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患》出自《墨子·卷一》。是墨子的一本著作

子墨子曰：国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边国至境，四邻莫救，二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禄，游者忧交，君修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

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立也，用不可不节也。五谷尽收，则五味尽御于主；不尽收，则不尽御。一谷不收谓之，二谷不收谓之旱，三谷不收谓之凶，四谷不收谓之馈（通“匮”），五谷不收谓之饥。岁馑，则仕者大夫以下皆损禄五分之一；旱，则损五分之二；凶，则损五分之三；馈，则损五分之四；饥，则尽无禄，禀食而已矣。故凶饥存乎国，人君彻鼎食五分之三，大夫彻县，士不入学，君朝之衣不革制，诸侯之客，四邻之使，雍食而不盛；彻〔马非〕，涂不芸，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

今有负其子而汲者，队其子于井中，其母必从而道之。今岁凶，民饥，道馑，重其子此疚于队（当做“此疚重于队其子”），其可无察邪！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夫民何常此之有！为者寡，食者众，则岁无丰。故曰：财不足则反之时，食不足则反之用。故先民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

故虽上世之圣王，岂能使五谷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无冻饿之民者，何也？其力时急而自养俭也。故《夏书》曰：“禹七年水”，《殷书》曰：“汤五年旱。”此其离凶饿甚矣。然而民不冻饿者，何也？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也。

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完，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是若庆忌无去之心，不能轻出。夫桀无待汤之备，故放；纣无待姬发之备，故杀。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灭亡于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贵而不为备也。故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此三者，国之具也。故曰：以其极役，修其城郭，则民劳而不伤；以其常正，收其租税，则民费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于厚作敛于百姓，赏以赐无功，虚其府库，以备车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宫室观乐，死又厚为棺，多为衣裘。生时治台，死又修坟墓，故民苦于外，府库单于内，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故国离寇敌则伤，民见凶饥则亡，此皆备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圣人之所宝也。故《逸周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谓国备。

墨子说：“国家有七种祸患。这七种祸患是什么呢？国防松弛，大兴豪宫华室，是一患；敌国压境，外无盟友相救，是二患；在一些无用的事情上兴师动众，劳尽民力，将赏赐给予无能之人，民力被无用地耗尽，财政在迎来送往大吃大喝中被掏空，是三患；官员们只关注自己的奉禄，派出去游说的人只顾着呼朋唤友，执政者修订法律讨伐人民，人民由于害怕而不敢论政，是四患；执政者自我标榜先进性，不问国是，自以为世界和平，没有守备，周围的国家都在谋求发展，而他不思进取，是五患；所信任的人并不忠于国家，真正忠于国家的人又得不到信任，是六患；民生困顿，衣食不保，在朝官僚无能力处理国事，执政者的赏赐，不能使人民欢喜，执政者的诛罚，不能产生应有的威摄，是七患。有了这七种祸患，执政则必定无社稷；守城则必定遭倾毁。七患存在于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就要祸殃。

五谷，是人民赖以生存的东西，也是人民用来豢养执政者的基础，所以如果人民失去衣食仰赖，国君也就没有人豢养了；人民一旦没有可吃的，那就最难服侍了。所以粮食不能不加紧生产，田地不能不尽力耕作，财用不可不节约使用。五谷全部丰收，人民向执政者缴纳的税收才可能兼有五味。若不全都丰收，那么缴纳的税收就不可能兼有五味。一谷无收叫做馑，二谷无收叫做旱，三谷不收叫做凶，四谷不收叫做匮，五谷不收叫做饥。遇到馑年，做官的自大夫以下都要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一；旱年，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二；凶年，减去俸禄的五分之三；匮年，减去俸禄的五分之四；饥年，免去全部俸禄，只供给饭吃。所以一个国家遇到凶饥，国君就要撤掉鼎食的五分之三，大夫就要撤掉钟等悬挂的乐器，不能再听音乐，读书人不能再上学而要去种地，国君的朝服一定不能制新的；诸侯的客人、邻国的使者，来了也不能大摆饮食，驷马要撤掉左右两匹，道路不能加修理，马不能吃粮食，婢妾不能穿丝绸，国家已十分困乏，不得不这样告戒。

