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又称“二·二八大屠杀”或“二·二八起义”，是指在1947年2月27日至5月16日期间，在中国台湾各地爆发的一场旨在反对中国国民党当局苛政的大规模民变事件。

国民党台湾政府在接手台湾后，弊政频现。政治上，政府施政偏颇、官纪败坏、政治歧视，多数台湾籍菁英被排拒在外；在经济上，计划经济政策造成通货膨胀与经济危机，失业人口扩大，社会问题丛生；在文化上，战后台湾与中国大陆存在明显隔阂，受日本化影响的台湾人被指责是“奴化”，而被要求“中国化”。这些弊政引起了台湾民众的强烈不满。1947年2月27日晚，奉派稽查私烟的台湾省专卖局稽查人员傅学通与警察在台北市延平路天马茶房附近查缴私烟时与烟贩林江迈发生争执。争执中，稽查人员用枪管将烟贩林江迈打伤，引发了民众骚乱。台湾民众纷纷罢工、罢课、罢商，在台湾岛内进行大规模的抗议游行，并围攻台北多处官办机构以抗议陈仪政府统治。中国国民党宪警对游行的民众进行射击，“二·二八事件”蔓延全台。事件发生后，以陈篡地、陈海永以及前共产党员谢雪红为代表的岛内各地民间武装组织纷纷起事，与国民党军队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在蒋介石派来的由曾厚泽领导的国民党宪兵第四团和整编21师登陆台北市后，起事的民众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残酷镇压。随后，国民党当局对全台湾进行了大规模的绥靖清乡行动，大量精英人士和民众被杀或被捕。5月16日，新任台湾省省主席魏道明下令结束绥靖清乡，“二二八”事件以失败告终。

“二·二八事件”是台湾近代史上一大重要事件，关于“二·二八事件”前后的伤亡人数，各国学者、各种资料并无统一的数字。以在事件中丧生的人数来说，各国学者给出的数字在几十人至十几万人不等。不论数字为何，陈仪政府妄图靠武力镇压民众起事的行为给台湾同胞和台湾社会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1945年10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投降后，以陈仪为首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接管台湾。陈仪政府制定了新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体制，这是一种集行政、司法、立法、军事诸权为一体的独裁专制统治制度。在统治机关内部，除了教育处副处长由台籍人士担任外，公署内部的所有一二级领导皆由外省籍人士垄断。官员们牵亲引戚、贪污舞弊，军队横行霸道。与此同时，陈仪政府以台湾民众无法熟练使用“越南语”为由，对台湾民众暂停开放县市长民选，台湾民众的参政的机会被剥夺。至此，国民政府的接收变为“劫收”，台湾民众深感不快。

同时间，屯驻台湾的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军军纪败坏，军人和警察偷窃、耍赖、威胁、诈骗、恐吓、调戏、抢劫、杀人，开枪滋事案件在1946年屡见不鲜，民间称为“贼仔兵”。

在处理日企方面，陈仪政府入台后共接管日企、日台合资企业860个，囊括了地产、金融、贸易等多个领域。陈仪政府对这些企业内部的组织架构进行了改组，用外籍人士替换了原有的台湾人。在此情况下，有才能的台湾民众得不到重用，大量台湾民众被迫失业。除此之外，台湾当局还成立了贸易局和专卖局，将烟酒专卖权收归国有。这一政策，直接导致了“二·二八事件”的发生。

1945-1946年，台湾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粮荒之灾。1945年，台湾省内糙米总产量约63.8万吨，约为1944年总产量的59.8%。日本战败前，曾把台湾当成其私有米仓，多次将台湾的糙米运往日本国内及其东南亚战场。岛内实际可供台湾民众食用的粮食储存低于60万吨，这个数字意味着台湾将有一半的人无米可食。1945年11月，台湾米谷的价格逐步攀升，12月初的物价水平较同年8月已高出近十倍之多。

1945年12月初，时任台湾行政长官的陈仪抵达台湾后，曾下令禁止用谷子、喜米酿酒，政府也向民众配发有限的米粮，但已然来不及了。依照当时台湾的稻米收获数量来看，从1946年第一季度开始，台湾全省将会处于饥荒状态。1946年春，为了缓解粮荒带来的大饥荒，政府实施了严苛的分配制度，即采取米粮配给不足正常需求量的三分之一的分配制度。然而，台湾粮荒问题并没有得到缓解。台湾岛内，因为粮食不足所引发的各种抢劫动乱事件使得台湾社会异常混乱。

陈仪政府接管台湾后，对台湾实施了经济统制政策。陈仪政府入台后设立台湾省贸易局、专卖局。陈仪政府希望通过对物资产销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的管理来避免市场被奸商操控，从而将更多的盈利用在解决台湾民众的民生问题上。然而，台湾政府的垄断性经济机构不仅没有缓解民众的民生问题，还导致了大量台湾民众失业，直接损害了台湾民众的利益。

自1946年起，台湾岛内便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物价持续上涨，民生物资的价格在数日内连续飙升。物价飙升现象到1947年更为严重，米价涨幅最高。《民报》曾对此现象发表过公开社论，社论指出物价持续走高，国民党政府官员的薪水持续增长而百姓课税却不减反增，百姓已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此外，陈仪政府不当的经济管制、滥印台币与抽税政策，直接导致了百业萧条、民生凋敝，失业问题日趋严重。截止至1946年底，台湾岛内的失业人口估计有40万人至50万人（当时台湾人口约600万人）。随著失业者面临窘困生活，社会上的偷窃抢劫与街头行乞日益增多，部分职业者亦无法领到工资。

在日本管理台湾的五十年间，受日本隔离政策的影响，台湾的社会文化及民众的生活日趋“日本化”，台湾民众对日本政府的看法较战后国民政府相比更为积极。尽管如此，由于血脉相连的原因，当陈仪政府来到台湾时还是受到了台湾市民们的欢迎。然而，陈仪政府入台后，并未对台湾的社会文化进行全面的、系统化的了解，对于台湾社会展现出的浓浓的日本气息极为排斥。时任台湾省教育处处长的范寿康甚至在公开演讲中指责台湾民众已完全“奴化”。

