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organ transplantation）是指摘取器官捐献人（供体）具有生理功能的器官的全部或者部分（移植物），将其植入接受人（受体）身体以代替其病损器官的过程。狭义的人体器官移植只包括心、肝、肾等大器官的移植，广义的人体器官移植还包括人体细胞和组织的移植。

应用于临床的器官移植有肾、肝、心、胰、肺、小肠、脾、肾上腺、甲状旁腺、睾丸、卵巢，以及多器官联合移植等。适应证主要包括各种肾病进展到慢性肾脏病（尿毒症）期；各种终末期肝病；各种原因导致的心力衰竭；糖尿病；各类终末期肺部疾病；小肠功能衰竭；深度烧伤及各种原因所致的皮肤缺损，等等。器官移植术前需对供体和受体进行组织配型，主要包括ABO血型测定、淋巴细胞毒交叉配型试验、HLA(人体白细胞抗原)配型等。器官移植术后会发生排斥反应，需应用免疫抑制剂防治，并进行免疫检测。其他常见并发症还有感染、移植器官功能衰竭、心脏移植后的急性运动反应、高血压、胃肠道并发症、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肿瘤等。移植术后患者需定期门诊随访检查，以期早期发现和治疗上述并发症。不同类型的器官移植，存活率存在差异，其中尸体供肾人/肾1年、5年生存率可达95%/90%、90%/80%以上；肝移植术后1年、3年生存率近90%、80%，最长存活时间近40年；心脏移植术后1年、5年、10年存活率分别为87%、74%、60%。

器官移植包含了器官的捐献、摘取、植入过程，每一环节都涉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引发了较一般医疗技术更多的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中国器官移植应遵循以下伦理原则：患者利益至上原则，自愿、无偿、禁止买卖原则，知情同意原则，尊重和保护供体原则等。此外，为了防范器官买卖等危害行为的发生，世界各国普遍重视人体器官移植立法。大多数国家采用统一立法模式，即制定统一的器官移植法法典，如、加拿大、英国等。中国则于2007年通过了《》。

器官移植（organ transplantation）是指摘取器官捐献人具有生理功能的心脏、肺脏、肝脏、肾脏或者胰腺等器官的全部或者部分，将其植入接受人身体以代替其病损器官的过程。其中移植的器官称移植物（graft），提供移植物的个体被称为供体或供者（donor），接受移植物的个体被称为受体或受者（recipient）。狭义的人体器官移植只包括心、肝、肾等大器官的移植，广义的人体器官移植还包括人体细胞和组织的移植。

器官移植必须贯彻自愿和无偿以及知情同意原则，并且医疗机构开展器官移植必须经本机构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简称“伦委会”）审查同意。伦委会由医学、法学、伦理学等方面专家组成，其中从事人体器官移植的医学专家不超过委员人数的1/4。尸体器官移植须经2/3以上委员同意，活体器官移植须经全体委员同意。伦委会不同意的，该例器官移植不得开展。

供体类型不同或所需器官不同，其切取与保存的方法也不同。获得器官的过程主要包括切开探查、原位灌注、切取器官、保存器官和运送。从同一个尸体供体可获取心、肺、肾、肝、膜腺等器官，以及角膜等组织，分别移植于多个受体。

手术阻断器官的血液供应后，细胞在35～37℃温度下短期内即趋向失去活力。为保证供体器官的质量，缩短冷、热缺血时间、低温保存、避免细胞肿胀和生化损伤极为重要。热缺血时间是指器官从供体血液循环停止或局部血供中止到冷灌注开始的间隔时间，这一期间对器官的损害最为严重，一般不应超过10分钟。冷缺血时间则是指从供体器官冷灌注到移植后血供开放前所间隔的时间，包括器官保存阶段。过长的冷缺血时间对移植器官的功能恢复和长期存活率有不良的影响。此外，切取时应尽力避免对供体器官的机械损伤和破坏。用特制的器官灌洗液（0～4℃）快速灌洗器官，尽可能将血液冲洗干净。灌洗的压力保持在5.9～9.8kPa（60～100cmH2O），肝的灌注量约需2～3L，肾和膜腺约需200～500ml。然后保存于2～4℃灌洗液的容器中直至移植。

