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瑞(1914—1969)
江西省吉水县人。一九三0年参加
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转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副主任兼训练部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个人履历
李景瑞于1914年9月出生在江西省吉水县文元村一户贫农的家里。1929年,红军来到李景瑞家乡,他当时才15岁,在革命的熏陶下,投身革命,并参加了儿童团的工作,曾被敌人抓去关押拷打了两天两夜。1930年9月,他报名参加红军,从此开始了南征北战的戎马生涯。同年11月,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11月,他被部队选送到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即今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习无线电报务,次年5月毕业,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以后,因工作需要,他先后被派到第三十四师、少共师、粤赣军区、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红二
方面军、
中国工农红军援西军、四方面军等部队的电台工作过。在那最艰苦的年月里,不论组织上派他到哪里,也不管是叫他干什么工作,他都愉快地接受,很好地完成,从不知道苦和累。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十四师电台报务员,
中国工农红军少共国际师电台报务员,粤赣军区电台报务主任,军委电台报务员,红三军团电台代报务主任,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电台报务主任,
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电台队长,援西军电台队长。参加了
长征。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任
八路军第129师三八五旅电台队长,
新四军第一支队电台中队长,苏北指挥部电台总队政治委员,
新四军第一师通信科科长兼电信大队大队长,第三科科长,苏浙军区司令部第三科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军区通信局副局长兼华东野战军通信科科长,第三野战军通信联络处处长兼政治委员。
1934年景瑞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
陕北地区后,先后跟随贺龙、刘伯承转战于晋豫等根据地。1938年5月,调回延安军委三局高级训练班学习,9月因前方电台急需,故未毕业就被派往
新四军一支队任电台队长。1939年11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他担任电台中队长。1940年7月,随主力北上;成立了
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被任命为通信科长。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全军编成7个师,李景瑞随一师粟裕师长到达苏中,任一师通信科长兼电讯大队长。1946年成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时,任通信局副局长兼野指通信科长;7月,被任命为华东军区通信处长兼政委,以后改为第三野战军通信处长兼政委。l950年,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通信处长。1955年,被授于少将军衔。1956年7月,任命为总参通信兵部副主任,同时兼任国家
第四机械工业部收音机工业总局副局长。1964年7月,离职休息,因积劳成疾,此后一直住在医院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于1969年4月6日与世长辞,终年仅55岁。
光荣事迹
李景瑞将自己的一生全部献给了党的通信事业,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确保历次战役战斗的通信联络任务而呕心沥血,为我军
通信兵的组织建设和发展壮大,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精力。他是
新四军通信工作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我军通信兵的优秀指挥者。
早在
中国工农红军时期,李景瑞同志在工作和战斗中都表现突出,红军在强渡
金沙江前,他主动请求到最危险和最艰苦的前卫部队三军团十三团的电台去工作。到那里后,部队断粮,他不顾危险外出去找粮食,帮助前卫部队战胜了饥荒,并保证了电台对各方面的正常联络。到达
陕北地区后,李景瑞在参加奇袭阳明堡机场的作战中,在前沿精心组织通信联络,保证了战斗的顺利指挥,此役我军一举击毁敌机20架,震惊中外。
1938年9月,军委指派李景瑞同志到
新四军第一支队任电台队长,这时的新四军是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刚刚组编起来的,通信工作毫无基础,几乎什么器材都没有。李景瑞不怕困难,他以坚韧的意志和优良的技术,跟随陈毅司令员挺进
江南,参加了几十次作战,想方设法保障了通信联络。1939年冬,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由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统一指挥第二、四、六团,新三团,江南抗日纵队,丹阳游击纵队和其他
地方武装。李景瑞被任命为江南指挥部的通信科长兼电台中队长,他重视培养人材,积极向敌占区采购通信器材,由于采取了各种积极的措施,通信队伍不断扩大,电台也有了好几部,已能配属到团,同时,开办了司号训练班,步骑通信分队也开始建立,初步满足了作战指挥的需要。1940年10月初,李景瑞在苏北指挥部,负责组织
