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书是近代康有为著。1884年始作、成于1901至1902年，1913年在《不忍杂志》上发表两卷。193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十卷本。利用今文经学的公羊三世说和《礼记·礼运》中的大同思想，又吸取了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查尔斯·达尔文进化论，指出当时中原地区处于“据乱世”，必须向已进入“升平世”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看齐，然后才能进入“太平世”.，即大同世界。具体描写了“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人类社会远景。揭露了人世间由于不平等而产生的种种苦难，提出“去九界”以达人类“大同”。主张用改良渐进的方法去实现这种社会。表现出民主主义的平等精神和某些社会主义的空想。1956年北京古籍出版社从康氏家族中借到抄本，并参照各本校订出今本。

"写了《大同书》，……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三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即洪秀全太平天国运动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康有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大同社会主义空想；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生主义空想。这三种空想都反映了中原地区人民对专制制度的厌恨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尽管康有为和孙中山设计的方案不同，但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的政治主张，和孙中山倡导的"天下为公"的思想不能说没有相通之处。

领导震惊中外的戊戌维新运动和撰写《大同书》，是康有为对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文化思想宝库最重要的贡献，他与洪秀全、孙中山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大幕。

康有为生于1858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南海区人。他受老师朱次琦的影响，青年时便重视"经世致用"之学。他早年去过香港特别行政区、上海市等地，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事物，还攻读了一些介绍西学的书，因而深感中原地区再也不能以"天朝上国"夜郎自大了，这使康有为的革新思想逐渐萌发，并把学习外国，搞改良当作救国救民的真理。

贯通中西思想的《大同书》，酝思较早，而正式成书较晚。

康氏自称早在1884年就开始"演大同主义"，1885年就"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1898年秋，康有为在日本时，已有稿本20余篇，1902年避居印度时，最后成书。《大同书》初名为《人类公理》，它是康氏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当时除梁启超等少数门徒看到过外，很少人有机会目睹这部杰作。直到1913年才第一次把它的甲部和乙部发表在《不忍》杂志上。1919年由上海长兴书局将甲乙两部合刊印成单行本，书名为《大同书》。一直到1927年康有为死后的第八年，才由他的弟子钱定安将全书交给中华书局出版。1956年，古籍出版社重印《大同书》。

康有为为什么要写《大同书》呢？他本人是这样说的：

"吾为天游，想象诸极乐之世界，想象诸极苦之世界，乐者吾乐之，苦者吾救亡，吾为诸天之物，吾宁舍世界天界绝类逃伦而独乐哉！"（《大同书》见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四页）可见，康氏的目的是为了救苦救难，救国救民。

戊戌变法失败后，血的教训，使康有为看到国家民族的苦难更加深重，他流亡日本，游历欧、美等地，寻找医国治民的良药，西方资本主义进化论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影响。但是康氏《大同书》的思想仍基于儒学的"不忍人之心"的博爱观，"思有以拯救之"。他依据《春秋》公羊三世说和《礼记·礼运》中的"小康"、"大同"说，运用今文经学的交易哲学，表述了人类历史的三个阶段，即由"据乱"进为"升平"（小康），由"升平"进为"太平"（大同），那时人们都成为快活无比的"神圣"。而这种大同极乐世界，正如《礼记·礼远》篇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不闭，是为大同市。"康氏在《大同书》中追寻的理想社会，就是这样既有中原地区社会理想特色，又有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世界。

《大同书》全书共30卷，约20万字，分为10部，甲部《入世界观众苦》，乙部《去国界合大地》，丙部《去级界平民族》，丁部《去种界同人类》，戊部《去形界保独立》，己部《去家界为天民》，庚部《去产界公生业》，辛部《去乱界治太平》，壬部《去类界爱众生》，癸部《去苦界至极乐》。

康氏以民主主义的平等精神和某些社会主义的空想，用他的彩笔，勾画出一幅人类未来社会的美景——大同世界的蓝图，它具有进步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将《大同书》的内容曾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

2．总政府及区政府皆由民选。

3．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

4．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

5．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

6．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

7．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托老所。

8．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最高之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

9．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

10．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人自由享用。

11．警惰为最严之刑罚。

12．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

13．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尽管《大同书》问世以来，学术界对其评价毁誉不一，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有几点是应该加以重视的。例如：