在临床最为常用器官灌洗保存液有UW（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olution）、HTK（histidine色氨酸keto glutarate）和Hartmann等。Hartmann液多用于器官切取冷灌注，UW和HTK液多用于保存器官。理论上UW液可保存膜腺、肾达72小时，保存肝20～24小时，但临床上大多将器官保存时限定为：心5小时，肾40～50小时，膜腺10～20小时，肝12～15小时。

移植术后受体免疫系统与供体移植物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特异性免疫应答称为移植免疫反应，也称移植排斥反应（transplantation rejection）。临床治疗急性排斥反应分为基础治疗和挽救治疗。基础治疗即应用免疫抑制剂预防排斥反应发生。由于移植物恢复血流后即开始免疫应答过程，因此在术后早期免疫抑制剂用量较大，称为诱导阶段。随后可逐渐减量，达到维持量以预防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称为维持阶段。一般情况下，免疫抑制剂需终身服用。当发生急性排斥反应时，需加大免疫抑制剂用量或调整免疫抑制剂方案以逆转排斥反应，即为挽救治疗。临床常用的免疫抑制药物主要分为免疫诱导用药和免疫维持用药两大类。

主要是抗淋巴细胞的免疫球蛋白制剂，包括多克隆抗体和单克隆抗体。多克隆抗体如抗淋巴细胞球蛋白（antilymphocyte globulin，ALG）或抗胸腺细胞球蛋白（antithymocyte globulin，ATG），主要用于免疫诱导阶段以及逆转耐激素的难治性排斥反应。单克隆抗体：①OKT3，为鼠抗人淋巴细胞表面分子CD3的单克隆抗体，抑制T细胞活性和多种细胞因子的表达。可用于免疫诱导治疗，以及逆转耐激素的难治性排斥反应。②抗白介素-2受体（（IL−2R）的单克隆抗体：如巴利昔单抗（basiliximab）选择性作用于IL-2R，主要用于诱导治疗。③anti-CD20（利妥昔单抗，利妥昔单抗注射液）：最初主要应用于器官移植术后淋巴增殖性疾病。通常利妥昔单抗与免疫抑制剂、血浆置换及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联合应用，抑制B细胞和抗体介导的免疫应答，也用于血型不相容的肾移植和HLA致敏的肾移植，以预防排斥反应的发生。

理想的免疫抑制治疗方案要求既能保证移植物不被排斥，又对受体免疫系统影响最小和毒副作用最少。免疫抑制剂使用的基本原则是联合用药，减少单一药物的剂量以及毒副作用，并增加协同治疗作用。常用三联用药方案为采用一种钙调磷酸酶抑制剂（CsA或TAC）联合糖皮质激素和抗增殖类药物（Aza或MMF）。可根据具体情况增减为四联或二联用药。移植受体均需终身维持免疫抑制治疗，但少数病人在使用较长时期后，可维持极少剂量或完全停用免疫抑制剂，达到所谓的“临床耐受”或“几乎耐受”状态。

术后还需进行免疫监测。临床上常用的监测指标包括：免疫抑制剂（CsA、TAC、RAP等）的血药浓度，淋巴细胞亚群绝对计数、百分比和功能，免疫分子水平等。移植物生理功能的变化是判断排斥反应发生及强度的重要指标。

术后早期容易发生感染性并发症和手术技术相关性并发症。随着手术技术和围手术期治疗水平的提高，术后早期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已经显著下降。此外，由于长期应用免疫抑制药物，器官移植受者容易患移植术后新发肿瘤、移植术后新发糖尿病、高脂血症、高尿酸血症，心血管疾病等并发症。移植术后患者需定期门诊随访检查，以期早期发现和治疗上述并发症。

所有器官移植都面临排斥反应（rejection reaction）。肾移植有超急、急性、慢性排斥反应之分。急性排斥反应是肾移植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典型症状有体温升高，血压增高，尿量锐减或无尿，肾移植区隐痛或胀痛以及下坠感。慢性排斥反应表现为高血压、蛋白尿、四肢水肿，常采取移植肾切除，回到透析治疗。

肝移植急性排斥反应多发生在肝移植术后5～15日，多出现发热、肝区疼痛、移植肝肿大、黄疸等症状，伴血清胆红素、转氨酶、碱性磷酸酶升高，凝血酶原时间延长，多核细胞升高，T管引流胆汁量减少、颜色变淡呈水样等改变。一旦发现上述症状，应及时报告医生，配合医生行抗排斥治疗。