黄桥战役的通信联络,他首次采取有线电、
无线电结合运用的通信方法,在战斗打响前,迅速架通了指挥部与三个纵队之间的电话、电台联络。由于电话畅通,当敌
韩德勤部进入我预设地域时,保证了粟裕司令前线指挥的畅通。这是
新四军在作战中首次大量使用有线电通信的开端。
1941年,李景瑞任新四军一师及
苏中军区通信科长兼电讯大队长。这时,根据地的
武装力量已划分为主力军、
地方部队和
地方武装三部分。苏中军区的地域东到
东海,西至运河,南濒
长江,北到
东台市,地幅辽阔,部队分散,并要兼顾党政机关的通信,通信联络的任务很重。李景瑞根据当时的客观实际,一方面加强各级通信的组织工作,另一方面抓紧技术人员和器材装备的建设,逐步把电台配到主力团,党政机关和报社,另各旅(分区)配有1—2部机动电台,供地方独立团在作战中使用。有线电已普遍在军区、分区机关的内部使用。为了实施多种通信手段同时保障指挥,全区还建立了传递通信网,称为“通信联络站”(以后改称“兵站”),军区设总站,各分区设分站,每40—50华里设一支站,交通人员选自当地的抗日积极分子或
地方武装,他们熟知地形道路,了解周围敌据点情况及其活动规律,以村民身份为掩护,采取接力方式传递文件、情报,护送人员、物资。这种通信站遍布全区,安全可靠,收到了良好效果,受到粟裕师长的肯定和表扬。在通信建设方面,李景瑞同志特别重视对电台报务、机务人员的培养。他在这一时期,先后开办了三期
无线电训练班,亲自兼任训练班主任,共培养了近百名报务人员,这些学员以后都成了军队通信的骨干。李景瑞同志为了克服苏中电台与延安党中央电台联络时距离远、信号小的困难,曾亲自动手和机务人员一起苦战几个昼夜,试制成一部同时用两个
电机供电的大功率
发射机。1944年东桥战役中,我军缴获日军一部小型超短波电台,李景瑞拆开机器反复研究,然后组织机务人员绘出线路图,仿制原件,终于制成三部超短波电台,在粟裕师长南下建立苏浙军区时,为保障部队渡江起了重要的作用。
开拓创新
李景瑞在工作中善于联系实际,富有创造性。
解放战争初期,我军作战方式由游击战转变为运动战,实行“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通信工作必须适应部队随时集中、随时分散的需要,当时,敌我通信力量的对比,无论数量和质量都十分悬殊,面对这一情况,李景瑞提出了“加强战场通信联络工作的实施方案”,解决了当时通信联络中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此方案在呈送粟裕司令批准时,受到赞扬。李景瑞在这个方案中第一次提出了有线电通信“自下而上”的组织原则,这和沿袭多年的“自上而下”的传统做法截然相反。这套方案在苏中“
苏中战役”中受到检验,效果良好,从此,有线电通信“自下而上”的原则被全军广泛采用。李景瑞在频繁战斗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提高自己对通信联络的组织指挥能力。那时,
中国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优势兵力和优良装备对我华东战场实施
重点进攻,我军为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连续进行了“
宿北战役”、“
鲁南战役”,“
莱芜战役”、“盂良崮战役”、“
豫东战役”和震惊中外的“
淮海战役”。在这些战役中,李景瑞同志是通信联络的总指挥,他以高度的负责精神,精心筹划各次战役的通信工作,不断改进通信手段,圆满地完成了历次作战的通信联络任务。由于他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淮海战役期间,他组织编写出版的(《通信教材》,使我军的通信工作更加系统化、规范化。
1949年4月,第三野战军奉命强渡
长江,解放全中国。为保证
渡江战役的胜利,李景瑞召集第三野战军各部队的通信科长开会,野战军参谋长张震同志也亲临会议听取意见。在这次会议上,李景瑞和大家一起研究讨论,确定了渡江作战通信联络的组织方法,并编拟了一套适用于渡江和在
江南水网地区使用的((简语电码联络法》。这种《简语电码》是通信部门事先在作战部门的协助下,将渡江作战中常用的和重要的作战行动用无线电码编成密语,电台双方收到后,直接可以报首长或送给作战部门,不需要经过机要部门翻译电文,既迅速又保密,使我军的作战部署和行动方案得到了及时执行。还规定登陆作战的部队和进入敌纵深的部队,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使用
无线电话或步谈机用明语通信。这样,使我军以往缴获的大批美制
收音机报话机和
步谈机发挥了作用。(《简语电码》是我军通信史上的一项贡献,在以后的历次战斗和抗美援朝对敌作战中都发挥了良好的作用。此后经过不断改进和完善,就演变为现在的(《无线电信号》,从此成为我军无线电通信的一种重要方法。
解放后工作状况
全国解放以后,第三野战军
领导机关进驻南京,不久改称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李景瑞任军区通信处长,他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近500个市内电话站,架通了南京通向各方的五条永备电话干线,设置了总收发室和无线电集中台,开办了通信器材修配厂、通信学校,并组建了通信团。……1956年7月升任总参通信兵部副主任后,他肩负了更为繁重的任务,分工负责部队训练、院校工作、军工生产,直到他病重不起,仍挂念着工作。
1966年春,景瑞
肝硬化已相当严重,刚到
大连市去疗养,“造反派”就强令他返回北京参加斗批改运动。来京后由于确实病重,在大连医院的坚持下,只好又让他住进医院,一边治病,一边参加一些斗批运动。其时,他的心情十分郁闷,病情日益加重。原来组织上分配给他的炊事员和公务员又早已被取消,就这样,景瑞只好天天独卧病床,还不时受到“造反派”的冲击,他坚持沉默,仍然是战争年代的刚毅精神和纯洁的
党性。由于病魔和精神的双重折磨,1967年11月中旬,突然病危,人事不省,后来经抢救,病情稍有好转。1969年2月转到上海空四军医院,这个医院当时的条件很差,既没有安静的病房,连单独的卫生间都没有,医院里又分成了两派,开始一位大夫治疗,效果不错,但不久就换了另一位女大夫,她完全否定了原先的治疗方案,使景瑞的病况急转直下,一直熬到了4月6日黄昏,他张开眼睛,深情地望了望刚从北京赶来的
通信兵部领导和战友,慢慢闭上了双眼,从此再也没有睁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