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绿汀（1903年7月20日—1999年4月27日），男，原名贺安卿，又名贺抱真、贺揩（一作贺楷），湖南邵阳市邵东市人，中国著名音乐家、教育家。

贺绿汀早年参加湖南农民运动和广州起义。二十岁时，他进入长沙艺术专修学校，攻读绘画与音乐。1931年，贺绿汀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三年后在俄国作曲家齐尔品举办的征求“中国风味钢琴曲比赛”中，以《牧童短笛》和《摇篮曲》获得一等奖和名誉二等奖。同年，他进入电影界，先后为电影《船家女》《都市风光》《马路天使》和话剧《复活》《武则天》等二十多部作品配乐。

抗日战争爆发后，贺绿汀参加上海救亡演剧队，皖南事变后参加新四军，在军部和鲁迅美术学院华中分院从事音乐创作和教学工作。1943年赴延安市，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音乐教员、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团长。1945年后在华北大学任教。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文工团团长，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贺绿汀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中国文艺网第四届副主席、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二、三届副主席，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在此期间，贺绿汀一直致力于音乐教学事业，创办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和附小，同时还创作了大量音乐作品。1999年4月27日，贺绿汀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

贺绿汀对西洋音乐、中国传统音乐与民俗音乐有着深入的学习与研究，创作有3部大合唱、24首合唱、近百首歌曲、6首钢琴曲，以及多部电影音乐及秧歌剧音乐、器乐独奏曲等，并写下了《我对戏曲音乐改革的意见》《论音乐的创作》《民族音乐问题》等文章。其主要音乐作品有《天涯歌女》《四季歌》《游击队歌》《嘉陵江上》和管弦乐《森吉德玛》《晚会》等，并著有《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1983年9月，贺绿汀成为国际音乐理事会终身荣誉会员，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音乐家。

1903年7月20日，贺绿汀出生于湖南邵东市一户农家，本名贺揩（一作贺楷），字安卿，号抱真，从5岁起他先后由私塾而小学而中学。1922年在邵阳市县中毕业后，因家贫无法升学便在本乡灵山寺仙槎小学任教。教学之余，又自学五线谱读法，开始接触西方乐理并订阅《小说月报》等新文学期刊。因此虽身处交通闭塞的穷乡僻壤，却同样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

1923年春贺绿汀去往长沙市，考入岳云学校的两年制艺术专修科，兼习音乐和美术；课余又自学各种民族乐器和京剧唱腔；还与同学组织文学研究会、国乐研究会和民乐团，一方面在校刊上发表诗歌和散文习作，一方面参加校内外演出。1925年初，他在岳云艺专毕业，并以成绩优异留校任中学部的音乐美术教员。

次年暑假，贺绿汀为宝庆地区蓬勃发展的工农革命运动所鼓舞，辞去岳云教职，回到家乡担任宝庆县中音乐美术教员，并在县立师范及母校循程学校兼课。同年寒假，贺绿汀回乡与担任乡农协主席的二哥开展反土豪劣绅的农民运动。

1927年9月，贺绿汀到广州市由后来成为广州起义主力部队的国民革命军四集团军教导团任职的三哥安排，担任黄埔同学会的管理员。同年12月，随三哥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复随主力部队突围至汕尾市根据地的海丰县， 在彭湃领导的中共东江特委的宣传部工作，并创作了中国最早以工农武装夺取政权为题材的革命歌曲《暴动歌》。

1928年经香港特别行政区到上海市，不久被捕。出狱后在上海私立小学任教，并为北新书局编辑儿童音乐丛书。1931年，贺绿汀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黄自、查哈罗夫、阿克萨科夫学作曲和钢琴。1932年因“一二八淞沪抗战”辍学，去武昌艺术专科学校任教。次年返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继续师从黄自等学习。

1934年，贺绿汀在俄国作曲家齐尔品举办的征求“中国风味钢琴曲比赛”中，以《牧童短笛》和《摇篮曲》获得一等奖和名誉二等奖。这年，他进入电影界，先后为电影《船家女》《都市风光》《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和话剧《复活》《武则天》等二十多部影剧配乐，创作了《摇船歌》《背纤歌》《春天里》《怨别离》等脍炙人口的歌曲。

以进入电影界为起点，贺绿汀以电影音乐为中心开始了第一个创作时期。除电影音乐创作外，他所译的《和声学理论与实用》于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中国第一部完整、全面、系统地介绍欧洲近代和声理论的译著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音乐工作者学习和声的主要读物。1936年冬，他参加了以创作和推广救亡歌曲为宗旨的歌曲作者协会，所作救亡歌曲《心头恨》《谁说我们年纪小》等在当时广为传唱。

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贺绿汀即与音专爱国师生成立了旨在“宣传鼓动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国作曲者协会。之后又响应周恩来的号召，与戏剧家宋之的等率先组成上海市文化界抗日救亡演剧第一队北上宣传抗日，于12月抵达临汾市，在城西刘庄的八路军办事处作短期休整和慰问演出。在此作于临汾八路军办事处的混声合唱《游击队歌》以演剧一队“献给八路军将士”的名义，首演于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司令部，1938年元旦在洪洞县高庄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期间，不仅当时就受到朱德、彭德怀等的一致好评，而且很快传遍各抗日根据地和大后方，成为中国抗战歌曲的经典之作。

1938年初，贺绿汀当选为中华全国歌咏协会执行委员。同年4月到武汉，入中国电影制片厂担任音乐科长兼该厂中国合唱团总干事及怒潮乐社作曲干事，9月，随厂迁重庆市后复当选为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理事。从武汉到重庆期间，他写了《从“学院派”、古典派、形式主义谈到目前救亡歌曲》《抗战音乐的历程及音乐的民族形式》等论文。

