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尔图良(基督教的神学家和哲学家)

德尔图良

基督教的神学家和哲学家

德尔图良（或译特图里安、特土良、特尔图良，Tertullianus，150年—230年），是古罗马时期基督教著名的神学和利奥六世。他的护教论著作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是当时涌现的许多同类著作中的佼者。他生于迦太基，也卒于此地，因理论贡献被誉为拉丁西宗教父和神学鼻祖之一。德尔图良（Tertullian）是古罗马帝国时期北非的一位基督教作家，“最后一位希腊护教士和最早的一位拉丁护教士。”

德尔图良的生卒年月尚不明确。据推测，他约于公元155年前后生于北非的迦太基（Carthage），死于230年或240年。德尔图良出身于一个异教家庭，其父乃罗马军团里的一名百夫长。德尔图良早年学习法律，可能写过两本法律方面的教科书。193年在罗马成为一名基督徒。从罗马返回迦太基以后，他以其良好文化修养，为阐明基督教信仰服务。在195至220年之间，他写了大量的著作。之后，德尔图良离开迦太基教会，加入了早期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孟他努（Montanists）”。但此后不久，他又与孟他努派决裂，建立了他自己的教派“德尔图良派”。在理论中，德尔图良经常以悖论的形式提出问题，用归谬法从反面指明错误，双关语和俏皮话随处可见。作为一位杰出的雄辩家，其语言精练，词句简洁，但却是拉丁语散文作家中最难读的一个。著名的评论家DeLabriole说，一个人如果爱上了他这种富有刺激性的散文，那么连塔西佗（Tacitus）在内的其他拉丁作家都会令其感到乏味了；而Wright教授则认为，德尔图良是对拉丁语言的发展最有影响的五大拉丁作家之一。

德尔图良在神学历史上影响深远，更有其重要性。作为基督教文坛上的一位奇才，他是西方教会在奥古斯丁之前最伟大的教父，也是整个教父时代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熟谙修辞学的精义，却又不受其一般规则的限制，而以其横溢的才华和奇想，不断创造新词新句。“基督徒的血就是种子”、“这是定而不移的，因它是不可能的”、“上主在幼小时就是伟大的”等等名言，都在日后的宗教哲学中广为流传。他是第一位提出本质 (substance) 与位格 (person) 这个观念的神学思想家，后来在尼西亚信经 ( Nicene Creed) 制定形成时，就用到这些观念。德尔图良经常借用早期护教士的思想，他汇集资料的能力与别具一格的阐释方法，不仅为后世保留了第二世纪非常有价值的神学遗产，亦写下许多第一手的教义，这些都说明了他在教义史的崇高地位。

背景与生平

时代背景

基督教“护教士”

基督教的诞生与罗马帝国的建立几乎同步，罗马帝国文化的成形期就是基督教的上升期。“希腊罗马世界是基督教的播种者耕耘的土地，种子的生长不仅依靠它本身具有的生命力，而且也取决于土壤的适宜与肥沃。”在罗马帝国初期的文化环境中，基督教崛起并离开了犹太教的母腹，以新的面貌出现在耶路撒冷、罗马、安提阿、亚历山大里亚这些大城市中。凭藉希伯来文化遗产、博学的成员、早期领导人的信念，基督教在3个半世纪内已经在力量上超过了所有宗教竞争者，上升为罗马帝国的主流文化。

公元180年以前，基督教的社团相对比较弱小，不太为外人所知。在后续的那一个世纪里，基督教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教徒数量有了惊人的增长。而此刻的罗马帝国正受到内乱的困扰，苦难和动荡取代了前两个世纪的繁荣。人们向宗教寻求避难所，各种秘仪盛行。为时代所崇尚的社会模式被削弱，传统信仰发生动摇。得益于外在文化环境的变化，基督教迅速地发展起来。随着信众的增加，基督教会的成分也有了变化。以前的基督教会几乎全部由贫苦阶层组成，绝大多数基督徒都是农民、匠人、妇女、儿童、乞丐、奴隶。从2世纪中叶开始，越来越多有文化教养的人士进入教会，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学者，如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Clement）、奥利金（Origen）等等。政府官吏也有许多加入了基督教，其中还有一部分行省总督一类的高级官僚。

基督教向异邦人的世界扩展时，其皈依者主要是讲希腊语、有希腊文化背景的民众。希腊语多年来都是唯一的教会用语，但这种状况没能一直延续下去。公元2世纪下半叶，基督教已经在讲拉丁语的帝国西部站住了脚。北非成了拉丁基督教文献的最初产地，包括一部分《圣经》在内的基督教重要书籍在这里译成拉丁文。“对所谓拉丁基督教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最大影响的荣誉应当归于非洲人。”2到了2世纪末，维克特（Victor），一位出生于非洲但有拉丁血统、讲拉丁语的人，当了主教。他和其他来自非洲的基督徒进一步加强了罗马教会的拉丁成分。3世纪上半叶，原先在礼拜仪式中使用希腊语的教士变成以讲拉丁语为主了。一些对“拉丁基督教”的形成至关重要的早期基督教作家都是在罗马执笔。基督教的信仰与占主导地位的拉丁语文化在罗马结合起来，罗马教会逐步罗马化。

“护教士”是教父学研究中的一个专门术语，传统上指的是公元2世纪中叶的一批基督教作家。他们试图向希腊罗马世界解释基督教，在此过程中，基督教神学作为对基督教信仰的一种理性解释而发展起来。“护教论是训练有素的神学和利奥六世为基于理性的基督教信仰所作的辩护。”它在历史上始于基督教的发言人向非基督徒的陈述，但它的内容也包括教会内部保卫正统、反对异端的争论。那些最先担负起捍卫基督教的任务，把基督教的活动和信仰向外部世界作介绍的基督教作家被人们称作护教士。在当时的时代，基督教开始在有文化教养的阶层中寻求皈依者，而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冲突也已达至顶峰。护教士的目标是让外界能公正地倾听基督教的诉说，消除流行的误解与诽谤。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需要提供关于基督教的信仰、修行、祭仪的解释。罗马帝国的护教士分希腊护教士与拉丁语护教士。拉丁教父学著作的源起比希腊教父学大约晚一百年。

德尔图良就是拉丁护教论神学的奠基人。从拉丁教父思想的发展和拉丁神学思想的创建来看，拉丁教父是希腊教父的学生，希腊教父是拉丁教父最早的老师。然而，拉丁教父的文献不能视为对希腊教父学的简单模仿，而应看作“教会生活和基督教神学的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独立的形式。它在过去已经证明了自己并不劣于希腊教父学，而且很可能在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上超过了它的老师”。罗马帝国东部的教父由于生活在希腊思想之中，倾向于哲学思考，而那些西部的教父则更多地与基督教的敌人进行论战。德尔图良为基督教所作的辩护以及对异教文化的批判后世提供了一个范例。这就是德尔图良的护教论至今仍旧具有生命力的原因。