由于移植术后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机体的免疫水平降低，机体对各种病毒、真菌和细菌的抵抗能力降低，容易发生感染（ infection ）。感染最常见的是细菌感染。除全身性感染外，肾移植多见尿路感染，感染是肾移植的重要并发症及死亡原因。肺部、创口和全身感染，多为细菌感染，由于免疫抑制剂的应用，感染的临床征象常被掩盖，原发灶往往不易早发现，主要症状是发热，需常规进行病原学检查和相关的影像学检查。

肝移植术后容易发生各种病原菌的感染，最常见的是细菌感染。早期多在手术切口、腹腔、胆道、肺部等与手术操作有关的部位，中后期多在肺部、中枢神经系统和皮肤。据统计所有肝移植患者中，有66%~83%的患者至少发生过一次感染，多数患者有多次感染，有88%的肝移植患者死于感染。肝移植患者真菌感染的发生率为20%～50%，且90%发生在术后2个月内，真菌感染中80%为念珠菌病，肺部和中枢神经系统真菌感染预后差。

心脏移植后感染是心脏移植后患者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术后1个月内发生感染的机会最大，细菌感染占30%～60%，其中50%为革兰阳性菌感染。

心脏移植后的急性心力衰竭、单纯右心衰竭是心脏移植后较常见的早期并发症，表现为右心收缩无力。其原因可能是受体在长期心力衰竭的情况下，肺动脉阻力不同程度增加，引起肺动脉高压，而供体的右心一直处于低负荷状态。此外，肝、肾移植后都可以发生移植器官功能衰竭。

移植的心脏没有正常交感神经和迷走神经的支配，主要依靠儿茶酚胺循环来维持正常心率。安静时心率多为95~115次/分，为窦房结去极化的固有心率。运动对心率的增加明显低于正常人，且运动心率的极值明显偏低（大约150次/分）。运动恢复期，心率仍维持上升并伴随着儿茶酚胺水平恢复到基线，后逐渐恢复到运动前水平。心力储备低于正常人。

胰腺移植主要的并发症有排斥反应、血栓形成、急性胰腺炎、吻合口漏等。其中血栓形成是胰腺移植的严重并发症，术后遵医嘱预防性使用抗凝药，观察手术切口有无渗血及引流液情况，病人血压变化以及有无皮肤、口腔、胃肠道异常出血倾向。每日监测凝血全套、血常规等指标。

肺移植后的并发症主要有以下几点：①支气管吻合口并发症：包括吻合口开裂、漏气、出血、狭窄等。注意观察胸腔引流液的量、性状及有无气体逸出。血压过高易导致吻合口破裂出血，术后收缩压应控制在100～120mmHg，平均动脉压维持在60~75 mmHg 较为理想，中心静脉压控制在10 cm H2O以内。②原发性移植肺功能障碍：严格控制输液速度，控制出入量，维持体液平衡，使病人处于相对脱水状态。注意观察病人有无呼吸急促、心率加快，血氧饱和度下降、咳大量白色泡沫痰或粉红色泡沫痰，发现异常及时通知医生。③排斥反应：急性排斥反应常发生于术后1周内，临床表现为病人出现胸部紧缩感、压迫感，伴烦躁、乏力、胸闷、气短、体温升高等症状。慢性排斥反应常发生于术后16~20个月后，最早术后3个月就可发生，临床表现为咳嗽、呼吸困难、肺功能减退。

高血压（ hypertension）是移植后的常见并发症，肾移植术后高血压的发生率为80%~85%，约50%或更多的肝移植受者会发生高血压。早期高血压影响移植物的存活，晚期则影响受者的生活质量，同时是导致移植受者发生心血管疾病的一个显著危险因素。移植术后高血压的治疗方案与普通高血压患者相似。移植术后高血压的治疗包括改变生活方式和药物治疗。

治疗目标：不同器官移植患者术后高血压的控制目标不同。器官移植受者应以血压\u003e130/80 mmHg为高血压诊断阈值，实际控制应根据临床情况制定个体化目标。对于老年、合并症较多、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可采取相对宽松的目标，但不应高于140 /90 mmHg；对于年轻、合并症少、肾功能好的患者，可采取较为严格的目标，但不应低于120/70 mmHg。

移植术后患者胃肠道并发症（ ulcer complications）的发生率高，包括食管、胃、肠的炎症、溃疡、出血及腹泻等。随着移植术后激素的用量趋于减少，消化道溃疡、出血和穿孔的发病率已经有大幅度的下降。