次年6月，他离开中国电影制片厂去中央电台音乐组任作曲，任职于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期间，为《中华儿女》《胜利进行曲》《青年中国》等电影配曲，并写了歌曲《胜利进行曲》《垦春泥》《嘉陵江上》和笛子独奏《幽思》，管弦乐《晚会》等。随后又应教育家陶行知之邀兼刚创办的以培养战时天才儿童为宗旨的育才学校音乐组主任。9月，辞去中央电台职，一方面在育才任教，一方面应聘兼新成立的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教官。至1940年4月，因该班强迫全体教员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而辞职，之后便专心致志为育才学校培养音乐幼苗。在重庆期间，他一直和中共在国统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及八路军办事处保持着经常的联系，并受到周恩来多方面的关怀和照顾。后来他去延安便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

1941年3月，贺绿汀取道黔、贵、桂、粤经香港特别行政区转上海市再由新四军交通员接应于6月抵盐城新四军军部。按原定计划本应随即去延安，因深感前方音乐干部奇缺便主动向刘少奇、陈毅提出暂时留下来做点这方面的工作。经同意后，他便在鲁迅美术学院华中地区分部音乐系任教。同年9月，又为直属军部的鲁艺工作团开设音乐干部训练班。除为学员讲授歌曲作法及和声理论、上视唱练耳课、编写《和声学初步》讲义及供学员视唱练耳用的教材短曲30余首外，还创作了作为作曲教学示范用的大合唱《新世纪的前奏》，并在1942年3月举行的新四军高级将领开会期间，由该班学员作为结业成绩汇报音乐会的曲目首演，受到刘少奇、陈毅等的高度赞扬。

该班结束后，贺绿汀因去延安途中受阻，又去新四军二师和四师进行讲学、辅导活动。直到1943年3月，因延安市多次电催，才与邹韬奋结伴从新四军一师师部粟裕处启程赴上海市；再由上海经北平市、太原市、交城县到离石区进入陕甘宁边区，于同年7月抵延安，被安排在鲁迅美术学院音乐系任教。1944年9月，经王震找肖劲光商量，并通过肖向荣出面把他借调到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任音乐指导。在此期间了歌舞剧《张德胜烧炭》和《徐海水锄奸》、混声合唱《东方红》、管弦乐曲《森吉德马》、话剧《沁源围困》的器乐插段之一《抢粮进行曲》。

1945年7月，贺绿汀当选为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常务委员。同年9月，他随联政宣传队赴东北地区开辟新区。行至绥德县奉中央令就地待命。次年4月便奉命调回延安，先任中央党校文艺研究室音乐组长，后与李伯钊负责筹建解放区第一个管弦乐团——中央管弦乐团（后中国交响乐团和中央歌剧院的前身）任团长兼合唱队队长。同年11月，他因患肺病严重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自关照下，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弱病残人员先行撤离，并派担架队将他抬出延安市，直至到达武安市冶陶镇的河东村才住定。

解放战争期间，他基本上是在养病中度过的，1948年7月部分恢复工作后，即与李伯钊筹建华北人民文工团任副团长。病中除为晋冀鲁豫人民文工团排演的话剧《解放了的堂·吉诃德》配乐作曲和为该团演出歌剧《白毛女》作过一些音乐方面的加工、改编外，还为新建立的华北大学写了风靡一时的校歌《新中国的青年》。

1949年2月，他随华北人民文工团进入刚解放的北平市兼任北平师大音乐系主任，并先后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和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文联常务理事和中国音协副主席。在此期间，曾为两部新闻纪录片作曲。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有资料显示贺绿汀于1926年10月加入中原地区共产党，后1949年再次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贺绿汀被任命为筹建中的国立音乐院（即今中央音乐学院）兼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前身为国立音专即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并于同月上任就职。任职期间，他把上音这个本来家底薄、规模小、起点低的学校办成居于中国领先地位的音乐学院，办学规模也从单一的大学本科逐步扩大为兼有附设的小学、中专以及附中、附小的课余班、大学的业余部和包括在职干部进修班等在内的多种为不同对象、不同专业设置的专科班，从而形成了大学、中学、小学配套成龙的专业音乐教育体制，以及专业与业余、学校与社会相衔接的音乐教育网络。他根据长期以来形成的“音乐教育必须从小抓起”的战略构想，并在办学实践中逐步建立、完善并被实践证明有利多出人才、早出人才出高质量人才的“大中小一条龙”的教学体制。

在此期间，贺绿汀创作了抒情歌曲《慰问信满天飞》、艺术歌曲《卜算子·咏梅》、民俗音乐编曲《绣出河山一片春》、群众歌曲《英雄的五月》、混声合唱《人民领袖万万岁》、无伴奏合唱《我的心上开了一朵玫瑰花》、小提琴曲《百灵鸟》、大合唱《十三陵水库》、电影音乐《宋景诗》等不同体裁形式的作品，并参加了大型歌剧《长征》的集体创作。同时，在理论研究方面，贺绿汀写了70篇文章，为建国前的两倍多（从1929-1948他只写了29篇）。

由于贺绿汀作于1963年的《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冒犯了当时已炙手可热的“大左派”姚文元，“文革”一开始，他就成为首批在报上公开点名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抛出。随着斗争逐步升级，他不仅被戴上“三反分子”等帽子还于1968年3月21日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拘捕；直到1973年1月24日，因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多次过问，才被解除监禁获释回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贺绿汀得到平反，重新就任上音院长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六届）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及“音乐”卷编委会主任，还率团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的国际音理会（IMC）的第18届全会，并作为中国音乐界的第一人在该组织的第20届全会上当选为终身荣誉会员。