除此之外，陈仪政府无力在短期内完成在台日本人的遣返及台籍日本兵的就业安排问题，导致台籍日本兵对政府十分反感。

“二·二八事件”前的台湾游行活动异常频繁，社会秩序空前混乱。1946年5月4日，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组织了一场大游行。此次游行名义上是为纪念五四运动而举办的一场纪念活动，可实际上却是动员台湾市民抗议陈仪政府弊政而进行的一场示威游行。1947年2月13日、2月14日，台湾市民举行反饥饿游行，向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及台北市政府施压，要求陈仪政府发放更多的米、粮。2月14日，陈仪在行政长官公署内召开记者会，会上指出政府会对米粮等物资进行更为严格地管控以抑制过高的物价，然而物价过高、米粮紧缺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二·二八事件”发生前夕，警、民冲突事件已在台湾岛内各地陆续发生。

最终，由于政策失当、政治歧视、文化差异及社会问题丛生，催化了台湾岛内的族群矛盾、本土意识抬头，官民间亦累积了巨大矛盾，许多人因种种因素预感将出现危机，但是长官公署仍未有改善，最终导致”二·二八事件“的爆发。

1947年2月27日上午，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在收到有人于淡水街私贩香烟、火柴的密报后，派出包括傅学通、赵子健、叶得耕在内的6名查缉员协同警察大队派出的4名警员一同前往淡水街，进行查缉工作。晚餐过后，在叶得耕的提议下，稽查员与警员来到烟贩活动频繁的万里红酒店附近，对该区域进行查缉工作。当一行人行至台北市延平路天马茶房附近稽查私烟时，该处叫卖的烟贩看见傅学通一行人后立刻一哄而散。烟贩林江迈因逃跑不及时被抓。

稽查人员收缴了林江迈手中50余条香烟以及其贩烟所得现金6000余元。林江迈跪在地上，请求稽查人员归还。她表示贩烟是全家人唯一的收入来源，她还有孩子要养活。围观群众也纷纷上前，替林江迈求情。面对林江迈的苦苦哀求以及群众的求情，稽查员无动于衷。为了要回被收缴的烟和钱，林江迈只能抱住稽查员的大腿，继续求饶。稽查员随手拿出手配枪的枪柄，敲击林江迈的头部，林江迈倒地不起。此举惹怒了周围民众，引发了民众骚乱。民众烧毁了稽查人员的卡车，并将一位名叫赵子健的稽查人员打伤，稽查员们顿时四散奔逃，民众在其后面穷追不舍。

查缉员傅学通逃至永乐町时被激愤的群众截住，傅学通拿出配枪意图示警，却不想击中了刚走出屋子查看情况的陈文溪。一时间，民愤骤起。民众将街道上停着的专卖局卡车砸毁并焚烧。在场的市民全部涌到警察局门口，要求政府惩办凶手。台警察局出面告知群众，肇事者傅学通及其余6名稽查员已被送往宪兵队，然而民众的怒火仍未消除。当晚9时，民众们包围宪兵队，要求宪兵队将凶手交出。宪兵团团长张慕陶出面，对闹事民众进行威胁，民众仍不肯离去。

与此同时，部分激愤的民众聚集在《台湾新生报社》，要求报社刊登此事。《台湾新生报社》代总编辑吴金炼拒绝了民众的要求，吴金炼表示《台湾新生报社》已接到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宣传委员会的通知，通知表示台新闻媒体不得刊登此次事件。闻听此事，百姓们以焚烧报社大楼作为威胁，逼迫吴金炼屈服。在社长李万居承诺将会刊登此次事件后，民众才纷纷撤离。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决定于次日举行示威游行活动。

1947年2月28日，《新生报》和《中外日报》刊登了陈文溪被杀一事。警察局及宪兵队并未交出凶手，也没有给出关于凶手的处置结果，大批台湾民众罢工、罢课、罢商，台北街道上的大小商店纷纷关门。愤怒的民众聚集在警察局及宪兵部队门口进行抗议游行，并围攻台北市多处官办机构。

2月28日上午9时，台湾民众纷纷赶往位于本町的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途中，民众在太平町二丁目派出所附近遭到了警察的阻截，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争执中，民众冲进派出所内，殴打所内的职员，并将派出所内的香烟、火柴、酒等物品搬出，连同街上的警车一并焚烧。警察见民众群情激奋，未采取压制措施。中午12时，民众聚集在位于南门町的台湾省专卖局总局门口，要求政府严惩凶手。由于未得到官方的肯定答复，民众将部分机器捣毁后，全部前往专卖局局长任维钧及代理专卖局局长陈鹤声的家中，对两人的家宅进行捣毁。因为两人皆出门在外，故而，两人并未受伤。

下午1时，集会人员前往行政长官公署门前进行抗议。在集会人员未到达长官公署所在地前，警察及长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的卫兵便开始对集会的民众进行射击，造成至少2人伤亡。此事点燃了民众积压已久的对中国国民党当局的强烈不满之情，民众们起事的目标自此转向反陈仪政府领导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加入到了游行示威活动中。台北市的主要交通要道、商超等公共设施被激愤的民众占领。

与此同时，民众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之间矛盾的激化也引起了台湾岛内省籍矛盾的激化。外省籍人士也成为岛内民众征讨的目标之一。在台北多地，例如台北车站、台北公园、永乐町等，都出现了外省人被无故殴打的事件，外省人所经营的产业受到了捣毁。也有很多台湾人出于血脉之情，对岛内无辜的外省籍人士进行了保护。

除此之外。激愤的百姓们还冲进中山公园的广播站内，批判中国国民党当局的弊政，并呼吁台湾人民联合起来，共同与陈仪政府进行对抗。台湾全省多处机关单位很快被民众控制。2月28日下午6时，行政长官公署正式对外宣布，台湾全省进入戒严状态，张慕陶、史宏熹分别作为台北临时戒严司令以及基隆临时戒严司令，带领军队沿街巡逻。陈仪在发布戒严令后，命警察、国民党军队与宪兵队对起事的民众进行镇压，并派人在台北大小街道上持枪巡逻。

