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1928年10月21日-2017年12月14日），出生于江苏南京。余光中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的创作，称此四项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被誉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

1947年开始，余光中先后就读于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1950年6月9月，余光中考进台湾大学外文系。期间，他发表了处女作《舟子的悲歌》（诗集）。1954年，余光中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创“蓝星诗社”。1957年，余光中又出版了译作《梵高传》和《老人与海（李继宏译）》，并于次年赴美进修。学成归国后，余光中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台湾政治大学。1963年，散文集《左手的缪斯》出版。1974年，余光中的诗集《白玉苦瓜》和散文集《听听那冷雨》出版。同年赴香港特别行政区，从此开始十年的沙田山居。任教期间，余光中写下《牛蛙记》《吐露港上》等散文（后收录于纯散文集《记忆像铁轨一样长》）；翻译了王尔德三幕喜剧《不可儿戏》。1985年，余光中回到台湾省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从此定居高雄市。1992年开始，他的译作《温夫人的扇子》《理想丈夫》、评论集《从徐霞客到梵高》相继出版。

2017年12月14日，余光中在台湾省高雄市辞世，享年90岁。其遗体火化后，被安葬在台湾高雄市内门区龙岩生命园区。他曾获台北新闻局金鼎奖歌词奖、吴三连文学奖散文奖、百年新诗贡献奖——创作成就奖等诸多奖项。

1928年10月21日，余光中出生于江苏南京。他生在重阳节，因此自称是“茱萸的孩子”。

1937年，日本制造南京大屠杀，余光中的母亲孙秀君带着他，开始了逃亡生活。正是因为经历过抗战的灾难岁月，余光中对抗战文学很感兴趣。辗转到上海市时，余光中被安插到一所小学念书，四年级的他开始接触英文，开始了他的英文启蒙。1940年秋天，11岁的余光中进入位于四川江北县悦来场的南京青年会中学（今南京市第五高级中学）。在初中三年里，他展现了高度的求知欲，读完了《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耳中人》等旧小说，遇到了国文老师戴伯琼和英文老师孙良骥，为他日后的文学奠定了基础。

1947年，余光中就读于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外语系。大一时，余光中开始尝试翻译乔治·拜伦、雪莱的诗并发表在校刊上，还在南京《大华晚报》发表过两首中国古代诗歌。又因战乱再度逃亡，转学到厦门大学，期间，他开始在厦门当地的《星光》《江声》两报上发表诗作及评论。随后余光中又随母亲辗转到香港。

1950年6月，他跟随母亲到台湾，9月考进台湾大学外文系三年级。在这里，余光中与梁实秋结下了一段深厚的师生情谊。余光中1952年发表的处女作《舟子的悲歌》（诗集）的序便是梁实秋所写。对于该作品，梁实秋给予了高度评价。1954年，余光中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同创办蓝星诗社，对抗纪弦为首的现代诗社，反对“移植西洋的现代诗到中国的土壤来”，并表达对五十年代初期台湾报刊上的反共八股诗潮的不满。1954年底，余光中的第二本诗集《蓝色的羽毛》由蓝星诗社出版。两年后，他与表妹范我存结婚。1957年，重光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余光中的《梵高传》和代替余光中毕业论文的《老人与海（李继宏译）》两本译作。

1958年，余光中赴美国爱荷华大学进修。就读期间，写下了他的第一篇散文《石城之行》。安格尔老师讲述艺术家伍德找到自己的题材并创造自己风格的艺术生涯，为摸索中的余光中指明了一定的方向。回到台湾后，他应邀主编《现代文学》和《文星》的诗稿，同时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台湾政治大学。此时余光中在诗歌创作上主张回归传统，发表自由诗《天狼星》，因与诗人洛夫意见不合发生争论。

1960年，余光中的诗集《万圣节》《钟乳石》相继出版。1963年，散文集《左手的缪斯》出版。同年，余光中发表了论文《剪掉散文的辫子》，这是余光中倡导“散文革命”的纲领性文献。期间，余光中发表《论明朗》《迎中国的文艺复兴》，倡导中国化的现代诗的创作，力求中西融合。

1964年，诗集《莲的想象》出版。同年，应美国国务院之邀，赴美讲学，先后授课于伊利诺亚、密歇根、宾夕法尼亚、纽约四州。在美期间，余光中完成了新诗《敲打乐》的创作并出版散文集《逍遥游》。回到台湾后，余光中升任台湾师范大学，相继出版了散文集《望乡的牧神》、诗集《在冷战的年代》《天国的夜市》等。