人物生平

有关德尔图良生平的传记性材料主要来自古代基督教历史学家圣杰罗姆和卡撒利亚的欧西庇乌（Eusebius）。除了这些材料以外，学界尚未发现其他关于德尔图良的传记材料。西方学界曾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了一些著作对德尔图良的生平和思想重新作出探讨，例如巴纳斯所进行的考证几乎全面否定了杰罗姆和欧西庇乌提供的材料。

德尔图良的生卒年月均不确定。据学者们推测，他约于公元155年前后生于北非的迦太基（Carthage），死于230年或240年。德尔图良在他的拉丁文著作中的署名是昆图斯•塞普提缪•佛洛伦斯•德尔图良（Quintus Septimius Florens Tertullian）。像许多早期基督教护教士一样，德尔图良出身于一个异教家庭，其父乃罗马军团里的一名百夫长。德尔图良早年赴罗马学习法律，然后在那里当律师，颇有名声，还可能写过两本法律方面的教科书。他本人在著作中提到自己曾经追随异教习俗，沉浸于世俗娱乐，直至在罗马成为一名基督徒，时间大约是193年，动因是亲眼目睹基督徒在受迫害时所表现的坚韧不拔精神和慷慨就义。他从罗马返回迦太基以后，在教会中担任神父为慕道者讲授教理的职务，并开始以其良好的法学、文学与哲学的修养，为阐明基督教信仰服务。他在195至220年之间，在教学工作之余，写了大量的著作，对教会的神学产生了永久性的影响。但他天生疾恶如仇，憎恨对现世享乐生活的追求，离开迦太基教会，加入了早期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孟他努（Montanists）”。但此后不久，他又与孟他努派决裂，建立了他自己的教派“德尔图良派”。

主要思想

哲学思想

“雅典与耶路撒冷”：希腊哲学与基督教

德尔图良的著作语言尖锐、激烈、富有论战性。他对希腊哲学的批判和攻击包含在他的许多著作中，特别集中表现在他的《论异端无权成立》（De Praescriptione Haerericorum）第7章中:

在犹太-基督教思想与希腊哲学的交集中，吸收、改造和利用希腊哲学来论证基督教的融合观念经是早期基督教辩护士的主导思想。基督教哲学的先驱、虔诚的犹太利奥六世亚历山大里亚的菲洛（Philo of Alexandria，约前 13-54）曾用希腊哲学思想和概念来解释《圣经》。此后，早期教父查士丁（Justin）力图找到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的相似之处。与德尔图良同时代的克莱门特（Clement）要在知识与信仰之间寻求和谐，认为提供知识的哲学是基督教的入门。他的学生奥利金（Origen）也认基督教是希腊哲学的完善形式，要求神学研究哲学著作，从中寻找符合基督教观点的正确思想。这种情况反映了教父利用希腊哲学为基督教辩护护的努力，而且为基督教哲学的诞生和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德尔图良看到，这种主导思潮中隐藏着只注重两者的相似和简单混合的倾向，忽视了差别和对立的因素。在当时情况下，这对于尚未完全确立的教会教义的基督教思想本身构成了严重威胁。德尔图良在批判异端学说的同时，第一次对神学家们过分信任异教的希腊哲学的思想倾向提出了严肃反抗，强调基督教信仰与希腊哲学的根本对立。他以信仰反抗理性的声音影响了几个世纪，不仅体现在神学思想中，而且体现在某些现代利奥六世思想中。

德尔图良的这一思想不完全是他自己的独创，而是重申和论证《圣经》思想和使徒学说。他的许多话借用《圣经》。他在另一部著作中也表达了雅典与耶路撒冷的对立： “哲学家和基督徒有什么共同之处？希腊的信徒和上天的信徒有什么共同之处？追求名声的人和寻求拯救的人有什么共同之处？只限于言辞者和行为高尚者之间，建设者和破坏者之间，引进错误者和支持真理者之间，真理的掠夺者和它的保护者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德尔图良这种“对立”的表达方法来自《圣经》。例如，保罗（Paul,？一约62）在《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14—16节中说：“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撒且）有什么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那句“因荒谬而可信”也是保罗思想的另一种表述。此句名言是后人的概括，原话出自《论基督的肉身》。这篇著作也是为反驳异端而作。马基昂、瓦伦廷等人否定基督复活，为此否定基督的肉身性。德尔图良在此篇中批驳了这一异端思想，阐述了如下问题：基督有没有肉身（有而不是没有）；它是从哪里来的（诞生的而不是从天上来的）；是怎样的肉身（是人的而不是神的）。

德尔图良依据使徒保罗关于神的智慧与人的智慧彼此对立的观点，亦即《圣经》启示的超自然性的思想：“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辩士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做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马基昂认为基督的诞生是不可能的，德尔图良驳斥说，《圣经》认为，对神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可能的，除非他不愿意做；马基昂又说：“那个无所不能的人必须是不变的，他要变成某种东西（神变成人，道成肉身—引者）就是改变了原来的状态，因此我反对神真的变成了人。”的确，按照自然规律确实如此，但神不是自然物，神的本性与任何受造物都完全不同，而且恰恰相反。德尔图良问道：如何理解使徒的“神却拣选了世上愚蠢的，叫有智慧的羞愧”这句话呢？什么是“愚拙”？人崇拜真神是愚拙吗？拒绝谬误是愚抽吗？正义、羞耻感、宽容、仁慈、贞洁的学说是愚拙吗？显然都不是愚抽，正如相信诞生于童贞女的具有肉身的神不是愚拙一样。这些完全不是愚拙，而是神用来令此世的智慧羞愧的。马基昂否认基督肉身的另一个理由是，基督的肉身受难和死亡对神是耻辱，是与基督的神子身份不相配的。德尔图良反驳说： “一切对神来说是不体面的东西，对我都是有益的。如果我不为我的主感到羞耻，我就能得救。基督说，谁为我感到羞耻，我也为他羞耻。除此之外，我没有找到羞耻的理由，这些理由表明，因为我鄙视羞耻，所以我的无羞是幸福的，我的愚蠢是得救的。神子被钉十字架，我不感到耻，因为这是值得着耻的，神子死了，这是可信的，因为这是荒谬的，他被埋葬又复活了，这是无可置疑的，因为是不可能的。”这仍然是强调基督教信仰与希腊理性的对立：不应当用希腊哲学理性的真理标准来评断《圣经》信仰和基督教真理。按照通常的理性判断，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屈辱之死是令人羞耻的；他既是神，就不会死，说他死了，就是不合理的、荒谬的；他既然已死且被埋葬就不可能复活。异端分子试图通过这种对立，用理性标准来检验《圣经》信仰。但德尔图良站在《圣经》一边，认为这种不合理、荒谬和不可能仅仅证明了理性的局限性，而基督教信仰真理是超出理性之上的。