随着民众与陈仪政府间的矛盾逐渐深化，台湾各地的民众纷纷进行起事活动。他们自发的集结在一起，包围各地政府与行政机构，与警方势力进行对抗。

3月1日，激愤的民众冲进台北县政府，对政府大楼内的工作人员进行殴打。除此之外，民众们还闯入到各地的政府机关以及供应局仓库并抢夺物资、武器，而后对各机构进行捣毁。除此之外，殴打外省人的事情愈演愈烈。3月1日，在淡水站始发的火车上就发生了外省人被无故殴打的事情，各地外省籍人士经营的商店也都被损坏。

在彰化市，民众们围攻警局及政府机构，请求政府罢免警察局督察长沈宝通等人。台南县民众也围攻了当地的警局及政府机构，收缴其中的武器，台南县县长袁国钦及手下一干人员逃出城外。截止至3月3日，台湾民众已控制了台南多处派出所、警察局、监狱、海关仓库等政府机构。

3月3日，台东县县长谢真出逃，台东县民众占领了多处政府机构，收缴了大量武器，并控制了多处粮仓米厂。4日，宜兰区民众控制了当地的军政机构，收缴了大量的军需物资。除此之外，宜兰区民众还为逃亡的外省籍人士提供了庇护。花莲县政府的官员们面对激愤的起事民众也选择逃亡。民众收缴了县城内所有宪兵和警察的武器，要求他们全部解除武装，并安排学生维持城内秩序。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嘉义市等地分别成立了民间武装组织，相继爆发了多次武装冲突。前共产党员谢雪红在最短的时间内组织了台中民众进行游行。一部分游行民众冲进了台中警察局，封缴了警察局内的所有武器。另一部分游行民众冲进了台中市接管专员刘存忠的家，迫使刘存忠向市民投降。

1947年3月3日上午，谢雪红对台中治安队进行重编改组，并成立了“台中地区治安委员会作战本部”，建立了台中市的人民解放部队“人民大队”。谢雪红通过广播呼吁全台中市市民积极参与到反国民党政府的斗争中来，后得到了台湾民众的踊跃响应。截至3月4日，谢雪红所领导的民间武装部队已占领了台中大半的官方机构。3月3日，嘉义市“处委会”成立后，立刻占领了市电台。处委会通过电台向全台湾募兵。陈篡地、陈海永当即召集了台南斗六地区的青年学生，组成了“斗六治安维持会”，驰援嘉义人民的武装起义。3月3日9时，嘉义市政府被接收。

1947年3月1日，省参议员、台籍国大代表应台北市参议会之邀前往中山堂，共同商讨稽烟事件的解决办法。会上，“稽烟血案调查委员会”正式成立。“稽烟血案调查委员会”代表人员周延寿、黄朝琴、王添灯等人面见了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陈仪。陈仪表示将“稽烟血案调查委员会”改名为“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下午五时，陈仪就“二二八事件”发声。陈仪表示，误伤台湾民众的稽查员已交给司法机关进行审理，政府会给予伤亡人员应有的抚恤。对于被缉捕的百姓，政府同意了交保释放的请求。除此之外，陈仪政府还要求集会游行暂停、工人复工、学校复课、商业复市。当晚8时，全城戒严解除。

3月2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在中山堂举行会议，将省内各参议员、国大代表纳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中。当晚，陈仪再次发声。陈仪表示，政当局对所有起事市民一律不予追究，被缉捕的起事民众可免保释放，政府当局将对所有死伤者不分籍贯一律给与丰厚的抚恤。

3月5日，“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制定了《政治根本改革草案》，提出了将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及各处处长更换为台湾籍人员担任、中国国民党控制下的公营单位应交由台湾本省人掌管、废除烟酒专卖制、恢复县市长民选等要求。截止至3月7日，此草案中所提出的要求已增至42条。

“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在3月6日发表了《告全省同胞书》，并表示民众起事的目的是要求政府对贪官污吏进行清算，并且为台湾人民争取政治权利。当晚8时30分，陈仪通过广播的形式向全体台湾民众宣布，国民政府同意将行政长官公署改组为省政府，政府内的各处领导尽量任用台湾籍公民。3月7日，闻听中国国民党军队将要进驻台北市的消息后，城内的学生们纷纷抢夺官兵的枪支。傍晚，“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携42条要求草案面见陈仪，遭到陈仪拒绝。

二·二八事件爆发的消息传来，高雄市的政府要员纷纷提前为可能爆发的民众起事活动做准备。3月2日，起事群众围攻警局、兵营、仓库等地。3日，百余名市民、学生上街殴打外省籍人员，幸免的外省籍人员纷纷逃至高雄要塞司令部避难。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拒绝与民众谈判。

为了支持高雄民众的起事活动，台湾省立高雄第一中学的学生们自发组建了自卫队，与宪兵队进行对抗。3月5日，学生自卫队协同起事民众占领了高雄市内的军政机关，并攻占了高雄监狱，释放犯人二百余人后，逼近高雄要塞司令部。高雄要塞司令部用8门七五炮炮轰了高雄体育场，起事军表示愿停战。下午，高雄市市长黄仲图等人前往高雄要塞司令部，希望与彭孟缉进行谈判，遭彭孟缉假意拖延。

3月6日上午，“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派代表与彭孟缉进行协商，希望彭孟缉管辖的军队停止对平民射击。彭孟缉在与黄仲图、彭清靠、凃光明、范沧榕、曾丰明等代表会面后，以涂光明意图刺杀自己为由将范沧榕、曾丰明、涂光明杀害，只放走黄仲图一人。

当天下午，彭孟缉命高雄要塞中国国民党军队兵分三路进入高雄，对高雄车站内避难的数百名旅客进行射击，见无人抵抗才停止射击。国民党军队俘获火车站内300名男子后，将妇孺释放。国民党军队攻打高雄第一中学，学生对国民党军队进行枪击，由于学生将外省籍人员绑在窗口当做肉盾，国民党军队不敢发动进攻，3名国民党军队身亡。当晚，国民党军队对第一中学进行炮击，学生惊恐逃跑，国民党军队救下被学生控制的约700名外省籍人。

3月7日，彭孟缉所率部队在高雄市内以稽查叛徒为名挨家挨户的进行搜查。彭孟缉手下军人进入到百姓家中抢劫财物、奸淫妇女，并对城中的百姓进行无差别扫射。高雄被认为是“二二八事件”的重灾区。