受命为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后，贺绿汀通过狠抓整顿，使上音重新恢复了生机走上了正轨，与此同时，他创作了大合唱《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和抒情歌曲《韶山银河》等，并为话剧《曙光》及同名故事片配乐作曲，写了170篇左右的文章，数量为30年代至60年代文章总和的1倍半以上。其中包括《姚文痞与德彪西》《两点看法》《闲话“学院派”》《关于演外国歌剧的问题》《不要“造神”》《文汇报创刊50周年感想》《怎样建设我国现代音乐文化》《60年的回顾》《在全国音乐思想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以及《汲取严重教训发展社会主义音乐文化》等。1983年5月，贺绿汀因胃不舒服住进华东医院，经胃镜检查，确诊为胃癌。

1984年退任上海音乐学院名誉院长后，贺绿汀还先后当选为中国文艺网名誉委员、中国音协和上海音协名誉主席，受聘为国家教委艺教委顾问并以终身荣誉会员的身份，应邀去德国出席了国际音理会第21届全会。1987年10月，他参加了上海音乐学院六十周年校庆，他为院刊《音乐艺术》撰写了一篇文章《六十年的回顾》，校庆大会他宣读了篇文章。1989年，贺绿汀因大面积心肌梗死被送医院急救。1992年和1998年贺绿汀分别获得中国唱片总公司颁发的第三届“金唱片奖特别荣誉奖”和上海市颁发的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艺术奖”。

在此期间，他还念念不忘“文革”中上海音乐学院被占据的大学部操场和附中校舍，十多年间，他通过各种场合呼吁物归原主，还写了数十封陈词信函，最终大部分土地和建筑成功归还。

1999年4月27日贺绿汀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

1932年，贺绿汀应私立武昌音专聘，暑假期间在邵阳市老家与姜瑞芝结婚，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文化界紧急行动起来，决定组织13个救亡演剧队分赴各地活动，动员全民抗战。贺绿汀毅然放弃电影公司的优厚待遇，把妻子姜瑞芝和3岁的大女儿贺逸秋送回湖南邵阳老家，参加了演剧队，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1938年9月，贺绿汀辗转来到重庆市，先在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任职，后到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任教兼任音乐组主任，皖南事变后，重庆局势严峻，周恩来关心贺绿汀的安全，要他离开重庆辗转延安市，并派人通知贺绿汀：中国国民党对去延安的道路封锁得太紧，男同志直接去延安困难很大，但女同志可以八路军家属名义去。贺绿汀将消息告诉妻子，姜瑞芝毫不犹豫地说：“我带孩子先到延安去。”经历过多次离别，二人在晚年一直相守，直至1997年11月30日，姜瑞芝因病去世。

贺绿汀的长女贺逸秋1936年出生于上海市，1941年初随母亲从重庆市赴延安。就读于延安八路军抗属小学、延安保育院小学。解放战争时期跟随延安保小撤出延安，并于1949年来到北京，先后就读于北京育才小学、北京师大女附中。1961年毕业于南京农业大学，分配在中国农科院江苏分院工作。1979年调回上海，为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所助理研究员，后从事党务工作，先后任上海植物生理所生所党委办公室主任、纪委书记、党委副书记等职，1997年退休。

贺绿汀的小女儿贺元元是一位小提琴演奏家，在一次采访中她聊到，父亲贺绿汀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人，更是一个意志坚定的革命者。

贺逸秋与贺元元两人共同创作的书籍《我的父亲贺绿汀》由浙江摄影出版社于2003年10月1日出版。

贺绿汀创作有3部大合唱、24首合唱、近百首歌曲、6首钢琴曲，以及多部电影音乐及秧歌剧音乐、器乐独奏曲等，并写下了《我对戏曲音乐改革的意见》《论音乐的创作》《民族音乐问题》等文章。其主要音乐作品有《天涯歌女》《四季歌》《游击队歌》《嘉陵江上》和管弦乐《森吉德玛》《晚会》等，并著有《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

根据贺绿汀的所经历各个时期的社会背景的不同，可将其创作的合唱作品分为抗日战争前、抗日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合唱作品三类。

抗日战争前这一时期，贺绿汀创作的合唱作品大多是电影的主题曲及插曲，部分重要作品有无伴奏合唱《渔父·西塞山前白鹭飞》，由唐朝张志和作词;电影《船家女》的插曲混声四部合唱《西湖春晓》，由贺果作词;电影《船家女》插曲无伴奏合唱《摇船歌》，由沈西苓、贺绿汀共同作词;电影《清明时节》插曲混声四部合唱《工人之歌》，由欧阳予倩作词;自作词的二重唱《湖上之歌》;三部轮唱《囚徒的呐喊》，由许幸之作词;领唱加合唱的作品《桃源春梦》等。

抗日战争时期，贺绿汀创作的部分重要作品有自作词的混声四部合唱《游击队歌》、混声四部合唱《炮兵歌》、混声四部合唱《上战场》、二重唱《保家乡》、二部合唱《慰劳受伤将士》、独唱加合唱《募寒衣》;李有源、李增正原词贺敬之编词的混声四部合唱《东方红》；无伴奏合唱《垦春泥》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一时期，贺绿汀的合唱作品大都以生活感受或者古词为题材而创作的，以及为新中国成立面临的外交政策和自身经济的发展所作，部分重要作品有孙瑜作词的独唱加男声合唱《不渡黄河誓不休》(电影《宋景诗》插曲)、毛泽东词改编的无伴奏合唱《清平乐·六盘山》、闻捷作词的混声四部合唱《鹰啊，飞向远方》、朱子奇作词的混声四部合唱《新中国的青年》、郭沫若编词的混声四部合唱《人民的领袖万万岁》等。