消化道溃疡及出血：移植术后由于长期应用激素、CsA或TAC及MMF等，这些药物均对胃部有明显的刺激作用，加之手术、严重感染等并发症，均可造成消化道慢性炎症、溃疡等。治疗首选质子泵抑制剂，如轻症可选择奥美拉唑肠溶片、埃索美拉唑肠溶片。由于雷尼替丁及法莫替丁等对CsA或Tac的药物浓度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在应用时应慎重考虑。病情严重者可选择静脉用质子泵抑制剂、去甲肾上腺素、奥曲肽及垂体后叶素。

腹泻：是移植术后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其病因复杂，治疗也有相应的特殊性。移植术后腹泻常见病因有：①肠炎，包括细菌性腹泻、真菌性腹泻、病毒性肠炎（巨细胞病毒、轮状病毒）等各种微生物感染导致的腹泻；②非感染性腹泻，包括免疫抑制剂相关性腹泻和抗生素相关性腹泻。治疗包括对症治疗和针对腹泻病因治疗。对症治疗包括饮食处理（轻、中型腹泻予清淡流质或半流质饮食，重型伴呕吐者可暂禁食）、口服或静脉补液纠正水电解质紊乱，所有患者均给予肠黏膜保护剂蒙脱石散，对于功能性腹泻引起严重水样便者给予止泻治疗，根据大便涂片选用活菌制剂改善肠道微环境。针对腹泻病因治疗包括抗生素的使用和免疫抑制剂的调整。明确免疫抑制剂相关的腹泻患者，在严密监测下减量或停用免疫抑制剂，或用其他免疫抑制剂替代。例如，在肾移植受者中，明确是霉酚酸胶囊相关的腹泻，可以将其减量，或者替换为麦考酚钠肠溶片，若腹泻仍未好转，可以用咪唑立宾来代替。

高脂血症（ hyperlipidemia）是实体器官移植术后的常见并发症，也是诱发心血管疾病造成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心脏移植术后高脂血症的发生率高达93%，肝脏移植为66%，肾移植为60%，肺移植为52%，积极干预控制血脂异常，对于降低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提高受者生活质量和延长生存时间具有重要意义。

治疗目标：器官移植受者的降脂治疗目的，除了防治心肌缺血，另一重要目的是防止继发于高脂血症的血管病变造成的移植物功能减退和丢失。所以除了根据是否已经存在心血管危险因素结合血脂水平评价患者之外，还必须考虑移植物功能和免疫抑制剂的使用情况，全面判断和评估后决定血脂的目标水平及采取何种措施和方案。

移植后糖尿病（ post-transplantation DM ）是器官移植术后严重的长期并发症之一。移植后糖尿病的发生可以引起移植物功能减退、感染，严重影响肾移植受者的长期存活率。移植后新发糖尿病是移植受者心血管疾病发病率及死亡率增加的主要决定因素。

治疗目标：移植后新发糖尿病与普通人群糖尿病患者的处理原则基本相似，即运动加饮食控制、口服降糖药物治疗和注射胰岛素治疗。空腹血糖控制目标为\u003c7mmol/L和糖化血红蛋白\u003c7%。

高尿酸血症（ hyperuricemia）是常见的器官移植术后并发症，其发生率与器官移植类型和免疫抑制剂种类有关。利尿剂、环孢素A、糖皮质激素是移植后引起高尿酸血症常见的高危因素。高尿酸血症容易导致尿酸在血中过饱和，尿酸钠结晶沉积在关节软骨、骨膜和周围组织中，导致痛风。还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和肾脏疾病的发病风险，对于慢性移植物失去功能和移植后高血压的发生具有促进作用。

治疗目标：对于无症状高尿酸血症患者仅需改善生活方式，如健康饮食、戒烟、坚持运动和控制体重等；对于发生痛风的患者，需积极控制急性痛风性关节炎，并在间歇期给予药物预防复发。无症状患者合并心血管危险因素或心血管疾病时，血尿酸值\u003e8mg/dl应给予药物治疗；无心血管危险因素或心血管疾病的高尿酸血症，血尿酸值\u003e9mg/dl应给予药物治疗。

器官移植受者术前存在终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长期的慢性疾病消耗已对骨骼造成严重影响，术后应用的免疫抑制剂具有造成骨质流失的副作用，使得骨质疏松（osteoporosis）成为器官移植术后的常见并发症。