其一，他激烈反对"独尊"，诅咒专制皇帝为"民贱屠伯"。康氏指出，在太平之世，人人平等，没有什么臣妾奴隶，也没有什么君主统领，更没有什么教主教皇，人人和睦相处，过着平等而富裕的美好生活，差别虽有，可是并不悬殊。

其二，重视发展生产。康氏在《大同书》中描述了一个具有较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它主张废除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制，然后全部实行机械化、自动化和电气化，生产力高度发展。

其三，特别重视教育。在康氏看来，大力发展学校教育是大同世界进步的巨大推动力。他说："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最重学校。自慈幼院之教至小学、中学、大学，人人皆自幼而学，人人皆学至二十岁，人人皆无家累，人人皆无恶习，图书器物既备，语言文字同一，日力既省，养生又备，道德一而教化同，其学人之进化过今不止千万倍矣。"（《大同书》）

其四，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在《大同书》中所谓"专家界"，就是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主，打破封建家族宗法关系和纲常名教的束缚，实现资产阶级的人权、自由、平等、独立和个性解放。

其五，康氏主张废除国家，走向"去国界合大地"的盛世。他向往桃花源之世界："大同无邦国故无有军法之重律，无君主则无有犯上作乱之悖事，无夫妇则无有色欲之争，奸淫之防，……无宗亲兄弟则无有望养、责善、争分之狱，无爵位则无有恃威、估力……谄之事，无私产则无有田宅、工商、产业之讼……"（《大同书》）

其六，在《大同书》中康氏把"人"摆在"天理"之上，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哲学上有所谓"理"、"欲"之争，其实质是人本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康氏在《大同书》中揭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性和残忍性，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泛爱众"思想和佛家"慈悲"观念，举起了朴素的人本主义的旗帜。儒家"仁"的思想渗透在《大同书》的全部内容之中，康氏把"仁"与"人"合为一体，指出"人之所以为人者，仁也。""舍仁不得为人。"康氏的仁道主义是从反程朱理学的角度提出命题的，在《大同书》中他把"人"摆在"天理"之上，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这是十分可贵的。

尽管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了许多独到的精辟的见解，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放出异彩，但由于当时社会条件及康氏在政治实践上坚持改良的限制，使他这一独特的见解只能成为一种乌托邦的空想。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论人民民主专政》）

《大同书》，清末康有为撰。

康有为是中原地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尤其是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者，幼学的生涯给他打下了深厚的中华文化的基础，同时，在和外界交往的过程中，他又认识到中国封建知识结构的陈旧，进而认识到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于是他积极地向西方学习，探索用一条新的道路来改变中国的社会，来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劳动人民，使国家和民族能够富强起来，能够抵御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进攻，进而能够与它们平起平坐，同列于世界大国。1894年，中法战争开始，康有为为了躲避战争带来的兵祸而回到广东省家乡，在家乡“耳闻皆勃？之声，目睹皆困苦之形。”灾难深重的中原地区人，尤其是中国下层的农民，遭受残酷的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生活在双重阴影下。

本来农民就已经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生活没有保障，政治上也没有任何地位，而现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他们仅仅拥有的一点生活的稳定和平静，更是颠沛流离，背井离乡。在这样暗无天日的环境中，人们仍然对美好的生活心存幻想，希望有朝一日能够真正过上一种安居乐业、田园牧歌似的生活，幻想着有一个让他们可以放心的大同市社会。农民的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渴望和他们对未来社会的美丽的幻想也深深地影响了康有为，他积极地思考，探索一条挽救国家和人民的出路。1894年，他着手开始写《大同书》的目的，是要为幼弱的中原地区资产阶级指示一条出路。一方面，他利用和发挥公羊学的三世说，为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康有为的历史观，比起地主阶级的复古主义和循环论来，的确是前进了一大步。另一方面，当时欧洲已经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但那时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又使他们对资产阶级本身充满了怀疑，感到本阶级前途渺茫，所以，康有为想绕过阶级斗争，不主张革命，而提倡一种改良主义来达到“大同市”的社会。

《大同书》共分十部，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序编排，每部又分若干章不等，全书共59章。

在本书中，康有为依据公羊派的三世说，结合《礼运篇》的小康大同说，佛教慈悲平等以及基督教博爱自由平等的教义，让-雅克·卢梭的天赋人权论，又加上道听的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构想出了一个大同的世界。所以，康有为把此书命名为《大同书》。