其中代表作《游击队歌》的创作，贺绿汀以八路军游击战的事实为依据，歌词中大多数在描绘八路军游击战的运用，都在表现游击战的特点。“神枪手、飞行军”成功地运用比拟的手法将游击战的优势，以及八路军战士的神勇表现出来。这首歌的歌词节奏十分紧密，为了不使紧凑的歌词显得混乱绕口，贺绿汀采用中国传统的作曲技法，将不重要的起衬托作用的字都放于弱拍上，这样演唱者就能够轻松地演唱了。其次，这首战斗歌曲采用了群众化的民族性语言，这更能发动群众，贴近群众，有利于这首歌曲的流传，更有利于抗日战斗思想的传播。

当时，贺绿汀随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从事巡回抗日宣传工作，1937年底到达临汾市，在八路军办事处创作了这首献给八路军全体将士的歌曲。歌曲在八路军总部高级将领会议的一次晚会上首演，随即迅速流传到全国各地。这首进行曲风格的歌曲音乐形象鲜明生动，曲调生动流畅，歌词通俗易懂，表现了游击队战士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依然保持昂扬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念，问世近半个世纪以来，历久不衰，始终深受各国群众的喜爱。

贺绿汀的钢琴作品创作数量不多，目前公认的为其早期创作的《牧童短笛》《摇篮曲》《怀念》《晚会》《小曲》这五首钢琴曲，而且还都是小品。这与当时他进行创作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主要指当时整个中国音乐建设中还不具备器乐发展的理想基础和常年处于战争环境等)有一定的联系。但却是最早几首，实现了中国风格的、完全成功的、具有开拓意义的作品。

在俄罗斯作曲家齐尔品举办的征求“中国风味钢琴曲比赛”中他一连写了三首钢琴曲《牧童短笛》《摇篮曲》和《往日思》，1934年11月27日，上海四川北路新亚酒店的礼堂里，传出一支与时行音乐会上的曲目完全不同的旋律，这就是在俄国作曲家齐尔品举办的征求中国风味钢琴曲比赛中，获得一等奖的《牧童短笛》。《新晚报》评论说：“最重要最值得纪念的，是他打通了中国音调与西洋乐理的界限。”这首钢琴曲传播到柏林、慕尼黑、维也纳、日内瓦、阿姆斯特丹、纽约等欧美各大城市，在世界乐坛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贺绿汀创作的管弦乐作品在《贺绿汀全集》中收录的一共是七部，创作时间部集中在贺绿汀创作生涯的黄金时间段，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从1937年创作的第一首《序曲》到1949创作的《珍珠倒卷帘》，都能感受到贺绿打对中国音乐创作实践所付出的艰辛和秉承的信念。本着创造中国民族新音乐的宗旨，贺绿汀的每一首作品都是中国早期音乐创作“中西结合”思想的产物。即吸收中国民族民间的曲调作为动机和旋律再与西方先进的作曲技法相结合。使作品既有东方音乐的韵味，又有西方音乐的技巧性。

贺绿汀于1934年创作的钢琴曲《晚会》，原名《闹新年》，1940年改编为管弦乐曲，并通过电台对苏联播出，深获好评。1943年作者在延安市对乐曲作了修改。1949年作者把自己的六首作品编成一部管弦乐组曲，《晚会》为其中一首。乐曲如标题所示，描绘了人们欢天喜地举行晚会庆祝胜利的情景。全曲共分为六段，后三段是前三段的反复。在第三段中，作者巧妙地运用了中国民间锣鼓的节奏，使欢乐的情绪达到高潮。

1934年贺绿汀应邀进入到电影界，为当时进步电影、话剧创作音乐，是中国早期电影音乐的奠基人之一，在1934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里，为约20部电影创作了近首电影歌曲，还为部话剧创作了约10首插曲，创作体裁丰富，有独唱、合唱、对唱和齐唱等，作品形式多样，有混声四部合唱、二重唱、无伴奏合唱等，体裁的采用根据电影的总体构思而定，彻底改变了中国过去的电影影片，不借助音乐这一手段来描写剧中人物的动作表情，心理变化的局面，在这一阶段，贺绿汀的创作渐趋成熟，且自成一体，其中独唱：《乡愁》（电影《乡愁》主题歌），《新年歌》（电影《压岁钱》插曲），《春天里》（电影《十字街头》插曲），《四季歌》和《天涯歌女》（电影《马路天使》插曲等，《恋歌》（话剧《三个叛逆的女性》插曲，《姐上太牢》（话剧《武则天》插曲）等，混声四部合唱《工人之歌》（电影《清明时节》插曲），《为祖国战争》（电影《春到人间》插曲），三部合唱《新的生命》（电影《压岁钱》插曲）等作品。

在早期的电影歌曲中，有一种重要的创作方式——选配，即根据影片的需要，在已创作的歌曲作品中找到合适的歌曲来为影片服务，这样一种选配的形式成为电影歌曲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游击队歌》就被选为电影《青年中国》的插曲，因歌曲在影片上映之前就已经具有广泛的群众性，所以能起到更好的宣传影片的作用，加之此歌曲又具有高度的艺术性，所以能有效的提高影片的艺术表现力，而此歌也凭借电影这一传播媒介更加广泛地流传开来。