治疗目标：具有骨质疏松症风险的移植受者应适度活动，放弃不良的生活习惯（例如抽烟、酗酒），食用富含钙、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推荐器官移植受者每天摄入1000mg钙和不少于400IU的维生素D。建议定期监测尿和血钙的水平。

长期的免疫抑制状态使得恶性肿瘤的发病风险较普通人群平均升高3~4倍。还会发生某些特异性的肿瘤（malignancy ），如淋巴癌、皮肤鳞状细胞癌、Kaposi肉瘤、恶性黑素瘤以及罕见的皮肤神经内分泌癌（Merkel细胞癌）。皮肤癌的发生与过多暴露于阳光和AzA治疗有关。CsA和TAC与移植后的淋巴增殖性疾病有关。

针对移植术后恶性肿瘤的诱发因素进行有针对性的预防。这些措施包括：①根据术后存活时间，逐渐减少免疫抑制剂的剂量；②使用个体化的免疫抑制方案；③预防病毒感染；④避免过度日光暴晒，出门时随身携带遮阳伞，必要时使用防晒霜。

移植术后并发恶性肿瘤的患者，早期诊断和正规治疗是影响其预后的关键。对于已经确诊的患者，同普通患者一样，外科手术切除是首选方案，也可配合放疗、化疗等临床手段使其达到临床缓解。与普通肿瘤患者不同的是，移植术后的肿瘤患者需要及时将免疫抑制剂减量，以减缓肿瘤的发展。当然，减少免疫抑制剂的过程还应兼顾控制肿瘤和预防排斥的平衡，实行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随着器官移植效果的逐年提高，出现了大批恢复正常生活和工作的长期存活者。

器官移植是人类关于自身的成果之一。它先后经历了幻想阶段、实验阶段、临床阶段三个阶段。

在古代社会，人类就产生了用组织器官代替有疾病的或受损的组织器官的朴素想法。中国战国时期的《》中就叙述了大约公元前430年为两人互换心脏以治病的故事。348年西方拜占庭时代，有用取尸体下肢移植治疗下肢坏的文献记载。证实在、、罗马、南北美、、中国均有零星牙齿移植的记录。

18世纪，陆续有器官移植的实验报道。如的Joimtluuter报道了鸡睾丸的自体移植，Biggey报告了给两只成功进行了同种异体角膜移植。此外，还有皮肤、肌腱、神经、软骨等移植实验及报告。因当时的移植不吻合血管，所以移植难以存活。1903年亚历克西·卡雷尔（A.Carell）发明了血管缝合术，为器官移植扫除了第一道障碍，之后卡雷尔进行了包括心、肾、脾、卵巢、肢体的动物器官移植实验，但当时排斥反应尚未被认识，仍无法使移植物长期存活。受带血管的动物移植外科技术成功的鼓舞，1936年的瓦列诺夫（Voronov）首次将器官移植试用于临床，为一例患者移植尸体肾，受者于术后48小时死亡。此后，苏、法、美等国的医学专家也数次进行过肾移植，均因宿主排斥而未能较长时期存活。

1954年，的医学家约瑟夫·穆雷（Joseph Murray）成功完成了第一例同卵双生同胞间的肾移植，病人比较长时间存活，这是移植医学史上首次获得的有功能较长时间存活的病例。同时，也使研究者意识到了器官移植中的免疫学问题，并着手进行研究。1958年道塞特（Dausset）发现了第一个白细胞抗原，从此揭开了HLA研究的序幕。1959年Murray和法国的汉堡包各自为异卵双生同胞施行了肾移植，受者以接受全身X射线照射为免疫抑制，使肾移植后有功能并长期存活。1962年Murray改用作，进行尸体肾同种异体移植获得长期存活。这三次不同类型的肾移植获得成功，标志着现代器官移植时期的开始。

在临床肾移植成功的带动下，20世纪60年代陆续开展了人类各种同种器官移植。1968年通过了脑死亡哈佛标准，促进了临床器官移植外科的稳步发展。此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器官移植案例有：1960年Woodruff的全脾移植；1963年Starzl的原位肝移植，Hardy的肺移植；1964年Hardy的异种（猩猩）心脏原位移植；1967年Barnard的同种心脏原位移植；1980年Lacy、Kostianovsky的移植；1981年Reitz的心肺联合移植；1983年Williams，Starzl的腹部多器官移植。