1971年，余光中思乡情切，在台北市厦门街的旧居里写下诗歌《乡愁》（后收录于诗集《白玉苦瓜》）。这首诗在海内外华人间被广为传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次年，余光中应邀访问大洋洲，应世界中文报业协会之邀，赴香港特别行政区演讲，同年担任台湾政治大学西班牙语系主任。

1974年，余光中的诗集《白玉苦瓜》和散文集《听听那冷雨》出版。同年，他携妻女赴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任教，从此开始十年的沙田山居。任教期间，他写下了《论中文之西化》《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白而不化的白话文》等“批判西化”的论文，剖析“恶性西化”产生的原因，倡导尊重汉语发展的规律，中西结合，从而做到“善性西化”。他与学者蔡思果、梁锡华、黄维梁、黄国彬等在学术上交往频繁，形成了著名的沙田文学流派。其中，余光中是沙田作家群体的核心代表人物。

1978年冬天至1985年夏天，余光中写下了《牛蛙记》《吐露港上》《春来半岛》《送思果》等散文，皆收录于纯散文集《记忆像铁轨一样长》。他还创作了诗集《与永恒拔河》《紫荆赋》《隔水观音》。其中，余光中出于对王尔德（Oscar Wilde）的妙语警句的喜爱，于1983年翻译了王尔德三幕喜剧《不可儿戏》。

1985年，余光中回到台湾省高雄市，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外文研究所所长，从此定居高雄市西子湾。1987年，散文集《记忆像铁轨一样长》问世，同时，译作《不可儿戏》由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1990年9月，余光中担任中华笔会会长。次年，他为纪念与夫人范我存结婚35年，创作了诗集《三生石》，其中包括《当渡船解缆》《就像仲夏的夜里》《找到那棵树》《红烛》四首诗。

1992年9月，应北京中国科学院外文研究所之邀，前往北京讲学。此后，他几乎每年都会到大陆讲学，还被山东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同年，他的译作《温夫人的扇子》问世。次年，余光中先后主持“梁实秋散文奖”“《联合报》短篇小说奖”以及“《中国时报》散文奖”评审，随后出版了他的评论集《从徐霞客到梵高》和戏剧译作《理想丈夫》。

1998年10月28日，70岁的余光中，同时在《联合报》《中国时报》《中央日报》《中华日报》《自由时报》《新闻报》《联合文学》《幼狮文艺》《明道文艺》共发表十五首诗、一篇散文。此后，余光中应邀任新加坡“金笔奖”评审并于新加坡大学讲演。2006年4月，余光中参加母校厦门大学八十五周年校庆，作演讲并获厦大荣誉教授名衔。2013年10月，上海电影博物馆举行《他们在岛屿写作》“诗歌之夜”朗诵会。在朗诵会上，余光中朗诵《红烛》——他写给夫人范我存的结婚35周年纪念诗。2015年11月，余光中文学馆在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开馆。

2017年，余光中急性脑中风，住院期间并发肺部浸润症状且持续恶化，于12月14日过世。享年90岁。其遗体火化后，被安葬在高雄市内门区龙岩生命园区。

余光中的创作跨域了诗歌、散文、评论、编辑、翻译五大领域。其中，他的诗歌题材浩阔，包罗万象，生老病死、战争爱情、春夏秋冬、风花雪月、咏史怀古等人性、生活、社会、历史等内容皆被遣入笔端。代表作《乡愁》更是被选入中国中学的语文课本。

余光中在创作时，将传统融入现代，克服了早期现代派象征体诗因异质文化色彩过浓而被本土文化排斥的毛病，承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破译余光中诗歌意象，可以弄懂中国文化基因的很大一部分。他的诗不仅广泛流传于中国海外华人世界，同时被翻译传播到西方。其代表诗作《乡愁》穿透时间和地域的区隔，以强烈的怀乡的情感，打动亿万华人。以至于有一种说法是“凡是有华人脚印的地方，就会响起《乡愁》的吟诵声。”余光中诗歌作品中的家国情怀，塑造了全球华人所共通的归属感和家园感，是全球华人的共同文化记忆。

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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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兼擅诗歌、评论、散文创作，他既有理论，又有创作实践，为散文领域的革新做出巨大的贡献。从1963年《左手的缪斯》出版至1994年《从徐霞客到梵高》问世，余光中先后创作了100多篇散文作品。

余光中的散文亦中亦西，中西兼容，以中为本，西为中用，努力建构中文散文写作的新形态和新秩序。他以现代人的目光、意识和艺术手法，描写现代社会的独特景观和现代生活的深层体验，成就了散文一体的现代风范。