二·二八事件发生时，台湾岛内的正规军数量较少，暂时无法解决掉各地突起的反政府民众，所以陈仪选择与处委会妥协。然而，陈仪政府私下却对台湾岛内各反政府势力实施分化、监控等行为，并于1947年3月2日向南京国民政府请兵。根据陈仪的指示，在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派来的援军抵台前，各地官兵不宜与市民发动正面冲突。

3月7日，陈仪下令所有的武装部队严阵以待，并确保台北市和基隆市交通线的畅通。8日，基隆要塞司令部与从福建省增援而来的宪兵队集结，对聚集在街道上的起事民众进行扫射，并进行户口清查等工作。

3月9日，蒋介石派来的由曾厚泽领导的整编21师自基隆登陆台湾后，迅速向台北进发。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确保21师顺利从基隆港口登陆，国民司令部对港口附近的台湾民众进行了大规模扫荡。陈仪宣布台北市、基隆市恢复戒严。中国国民党军队对起事群体进行疯狂反扑。3月10日，台北被国民党军队彻底控制，陈仪政府下令解散“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并宣布全台戒严，对全台展开“绥靖清乡工作”。

台北市及台北周围地区被国民党军队控制后，整编21师与骆周能所率的146旅436团立刻前往嘉义、基隆市、桃园、新竹市等地，台湾岛内局势在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下日渐稳定。3月14日到3月17日，国民党军队集结大批人员征剿陈篡地率领的的“二七部队”，经过持续四日的激烈对战，“二七部队”解散。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国防最高委员会曾建议国民政府废除长官公署条例、给予台湾人民参政权利，并派中国国民党要员前往台湾对台湾居民进行安抚。1947年3月17日，时任国民党“国防部部长”的白崇禧、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蒋经国奉命赴台。当晚6时，白崇禧通过广播向台湾人民承诺，南京政府会对二二八事件进行中的起事人员宽大处理，除了组织者以外，所有参与人员一律免责。

3月20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宣布在台湾各地开展旨在维护岛内秩序、防止起事人员隐匿在乡村的绥靖清乡工作。根据绥靖清乡工作要求，台湾全省被分为7个绥靖区，统管各区的最高军事官员为行动司令对此次绥靖活动全权负责。

1947年3月23日，台北市绥靖区司令部正式成立。绥靖区司令张慕陶下令台北市绥靖区司令部将在未来两日对所有台北市居民进行户口清查、五户联保、连坐、切结等工作。同时，台北市所有居民手中的武器都将被清缴。5月16日，台北市的绥靖清乡工作结束。

1947年3月10日，基隆市绥靖区司令部成立，绥靖工作正式开始。3月12日，整编21师438团第二营在基隆市内收缴武器。截至21日，台湾民众手中的武器已被全数收缴。武器收缴工作结束后，基隆市绥靖区司令部下令于3月27日开始对基隆绥靖区内的所有民众分区域进行户口清查、五户联保、连坐、切结等工作。除此之外，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还以搜捕为名，在基隆市内进行扫荡。

1947年3月10日至3月19日，新竹市警方在新竹城内进行大规模的剿捕行动。4月11日，新竹地区的清乡工作正式展开。依照新竹绥靖司令部指示，新竹市内所有的党政机关、事业团体、工厂职工必须佩章。除此之外，绥靖司令部会对区域内所有民众进行户口总清查、联保、切结等工作。与台北绥靖区以及基隆绥靖区的情况有所不同的是，新竹区域内大多为本地人，工作过程中敷衍现象屡见不鲜，百姓们手中的武器大部分都未上缴。司令部闻讯下令，若在清乡工作中发现有人私藏武器，工作人员会立即对其进行射杀。

彭孟缉在1947年3月6日完成对高雄市起事民众的镇压后，在7日便开始了绥靖清乡工作。彭孟缉指定的绥靖清乡目标为：维护绥靖区内秩序、倾销粮食、查缴武器、户口清查、起事人员搜捕、赈济难民、重建道路交通网。根据彭孟缉的指示，军队非必要不出警。

台东宪兵队早在1947年3月15日中国国民党军队抵达之前便已开始了逮捕起事人员的行动。3月18日，21师独立团到达台东县，东部绥靖区司令部在花莲县正式成立。司令部规定，市区居民需在21日前上缴武器，乡镇军民需在26日前上缴武器。逾期不缴纳者，一律从严处理。除此之外，司令部鼓励民众进行告密。

“二·二八事件”爆发后，澎湖县爆发了“纪淑案”。“纪淑案”的爆发一度使澎湖县及周边地区的局势变得极为紧张。好在当地军政机构处理得当，没有引起起事发生。自1947年4月14日起，马公绥靖区宣布正式开展清乡工作，清乡工作于5月15日结束。

1947年3月28日，中部绥靖司令部在位于台中市的绥靖区司令部召开会议，制定了绥靖工作执行大纲。按照大纲规定，各县市的负责人需在4月3日前后开始户口清查、联保办理。切结等工作。

1947年5月16日，新任台湾省省主席魏道明下令，结束绥靖清乡运动，二·二八台湾民众的起事活动以失败告终。陈仪政府把民众追求合法权利的运动当作是非法的叛乱，在中国国民党宪兵第四团和整编21师登陆台北市后，国民党当局拟制战犯名单，对事件的主要参与人进行了大规模地搜捕、镇压和暗杀。

3月11日，包括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别动队、警备总司令部第二处总司令部在内的国民党特务机构对起事的民众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暗杀。为了震慑台湾民众，陈仪命人逮捕了大量“乱民”及“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委员，“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常务委员林连宗、各地处理委员会委员和所谓的“乱民”都遭到了国民党军队及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杀害。

除此之外，中国国民党当局还对台湾岛内的精英人士和知识分子进行了肃清囚捕，包括“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宣传组长王添灯、大东信托株式会社总经理陈炘在内的大量参与到起事活动的精英人士被杀或失踪。凡是对国民党当局不满的起事民众，都被国民党当局冠上“叛国”的罪名而被逮捕。与此同时，大量未参与起事活动的精英人士以及曾保护过外省籍人士地台湾民众也都无端被公开处刑或被暗杀，无端被囚者不在少数。