20世纪的后20年，随着外科学术的发展、强有力的的问世、器官和细胞分离保存技术以及移植免疫学基础的发展，人体器官移植技术成为脏器功能衰竭终末期的有效、常规性治疗手段。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器官的移植取得了重大进展：临床应用最多的3个大器官移植，有功能存活率呈现大幅度提高。肾移植存活率达95%以上，心、肝移植存活率分别达到90%和80%以上，出现了大批10年，甚至20年以上的长期健康存活群。至1997年底，全世界施行的人体三大器官：心、肝、肾移植累计数已超过50万例次，其中心移植4万例次，肝移植6万余例次，肾移植40万余例次。

在中国，器官移植始于20世纪50年代，研究人员先是在动物身上做了大量的实验，然后在60年代由教授在国内率先开展了肾移植手术。有系统、有计划的大量动物实验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70年代末，中国器官移植开始加快了步伐，90年代进入快速发展期。尽管中国器官移植工作起步比国外晚了10年，但国际上所有类型的器官移植，中国都能施行。而且，在某些领域具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胚胎器官移植、细胞与组织移植成为中国器官移植的优势。

为了防范器官买卖等危害行为的发生，世界各国普遍重视人体器官移植立法。大多数国家采用统一立法模式，即制定统一的器官移植法法典，如于1968通过了《统一组织捐献法》，又于1984年颁布了《全美器官移植法》，加拿大、英国、法国、、新加坡、瑞典和等国也采用这种模式。中国于2007年通过了《》，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也对人体器官的捐献作出了规定。

器官移植的成功，被称为20世纪人类医学史的三大里程碑之一。但这一技术包含了器官的捐献、摘取、植入过程，每一环节都涉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引发了较一般医疗技术更多的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需要完备的伦理原则和法律规定进行调整和规范。总体来看，人体器官移植技术是能够得到伦理辩护的。第一，器官移植技术被创造和应用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患者生命，减轻患者痛苦，延长人类生存时间，其目标本身就是“善”的，符合人类的道德善。第二，在人体器官移植中，无论受体还是供体方都得到了幸福。第三，人体器官移植时，必须由供体将器官自愿捐献给受体，且绝大多数国家都要求无偿捐献。因此，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实施，体现了“利他”的社会正向价值观。

在得到基本伦理辩护的同时，人体器官移植也具有较一般医疗技术更多的伦理争论。第一，器官移植，例如头颅和异种器官移植、转基因器官移植等引起此人是否还是此人的人格统一性争论。第二，器官移植手术的研究开发费用高昂，但只有部分人得益，存在不公平。第三，器官移植技术催生了许多社会问题，如器官买卖“黑市”的出现。

中国器官移植应遵循以下伦理原则：患者利益至上原则，自愿、无偿、禁止买卖原则，知情同意原则，尊重和保护供体原则，保密原则，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器官移植的难题之一是供体严重不足。器官供不应求是已经开展器官移植各国的一个普遍现象。每年做肾移植3500~4000人次，而要求接受肾移植的逾万人。中国有2000万盲人渴望重见光明，但每年只有400人有幸能做角膜移植，比例是5000∶1。显然，可供移植的器官短缺，已经成为器官移植中一个伦理争论的焦点问题。器官移植的供体，其来源是活体供体、尸体供体、胎儿供体、异种器官供体、克隆器官供体等，都涉及诸多伦理问题。

活体受体主要是受体的亲属、配偶，有的国家还包括自愿捐献的人，由他们来捐献出供体需要的器官和组织。因为是在活人身上实施，活体器官移植存在着更大的伦理质疑之声。主要包括：①对供者的伤害，这种伤害包括身体和心理的伤害。②知情同意权不能得到保障，尤其在家庭主义色彩浓厚的社会背景下，来自家庭各方的压力可能会使成员无法表达自己真正的愿望。

从世界范围来看，尸体器官是构成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这也是是伦理上争议较少的一种器官来源方式。一个人在死亡后，器官捐献出来用于救治他人，在道德上是一种高尚的利他行为。对这种行为的鼓励、宣传和褒奖，代表着公众在伦理上的普遍认同。尸体供体的伦理问题如下：捐献器官同意方式问题， 补偿方式问题、脑死亡标准问题以及使用死刑犯器官的争议等。