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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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的文学翻译品种十分丰富，不仅有戏剧和传记翻译，还有诗歌翻译、小说翻译和自译诗。他的译著中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是译诗，尤其是英诗汉译作品。余光中的译学思想别具一格，对推动文学翻译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余光中参与翻译的《美国诗选》自1961年首版后，几十年间在中国两岸重印再版了十几次之多（大陆版1989年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发行）。他一生严谨治学，为中西学术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原地区海峡两岸翻译事业的蓬勃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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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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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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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的创作蕴含浓厚的文化乡愁，他的“乡愁”脱离了地理束缚，不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怀念。他抒写了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漂泊台湾的无根者的悲情，表现的是一种心灵中的忧伤、精神上的痛苦。如《乡愁》中“我”的几种思念，在时间的纵向波动中，化作不同时期不同对象各在一端、相见不得的无奈。

余光中往往将着陆点定位在民族精神的根基上，以儒家人格所特有的民族本位的忧患意识去关注人生、社会和祖国。他往往把思乡亲情同对民族和国家的怀恋之情融为一体，散文《从母亲到外遇》就充分展现了他思念祖国，盼望祖国统一的满腔热情。

余光中的思想中融合了中国传统思维与西方现代文化。这与他的中西皆有的文化背景紧密相关，他曾系统学习、研究、翻译并教学英美文学，受西方现代文化的侵染，如在英译汉上，余光中讲求“善性西化、西而化之”，他认为在翻译时既要保留中文的常态，又要适当吸收英文的表达方式，而非仅仅止步于两种文字的对比转换，译文的语言应该是经“对话一妥协一融合”的程序而产生的新语言，需要考虑读者的接受和译文的美学效果。

另一方面余光中成长中又受到包括儒道释等在内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传统文化的熏陶。但中华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客观上具有双重属性，直观逻辑具有冲突。而余光中在其文学创作中的处理上，将中原地区传统文学置入现代性的架构里面，使得两种文化不断融合创新。这一融合思想使得余光中的视野宽阔，在纵向挖掘千年历史文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反思西方现代文明的异化问题和人类前途。诸如其作品《透视》写的就是物化的人心灵的空虚和失落。而在接受现代化的洗礼之后，余光中回归传统，对传统其再认识、再估价、再吸收的思考。

余光中有着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中对理想人格和对生命价值意义的追求。余光中独钟于莲飘然不群的风范和情操，表现出一种诗趣的追求，莲中包含着余光中的人生哲学和生命理想，是一种理想的道德情操和人格的追求。余光中将西方的主体性精神与对生命价值的追求融于创作之中，如《双人床》中的情调和气氛，正因为战争剥夺爱的权力，所以在死神降临之前洒脱地把握现在，追求人生应有的幸福和价值，追求纯净的生命意义便有着别有意味的永恒。“king size”是一种象征，是生命哲学形象化的体现。

余光中有着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源远流长的人道主义的博爱精神。他笔下的温情不仅有男女情爱、母子亲情，更重要的是对于整个世界、全部人类的大悲悯情怀。他有着对同胞生命的终极关怀、对生活苦难的关切以及对无助弱者的同情和帮助。这一精神不带功利性，也不受人际关系的影响，是发自内心的仁爱和同情，具有平等性。在《一枚铜币》等诗作中，余光中始终表现出对平民百姓由衷的关爱和认同，他将关注的视界投向陌生人，将对于整个人世的关照投向了具体的客体。

余光中的“物与”思想体现在对自然界的吟咏，他从对大自然的歌颂，对自然被损害的深厚同情，由仁民爱物思想而产生的人与物的对比，进而产生对自然界流露出向往之情。他责备人类对环境的破坏，说臭氧层蚀穿这类“天灾无非是人祸的蔓延”（《祷女娲》）；尽管20世纪科技发达，文明进步，然而，有时“惶恐的人类无告又无助”（《欢呼哈雷》），备受种种威胁。

余光中最初的诗歌创作受中国古典诗词的影响，他1952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舟子的悲歌》（1949—1952）中洋溢着浓郁的传统气息。如《算命瞎子》，“凄凉的胡琴拉长了下午，偏街小巷不见个主顾；他又抱胡琴向黄昏诉苦：空走一天只赚到孤独！”其外在的诗形上符合传统的严谨格律，内在的韵律上不如后作流畅成熟。余光中这一时期的诗作受到臧克家的影响，《舟子的悲歌》除了写瞎子，还写了船夫等下层劳动人民的形象，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50年代中期受现代主义的影响，余光中开始了现代主义诗歌的创作。从《钟乳石》（1957—1958）到《万圣节》（1958—1959）是他创作现代主义诗歌的大胆实践。