关于二·二八起义前后的伤亡人数，各国学者、各种资料并无统一的数字。时任国民党“国防部长”的白崇禧指出，截止到1947年3月31日，军警伤亡人数约为440人，民众伤亡人数约为1860人。亲身经历了“二·二八事件”的中国新闻社记者唐贤龙指出，仅台北市一地，外省籍伤亡人数就高达1100人。美国驻台北副领事柯乔治指出，“二·二八事件”所带来的人员伤亡在20000人以上。台湾旅京沪七团体在《关于台湾事件报告书》中指出“自3月8日至3月16日，高雄市被屠杀人数约3000人，基隆市被屠人数2000人，台北被屠杀人数约2000人，其他各地的死亡数量不等。台湾全岛总伤亡人数高达50000人以上。”

“二·二八事件”是一次台湾人民发起的民主自治运动，其主要任务是要求中国国民党当局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消灭国民党党内腐败现象、并谋求台湾公民的合法权利的运动，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台湾社会影响最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二·二八事件”中，大量精英人士和知识分子被杀，导致台湾岛内出现了人才断层现象，大大限制了台湾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良性发展。清乡活动以及后期长达30余年的白色恐怖统治彻底地改变了台湾岛内的政治环境，在地痞流氓、权豪势要的统治下，台湾民众的生活苦不堪言。

“二二八事件”不仅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还对台湾政治环境及台湾海峡关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台湾民众参与政治的意愿大大降低。中国国民党当局依靠武装力量将台湾民众的起事行动镇压下去，暂时缓解了台湾岛内的紧张气氛。然而，国民党当局的武力镇压直接给台湾人民和台湾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二·二八事件”后，台湾人民和外省籍人民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省籍情结”成为一直困扰台湾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二二八事件后”，岛内文化传承受阻，历史集体记忆出现断层消失。

“二二八事件”后，国民党政府对台湾进行了一党专制统治，民主思想长期受到压抑，不利于台湾岛内民主政治的良性发展。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再难获得台湾人民的信任。

1949年5月20日，中国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全岛进行戒严，清查岛内的反动势力，拘捕造谣人员。6月21日，国民党当局颁布“惩治叛乱条例”，根据此条例规定，所有反抗政府统治意图颠覆国民党政权者、曾参加反国民党统治活动者、传播不利于国民党统治信息者以及以任何形式宣传反国民党统治者，都会被处以七年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1950年6月13日，蒋介石宣布在台湾全岛实施“乱时期检素条例”，条例规定：治安机关可在无命令的情况下对意图“叛国”的嫌疑人员当即逮捕；台湾民众有义务检举“叛徒”或意图反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嫌疑人员，知而不报者将会被拘捕判刑；国民党政府将收缴“叛徒”的财产，财产中的30%会作为奖励送给检举人，35%用于破案费及发给承办人员的奖励费。对于无财产“叛徒”的检举承办案件，台当局治安机构将酌情给予检举人和承办人以相应的奖励。按照此条例规定，只要被认为是意图反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嫌疑人，不论事实如何，治安机构都有权对其拘捕。国民党在台湾一党专制，党、政、军权全部掌握在蒋介石手中，台湾百姓怒不敢言。

除此之外，蒋介石还下令任命时任“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副主席”的彭孟缉为”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包括中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高课在内的所有特务、情报机构都归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集中管制。在中国国民党政府特务情报机构的严密监控下，大量不满国民党政府统治人员和知识分子被捕杀。在特务、情报机构严密监控下的白色恐怖政治迫害时期就此开始，大量的台湾民众和外省籍人士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迫害，冤案层出不穷。只要是言语中涉及到了反国民党统治的意见或者外省人表达出思乡之情，一经检举，立刻会被冠以“叛徒”的罪名。

据悉，1950年-1954年，仅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公开缉捕的“反政府人士”就超过了7900人。在白色恐怖时期，由于大量的政治迫害都是非公开的，大量的案件都没有任何记载。据历史学家估计，在1949年-1959年间，被中国国民党政府冠以“叛徒”罪名而被拘捕关押的人就已将近五万人，其中约有4000人因“妄图颠覆国民党统治”罪而被处决。

新编第38师师长、前国民党陆军第七军中将军长李鸿于1950年因“孙立人案”被国民党特务机构以“叛徒”罪名秘密逮捕并囚禁，他的妻子马真一女士也随即被捕。国民党对夫妻二人进行了残酷的刑讯逼供，李鸿拒不认罪。1971年7月1日，国民党政府以“策反孙立人，意图叛国”的罪名对李鸿判处无期徒刑。1975年，李鸿被特赦释放时，已在牢狱中囚禁了25年。

1949年，山东烟台联合中学总校长张敏之组织了山东流亡学生南下寻求庇护。时值澎湖地区兵源缺乏，澎湖防卫司令李振清便强迫张敏之带领的学生充军，遭到了学生的强烈抵抗。一怒之下，李振清命人殴打学生并将学生丢入海中并对其进行击杀。在对张敏之进行了残酷的刑罚后，国军党士兵将其押往台北市。1949年12月11日，张敏之被击毙。

“二二八事件”在中国国民党专制统治时期被看做是政治禁忌，国民党政府不仅禁止一切媒体刊登或提及“二二八事件”，就连国民党官方的关于二二八事件的调查文件和书籍也被当成是禁书。除此之外，国民党政府还不允许岛内民众公开谈论“二二八事件”，妄图以制式的谎言蒙蔽大众。在海外的台湾人则对二二八事件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及讨论，大量阐述《二二八事件》真相的书刊与史料被出版。

80年代后期，随着台湾岛内的解禁以及蒋家政权的瓦解，台湾岛内掀起了“二二八事件”的研究热。台湾学者王晓波教授在他的著作《台湾-苦闷的历史》《是历史潮流的还给历史》及《二二八事件的历史梦魇》中指出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将“二二八事件”定性为叛乱的言论是旨在挑起民族矛盾的毫无根据的缪言。1985年为了推动台湾岛内对“二二八事件”的平反工作，王晓波教授还在《中华杂志》上发表了浅述二二八事件真相的《略论二二八事件的》，该书在发行过程中虽遭到了台湾官方的封禁，但自此，为二二八事件平反已成为岛内民众最迫切的需求。