指利用不能存活或属淘汰的活胎或死胎作为器官供体，也可为细胞移植提供胚胎组织或器官。在胎儿供体器官移植中，一直存在一个“伦理难题”，即受精卵（胚胎）是不是生命或是不是人的伦理争论。一方面，有人认为人开始于受精卵，胎儿组织及器官是人，理应受到保护和尊重，不应把他们作为手段、工具加以操作。另一方面，有人认为“胚胎不是人”，人只有在出生后，既有了生物学生命又有了人格生命后才成其为人。一些妇女可能会因经济原因有意流产出卖胎儿，也有可能为获得经济好处而把出卖流产胎儿作为手段，因此，造成流产泛滥，危及妇女及胎儿安全。

异种器官供体，是以某一物种的细胞、组织、器官作为移植物，移植到另一物种体内，也称为异种移植（xenotransplantation，xenograft）。在医学界，期望将动物如猪、的细胞、组织或器官移植于人体，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是研究异种移植的出发点与愿望。 异种器官作为有别于其他移植方式的一种新器官来源，其中的伦理问题主要有：①移植安全问题，与人体器官移植相比，异种动物之间的免疫排斥问题更为复杂，接受异种器官的人体风险更大。②人的完整性问题，打破了自然规律。③人与动物的关系问题。

克隆器官移植又称“治疗性克隆”，是基于用体细胞克隆“”以及在“鼠背上复制人耳”技术成功后的一种器官移植的思路，即将“克隆”与“组织工程学"等技术手段结合运用于临床治疗。其最终目的是解决人体器官移植供体来源问题。但克隆器官移植，还只是一种设想和研究，完整功能性器官克隆研究还仅限于动物实验。治疗性克隆涉及人类体细胞核转移和胚胎干细胞的扩增，若有失误将会对人类社会造成危害，所以面对的伦理问题也极具尖锐和复杂。

2004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成功为一位被确诊为家族性胃肠道管状腺瘤综合征的女性患者进行了肝脏、胰腺、脾脏、胃、十二指肠、全小肠和放射性肠炎等七个脏器联合移植，这个大规模的器官移植手术在亚洲尚属首例，也成为中国外科器官移植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手术。

2015年2月，意大利神经外科专家塞尔吉奥·卡纳维洛表示，他会在2017年进行首例头部移植手术。但围绕头部移植尚存在伦理争议。反对者称，即便手术获得成功，那么获得康复的患者到底是谁。从生物学角度考虑，新的躯体所生下的后代来自供体还是受体。2017年11月，卡纳维洛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世界第一例人类头部移植手术已经在一具遗体上成功实施，而手术地点正是中国，中国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任晓平参与指导了这次手术。这次手术备受争议，一方面，有人认为“遗体手术”仅可视为解剖学研究；另一方面，“换头术”所涉及到的伦理问题也再次引发热议。

2022年1月7日，全球首例基因编辑移植手术在美国医学中心完成，引起全球医学界众多权威专家的关注和讨论。接受手术的患者（David Bennett），57岁，身患终末期心脏病，已失去接受常规人体器官移植手术的资格。不愿就此放弃的将希望寄托于特殊的器官来源——经基因改造后的猪心脏。依据（）的“同情使用”条款，贝内特获得“特别许可”后，于1月7日接受了手术。术后几周，贝内特体内的移植心脏运转良好，未出现排异反应迹象。但移植术后约两个月，贝内特死亡，死因未正式公布。这台手术引发大讨论的背后，凸显了供体严重短缺、器官移植费用高昂等全球性问题。

2023年，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心脏研究所的专家报告了一项创造历史的手术，31岁的阿德里安娜·罗德里格斯接受了两个捐赠器官，一个肝脏和一个心脏，其中肝脏的移植是为了防止她的身体排斥新的心脏。在这个创新案例中，患者自己原本健康的肝脏则被移植到另一名患有晚期肝病的患者体内。每例移植前，医生都会测量潜在接受者的抗体（针对器官捐献者的抗原），以评估供体器官排斥的可能性。排斥水平高的人被称为“高度敏感”。罗德里格斯符合移植的所有其他标准，但她的抗体是团队见过最高的。单独为她的心脏寻找免疫匹配非常难。对罗德里格斯的检查表明，她很有可能排斥99%的潜在捐赠者的器官。医疗团队研究了过往的双器官移植案例，最终决定：罗德里格斯需同时接受心肝双器官移植，她原本健康的肝脏则移植到另一名需要该器官的患者体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