《十字街头》由明星电影公司摄制于1937年，是现实主义电影艺术家沈西苓的代表作，《春天里》是该影片的插曲。《春天里》的旋律非常简洁，节奏也很明快。歌曲开始描写了主人公为生活的忙碌和无奈，转调后主人公下定决心要靠自己的努力改变生活，并且遇到了一位姑娘，描绘出主人公对未来的憧憬向往和对姑娘的祝福，是一首反映美好爱情的经典电影歌曲。贺绿汀对当时社会小人物及普通人的关注需要演唱者要注意音乐表现、语言表达及声音控制等方面的要求，力求综合的运用演唱技巧来更好的展现作品的内涵。

贺绿汀作有280篇（部）左右的文章、专著、译作，已陆续出版了十余种文论、作品选集、单行本等。7种权威性的英文版“Internationl Who’s Who”收入了他的条目。1929年至1948年期间，他创作了29篇文章，1949年10月，贺绿汀被任命为筹建中的国立音乐院（即今中央音乐学院）兼上海分院（前身为国立音专即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后，任职期间创作了70篇文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重新就任上音院长期间，写了170篇左右的文章，其中包括《姚文痞与德彪西》《两点看法》《闲话“学院派”》《关于演外国歌剧的问题》《不要“造神”》《文汇报创刊50周年感想》《怎样建设我国现代音乐文化》《60年的回顾》《在全国音乐思想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以及《汲取严重教训发展社会主义音乐文化》等。其中书面致词《汲取严重教训发展社会主义音乐文化》在第四次全国音代会开幕式上宣读、并7次博得全体代表满堂彩。

贺绿汀创作、文论、译著等成果收录为六卷本《贺绿汀全集》。

贺绿汀一直主张除了要继承中国自己民族音乐之外，还要多借鉴西洋的创作技法。就如他自己所说，不但要使外国的技术“中国化”，还应该让中国的传统音乐逐渐的“现代化”——手伸向民间，一手伸向西洋。这些想法都是被他的老师黄自所影响。不过，贺绿汀在老师黄自的基础上，对于在民俗音乐中吸收音调，很好地保持中国民间音乐的传统风格作了更多的含有创新精神的尝试。他运用东西方两种音乐遗产丰富自己、充实写作，，不仅突显了自己独创的风格，而且证实了东西方两种思维形态的音乐相互结合有着很强的可塑性与潜在力量。

例如被大部分人所知晓的《游击队歌》是贺绿汀的代表作。此歌曲广泛吸收了国外的革命歌曲比较超前的写作手法，比如在节奏、结构、调性和旋律上面。为了使歌词不过多地和国外的类似，贺绿汀将中国的语言和歌词相互联系在一起，歌词和旋律的节奏非常的符合，句法语调和音调的变化也很一致，所以这样就在不经意间让曲调也"中国化"了。除了这些《乡愁曲》《为祖国战争》的音乐语言和旋律发展上都吸收了外来因素《春天里》就十分自然地把外来音调和民族的音调及衬词结合得非常好。贺绿汀先生原创歌曲的合唱作品《十三陵水库》具有典型的民族风格。在这首作品中他将欧洲现代作曲技法和民族的音乐紧密结合，形成了中华民族审美习惯的音乐风格。

贺绿汀的音乐创作生涯以融合民族音调为显著特征。他的作品主题广泛采用民族音调，旋律多在中国民俗音乐的基础上演变而成，展现了深厚的民族调式美学。 贺绿汀在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和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学习期间，创作了诸如《忆秦娥·萧声咽》《离思·夜啼鸟》《恋歌》等作品。这些作品大量使用了中国古典歌曲和音乐素材，风格轻快婉转，表现细腻典雅，深受其恩师黄自影响，旋律流畅自如，与诗歌的韵律和押韵相契合。

贺绿汀创作了近200首声乐作品，其中大约3%到5%是直接改编自民歌，如《丰收（陕北民歌联唱）》《四季歌》（根据苏南民歌《哭七七》改编）《天涯歌女》（根据苏南民歌《知心客》改编）等。他在这些作品中保留了民俗音乐的民间特色，同时大胆发展，展示了他的创造性。贺绿汀经常选择民间音调作为音乐作品的基础，通过整理和运用长期积累的民族歌曲旋律，形成自己独特的音乐思想。因此，他的作品旋律风格深受民族歌曲的影响，充满了浓厚的民间音乐风味。

音阶调式的民族化是决定一个民族乐风特点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古籍记载的“郑卫之音”和近代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强有力地证明了贺绿汀一贯坚持的关于中国调式的观点，贺绿汀认为中国历史上所形成的音阶调式，包括以下三种：一般五声音阶、六声音阶和七声音阶；特殊五声音阶、六声音阶和七声音阶和各种单 纯音列，并包括上述不同音级主音的各种调式。

旋律的民族化是决定一个民族音乐风格特点的又一重要因素。贺绿汀是中国最早对民俗音乐宝贵的遗产进行拯救和挖掘的作曲家，他近乎“疯狂”的采风嗜好是出自对民族音乐的热爱，他曾这样说过：“旋律是音乐的灵魂。”他还说：“从来没有一首外国民歌像我们自己的民歌那样深刻地感动过我。”