1983年，国立台湾大学的学生向彭孟缉官邸喷漆以示对其在二二八事件中所犯下的罪行的不满。1987年，陈永兴、李胜雄等人创办了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该促进会的创立旨在要求台湾当局正视历史，公开有关“二二八事件”的实录和资料、解除在出版方面的禁令、建造二二八事件纪念碑和纪念馆以及对二二八事件的死难者家属进行公开道歉，并为冤死之人正名。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受到了众多台湾民间团体的支持，在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的领导和刺激下，台湾岛内关于二二八事件的祭拜典礼、演讲会、和平游行等活动此起彼伏。在台湾省民主进步党及各无党籍政治人士的推动下，与台湾民众一直保持僵持状态的台湾当局也开始恢复了与民众的互动。

1990年后，政府重启了对“二二八事件”的调查，台湾“立法院”首次为二二八事件中的罹难人员默哀。以李登辉为首的台当局开始正视历史，并为在事件中被冤枉的相关人员平反。时任“行政院”院长的郝柏村奉命组建二二八事件专案小组对二二八事件进行正式的调查研究。，1993年，时任台当局“法务部长”的马英九奉命推进有关“二二八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的相关工作。在马英九任职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几年间，马英九为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正名并立传，还在台湾岛内多地设立了二二八事件纪念馆。1995年2月28日，二二八纪念碑正式落成。在其落成典礼上，李登辉以台领导人的身份正式代表台当局向二二八事件中的受难者家属道歉。2020年，已卸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马英九表示二二八事件是台湾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带给台湾民众的伤痛需要很长的时间去缓解。他对在二二八事件前后的所有受难者及家属表示深深的歉意和诚挚的慰问。

事件发生后，陈仪在给蒋介石的公文中写道，二二八事件是一次藐视民族意志、缺乏国家意识的旨在驱赶、排斥外籍人士的“叛乱”事件。1991年，台湾“行政院”成立了二二八调查事件小组，对二二八事件进行正式的研究。研究得出了官方结论，那就是二二八事件并非是民众叛乱，而是在国民党政府弊政频发下爆发的一起“民变”运动。

二二八事件发生期间，参与到镇压百姓的国民党武装力量包括国民党警备司、宪兵队、各地要塞司令部、以及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二十一师。在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二十一师入台后，台湾岛内的兵力约在15000-20000人之间。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派间谍人员潜伏进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中设法离间处理委员会委员，并在事件升级后对处理委员会委员进行了重惩。宪兵第四团团长张慕陶也设法对处理委员进行分化。

事件爆发初期，台湾岛内军力不足，陈仪一方面安抚民众，一方面向上头请兵并要求各地方司令部指挥当地的军警及宪兵进行纠察。3月4日，在全面部署完备的情况下，基隆市、新竹市地区以及台南市各地的防卫司令部都已进入到“急变战事”状态，陈仪政府开始对起事百姓进行武装镇压。在整编第二十一师登陆台湾后，各地的起事活动遭到了残酷的镇压和扫荡。在清乡政策的支持下，中国国民党将领任由下属在岛内枪杀百姓及台湾岛内的精英人士。在台湾海军第三基地司令黄绪虞的要求下，蒋介石下令派遣太康舰、太平舰、中海舰、美颂舰、美乐舰等船舰来台支援，并派舰队在港口巡哨。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领导人曾下令禁止国民党军队对台湾民众无端施以报复行动，部分将领也严格奉行此指令。然而，国民军军纪异常涣散，在镇压二二八事件的反抗势力与后期的清乡运动中，公报私仇、勒索未遂后的报复行为屡见不鲜，这些都导致了大量无辜百姓被杀。

国民党的情报机构有两个，分别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以及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为了监察舆情、传递情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警备总司令部调查室为庇护在台湾岛内部署了周密的情报网，该情报机构后期更名为“国防部”情报局台湾站，由林顶立担任站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台设中国国民党台湾省党部调查室，与“国防部”情报局台湾站一道负责岛内的情报工作。由于中国国民党台湾省党部调查室缺少稽查权，故而其工作一般要在地方宪兵部队的帮助下完成。

二二八事件爆发后，在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的指示下，“国防部”情报局台湾站、宪兵第四团团等情报机构开始对反抗势力进行监查、分化，并收集反抗分子的动态及信息已备后期剿乱所用。保密局台湾站还勾结流氓伪装成反抗政府的生源部队，以助起事民众为名制造混乱并激化民众与政府间的矛盾，并在事后将责任推给民众。与此同时，国民党情报机构还派人混进处理委员会对其进行分化，并在后期以清乡为名对台湾民众进行扫荡。

除此之外，中国国民党情报机构为了扩大态势，还谎造局势的严重程度、夸大参与起事的民众人数及规模，并将此次事件定义为叛乱以请求中央政府派重兵镇压民众的起事活动。国民党情报机构不仅对台湾岛内的民众进行监控还凭空给无辜百姓罗织罪名，并制定了暴乱参与者名单，并对名单上的人逮捕或暗杀。绥靖清乡期间，国民党政府还在绥靖区实行连坐法，并鼓励民众告密，冤案频发。二二八事件结束后，国民党政府指派特务人员监视岛内居民特别是岛内的精英人士。

陈仪政府在台大搞政治歧视，事件爆发时，台湾岛内各县市中仅有台北市市长游弥坚、新竹县县长刘启光、高雄县县长谢东闵三位为岛内本土人士。事件发生后，为了应对民众的反抗浪潮，各县市均组建了临时处理委员会、治安维持会、自卫队等组织。

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后，有部分县长、市长站在民众一面，或将县政大权交予处理委员会（台北市市长游弥坚、台北县县长陆桂祥等），或极力配合处理委员会工作（彰化市市长王一、台东县县长谢真等）。也有部分县长、市长站在百姓的对立面，或是阻挠处理委员会的工作（新竹市市长郭绍宗、屏东市市长龚履端等），或与军队配合对起事百姓进行镇压则与地方驻军配合。