余光中在散文创作中融入了现代主义诗歌的表现技巧和方法，具有着鲜明的“以诗为文”的特色。首先，余光中将白话、文言文、欧化语三者融合，甚至掺杂方言俚语，使语言更加平实化，富有“弹性”。其次，“以诗为文”并不主张文体之间有绝对的界限，符合“弹性”的文体特点。此外余光中构造散文的意象时借鉴了现代诗变形、夸张、象征的手法。在他的笔下体现的是一个现代主义诗人丰富的想象。

1960年初余光中开始对现代主义进行深刻的反思，从现代主义的影响中解脱出来，开始回归传统，步入“新古典主义”时期。余光中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反叛传统”又“并不忽视传统”的双重性特质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其此时的诗有着深厚传统背景的“现代”和“现代”关照下的“古典”特征，呈现出了一种开放的态势，形形色色的人被余光中融入笔下，如失去了健康身体的抗日老战士：“年年七七/那老伤口就回过头/就回头来咬他。”（《老战士》）失去了老伴的阿善公：“阿善婆死后常常就那样/下午一蹲就矮成了黄昏”。（《阿善公》）有浪迹江湖的民歌手：“多少靴子在路上，街上/多少额头在风里，雨里/多少眼睛因了望而受伤/我是一个民歌手”。（《民歌手》）

到了《莲的联想》，余光中的诗中保持着一定的传统格律的同时，表现出“活泼”的特征。虽然还保持着四行一节，但是不同的节的内部结构不再保持高度一致，而且句式更活泼，更接近口语的错落生动。在莲池前，随着意识的流动，他从爱情再到战争、虚无，最后感知到“禅”，表现出古典精神与宗教悟性相结合的特征。

《珍珠项链》也是如此，“每一粒都含着银灰的晶莹温润而圆满，就像有幸跟你同享的每一个日子每一粒......每一粒牵挂在心头的念珠串成有始有终的这一条项链依依地靠在你心口，全凭这贯穿日月十八寸长的一线因缘”。该诗既有西方诗行的长短不同，长而不冗不乱的特点，其中的“莹”“幸”和“链”“缘”又兼顾了中文诗中的押韵。

70年代后，余光中开始力图建立现代诗的三维空间：纵的历史感，横的地理感，纵横交错而成的现实感。《白玉苦瓜》是余光中艺术成熟的象征，即是余光中将现代派的三度空间，即纵的历史感、横的地域感、纵横相交的现实感，融合在具体的民族特有的时空地中的产物。

余光中用一个台湾故宫博物馆珍藏的白玉苦瓜为艺术形象作为延伸，具有高度象征性。在《白玉苦瓜》中，余光中将“苦瓜”的成长曲喻五千年古国文化历史的成长，同时也可以象征吃了中国母亲乳浆的余光中本人。咏生命(概括苦瓜、祖国、母亲、艺术和诗人本人)曾经是瓜而苦，如今经艺术的巧腕成果而甘，向永恒引渡。

再如《听听那冷雨》，通篇写雨写离愁，有着浓重的乡愁韵味，余光中顺势将这种情感迁延为对历史与现实的唱叹：“雨里风里，走人霏霏令人更想人非非。想这样子的台北市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

在《乡愁四韵》一诗中，余光中大量采用“长江水”“海棠红”“腊梅香”等中国传统的象征性符号，营造出凄凉迷茫的意境，表露余光中对大陆故土的怀念，整首诗充满回归情怀。

以上奖项按序参考资料：

台湾现代散文家梁实秋曾评说：“余光中右手写诗，左手写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

现代诗人罗青道：“回顾文学百年，余光中乃凤毛麟角，余光中的美德是不吝赞美别人，他的名字翻成白话就是“我来世上发扬光大文化中国”。

翻译家金圣华对余光中赞不绝口：“余光中虽然自谦翻译只是‘写作之余的别业’，然而，这‘别业’余绪，比起许多当行本色翻译家的毕生成就，不论规模或影响，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时任国务院台办发言人的安峰山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余老先生那些充满民族情怀的诗词佳作将为世人所传诵，他积极参与两岸文化交流，反对文化“台独”的作为也会被传承。

时任台湾文化部门负责人的郑丽君表示，余光中一生在诗歌、散文、评论、翻译等文学工作的成就，影响深远，是台湾现代文学史上必须铭记的一页。

台湾诗人罗青哲在追悼会上记述余光中生平事迹。“余先生的乡愁，不只是对某事某地某人的怀念，更多是对文化历史的牵挂与传承。”