他的作品旋律主要来自民间音乐、生活音调、语言音调和各国素材。他创作的旋律拥有民族音调的美学内涵，凝聚着中国农民的气质和特有的乡村泥土的气息。

在中国钢琴作品和声与复调这两个方面，贺绿汀继承了黄自、赵元任等前辈作曲家对和声民族化探索的成果，开辟了此领域的新天地，从而形成了自己清新、自由的田园式和声风格——“听觉上，既有欧洲古典和声那种简洁、典雅、严谨的规范意义，又不时透发出民族的色彩与特点。”在和声写作方面，他经常采用主调的写法、以五声综合性和声结构作为作品的和声骨架、削弱和声的功能性等方法；在复调写作方面，他经常采用的是自由对比的二声部复调，巧妙地将西方对比复调技法与中国民间支声复调因素紧密结合起来，既体现了民族风格旋律发展的逻辑性，又如行云流水般随意，让人产生无限自由、写意之感觉。

贺绿汀的音乐创作活动始于20年代初期。当他在岳云艺专学习时就创作了一些歌曲。这一时期的创作，影响较大的是作于1928年初的《暴动歌》。30年代在上海，他的创作主要是以电影音乐为中心，兼及话剧配乐及救亡歌曲创作。抗战爆发后在国统区工作的日子里，他的创作都是围绕抗战的主题，以歌曲为重点进行的。这个阶段可以说是他创作上的丰收季节和黄金时期，他的代表作大多数都是这一阶段的产物。如果说作于演剧一队成立初期的《全面抗战》《弟兄们拉起手来》等，是他的第一批抗战歌曲创作成果，那么，稍后根据不同的对象而作的各具个性、各有特点的《游击队歌》《干一场》(后名《上战场》)《保家乡》以及用日语歌词写作的《日本四兄弟呦》等，就是他在抗战歌曲创作上达到新高度的标帆。证明他在和演剧一队赴内地宣传抗日的过程中，对抗战军民有了更广的接触，对抗战实际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他的创作也取得了相应的进展。

在重庆市的两年间，他的创作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又取得了新的成就，而且日趋多样化。在新四军中他的主要任务是培训音乐干部，到联政宣传队后，边区军民的生活和斗争，新型的官兵关系，是他这个阶段创作的最主要的内容。根据民俗音乐改编的合唱《东方红》(为党的"七大"而作)和管弦乐曲《森吉德马》等，都是联政宣传队期间之作。从这些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在创作上力图和"新的时代、新的群众相结合"的自觉意向。解放战争期间，他因病先后在晋南太岳区和晋冀鲁豫的太行山地区休养，还为话剧《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写了音乐，并创作了风靡一时的《新中国的青年》《新民主进行曲》等歌曲。

建国后，虽然繁重的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占去了他的绝大部份时间，但是他却从未因此而放下手中的笔，先后创作了多种不同体裁式的作品。粉碎“四人帮”以来，他虽年老体衰多病，仍然创作了大合唱《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合唱《军旗颂》、独唱《韶山银河》、群众歌曲《前进吧，青年一代》以及为话剧和同名电影《曙光》的配乐等，在群众中有定的影响。

贺绿汀不仅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歌曲，还积极参与到音乐理论工作当中来。1936年，他翻译了普劳特《和声学理论与实用》，这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地介绍欧洲近代和声技巧的著作。1934年，他又写了《音乐艺术的时代性》，指出音乐作品应具有社会意义，要反映底层劳苦大众的心声，迎合人民的审美趣味之后，他又陆续写了《中国音乐界的现状及我们对音乐艺术所应有的认识》《从“学院派”古典派、形式主义谈到目前救亡歌曲》《抗战音乐的历程及音乐的民族形式》《关于“洋嗓子”的问题》《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民族音乐问题》《中国现代音乐文化发展的回领》等理论著述。

从这些理论著述中体现出贺绿汀独特的乐理是思想，首先，贺绿汀在音乐形式上注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其次，贺绿汀指出音乐审美的最终旨趣在于感和享受生活的美。第三，贺绿汀认为中国音乐的发展趋势要以继承和创新为主，使得音乐作品具有时代性的特色。

新中国成立后，贺绿汀任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院长，即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这份事业“关系到祖国音乐文化的前途”，他作为音乐教育家的后半生逐渐开启。根据社会需要办学，注重实际教育，突破常规。贺绿汀接手率先创建上音附中、附小，为中国提供了“大、中、小”“一条龙”式音乐人才培养体系。改革上音教务架构，创立新型的民族音乐系与“民族音乐研究室”“音乐文献编译室”，全力翻译外国理论与音乐家传记等书籍，实施音乐创作、表演实践和理论建设并举，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方针。此外，贺绿汀还关照部队人员、偏远地区人民、少数民族而创办音乐教育专修班、课余班。

贺绿汀的音乐教育不仅发生在校园中，而且面对中国大地上的人民，无论专业还是业余，他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音乐教育机会，此乃中国首创。而这样的改革并不容易，贺绿汀一生都在为音乐教育改革与建设操劳，1978年9月，他以75岁高龄再度出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耄耋之年，还奔波在中国各地，筹措乐器经费，改革具有本地特色、中西兼容的音乐人才培养体系。

贺绿汀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起云涌，无论处境何其危难，他从不坐以待毙、逆来顺受，而是不屈地抗争，甚至向邪恶主动出击。在和平年代里，贺绿汀同样坚持讲真话。为了音乐事业的健康发展，贺绿汀毫不含糊地挺身而出，毫无奴颜媚骨，不顾风险，不计得失，痛陈时弊，表现出一个革命艺术家的胆识、风骨和豪气。（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评）