台湾岛内多地县市政府以处理委员会和委员会地方分会为依托，根据民意代表所提出的意见制定相应政策。3月7日，处理委员会提出了改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为台湾省政府、政府平等启用台籍人士、恢复县市长直接选举等要求，陈仪当下表示同意。在此情况下，各地纷纷推举了台籍县市长候选人。这些候选人中，有部分候选人在后期被囚禁或者杀害。

二二八事件后，部分县市长请辞，部分县市长被调任。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政务。在后期，部分县市长被列入到暴乱参与者名单中遭到了杀害，部分县市长产生了厌政的情绪，岛内多地政务都受到了极其消极的影响。

在司法方面，陈仪政府极力推行“去日本化”政策，极力否认在近代法律思潮下培养出的司法人才。国民政府认为这些人的思想偏日化，会对岛内民众思想造成极大的影响。二二八事件中，国民党军队和特务人员缉捕、暗杀了大量的司法界精英人士，例如台湾高等法院推事吴鸿祺、台湾新竹地方法院检察处检察官王育霖等。在此背景下，大批的台籍司法精英被迫害或离台，而不具备从业资格的人进入到台司法体系中，台湾司法体系的公正度受到了极大冲击。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台湾岛内的青年学生纷纷加入到起事活动中，并成为起事活动的主力军。大量的学生自发组织并建立了青年自卫队，在台湾岛内维持治安，并且参与到了武装斗争中，例如台湾省立高雄第一中学学生及台湾省立嘉义中学学生。二二八事件后期，中国国民党政府对外宣称大多数学生是盲目跟风，政府将不予追究他们的责任。实际上，国民党军队和特务人员逮捕或杀害了大量的学生、教师以及学校的工作人员。除此之外，为了“教化”学生的行为，国民党对岛内学校进行了一系列整改，严格规范了校内的秩序和风气。

出生在台湾省并在在国民党任职的半山人士被认为是连接国民党与台湾社会的重桥梁。他们既了解台湾岛内的民风民意，还了解国民党政府的党情。在陈仪政府接管台湾前，部分半山人士曾向陈仪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施政建议，例如在台国民政府需尽量启用台籍人士。然而半山人士的建议被陈仪置之脑后。陈仪政府在刚接手台湾时，曾希望这些半山人士可以帮助其治理台湾。这些半山人在初期组成了“半山集团”，并为陈仪政府顺利接管台湾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由于这些半山人士与台湾岛内精英人士及富绅阶级都存在着竞争关系，他们的存在直接激化了国民党与台湾民众的矛盾。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台湾社会对半山人士的态度多是否定的，台湾民众认为半山人士是二二八事件的最终受益人，是他们“叛卖”了台湾人。为了减缓台湾民众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情绪，陈仪曾派以台湾省参议会议长黄朝琴为首的半山人士与处理委员会交涉。然而，这些半山人士皆以国民党政府的利益为主，并非为台湾民众争取权利，他们并未起到任何作用。后期，“国防部”情报局台湾站站长林顶立等部分半山人士甚至直接参与到了镇压台湾民众的活动中。

据称在二二八事件后期的清乡活动中，半山人士多与国民党政府勾结，协助国民党政府收集暴乱参与者名单。根据半山人提供的这些名单，大量的本地精英被杀或被捕。然而，也有半山人士与国民党政府立场相背，时任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副处长的半山人士宋斐如就因立场不同被枪毙。

国民党政府接管台湾事务后，在国民政府训政体制下，台湾民众组织建立了多种社会团体，例如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三民主义青年团、台湾省宪政协进会、台湾重建协会。

以台籍精英人士为基础成立的台湾民众协会是在台湾省党部的支持下组建的民间协会，该协会后改组为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并在岛内各地都设有分会。与陈仪政府的市政理念不同，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主张在岛内各地实施地方县市长选举体制、提倡台湾人民管理台湾的政治理念。这个理念遭到了陈仪政府的不满。二二八事件初期，陈仪等人曾请求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领导人蒋渭川出面替中国国民党当局安抚起事民众，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也确实在二二八事件中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然而，陈仪政府在后期以该组织叛国为由强制将其解散，并对政治建设协会的干部及委员们进行了残忍的镇压。最后，大部分委员和干部被捕或杀害，只有少数人生还。

三民主义青年团也是台湾岛内的一个重要社会团体，它并非普通的民间团体，它是依照《中国国民党总章》而设立的特殊社会团体。国民党接管台湾政务后，许多岛内左派分子加入到了三民主义青年团中，他们与台湾民众一道声讨政府的弊政。二二八事件发生后，许多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团员也加入到了民众的起事中，但他们皆是单体行动，与组织无关。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将二二八事件的出现和扩大归咎于以台湾省政治建设协会为代表的社会团体。除此之外，陈仪政府还解散了多个“非法”团体。与此同时，半山人士设立的台湾省宪政协进会崛地而起，组织内的多数成员得到了重用。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国际舆论对此事件进行了持续跟踪报道，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政治建设协会等团体都曾与国际社会建立联系。3月8日，美国香港总领事馆的华籍工作人员向“联合国组织”发出申请，希望联合国托管台湾。陈仪曾指出，台湾人民曾多次向英、美两国发出请愿，请其托管台湾。事件发生后，美国驻台北领事馆对此事件采取观望态度，英国领事馆对此事件采取了保守态度，美方则开始讨论台湾托管论等问题。二二八事件的发生导致了台湾人自治、台湾地位等问题的出现。

陈仪政府接管台湾后，台湾岛内的新闻媒体对陈仪政府的弊政进行了大规模的披露及批评。陈仪政府认为台湾岛内新闻媒体的“错误”报道以及舆论煽动不仅激发了台湾民众的“反政府”情绪，还一定程度上诱发了二二八事件的爆发。在此背景下，陈仪政府下令岛内报社禁用日语印制报刊、禁止印制带有任何左派言论的报刊。与此同时，政府还对岛内的新闻媒体行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情报机构渗透进报社内部对岛内的新闻媒体行业进行着严密的监察。陈仪政府希望此举可以避免关于政府的负面消息流出。然而，在这样严格的监管下，每天仍会出现像警察开枪射杀民众这样不利于陈仪政府统治的负面新闻流出。