德尔图良（Tertullian）通过传殖说（traducianism）期待希腊传统神学中的创造说（creationism），为内在之罪的教义铺下了道路，内在之罪与原罪并不相同，德尔图良认为：“灵魂的传递，包括罪的传递。”他将具有宗教性质的传殖说和现实主义相结合，最终体现为雅威创造人是肉体与灵魂并存的，人的本性中并没有丧失其特质，人仍然需要对理性负责，而本性中的罪恶仍然被保持下来。

德尔图良代表了拉丁语神学的最初阶段，他的言论中仍然带有希腊教父训诫的色彩。他说到婴孩的无辜，但或许臆测这只是在相关的意义上说的，因婴孩没有实际的犯罪；他也不否认自由意志，虽然他将人的有效性减至最微的程度，但有时他所用的语词有重生的合作说的意味（synergistic theory），意即在重生上神和人是合作的。德尔图良在论文《驳帕克西亚》中独创了许多新词汇，最终这些名词在西方教会变成标准用词，且成为普遍被接受的教义。德尔图良极力反对引用圣经以外的资源，来建立神学或为基督教辩护。基督教的经典为新约，他的著作中曾引用新约一千八百多处知多，有消极反对当时的异端又有“护教学”，积极的为教会的学说辩护，将自己的信仰用希腊哲学，罗马辩论的形式表现出来。

按照德尔图良的观点，哲学方法之所以不可取，主要因为它不是导致确定的知识和可靠的信仰，而是导致意见分歧，产生许多学派纷争。但基督教是唯一真理，因此不能把这样一些方法运用于它，这些方法会把基督教变成斯多亚派（Stoa，又称斯多葛派、画廊派）的或柏拉图主义的基督教。而基督教的真理是统一的，是通过神的启示，通过耶稣基督一脉相承的。

“因荒谬而相信”：自然理性—灵魂的见证

在否定了希腊哲学和世俗理性的同时，德尔图良转而用另外的方法、证据来对信仰真理进行证明。第一个证据是《圣经》和教会的权威性。德尔图良认为，《圣经》的权威性在于：《圣经》不是书本，它之所以具有确定无疑的真理性是因为它是神的默示，传达基督和使徒学说。使徒学说直接来自基督，基督直接来自雅威。最初的教会是使徒为了传布、确证上帝真理所建立，后来的教会是使徒教会的传承。“一切与这些最初的、与信仰一样古老的使徒教会的学说相符合的学说，都是无可争辩的真理学说，因为它是教会从使徒那里接受的，而使徒学说来自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学说来自上帝，因此一切其他学说都必定是错误的，是与真理相矛盾的。⋯⋯我们只与使徒教会相一致，因此我们的学说与他们的学说没有任何区别：这是真理的证明。”德尔图良用来证明信仰真理的第二个证据是“自然理性”，他称为“灵魂的见证”。

“有谁希望从那些广泛流行的利奥六世、诗人和异教学说、智慧的教导者的著作里吸收借鉴来证明基督教真理，以便借助于这些着作来揭露基督教真理的敌人和迫害者自身的错误和对我们的不公——那么，他为此需要有很强的求知欲和很好的记忆力……但人们所具有的不可想像的固执心理却拒绝信任那些哪怕是在其他方面最优秀的教导者，而只是要从中找到维护基督徒的证据。当诗人把人的激情和谈话强加给诸神的时候，他们是空谈；当哲学家敲真理之门的时候，他们是愚蠢的……我诉诸一个新的证据，它比所有著作都更为广为人知，比任何学说更有效，比任何书籍更易懂。它比整个人要大，虽然它构成了整个人。向我们敞开吧，灵魂！”德尔图良把灵魂作为不同于哲学和书本的新证据，用它来作如下见证：雅威的存在和唯一性，没有希腊、罗马诸神；上帝是善，上帝賜福；而人是恶，因背离上帝而恶；上帝是监护者、支配者和审判者；人的死后状况：复活和末日审判。

德尔图良所说的灵魂具有特定含义。首先，它不同于希腊哲学中的灵魂，而是纯朴的灵魂。它“不是在希腊学园中培育起来的智慧所说的那个灵魂。我所诉诸的是纯朴的、未受教育的灵魂，人们所拥有的就是这样的灵魂，而且人们也只有这样一种灵魂。”其次，这是自然理性的灵魂。“人是这样一种唯一的理性存在物，他最有能力并且注定拥有灵魂，灵魂使他成为理性存在物，因为灵魂本身首先是理性的。其次，如果灵魂在使人成为理性存在物的时候不知道理性（ratio）本身和不知道自己，那么灵魂怎么能成为理性的呢？但灵魂知道这些是因为它知道它的创造者、审判者和自己的地位。”再次，这是来自雅威的灵魂。“灵魂虽然有肉体的监狱，但它——仍然不自觉地呼唤独一上帝，高声呼喊，伟大的上帝，至善的上帝，万能的上帝！—让灵魂，本性是基督徒的灵魂，来见证吧！当灵魂这样呼喊的时候，它不是把目光投向卡匹托尔山，而是投向上天，知道天上有神的殿，灵魂就来自那里，因为灵魂来自上帝本身。”德尔图良的那句名言“灵魂在本性上是基督徒”便出自这里。

这样的灵魂之所以能够成上帝和信仰真理的见证，也正是因为它是自然理性的，而自然理性来自上帝。这里表现出了德尔图良关于“自然理性”观点的前后矛盾。他在前面讲到基督教信仰与希腊哲学理性对立的时候极力贬低自然理性，而现在又以自然理性证明雅威和信仰。从基督教思想史的背景考察，这并非德尔图良本身的思想混乱和自相矛盾，而是与基督教思想本身的二重性或二元论相联系的。德尔图良认为，早期基督教的“自然”概念与古希腊通常所理解的自然概念不同，它不是中性的、在上帝之外的、具有科学意味的自然，而是有两个层次或两种含义：一种是在上帝之中的、具有神性本质的自然，其本性为善；另一种是在上帝之外的、背离上帝的自然，它已相当于罪。同样，基督教对人的认识也有两种观点：一种主要把人看做具有“神的形象和样式”的、被神所爱和赐福的人；另一种主要把人看做具有原罪的人。当然，后一种自然是能够和应当被提升和改造的，后一种人是可以得到拯救的，因此这种二重性或二元论最终又达到或回到了统一。但这只是终极结果，而二重性、二元论、矛盾性贯穿德尔图良思想的整个过程。从前一种观点出发后来形成了基督教的神秘主义派。在奥古斯丁之后，后一种观点占据了基督教思想的主导地位，并形成了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派。可见，在德尔图良看来，自然理性与雅威、人与上帝的关系在根本上不是外在关系。这里的自然理性与经院利奥六世托马斯•阿奎那的“自然理性之光”有很大不同，后者把自然理性与上帝启示分割开来、并列起来。