贺绿汀是杰出的人民音乐家、著名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和音乐理论家。贺绿汀一生为人民事业奋斗不息、歌咏不止，坚持正义和进步，歌唱光明和真善美，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倾毕生心血塑造起人格的丰碑。（红星网评）

贺绿汀的前半生，遵从恩师教诲，以音乐为武器，投身于救亡图存的革命实践；后半生背负起音乐教育，背负起几代音乐人的理想，躬身前行。或许可以说，他让渡了一部分宝贵的个人创作空间，献给了更广阔的中国音乐教育事业。（上海文联评）

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教育家之一，贺绿汀对于新中国音乐教育的贡献居功至伟，对于上海音乐学院这座国际性的音乐教育圣殿更是有着“父子情缘”一般的紧密关系和深厚感情。纵观贺绿汀的音乐人生，可以说教育工作贯穿了他生活和事业的始终，他个人对于授学后辈、传承基业的关心与重视程度，甚至要远远高于他对待自己的音乐创作。那种“春蚕到死丝方尽”的一生投入，正是贺绿汀博大教育情怀的真实写照，也是我们今天应该再一次回首注目和继承发扬的精神瑰宝。（上海音协副主席、上海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王勇 评）

贺绿汀原名贺揩（一作贺楷），不同时期还使用过贺小萍、贺如萍、张秋林、陈益吾、陈益善等化名贺罗亭、陈景韩、狂风、山谷、大实话等笔名。

此外，另有一名“抱真”，是早年私塾先生所赐之名，贺绿汀对此倍感珍惜，甚至有意用其一生去践行它的内涵。救亡图存的种种努力在现实中屡屡受阻后，贺绿汀又重回音乐的道路上，试图寻找光明。1931年，贺绿汀以28岁“高龄”考入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上海音乐学院前身），并自名为“绿汀”，从此贺绿汀这个名字就伴随他终生。

贺绿汀与国歌的结缘可以追溯到1934年他在上海结识了聂耳。这段关系的开端是在淮海中路的一间新店铺楼，尽管他们是首次见面，却因彼此的耳闻而感到十分亲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友谊不断加深。贺绿汀参与了电影《风云儿女》的制作，聂耳则主动为该片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谱曲。1935年4月15日之前，聂耳完成了歌曲的初稿。然而，当时中国国民党当局计划逮捕聂耳，迫使他逃往日本避难。在此危急时刻，聂耳委托贺绿汀继续完成歌曲的配乐工作。贺绿汀起初请求侨居上海市的俄国作曲家阿甫洛穆夫代为配乐，但最终贺绿汀自己亲手修改了部分配乐，并将初稿寄给聂耳在日本的审阅。聂耳在日本完成了最终的乐谱定稿。1935年5月24日，《风云儿女》上映，其中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一经问世，立即在全国掀起轰动，成为团结抗战的强大精神象征。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贺绿汀随着上海文化界救亡演剧队前往抗战前线。在临汾市的八路军总部，他亲眼见证了游击战的激烈场面。在艰苦的战斗条件下，他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战场上小军鼓的鼓点和纷飞的战火。在此背景下，贺绿汀创作了《游击队歌》，歌中生动地描绘了八路军战士在困境中练就的特殊技能和毅力，这首歌迅速在抗战时期广为传唱，成为士兵们的战斗精神的象征。

1938年9月，贺绿汀辗转来到重庆市，先在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任职，后到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任教兼任音乐组主任。据当年的学生、后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陈贻鑫回忆，贺绿汀上课时，“脚上穿着一双木屐，衣衫破烂处，肉都露出来了”。在重庆，贺绿汀谱写了《中华儿女》《打日本》《嘉陵江上》《胜利进行曲》《还我河山》等著名歌曲，受到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赞赏。周恩来还携夫人邓颖超驱车50多公里，来到北碚区看望贺绿汀。1940年12月26日，贺绿汀和陶行知组织举行了育才学校向重庆市各界人士展示教育成果的首场儿童音乐会。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冯玉祥、沈钧儒、郭沫若等出席观看。演出结束时，周恩来当场题词：“为新中国培养出一群新的音乐天才。”

皖南事变后，重庆局势严峻，周恩来关心贺绿汀的安全，要他离开重庆辗转延安，并派人通知贺绿汀：中国国民党对去延安的道路封锁得太紧，男同志直接去延安市困难很大，但女同志可以八路军家属名义去。贺绿汀将消息告诉妻子，姜瑞芝毫不犹豫地说：“我带孩子先到延安去。”周恩来将姜瑞芝母女送上去延安的汽车后，说：“贺绿汀这样有骨气的音乐家，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好好保护。你代表组织通知他，立即收拾行李，马上和我们护送的同志一道去香港特别行政区，再转赴敌后根据地。”随即拿出500元钱，要求相关人员转交贺绿汀。贺绿汀收到这500元后，眼里盈满了泪水。后来，他离开重庆，经桂林市绕道香港至上海，然后辗转抵达苏北敌后根据地。1941年5月来到盐城新四军军部，在华中鲁艺音乐系及新四军鲁艺工作团任教，培养音乐人才。1943年7月，贺绿汀化名陈益善，抵达延安。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礼堂的文艺联欢会上，他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说：“你的《游击队歌》写得很好啊！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1980年4月，贺绿汀和夫人姜瑞芝及胞兄贺培贞再一次回到了阔别20年的故乡，这时候，他虽已近80高龄，但仍关心着家乡的发展。这次回乡，贺绿汀参观了邵东市农科所养猪场、黑田铺公社圳炫茶场、邵东五金厂、黄家坝水库、邵东机场等许多地方，并特地到他60年前当过音乐绘画教员的灵山寺学校看了看，了却了这位老音乐家多年的心愿。