现在如果有一人背着孩子到井边汲水，把孩子掉到井里，那么这位母亲必定设法把孩子从井中救出。现在遇到饥年，路上有饿死的人，这种惨痛可以说比孩子掉入井中更为严重了，怎么能熟视无睹呢？遇到年成好的时候，老百姓就仁义而善良；遇到年岁凶灾，老百姓就吝啬而凶恶。人哪有固定的善恶呢！生产的人少，吃饭的人多，是不可能有丰年的。所以说：财用不足，就要反省生产是否注重农时规律，粮食不足，就要反省有没有注意节约。

古代的贤人按农时生产财富，搞好农业基础，节省开支，财用自然就充足。即使古代的圣贤，那能使五谷永远丰收，水旱之灾不至呢！但那时却从无受冻挨饿之民，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努力按农时耕种而自奉俭朴。《夏书》说：“禹七年水”《殷书》说：“汤五年旱”那时遭受的凶荒够大的了，然而老百姓却没有受冻挨饿，这是何故呢？因为他们生产的财用多，而使用很节俭。仓中无存粮，就不能防备凶年饥荒；库中无武器，即使是自己有义也不能去讨伐无义；内外城池若修得不完备，就不能自卫；思想上没有戒备，就不能应付突发的变故。这就好像庆忌没有戒备之心，轻易随要离一同出走，导致了死亡。桀没有防御汤的准备，因此被放逐；纣没有防御姬发的准备，因此被杀。桀和纣虽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都被方圆百里的小国之君所灭，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他们虽然富贵，却不做好防备。所以防备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粮食，是国家的宝贝；兵器，是国防的爪牙；城郭，是自卫的圣地：这三样东西，是国家必须具备的。所以说：正常地分派劳役，修治城郭，民众虽劳累而不至于受到伤害；正常地征收租税，民众虽破费而不至于困苦。民众的疾苦，并不在于正常的劳役与租税，而在于执政者对老百姓的横征暴敛。拿最高的奖赏，赐给无功之人；掏空国库，置备车马、衣裘和稀奇古怪之物；驱使人民受尽苦难，去建造豪宫华室和供执政者观赏游乐；死后又做厚重的棺椁，制很多衣裘。活着时修造台榭，死后还要修造坟墓。因此，庙堂之外，老百姓在做苦役；庙堂之内，国库已被挥霍尽；执政者高高在上，对自己的享受还不满足；民众居于暴政之下，已是不堪忍受苦难。所以，国家遇到外敌入侵就失败，人民遭到凶饥就死亡，这都是平时不做好防备的罪过。况且粮食这个东西，圣人也要视其为宝贵。《周书》说：“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这里说的就是“国备”。

：（1）本篇首先分析了给国家造成危亡的七种祸患，然后指出国家防治祸患的根本在于增加生产和节省财用，并对当时统治者竭尽民力和府库之财以追求享乐生活的做法提出了严正警告。（2）边：“敌”字之误。（3）佼：通“交”。（4）馈：通“匮”，缺乏。（5）五分之五：疑作“五分之三”。（6）县：通“悬”，此指钟磬等悬挂的乐器。（7）雍：当作“”，指早餐和晚餐。（8）涂：通“途”。（9）队：通“坠”。（10）离：通“罹”，遭受。（11）卒：通“猝”。（12）单：通“殚”。（13）厌：通“餍”，满足。

《墨子》是古代劳力者之哲学，现在一般认为是墨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关于墨子言行的记录。《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七十一篇"，班固注曰墨子："名翟，为宋大夫，在孔子后。"《隋书·经籍志》著录"《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子撰"。《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都著录"《墨子》十五卷，墨翟撰"。现在通行本《墨子》只有53篇，佚失了18篇，其中8篇只有篇目而无原文。关于《墨子》的佚失情况，一种说法是从汉代开始的，另一种说法是南宋时佚失10篇，其余8篇是南宋以后佚失的。墨子（前468 -前376），名翟(dí)，春秋末战国初期宋国（今商丘市）人，一说鲁国（今山东滕州）人，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创立墨家学说，并有《墨子》一书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