当德尔图良从后一种含义和观点上看待自然和人的时候，他就对希腊哲学、世俗智慧加以否定：“世界来自上帝，而世俗之物来自魔鬼”；而当他把自然的灵魂作为上帝和信仰真理的见证的时候，他显然是从前一种含义上来理解自然理性和灵魂的。从前一种含义上，他把自然理性看做来自雅威的，是人的似神性的一部分。“理性是神的事业，因为神是所有存在物的创造者”，“上帝依照理性来创造、支配、预见万物”。因此，德尔图良认为，在启示之外对上帝进行认识时，本性上的、自然的理性高于受教育的理性的证明。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理性不能达到真理，而是被人的谬误或片面的推理之网所束缚。因为“真理是原初的，错误是派生的”；“只有最开始接受的东西才是来自主的和真的，而后来夹杂进来的东西则是异己的和错误的”。“这些心灵的见证愈真实，就愈筒单，愈簡单，就愈易懂，愈易懂，就愈自然，愈自然，就愈神圣。⋯⋯因为无疑，灵魂先于词句，语盲先于书本，感觉先于文体，而人本身先于利奥六世和诗人。”

有两种东西证明雅威：自然和心灵。而且这两个证据是相互联系的，因为“自然是教师，心灵是学生。教师所教的一切和学生所学的一切，都是上帝告知的，上帝是教师的领导者”。人的这种自然理性也就是他的“健全理智”，“为了判断上帝的行为只要自然的健全理智就足够了——但只要是为了证明真理，而不是帮助错误。”

其他主张

驳斥异端

作为“护教士”，德尔图良的职责是反对官方的对基督教的指控，驳斥异教知识分子对基督教意识形态方面的攻击，澄清有关基督教的那些耸人听闻的流言。在德尔图良时代，基督教虽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以至于德尔图良可以在书中自豪地宣称：“现在基督徒之多已经使你们的敌人少到这种程度—几乎你们各城市的居民都是基督的门徒了。”但是这种扩展也使得罗马帝国当局忧心忡忡，并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大量误解。基督徒被当作暗中行事的凶杀犯、炼丹者、乱伦者。要问人们什么是基督徒，他们就会说，基督徒就是犯有各种罪行的罪犯，是诸神的敌人，是皇帝的敌人，是法律的敌人，是优良道德的敌人，是全人类的敌人。基督教的存在会导致诸神对这个世界的愤怒。基督徒引起各种公共灾害，给人们带来灾难和不幸。“如果梯伯河（Tiber）水涨到城墙那样高，尼罗河水不能流到田间，天不下雨，发生地震，有了饥荒瘟疫，他们立即叫道，‘把基督徒投入狮圈！’”，总之，在当时不了解基督教的普通民众的心目中，基督教是一个秘密的社团，一个崇拜可耻对象、有一系列罪恶祭仪的邪教。这显然不利于基督教的进一步发展。

德尔图良在书中对一系列指控做了批驳。他否认基督徒在圣仪中杀小孩作牺牲的指控。他断言基督徒与犯罪无缘，那些所谓基督徒在暗中犯下的罪行实际上是异教徒公然犯下的。基督徒不是帝国的敌人，基督徒没有参加反对皇帝的暴乱。他们没有谋害皇帝，也没有像谋杀图密善（Domitian）的暴徒那样武装冲入宫殿。针对基督教是一个有着无耻祭仪的秘密社团的指控，德尔图良回答说：“我们是一个以共同的宗教信仰、统一的教规和一种共同盼望的纽带紧密结合起来的团体。我们以集会和聚会的形式相聚一起，集中力量向雅威献上祈祷，就可以促使他俯听我们的哀求。”他还扼要描述了他那个时代的基督教社团的活动，使基督教的神秘性得以淡化。

否定传统

德尔图良的护教篇是早期基督教文献中的范文。德尔图良的著作体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摧毁，对希腊罗马文化的否定。“这位伟大的北非神学似乎代表着‘基督反对文化’（Christ-against- culture）这样一种立场。然而他的言论比他的实际要激进得多，要坚韧得多。我们将有机会看到，他事实上不能使他自己和教会完全摆脱他所依赖和参与的文化，而异教徒则认为教会与这个文化是分离的。但无论如何，他是教会史上反文化运动最典型的代表之一。”德尔图良虽然以反文化的面貌出现，但是最终并未能避开基督教与希腊罗马文化融合的难题，他的反文化是创建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或前提性工作。

德尔图良从他的传道生涯一开始就是一个基督教信仰的捍卫者。德尔图良识别一种真正的基督教的热情引导他发现了基督教与异教哲学之间的差别。他比其他护教士要更加强调两者之间的敌对。德尔图良接受传统教育的程度很高。杰罗姆在一封信中提到：“还有什么人比德尔图良更博学，更敏捷？他的《护教篇》和其他反对异教徒的著作包含着这个世界的所有智慧。”但他拥有的知识没有使他对异教徒的哲学产生同情感，而是敌视它。当时有一些基督教护教士把基督教当作一种真正的哲学，德尔图良则说：“不能将基督教视为一种哲学，基督徒与你们的利奥六世在认识和方法上都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异教哲学在合理性和清晰性方面不会超过基督教，它只不过是这个世界智慧的材料，对自然和神道的粗糙的解释。基督教与希腊哲学无关。德尔图良认为，企图在希腊罗马哲学中为基督教的学说找到相对应的部分是徒劳无益的。