中国著名诗人流沙河曾对余光中作过高度的评价：“台湾众多诗人，二十年来，乡愁主题写得最多又最好的，非余光中莫属。”“就其主脉，一般而论，余光中的诗作，纳古典入现代，藏炫智入抒情，儒雅风流，有我中华文化的独特的芬芳。”

文学批评家夏志清在《余光中：怀国与乡愁的连续》中评论道：“余光中不单写往日事物，还把回忆的片段，加上书本上读到有关中国的事态，加上在新环境中所经历的那些徒使他倍增乡愁的赏心乐事，一一组合起来，交织成为一个繁杂多样化的形象。”

李敖曾抨击余光中：“像余光中这些诗人，他是骗子，他是弄文字游戏的。过去蒋介石死了，写诗歌颂蒋介石，蒋经国死了，写诗歌颂蒋经国，这是什么诗人？歌颂当权者，这算什么诗人啊？”

余光中的妻子范我存小名叫“咪咪”，是余光中的远房表妹。两人初见就萌生好感，生长在江南的余光中和范我存都喜欢用地道的川语说情话。只要两人独处，就一定讲四川省话，四川对两人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余光中曾说，家庭是讲情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他还亲切地称呼范我存为“袋鼠妈妈”。

在余光中心里，终生对范我存心存感激：“我人生的每一个重大决定都是正确的，妻子选对了，儿女自然就对了。”余光中说，钻石婚必须两个人合作，如果其中有人先走，无论是离婚或早夭都不能成，得两个人都长寿，且不分离。余光中和范我存，结婚超过一甲子，相守一生。

一次，在台湾一项重要文艺大奖中，获奖者大都是黑头发的晚辈，只有余光中满头银丝，年届花甲，非常醒目。于是，余光中在致词中风趣地说，“一个人年轻时得奖，应该跟老头子一同得，表示他已经成名；但年老时得奖，就应该跟小伙子一同得，表示他尚未落伍。”这两句话充满诗意，又饱含哲理，引得满堂喝彩。

在台湾现代诗论战中，唐文标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什么人——论传统诗与现代诗》一文中，公开反对现代诗“西化”和脱离现实的倾向，集中批评了包括余光中在内的三位现代派诗人。随后唐文标又发表《都是在逃避现实中》一文，将现代诗批判推上高潮，整个台湾诗坛为之震撼。

余光中对此的反驳十分犀利，直接将唐文标看作是“仇视文化，畏惧自由，迫害知识分子的一切独夫和暴君”的同类，称唐文标持有“左派文艺观”。余光中因此事引起了台湾诗坛的反感。

在20世纪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中，余光中在台湾《联合报》上发表《狼来了》一文，文中他直指台湾的某些文艺批评和毛泽东的“工农兵文艺”“竟似有暗合之处”，这在当时的台湾引发了高度紧张的情势。余光中也因《狼来了》一文而饱受指责。

2012年，《经济学人》杂志以“bumbler”（失败、搞砸）形容马英九，而余光中则将其解释为“拙”，即大巧若拙、大智若愚的意思。引发了评论者的争论，认为其“媚上”。

余光中的故居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桃城镇洋上村新坂堂，始建于清代，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7年12月29日，余光中告别式在台湾省高雄市举行，两岸暨海外文化界人士、亲友以及学生近千人齐聚为余光中送别。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携夫人周美青、中国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到场悼念，现代诗人罗青哲等多位文人到场缅怀余老的文学风范。

2018年11月30日，由18位台湾艺术家和39位大陆艺术家根据余光中诗文创作的画作组成，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美术馆、重庆图书馆、重庆市文化交流中心、中华民族团结协会承办，由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重庆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办的《永远的乡愁——余光中诗书画纪念展》在三峡博物馆开幕，共计70件作品，向观众呈现余光中永远的“乡愁”。

为讲述余光中生平及创作，展厅除书法、画作等作品展示外，还设置了视频播放区。

在余光中的故乡福建省永春市，来自当地政府、文学界、学校的200多位代表在余光中文学馆内的乡愁剧场，用朗诵诗歌的方式缅怀、追思余光中。追思朗诵会现场，不少文学爱好者接连回忆着余光中诗作对各自的影响，分享与余光中交往故事，赞扬他的品格与才情。

2021年9月1日，为了传承余光中先生的诗歌精神、纪念余光中对自由诗发展和中国两岸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受以余光中的女儿余幼珊为代表的全体亲属的委托，由青海宝玉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承办，诗歌万里行组委会、台湾省《秋水》诗刊社主办的首届“余光中诗歌奖”正式启动，余光中夫人范我存女士担任总顾问。该奖评奖周期为两年一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