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二十一师进入台湾后，陈仪政府便着手对岛内新闻媒体行业进行讨伐和镇压。陈仪下令查封了《民报》《人民导报》《大明报》等多家曾发布过“不良报道”的报社，逮捕了《民报》创始人兼社长林茂生、《台湾新生报》总经理阮朝日、《日本》半月刊创始人兼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副处长宋斐如、《人民导报》社长王添灯、《大明报》发行人艾璐生等媒体行业从业人员，大部分人被杀或失踪。

国民党政府拥有自己的新闻通讯设-中央通讯社，它是连接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台湾岛内陈仪政府的重要媒体桥梁，是南京国民政府了解台湾时局的重要媒体渠道。二二八事件发生后，为了扩大事件的影响范围，大量错误的信息通过中央通讯社传到蒋介石的耳边，致使蒋介石派重兵镇压民众的起事活动。二二八事件发生后，中国国民党军队收复了被台湾民众抢占的各处电台，并对岛内的所有广播电台进行了严格的监管。

除此之外，陈仪政府还查封了多个反政府期刊，严格禁止岛内刊物刊登任何左派言论，并颁布了多项限制新闻自由的法令。国民党政府封锁岛内消息，严禁岛内任何媒体刊登关于“二二八事件”的新闻报道。直到1987年台湾彻底解除戒严，施加在台湾新闻媒体行业上的枷锁才被卸下，舆论环境重获自由。

陈仪政府接管台湾后，蒋介石曾多次向陈仪政府及有关单位询问台湾岛内时局。然而，蒋介石并没有对台湾民众的呼声予以回应，并在陈仪等人错误报告的影响下认为岛内的“叛乱”民众意图“背叛”中华民国。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于3月5日下令派陆军整编第二十一师师长刘雨卿率大军镇压台湾民众的反中国国民党统治活动。3月6日，蒋介石在接见即将奔赴台湾的刘雨卿时派发给他600余只手枪。7日，奉蒋介石的命令，刘雨卿率整编第二十一师从上海市出发，飞抵台湾。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北平市、天津市、上海市以及南京市等地区的台湾民众自发组建了同乡会，并向国民党政府发出请愿，并派出代表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商谈。。这些生活在大陆的台湾民众希望国民党政府可以正视台湾百姓的诉求，惩治政治腐败的陈仪政府，并赦免被捕的起事百姓。与此同时，旅京沪台湾人团还在事件发生后成立了二二八惨案联合后援会，与国民党政府进行交涉，并派代表前往台湾对台湾百姓进行慰问。

在得知二二八事件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电台广播中指出指出，台湾人民的武装起义乃是迫于情势下无可奈的自卫行动，他们的起事是合理且正义的。二二八事件发生的一个月左右，延安市的《解放日报》刊登了中国共产党对台湾同胞的声援信，声援信指出“你们抗争就是我们的抗争，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解放区的军民定会以自己在战场上的拼搏和胜利声援和支持台湾同胞”。

台湾东吴大学教授徐振国在《陈仪的困顿和失败》一书中指出，陈仪刚愎自负的思想体系，导致了他无视工商业从业者的社会功能。徐振国指出工商业从业者是社会体系的根基，陈仪政府在面对粮荒、失业、通货膨胀、省籍矛盾等一系列顽疾背景下，仍想要构建一个没有社会根基的专制经济制度，这注定了陈仪政府终将走向破灭。

原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总部秘书长杨克煌在《台湾二月革命》中指出，二·二八台湾市民民变运动是国民党政府无视台湾人民基本人权、对台湾人民进行政治压迫的必然结果。杨克煌指出，台湾人民的起义是为了争取政治民主、人权自由，是为了保证自己生存的权利，这些都是正义的诉求。杨克煌表示“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人民自发组织的反对蒋介石政府专制独裁统治、反对蒋介石意图破坏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正义行动。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曾指出台湾人的血脉中有着祖先传下来的中国传统，然而，日本在台湾近50年的殖民统治使得他们呈现出的思想文化与中国国民党人有诸多不同。台湾人曾希望国民党政权的接管可以让台湾人更好的管理自己的土地，但令他们失望的是，在国民党政府进入台湾后他们的生存空间被国民党人及外省籍人士占据大半。台湾人对从大陆而来的国民党人极其失望。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就此事件发表了意见，中共中央认为台湾人民的的自治运动完全是合理合法的。

1995年，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正式代表政府向公众道歉，并宣布2月28日为遇难者纪念日，以纪念所有在二二八事件中遇难的所有同胞。

1995年10月，台湾当局成立了旨在资助二二八事件遇难人员的纪念基金会：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成立后，台湾当局重新向二二八事件的遇难者提供抚恤赔偿。 根据规定，事件中的遇难者及其家属可获得约190，077美元的补偿。该基金会成立后，共接收并审理了2885份申请，其中大部分被接受。

2004年2月28日，数千名台湾民众参加了“二二八手拉手大会”。他们手拉手形成了一条将近500公里的人链，从台湾最北端的城市到最南端。此次活动旨在纪念二二八事件，呼吁和平。

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原址为台北新公园，1996年，为了纪念二二八事件的爆发，台湾当局下令将台北新公园改名为二二八和平纪念公园。

1989年，第一座“二二八”纪念碑在嘉义市建造完成。随后，台湾各地的二二八纪念碑也先后竣工。目前，台湾省绝大市县都拥有自己的“二二八”纪念碑”

《悲情城市》是由著名华语电影导演侯孝贤执导，由影帝梁朝伟参演的首部讲述二二八事件的电影作品。此作品以二二八事件为历史背景，向观众讲述了在二二八事件的影响下，林氏四兄弟的遭遇和生活。该片于1989年10月21日上映，并在当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斩获金狮奖。《悲情城市》的成功，使得台湾电影受到了国际上更多人的关注 。

《绿岛》是著名作家萧娜·杨·瑞安（Shawna Yang Ryan) 的代表作，该小说于2016年发表。小说主要讲述了二二八事件是怎样影响一个台湾家庭的三代人的生活的。

《第三个儿子》是知名女作家朱莉·吴（Julie Wu)的代表作，该小说于2013年发布。小说从一个台湾男孩的视角描述了“二二八事件”的全过程及其对台湾社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