就这样，德尔图良否定了学习异教哲学的必要，并重申保罗关于哲学的警告。“不要让任何人通过哲学和空洞的欺骗误导你们，它只是人的传统，与圣灵的智慧相对立。”在他的精神活动中，有与异教哲学的关系的另一个方面。在解释和证明基督教的信仰时，德尔图良本人毫不犹豫地使用他在皈依基督教以前学到的哲学知识。他对以往哲学著作的引用也比比皆是。例如他在证明雅威存在时引用了斯多葛主义的宇宙理论。他在解释基督教的逻各斯概念时明确地说：“很显然，你们的利奥六世也将逻各斯，即圣言和理智，视为宇宙的创造者。”后来当他解释三位一体的奥秘时，德尔图良的解释无论是用语还是观念都从希腊哲学典籍中做了大量的借用。他甚至公开承认哲学家的教导有时候与我们的相同。如果说他把大量的非基督教的理性遗产带进基督教，那么他这样做不是了在两者之间架设桥梁，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基督教，使他为基督教信仰的辩护更加有效和有力。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作为希腊罗马文化核心成分的哲学已经渗入他的神学思想。

德尔图良对异教哲学的态度就是由这两个矛盾的方面组成的。一方面是对异教哲学总体上予以否定，另一方面又汲取它的术语和逻辑推理。他认为基督教与异教哲学的矛盾实际上是信仰与理性的矛盾。他认识到两者的差别，把基督教的信仰在严格意义上理解为接受《圣经》的权威性教导。这样的简单信仰对拯救来说足够了。但是基督徒在解释信仰时需要寻求理性的证明以便护教和宣传。德尔图良本人尽管不相信这样做有什么用，但在用哲学知识解释基督教的学说时也并不排斥。那些德尔图良在皈依基督教以后用于基督教学说的哲学解释也帮助了他的信仰，他由此获得的信念并非是无价值的。

文化冲突以及继之而来的不同程度的调和也是基督教神学发展的一个动力。德尔图良使用希腊罗马世界的理念构筑了基督教早期神学的典型，即天主教神学。他把基督教界定为一种神赐的启示，提出了一些权威性的天主教准则。他的那些信仰公式为后来天主教教会拉丁语信经的三位一体说奠定了基础。他的著作中有大量的新术语被后来的神学家采用，从而在天主教学说的词汇表中有了永久性的地位。德尔图良并非有意识地要去保存希腊罗马文化，也并非有意识地要把基督教的信仰与其他宗教和哲学相妥协。为了捍卫基督教，他对异教文化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否定了这种文化。

然而在他阐释基督教的信仰的时候，他汲取了希腊罗马文化的精粹，从而使早期基督教的拉丁神学具有了适合在罗马帝国生根的形式。由于这个原因，德尔图良被称作“教会拉丁文的创造者”，在许多方面他都是整个西方神学传统的奠基者。

建设神学

否定传统文化之后，德尔图良还具有理论上积极建构的一面，体现在用希腊罗马世界的理念构筑基督教拉丁语神学。

三位一体

基督教护教士的雅威的观念是一神论的。公元2世纪的希腊护教士在讨论异教的多神论时强调严格的一神论。米诺西乌的神学思想也没有脱离一神论的基本立场。但是，他们的神学都还没有具体涉及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关系问题。希腊护教士塞奥菲鲁（Theophilus）用“三位一体”（Trias）这个术语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对这个问题更深一步的概念探讨以及形成某些经典性的表述则是拉丁护教士的贡献。“神学反思到了公元2世纪末已经在精确地考虑三位一体的问题了。”22在德尔图良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基督教神学的进一步发展。

在他的护教论著作中，德尔图良反复重申基督教的一神论基本立场。“我们崇拜的对象是唯一的雅威。”上帝用他的话语、理性和权能创造了世界以及世界所包含的一切事物。以此为前提，德尔图良阐述了三位一体问题。

他说：“我们也同样认为，上述之神藉以造成万物的圣言（the Word），理智（理性）和权能（功率），以精神（精神）为万物固有的基本精华，寓于其中的圣言发出话来，理智遵照进行安排布置，权能则予以全面执行。我们得知，他出自于神，而且在此过程中他是生出来的；因而他是神的儿子，并由于与神性体同一而被称为神。因神也是一种精神。就连从太阳射出来的光线也是其母体的一部分，太阳仍在该光线之中，因为此光线是太阳的光线—性体并未分开，只是延伸而已。”此外，德尔图良对三位一体的雅威做了解释。尽管上帝只有一个，但他绝不独处。这个上帝是三位一体的，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在这个三位一体中，只有一个上帝的本质。这种神性是永恒地连在一起的。上帝永远在自身中与圣言和圣灵在一起。来自上帝的圣言恰似太阳发出的光芒。在创世的那一刻，圣子成为第二位的，圣灵成为第三位的。这三位均有神圣的基质或本质，亦即神力。这些是拉丁语神学中三位一体的一神论的经典公式。非基督教的哲学与宗教中的对三位一体的解释都被坚决地排除了。

德尔图良的三位一体学说与他的基督论有密切联系。他认为“基督是出自灵的灵（Spirit of Spirit），是出自神的神（God of God），就像光源发出的光芒。物体的基质仍旧是完整无损的，尽管你会从中得到拥有它的性质的无数的散发物。同样，出自于雅威的也马上就是上帝，就是上帝的儿子，两者实质是一。以同样的方式，由于他是灵的灵、神的神，他也就在存在方面，在地位上，而不是在本性上，成了第二位的。他不是返归那最初的源泉，而是从那里出发。这道上帝的光就像古代早有预言的那样进入一位处女，在她的子宫中结成圣婴。因他的诞生，上帝与人连为一体。这个由圣灵造就的肉体得到哺育，长大成人，论道传教，他就是基督。”这种解释在一百多年以后举行的尼西亚会议上得到认同。

基督教与社会

德尔图良还论述了基督教社团与异教社会的关系。为了阐明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关系，德尔图良向外界宣告说，基督徒不是一个“不结果实的种族”，而是一个优秀的社团。他对罗马帝国及其文化的各个层面都做了严厉的批判，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基督教如何与这个异教社会相处。德尔图良态度可以用“远离”两字加以概括。德尔图良痛恨异教徒的世界和社会，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与基督徒的生活和信仰是根本对立的，基督教诞生前的这个世界与非基督教的世界只配受到谴责。他说过：“这世界是雅威的，而世俗之事是魔鬼的。”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基督徒能做些什么呢？德尔图良说这个世界好比监狱，基督徒在其中期待着被释放的那一天。基督徒的公民权在天上。基督徒把自己当作旅行者，对他路途中遇到的或用过的东西并无拥有的欲望。基督徒必须约束尘世的快乐，努力沉思，保持充分警惕，别让魔鬼用尘世的诱惑把他捕获。据此，德尔图良向世人宣告基督徒要从这个罗马帝国的现存秩序中撤离。他说：“我对论坛、军营、罗马元老院不负有任何义务。我提醒自己不要去发挥公共职能，我不去挤占讲台，我不在乎任何行政职位，我不去投票站，也不再当律师…我既不做官也不当兵，我已经从社会的世俗生活中撤离。”面对这个异教社会，德尔图良一方面要求基督徒坚定自己的信仰，绝不崇拜异教的神，也不把世俗的权威当作神，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十分理解基督徒由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从事的职业和日常生活而面临陷入偶像崇拜的危险。他清楚地认识到，尽管这个世界充满罪恶，基督徒还得生活在其中。除非以身殉道，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完全与他的环境隔绝。基督徒与异教徒住在一起，吃同样的食物，穿同样的衣服，有同样的生活习惯，也有同样的生活需求。没有市场，没有屠夫，没有浴室、商店、作坊、旅店、市集和其他商业场所，他们也就不可能聚居在这个世界上。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有一种总体上的一致。所以，德尔图良对希腊罗马世界的文明发展的某些方面是赞扬的。当他考虑到教育方面的明显需要时，他在一定程度上松弛了他的分离主义。

