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直接在台湾建立的组织机构。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随后，国民党军由美国军队运送接收台湾，中共中央也决定在台湾建立党组织。为此，中共中央任命蔡孝乾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

1946年4月，首批干部由张志忠率领从上海市搭船潜入基隆市、台北市开始活动。蔡孝乾则于7月进入台湾，联络岛上的“老台共”谢雪红等人秘密建立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

1948年底，中国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面临崩溃，其党、政、军机构和特务机关陆续迁台，对岛内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但是地下党组织还是得到快速发展。1949年5月上海战役，蒋介石败退台湾，此时台湾工委向中共中央报告称地下党员发展到1300人，同情党并参加地下活动的群众还有2000人，如果再加上可以动员的普通群众，可以掌握的群众将达5万人，但在岛内700多万人口中仍显薄弱。后来，陆续从大陆派遣的共产党员和当地发展的党员、进步人士达到了1500多人。

1949年，解放战争凯歌高奏，实现祖国统一成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949年春，台湾工委向各级地下党下达了工作方针：“各级党的组织，必须将每个党员、积极分子动员起来，在一切为了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总口号下，立即转入战时体制，建立必要的战时机构。”同时，台湾工委在台北市创办了《光明报》。6月，《光明报》发表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二十八周年》的社论。文章由中共地下党员林英杰起草，文中分析了大陆解放战争的大好形势，向台湾人民转告了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南京以后大举南下的消息，指出全国解放指日可待的发展趋势，号召台湾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做好一切准备，迎接全国解放。后来，台湾全岛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光明报》和革命标语。

1949年4月6日，台湾工委发动了反美、反蒋的学潮。3个月后，有人在台北台湾大学校园里散发地下党的机关报《光明报》。蒋介石紧急召开阳明山会议，3天后，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特务抓到早先在台湾大学校园散发《光明报》的4个学生。一个叫戴传李的学生供称，报纸是他妹妹戴芷芳拿给他的，而把报纸交给戴芷芳的是基隆中学校长、中共基隆工委书记钟浩东。8月14日凌晨3点30分，保密局派出3个行动小组，进入基隆中学校长寓所，逮捕了钟浩东，同时搜出了印制《光明报》的器材及大量有关宣传资料。

至1949年底，人数尚不满千人，主要的成员有蔡孝干、谢雪红、简吉、廖瑞发、张明显、陈福星、张志忠等人。

蔡孝干担任书记，为主要领导人，张志忠担任委员兼武工部长。

分为全省性组织和地区性组织两种。

全省性组织有三：邮电支部、铁路支部和学生工作委员会（简称学委会）

地区性组织则有台北市委会、台中市委会、台南市委会、高雄市委会等各区组织。

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成立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经历战乱的台湾，百废待举，问题众多。

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当时参与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台大学生吴裕德，在台北市街头号召民众游行、攻击警察局，而在行至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时，游行群众要求陈仪出来接见，但当陈仪与葛敬恩一起出来到二楼阳台时，却遭枪击，虽未命中，但当时警卫也开枪还击，造成群众纷纷逃离，此次的行动使得当时的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宣布临时戒严，而“二二八事件”的后续效应也因此持续扩大。

1950年至1954年期间，爆发了与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相关的案件：

基隆中学案

铁路组织案

竹南区委会案

杨梅支部案

松山第六机厂案

竹东水泥厂案

苗栗油厂案佳东支部案

1949年年底，蔡孝干被捕，组织的领导阶层瓦解，而在组织中的人员也陆续被逮捕或杀害，在1950年5月时，陈福星等人又重新整合组织，至1951年春天时，组织的领导机构又重新建立，但到了1952年4月时，陈福星、曾永贤等组织领导人被捕。

至此，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可算是彻底瓦解，而少数未被捕的人则持续在三义、大湖、三湾一带的山区活动。

2000年5月4日时，台北市北投区东华里成立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为戴忠，组织成立目的在于宣扬“一个中国、一国两制”，曾播放中国共产党爱国歌曲在街头抗争，由于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注意，曾要求其改名为中国共产党台北联络处，并且予以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