教授。先后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第三、四届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

他连续当选为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第三、第四届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并曾担任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主要著作有：《教育概论》、《教育史》、《西洋古代教育》、《大学教育》等。

1967年7月19日病逝于上海，终年73岁。

孟宪承对文、史、哲等学科具有很深的造诣，通晓英语、法语，晚年还刻苦学习俄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即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接受唯物史观，因此在教育理论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

他的学术研究著作，除占有充实资料外，更具有科学的识见。他很重视教育理论的研究，并强调深入教育实践，为了研究民众教育，他曾亲自创办和领导浙江民众教育实验学校，进行各种教育实验研究。

在教育理论方面，他已出版的专著有《教育概论》、《教育通论》、《教育史》、《西洋古代教育》、《大学教育》、《民众教育》、《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中国古代教育文选》等多种。还曾编写《教育哲学》、《中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等教材。此外，还翻译西方教育名著多种：如J．约翰·杜威的《我们怎样思维》(中译本名《思维与教学》)，W．H．基尔帕特里克(旧译克伯屈)的《教育方法原论》，B．H．博德的《教育哲学大意》、《现代教育学学说》、《教育心理学辨歧》等专著。

孟宪承早年先到美国华盛顿大学留学，师从杜威，取得教育学硕士学位。继到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研究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史、教育哲学。1921年11月回国，先后在北京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光华大学、圣约翰大学，无锡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湖南国立师范学院及浙江大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等十所大学任教，共 46年。

孟宪承博通中外古今，特别是外文、史、哲、教育等学科。担任过中文系、外文系、教育系教授，文学院院长。1942年，当选国民政府首批29位部聘教授之一。教育学科仅他一人。

孟宪承在圣约翰大学时，英籍校长卜舫济对他十分欣赏。1925年“五州”惨案，国人爱国反帝热情高涨，他以国文部主任的身份，领导爱国师生对抗校方对进步学生的镇压，并与钱基博教授（著名学者钱锺书之父）等一道带领进步师生离校，自行成立光华大学。宣布“永远与圣约翰大学脱离关系”，发誓“以后不再进任何外国教会学校”。

孟宪承三临浙江大学教学：1929-1933，1938-1941，1946-1951，讲授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史、比较教育学，共12年多。在宜山时，任教育系系主任，在龙泉分校时，任教务主任、英文教授。

解放初，浙大师范学院取消，教育系并入文学院，孟宪承被任命为文学院院长。在任两年，至1951年7月调上海市工作时止。

1950年，浙江大学西溪校区校长马寅初先生常请省委领导同志给全校师生作政治学习报告。在校内，邀请过两位党外进步教授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一位是陈乐素教授（宋史专家），另一位就是孟宪承教授。孟宪承讲的是《社会发展史》。

孟宪承调职上海后，住在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工会附近的平房中。平日多半长袍布鞋，到沪工作上班，才穿中山装。

1957年的“反右”，1966年开始的“文革”，是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被打入炼狱。逼上祭坛的年代。不幸的是，孟宪承在这两次灾难中都被波及。他的孙子孟蔚彦在《孟氏南北沧桑录》中写道：“在政治上，宪承极为小心谨慎。1957年，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联名要求‘孟校长有职有权’，这在当时是向党要权的右派言论。他惊吓之下，视网膜脱落，从此沉默，再也不过问校务。”“‘文革’开始，他自动停止领取工资，自己搭乘公交车辆，从市区去华师大上班，在办公室楼前拔草。”1967年6月，他在礼堂看到写他的大字报，说他“高举资产阶级黑旗”。“回来后，……他始终闷闷不乐。一天晚饭后，妻子先去睡了，一觉醒来，发现他还坐在阳台上，人斜依在藤椅上，昏迷过去了。因为脑中风，他再也没有醒来。”这一天，即1967年7月19日。

1978年11月27日，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对孟宪承作的结论中说：受林彪、“四人帮”迫害，孟宪承“虽年迈多病，也身受其害，遭到抄家、强迫劳动、军训，使孟宪承同志病情加重，于1967年病逝。”

2006年5月15日，经教育部批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发出关于做好“共和国老一辈教育家宣传活动”的通知，列入第一批计划宣传的共18位大学校长，孟宪承名列其中。并列的还有吴玉章（人大）、李达（武大）、成仿吾（东北师范大学、山大，人大）、彭康（交大）、贺绿汀（上海音乐学院）、匡亚明（南大）、蒋南翔（清华）、陈垣（北师大）、陈望道（复旦大学）、马寅初、周培源（北大）、苏步青（复旦）、王亚南（厦门大学）等。

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从选校址到提出师范类学生的培养问题、师范院校课程建设等方面的见解，为华东师范大学的建设，考虑了50年的发展空间，和远不止50年的发展方向。

在办学指导思想上，孟宪承认为大学是最高的学府，大学的理想应该包括"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和"民族和社会的发展"。他十分强调培养师资，他认为提高教师的思想水平和学术水平是办好大学的根本。他大力主张大学应加强基础教学，要让学生掌握坚实的、广博的基础知识，不宜过早地分专业，同时还必须注意培养优良的校风和学风。

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建国初期华东师范大学创办了中国教育史研究班，他对研究生的学习要求十分严格，认为从事中国教育史的科学研究，必须经受严格的基本训练，如文献资料的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与方法的学习，外国语文的训练等。在他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影响下，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中国教育史教学和研究人才。

孟宪承不仅对高等教育理论颇有建树，而且对民众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也甚为关心。1933年，孟宪承在杭州市亲手创建了一所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并在此期间对民众教育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著有《民众教育》、《民众需要的是什么教育》等论著，是我国民众教育的先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