与之相关，在政治层面，他一方面强调基督教与世俗当局格格不入，另一方面却又强调基督徒应该为之祈祷。他解释说，统治者们知道他们的权力来自何处，知道他们作为一个凡人的生命来自何处，认为他们也相信只有雅威是他们权力和生命的依靠，相对于上帝来说，他们只是第二位的，在上帝之后他们才据有最高的位置。这就是说，基督徒为他们祈祷是在这样一个前提条件之下，即皇帝们也像基督徒把神意当作信仰的源泉那样把上帝当作他们权力的源泉。此外，基督徒帝国的安稳而祈祷还有另一层目的，即为帝国民众的一般利益。“因为我们知道，整个地球将会发生一次强烈的震动.•只是由于罗马帝国的延续，它的到来才被推迟了。”为皇帝祈祷不会伤害基督教的信仰，因为“我们基督徒更有理由说皇上是我们的皇上，因为他是我们的雅威所指派的，我们更关心他”。

德尔图良在教会与世界的分离问题上的看法比他的基督教同伴们要严格。基督教有一条原则，即认为基督徒是新耶路撒冷的公民，他在这个世界上无所牵挂，他要做的事只是想离开这个世界，越快越好。德尔图良的态度与这一原则是吻合的。然而与这种态度平衡的是另一方面，他认为基督徒也应当遵守帝国的法律，这就给他自己在考虑教会的政治策略时留下了足够的余地。

人物著作

德尔图良是第一个用拉丁文写作的重要基督教作家，被学者们称次“教会拉丁语文之父”。（3他的著述有三十一篇留传至今。这些著作按内容可以分为三组：护教著作、教派间的论战文章、关于教义的论文。

对这些著作的写作年代学者们的意见有很多分歧。《护教篇》的写作年代最早的定在198年，最迟的定在217 年。《论偶像崇拜》和《论戏剧》大约也写于这一时期，即德尔图良加入孟他努派之前。《论花环》和《致斯卡普拉》则写于德尔图良加入孟他努派之后。（14）在德尔图良的时代，来自罗马帝国当局的政治迫害、来自异教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进攻、来自一般民众的偏信和误解，都把基督徒推上了被告席。作教会发言人的基督教护教士必须对所有这些指控作出回答，要为基督教的名声作辩护。这项任务对于教会的生存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德尔图良与其他基督教护教士一道承担了这项任务。

德尔图良现存的原著只有三十一种，已经散失的至少有十七种，其中包括希腊文原著四种中的三种。从这些著作的不断被后世西方基督教人士引用，可见它们在教父时代的影响之广。德尔图良的著作很早就有文集传世，如圣杰罗姆（St. Jerome）称居普良（Cyprian）“没有哪一天不读一段德尔图良著作”，他每天都会要求别人“给我老师”，说明当时己经有他的文集问世了。据今所知，从中世纪初起，至少有六种德尔图良文集流传下来。

德尔图良的著作主要可分三大类：一是护教类，二是论战类，三是修持伦理类。护教类著作是针对不信教的教外人的攻击，为基督教作辩护的；论战类的著作是针对异教徒的攻击，为基督教的真理作辩护的；修持伦理类是关于基督教教规与灵修之类的著作。护教类的著作有《致外邦人》《护教篇》《灵魂的证言》《致斯卡普拉》《驳犹太人》《论偶像崇拜》《论戏剧》《论花环》等。论战类的著作有《论异教徒的长期占有》《驳马吉安》《驳赫尔摩根异端》《驳瓦伦提尼派》《论洗礼》《治蝎毒剂》《论基督的肉体》《论肉体复活》《驳普拉克色亚斯》《论灵魂》等。修持伦理类有《致殉教者》《论妇女的妆饰》《论祈祷》《论忍耐》《论补赎》《致夫人书》《贞洁劝言》《一夫一妻制》《论贞女的面纱》《关于逃避教难》《论斋戒》《论端庄》《论大披肩》等。此外，德尔图良还有不少著作曾由前人引用，但以后逐渐散失。

主要著作简介

《护教篇》

“护教篇”是早期基督教文献中的伟大经典著作之一，写于公元197年，在他接受基督教信仰后不久，远在其陷入孟他努主义之前。该篇与“致外邦人”虽同为护教著作，而且内容大致相同，但它采用的是法庭辩护形式，其组织结构更为紧凑，说理更为有力。它的对象不是一般的外邦人，而是罗马帝国各省的执政官，上书的目的不仅在于为自己辩护，更是要尽力将这些官员们说服。

书中首先指出，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仇恨和迫害有违正义，因为它们是以无知和种种误解根据的。基督教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她的归宿与希望都在天上，但其对现世的唯一要求，是不要不明不白地被人定罪。现在的法庭直接以基督教为非法，对基督徒不加审问，凭空定罪，这是完全违背法律程序和正义原则的。书中接着指出，所谓基督徒在集会中杀婴乱伦等等，纯属谣言，“连你们自己也不相信，因而在法庭审问中从未提到此类情节。可是你们控告基督徒的种种骇人听闻的罪行中，有许多却是教外人自己干过的事。你们指控基督徒的最大罪过是不敬你们的神，不拜皇帝。”可是德尔图良以确凿的事实证明，这些所谓的神原本是人，有的生前还有种种劣迹，是死后才被封为神的，所以不值得崇拜。德尔图良着重指出，基督徒不信罗马国教，不拜皇帝，并不等于不敬神，而是只敬拜创造天地万物的唯一真神，这就是我们《圣经》上所说的雅威，其他所有众神尽属虚妄。德尔图良在此处提出了宗教信仰自由的要求。他指出，可是罗马人不许我们选择其他的神，剥夺了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也就不存在什么不敬神的罪名了。埃及人可以敬拜任何鸟类为神，罗马帝国各省都有它们自己的神，就是不许我们敬拜天地万物的真主宰，这是没有道理的。