贺绿汀的出生地——邵阳市蚂蝗塘（旧属邵阳县，今属邵东市），昔日境内流行花鼓，活跃着不少民间花鼓班社。其父在农忙之余热衷于戏班演出，是民间戏曲演艺的忠实票粉，贺绿汀也深受其染。从小，贺绿汀就会用树叶吹奏《小放牛》的旋律，哼唱《小砍樵》《摸泥鳅》的曲调，还特别用心地自制了一把二胡，拉奏邵阳花鼓小曲。

七八岁时，贺绿汀来到哥哥任教的小学接受启蒙教育。在那里，他爱上了一台老式旧风琴，一有空就会去弹。学校附近有一座湖南水府庙国家湿地公园，庙里的戏台非常有名。旧时宝庆（今邵阳市）有“四大庙宇万年台”之说，即邵阳水府庙、火神庙、灵武庙和东山寺的戏台，以水府庙居首。每年庙会，人们在这里“祈神唱戏，愿戏经旬弥月，盛极一方”。艺人们排练、化妆、表演，贺绿汀与小伙伴们看得目不转睛，热爱花鼓戏的种子在他心里越埋越深。中学毕业后，贺绿汀在担任音乐教员时，收集到一些戏歌小调，编了好几首儿童歌曲。“小小星，小小星，好像青石板上钉铜钉。我要爬上去，可惜天高路远不能登……”

新中国成立后，贺绿汀几度回乡，观看湖南花鼓戏等地方戏曲，搜集民俗音乐素材，慰问老艺人，鼓励他们用老曲调唱响新时代。在他的大力倡议下，第一个邵阳花鼓戏剧团成立了，东、西、南路名艺人齐聚，三派艺术融合，人才济济，行当齐全，邵阳花鼓戏迎来了艺术上的繁荣鼎盛时期。

贺绿汀回乡期间，还爬罗剔抉，旁搜远绍，记录并保存大量具有乡土风格的花鼓音乐，指导整理和录制了《湖南民歌一百首》，为中国民歌宝库留下了珍贵资料。在此过程中，他独具慧眼，发现和挖掘湖南花鼓戏出身的著名歌唱家何纪光、刘宇明、周清玉等音乐人才，推荐他们到上海音乐学院深造，将湖南花鼓戏艺术推向更高境界。

20世纪末，已是鲐背之年的贺绿汀心心念念牵挂的仍是家乡的花鼓戏。面对为其拍摄个人传记片的工作人员和以花鼓戏教学见长的邵阳艺术学校老师，他语重心长地说，湖南花鼓戏是中国戏曲音乐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民俗音乐紧密相关，要重视对民族音乐的继承和创新。

牧笛扬华音，战歌壮国魂，灿烂乐章谱春秋，满腔赤子心；真言荡浊流，铁骨傲鬼神，浩然正气耀日月，一身报国情。

贺绿汀故居是贺绿汀先生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位于邵东市九龙岭镇绿汀村(原新庵堂村)蚂蝗塘。建于清同治5年即1866年，系砖木结构，整个院落呈“凹”字形，院内共有房屋21间，建筑面积1860平方米。故居依山傍水，前有池塘，后环青山，塘中鱼跃水欢，山上鸟语花香，和谐的自然景观将故居映衬得古朴大方、幽雅宁静。故居是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湖南省“湘军寻古旅游线路”重要景点、湖南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邵阳市党性教育示范基地、邵阳市“红色经典新时代讲习所”、邵东市委党校现场教学基地。

2003年7月20日，贺绿汀100周年诞辰纪念日，贺绿汀的两个女儿根据父亲生前的遗愿，将贺绿汀的骨灰从上海送回家乡。同日下午3时30分，贺绿汀骨灰安放仪式在邵阳市资江河畔的松坡公园隆重举行，贺绿汀和夫人姜瑞芝的骨灰合葬在美丽的松坡公园里。

2018年，在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下，原创歌剧《贺绿汀》开展三省二市的全国巡演。5月27日走出上海的第一站，来到新四军军部重建地盐城市。当师生们现场唱起《贺绿汀》选段时，很多人的眼中充盈着泪水，观众们也能感受到不一样的内涵。7月20日，是贺老115周年诞辰，上音将和贺老家乡邵阳市共同主办首届贺绿汀音乐中国艺术节，向贺老家乡人民作两场汇报演出。其后，还于7月下旬赴贺老曾经战斗过、上音声乐前辈周小燕先生的故乡武汉演出两场，8月1日建军节当天晋京演出。

2020年7月，上海音乐学院和上海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拍摄制作的中国首部8K全景声实景原创歌剧电影《贺绿汀》，于7月30日在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铜像前正式开机，影片于2021年上映。

2023年12月5日，纪念贺绿汀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在上海市文联文艺大厅举行。

作为第35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参演节目，由上海音乐学院推出的原创歌剧《贺绿汀》于2018年5月9日-10日在上海大剧院上演。全剧以真实典型事例为主要情节，表现贺绿汀承先启后、融会中西、开辟文化自信和追求卓越的音乐之路。

《我的父亲贺绿汀》包括“女儿贺逸秋讲述的故事”（含“我的父亲贺绿汀”“父亲故乡情深”等三篇）“女儿贺元元讲述的故事”（含“记父亲二三事”“西南行”“过年”等五篇），书中还附录有“外孙女叶思敏讲述的故事”（“泰安路抒怀”）以及“女儿贺逸秋、贺元元的三篇讲话”。全书约11万字，配图218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