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卫官杂记》，又叫《侍卫官日记》，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我国出版了一本《侍卫官日记》。书分上下两集。共四十余万字，为"内部发行",作者署名宋乔。这本书用第一人称，以日记体形式描写了抗战胜利前后。在重庆和南京市的中国国民党高层之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声色犬马、光怪陆离的一连串故事。这部日记体小说写得生动曲折，幽默泼辣，恣肆酣畅。

50年代初，香港特别行政区有《侍卫官杂记》一书问世，该书写蒋介石的种种隐私甚为畅销。此书作者署名宋乔，实为假名，但作者真姓名无从探究。半个世纪后终于解谜。前不久承香港新亚洲文化基金会范止安先生赐赠《若有所思》（卜少夫著）一本，内有：“四十年前，周榆瑞化名，曾写过一本《侍卫官杂记》，是根据他在庐山采访国共和谈，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七上庐山的新闻，报道蒋介石的生活种种……”

《侍卫官杂记》从一个侧面，记述了蒋介石自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期至全国解放前夕这一段的反动生涯，尽管比较浮浅，揭露不够深刻，并对蒋帮上层社会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过份地加以渲染，但书中所描述的当时的一系列人物和事件，对了解和研究这一段历史，仍有一定参考价值。我们现将它作为一本参考资料出版。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先生”这两个字似乎有了一种侮辱性的意义。如果有人被嬉皮笑脸地加重话气地称为“先生”，这人常常会感到那是一种不尊敬的玩笑。因为，“先生”这两个字，已与中国政治上一个极受人厌僧的人物密不可分。这个自以为是大人物的小人物，在他侍卫的口中被称为“先生”。这个名词在香港与南洋之所以如此广泛地为人所熟悉，完全是宋乔兄这篇“侍卫官杂记”的功劳。对于希特勒的丑恶与渺小，温斯顿·丘吉尔一篇声嘶力竭的斥责，远不如查理·卓别林在银幕上把他小丑化得使人更印象深刻。用小丑的形态来刻画一个人常常是一种境界很高的艺术。“先生”的小丑化可以说不难，因为他的言语举止本来就是这么样子，只要忠实描写出来就成了，但也可以说很难，因为要准确地了解他真实的生活很不容易，因为一个性格很丑恶的人会用许许多多方法来掩饰他的丑恶，例如娶一个装模作样会说英语的夫人，例如雇用许多侍卫使外边的人无法接近，等等。宋乔兄以前在南京市曾经长期居留过，他的职务使他非常熟悉这个人的生活。实际生活与文学修养的结合产生了这本著作，使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这个人的性格与行动，了解这个大时代所以转换的一面。大画家所画的肖像画并不能如照相那样连一根头发的位置都表现得没有丝毫参差，但他能更生动地描绘这个人的心与个性。这本书与原来事实的分别也在于此，宋乔兄笔下的人物与事迹未必是百分之百的全是事实，但在某种意义上说来，那是更加真实更加准确的。

原名周榆瑞，福建福州人。大学文化。1939年参加工作，历任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助教，清华大学外文系教员，桂林英国新闻处编译主任，重庆美国新闻处编译，《大公报》驻南京市记者，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公报》编辑。195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他的《侍卫官杂记》是写作于驻香港期间，主要取材于他的采访经历，这也是在书中很多地方写到新闻发布会之类公共活动的原因吧。

关于周榆瑞的经历可谓众说纷纭，有一说他是英国特务，在1952年，曾经提供给英国驻港情报机关情报，致使当时在港从事秘密工作的司马文森等8名文化人士被捕并被港英当局驱逐出境，内地公安机关经过对他的讯问，他供认了自己的罪行。附带说一句，司马文森在回到大陆后基本上是以外交官身份从事的是对外交流的工作，也是一名作家，其作品《风雨桐江》被其女儿司马小加改编为电影剧本，由小加的丈夫吴子牛改编成电影《阴阳界》和《阴阳界》，名噪一时。

当然还有说他是被诬陷的。还有说他与1961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曾昭科被捕有关。

至于周榆瑞离开大陆则是一个迷。

有说他是1950年代离开的，有说他是1960年代离开的，也有说他欲往台湾省而未得批准则直接到了英国不久就去世。

据当事人回忆，1966年，周榆瑞曾经到过台湾，李敖当时与他有所过从；1972年，董建华之父董浩云曾经在元旦之日邀请周榆瑞夫妇一同用餐；1976年，余光中访问英国时，周榆瑞曾经陪同游览。

他有一篇奇文叫《彷徨与抉择》，登载在《明报》上，可能宣示了他的政治态度。

他的诗作由好友卜少夫编为《周榆瑞在人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