德尔图良随后驳斥了罗马人靠众神保佑来统治世界的错误观点。统治世界的大权是唯一的真主宰所赐予的。基督徒不拜那些所谓的国神不是出于顽固，而是因我们知道这些国神实为邪魔；即使要皇帝祈求安康，也不可向他们献祭，他们也根本无力给予皇帝什么助佑；所以不敬这些邪神不能算什么罪过。同时他们却经常为皇帝祈求这位唯一的真主宰，只有他才是万能的。“我们不断地为我们的君王献上祈祷。我们为他祈求长寿，为帝国祈求安定，为皇室祈求保佑，以英勇赐予三军，使众元老忠诚，民众有德，世界太平，万事如意，均如皇帝之心。”如此忠于君王和帝国的基督徒，怎么能加之以叛逆和不虔敬的莫须有罪名呢。为了使罗马帝国官员们真正了解基督徒的具体情况，进一步明了基督徒并非帝国和人类的敌人，以及剥夺其结社与活动合法地位的不当，德尔图良如实地描绘了早期基督徒聚会与崇拜的动人情景。

在此德尔图良驳斥了所谓基督徒无益于人生的谬论，并且指出，“时时处处与你们一同生活的基督徒，与你们一同打仗，一同经商，以自己的劳动为大家创造财富，他们照章纳税，为人类社会大家庭造福，怎能说他们无益于人生大事呢？”他又进一步指出，基督徒在社会道德上也是有巨大贡献的。“在那被控以种种暴行者的长长名单中，有哪个罪犯曾列入基督徒之数？当他们仅以基督徒之名被传到你们法堂之上时，是否发现其中有这类坏人？没有。基督徒都是遵纪守法的，除非他是个不合格的基督徒。而这样一大批善良有德之士遭到杀害，不能不说是我们社会的一大损失。”

德尔图良郑重指出，基督教绝不只是关于人生的思辩护结果，而是雅威的一种启示，是上帝昭示予人的上天真理。因此迫害教会者无法摧毁她：“你们的任何暴行，无论如何精心策划，都不会对你们有利；对我们倒是一种吸引。我们越是遭到你们的屠杀，人数越是增加：基督徒的血就是种子。”

《论偶像崇拜》

第二篇是“论偶像崇拜”。学者们认为，这一篇写在与“论花环”同一时代（公元211年），因在本篇中提到了基督徒能否参加军队的重要问题。不仅如此，而且进一步提到了，基督徒应断绝与偶像崇拜的一切羁绊。德尔图良首先指出了偶像崇拜的罪恶本质，即拒不予雅威以其应得的尊崇，而将其给予他人、他物，从而与上帝对抗。但是所有的罪恶就其本质而言，都是与上帝对抗，在这种意义上也都是偶像崇拜。所以说偶像崇拜是多种多样的，作为基督徒应对其一律深恶痛绝。事实证明，偶像崇拜首先是由偶像制造者引起来的，因而制造偶像者与崇拜偶像者犯同样的罪过，甚至一切为异教服务者，如星象术士、术数论者、学校教师、文学教授，尤其是格斗教练、香火商人、巫师和魔法师等，其职业内容涉及偶像崇拜或为其服务者，都是教会所不能容许的。也许有人说，这样将何以谋生呢？德尔图良认为，基督徒为了信仰死都不怕，难道还怕饥饿吗，事实上，也不乏其他可供选择的职业。教师虽不能当，学生却还是可以学习。

此后德尔图良根据《旧约圣经》十诫中的“禁止形像仿佛”（出自20:4），特别谴责了绘画以及塑造和雕刻等仿型技艺，并且不许基督徒参加公共庆祝活动，因为其中往往有偶像崇拜的成分。德尔图良认为基督徒不能参加国家公职，因为其中有许许多多的偶像崇拜的机会，而且无法避免。

德尔图良强调，基督徒在洗礼中早己宣誓弃绝魔鬼、世俗及其虚荣，因而世俗的一切权势地位不仅与雅威无关，还是上帝的敌人。于是他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坚决反对从军。

《论戏剧》

第三篇是“论戏剧”。本篇作于公元197年，书中还涉及到偶像崇拜问题，可见它也在“论偶像崇拜”之前。“论戏剧”一书是为慕道者们写的，这从开始的一段话中就可以看出来：“上帝的众位仆人，当你们来到上帝的台前，把你们隆重地献给他的时候，要尽力好好了解信仰的条件、真理的道理，以及基督教纪律的法规，在这些法规所禁止的其他世俗罪恶之中，就有戏剧的娱乐。”文中对马戏场、圆形剧场的活动，以及竞技与格斗等，都作了彻底的批判。全文可分历史与伦理两大部分。德尔图良在历史部分中，从这些活动的起源、历史、名称、仪式以及举行的地点证明，这些活动都不过是偶像崇拜的一种形式而已，因此，这种娱乐基督徒都不能参与。在伦理部分中德尔图良强调指出，戏剧除牵涉到偶像崇拜问题外，还会引起观众感情激化到情欲冲动；剧场甚至往往是一切不端行为的发源地，基督徒理当避而远之。

《论花环》

第四篇是“论花环”。有人推断，本篇作于公元204 年，但学者们一般认为作于公元211年。据罗马史记载，罗马帝国皇帝塞维鲁斯（Septimius Severus）于公元211年2月4日驾崩时，他已经在位的儿子给军队颁赐了一批赏金。当这批赏金分发到军营中时，便出现了本篇开头所描写的一幕：头戴花环的一些士兵迎上前来。其中之一，更应说是雅威的士兵，比其他以为可以侍奉两个主子的弟兄更加沉着，只有他光着头，将没有戴的花环拿在手中——仅凭这一特点，大家就认出这是位基督徒——显得高贵不凡。于是大家开始指出他，在远处的对他嘲笑，在近处的对他咬牙切齿。他一离开队伍，就被人告到法庭。法庭随即问他为何衣着这样与众不同。他说，他无权和别人那样戴花环。再问其原因时，他答道，我是一个基督徒。最后这位士兵为维护其信仰纯洁而被判刑，在狱中等待领受殉教者的花环。本篇是雅威的这位勇兵作辩护的，目的是要证明戴花环与基督教信仰不符。德尔图良指出，花环的起源与偶像崇拜有密切联系。至于军人的花环更不可戴，因为战争与从军都无法与信仰相容，一个基督徒既已在洗礼中宣誓忠于基督，就不能又从军宣誓忠于君王。

《致斯卡普拉》

最后一篇是“致斯卡普拉”。斯卡普拉为3世纪初（211 —213）镇守非洲的前执政官。他千方百计迫害基督徒，甚至将他们送去喂野兽或者活活烧死。德尔图良给他写这封公开信的时间可能在公元212年，因为书中提到当年的日全蚀作为上天震怒的征兆。这封公开信既是基督徒宗教自由权利的宣言书，又是为他们的清白忠诚辩护的申诉书，也是向迫害者指出上天震怒种种征兆的警告书；义正辞严，而又情真意切，对所有的人，包括自己的仇人都关怀备至，充分表达了基督徒悲天悯人的高尚胸怀。

教父哲学

教父哲学简述

教父学（Patristics）是西方的一门传统学问，隶属于神学。它起源于对教父文献的系统整理，而成长于对早期基督教思想的系统研究。“教父学的一般任务是研究、评价、揭示教会教父们的文献利神学成就。它是一种教父的文献史，是学说和教义史的伴生物和补充，同时又构成了对古代文献史的一种补充。"patroilogy基本上可以看做是 petristics 的同义词。西方一些教父学专家以这个词为书名，写过许多教父学研究指南一类的书，可见 patrolagy 这个词的主要含义是指对教父文献所作的系统整理或专业研究指导。例如，阿尔塔奈的《教父学导读》（Altaner, B.，1958, Patology,English 翻译 by H. C. Graef, Edinburgh.），夸斯顿的《教父学研究导读》（Quasten, J.，1949, Patrology, 6 vols, Westmninster, Maryland.）。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以公元529年为界，将此前1000年的西方哲学统称为“希腊哲学”。此后的1000年，即一直到 16世纪为止，为“中世纪哲学”。黑格尔“打算穿七里靴尽速跨过这个时期”。关于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的关系他则说：“在这以前，哲学存在于希腊人的（异教徒的）宗教之内。从这时期（在这第二个时期中）哲学是在基督教世界中；至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只值得当做一种外在的东西、当做历史事件提一提。“®古代基督教教父的思想和哲学被他全部纳入“中世纪哲学”部分来处理，尽管有许多基督教的数父利奥六世生活在罗马帝国时期，并且已经为建构基督教哲学做了大量的工作。

策勒的希腊哲学史著作，除了在讨论新柏拉图主义时稍涉及基督教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以外，基本上排除了古代基督教教父哲学的内容。这一排除的后果是使人们无法真正认清西方古代哲学的衰亡的根本原因和西方文化从古代向中世纪的过渡。

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的处理方式与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相近。他将基督教思想与古代教父哲学的内容纳入“天主教哲学”部分，并以较多的篇幅研究了到教皇大格列高利为止的古代教父利奥六世。但他也感到这样做可能会引起误解。因此他解释说：“天主教哲学，就我使用这一名词所含的意义而言，是指由奥古斯丁到文艺复兴时期为止支配着欧洲思想的哲学。在这10个世纪期间的前后，曾经有过属于这同一总的学派的哲学家。在奥古斯丁以前，有过早期的教父，其中突出的是欧利根（奥利金）；文艺复兴以后则有许多哲学家，包括现在墨守某种中世纪体系、特别是托马斯网奎那体系的所有正统天主教的哲学教师。然而只有在奥古斯丁至文艺复兴期间的最伟大的利奥六世，才与建立并完成天主教思想的综合体系有关。在奥古斯丁以前的基督教世纪里，斯多葛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者在哲学的才能方面使教父们相形见绌；文艺复兴以后，甚至在正统天主教教徒当中，也没有一个卓越的哲学冢来继承经院学派或奥古斯丁的传统。”

文德尔班的分法有所不同。他的第一个时期“希腊哲学”仅包括到亚里士多德为止的哲学，而从亚里士多德之死直到公元 500 年是第二个时期，称做“希腊化一罗马哲学”，与我们所说的希腊晚期哲学相当。第三个时期是“中世纪哲学”，从公元5世纪到公元IS 世纪。到奥古斯丁为止的古代基督教教父的思想和哲学被他纳人“希腊化一罗马哲学”时期。奥古斯丁则为“中世纪哲学”的开端。②我们认为，文德尔班的处理方式较好地安置了奥古斯丁以前的古代基督教教父的思想，从而使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罗马哲学与早期基督教思想之间发生的冲突与融合可以较好地得到体现，古代基督教哲学的显现和成形过程也能得到较好的再现。

基督教哲学与希腊哲学的关系

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的关系是在具体的文化环境中生成的。解释两者关系的最佳途径是依据史实作具体的说明。在罗马帝国文化的大熔炉中，基督教的对手不仅有形形色色的宗教，还有历史悠久的高度理性化的希腊哲学。作为一种新宗教的基督教能否在自身中包容这样一份历史遗产，是基督教能否征服同时期其他宗教和哲学流派的关键。

在古代基督教思想家那里，占上风的观点是将基督教教义解释为真正的、最高的哲学，并企图证明基督教教义已经把可以在希腊哲学中发现的那些具有持久价值的所有学说融合于自身。“天下的一切至理名言都属于我们基督徒。“④基督被称为导师，这个导师就是理性本身。通过这种方式，基督教教义便与理性哲学尽可能地接近了。对基督教思想家来说，完全不加选择地“接纳”希腊哲学或完全不加改造地“使用”希腊哲学的情况并不存在，也不可能。

教父学的基本性质和历史地位

教父学的基本性质，从思想形态看，教父学中的理论部分是基督教世界观的理论表现，是蕴涵在教义体系中的理论思维，是对信仰的理性证明，是基督教思想家在与古代哲学等意识形态的激烈斗争中吸取对方的思维方式和理论证明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宗教暂学。基督教教父通过对古代哲学思想的扬弃，塑造出中世纪典型的思维模式，其特征是：摒弃一场不利于增进基督教信仰的纯哲学思辩，使哲学思辨服务于信仰；以灵魂和肉体（物质与精神）为两个独立的实体建构哲学和神学的世界观；以善恶问题和信仰与意志自由为人生观的首要问题，将人生終极意义问题定位于对神的待奉：以理性主义（逻辑论证）和神秘主义（精神体验）为达到理想境界的两条并行不悖的通道。从教父替学对经院利奥六世的影响来看，教父学是经院哲学的先声，教父思想家创造的哲学术语和建构的理论体系为经院哲学家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和分析工具，对当代宗教哲学和基督教哲学也具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