康有为首先揭示了人类在种种不平等制度下所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苦难。他认为“人道之苦无量数不可思议，因时因地苦恼变矣，不可穷计之。”人的苦恼是人自己都难以想像，难以算计的，于是，康有为粗略统计如下：“人生之苦七，天灾之苦八，人道之苦五，人治之苦五，人情之苦八，人所尊尚之苦无。”且不用详细知晓，单看这些笼统的名目，我们就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人世之苦，无处无时无人不在。我们都知道，没有人愿意受苦，人都是趋乐的，但是“既生乱世，目击苦道”，所以康有为“而思有以救之，昧昧我思，其惟行大同太平之道哉！遍观世法，舍大同之道而欲救生人之苦，求其大乐，无由也。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虽有善道，无以加此矣。”康有为要救人出于人世之苦，那么怎样做才能达到他所提倡的目标呢？

在本部的末尾，康有为写道：“总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而已。”进而，他指出什么叫九界。“一曰国界，分疆土，部落也；二曰级界，分贵、贱、清、浊也；三曰种界，分黄、白、棕、黑也；四曰形界，分男、女也；五曰家界，私父子、夫妇、兄弟之亲也；六曰业界，私农、工、商之产也；七曰乱界，有不平、不通、不同、不公之法也；八 曰类界，有人与鸟兽、虫鱼之别也；九曰苦界，以苦生苦，传种无穷无尽，不可思议。”既然，苦的根源是九界，所以康有为说：“何以救苦？知病即药，破除其界，非其缠缚……吾救苦之道，即在破除九界而已。”

那么，在本书的第二至第十部，分别详细记述了怎样破除九界。

一去国界，消灭国家；二去级界，消灭等级；三去种界，同化人种；四去形界，解放妇女；五去家界，消灭家庭；六去产界，消灭私有制；七去乱界，取消各级行政区划，按经纬度分度自治，全球设大同公政府；八去类界，众生平等；九去苦界，臻于极乐。他极尽赞美之词讴歌大同市世界“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在这个世界里，人人劳动，劳动最光荣：“太平之世无所尚，所最尚者工而已；太平之世无所尊高，所尊高者工之创新器而已。”劳动者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其工皆学人，有文学知识者也。”

在本书己部中，他详细设计了大同世界中社会为妇女、儿童、老人兴办的福利教育事业。

例如在本部的第四章“小学院”中写道：“凡人自六岁即离育婴院而入于此，至十岁而止。或人智愈开，人脑愈?，则自五岁至九岁，亦可随时议定。”并且指出“此院司理及增长率皆为女子，号曰女传……女传非止教也，实兼慈母之任。”在课程安排上，康有为认为“大同世文与语言皆归于一，学之自事简而功倍，自修身、习算、地理、历史外，所有人世普通之学皆当学习，其学类、学级随时议而定。”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康有为已接受了西方的一些关于课程设制的观念，指出“图画雏形之器，古今事物莫不具备，即使开其知识，且须多为仁爱之事以感动其心，且以编入学课中，使之学习。若夫金木、木工、范器、筑场既合童性之嬉，即资长大之业，童而熟习，长大忘形，尤于工艺易精也。”康有为的这些关于小学教育的理论观点，无疑在当时是开风气之先，是比较进步的。

在壬部中，对这个“极乐世界”中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种种细支末节，也尽情地做了一番描绘。譬如，谈到吃肉，康有为写道“大同之世，至仁之世也，可以戒杀矣。其时新术并出，必能制妙品，足以代鸟兽之肉而补益相同者，且美味尤过者。当是时，人之视鸟兽之肉犹粪土也，不戒杀而自能戒矣，其视牛、马、犬、猫如今之视奴仆，亲之、爱之、怜之、恤之、用之，而衣之，食之，斯为大同之至仁乎！”。谈到当代吃的问题，又说“当代肉妙品未出之先，必不能绝肉食也，于是量全地之所食，而牧部量地畜牧而供之，其杀之也，以电机杀之，不使其有呼号痛苦之苦……”

康有为的这些观点，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是不值一提的，而且有的甚至令人感到有些幼稚可笑，但是，在当时却是一种对未来社会的一种极尽的天真的向往，是一种充满了希望的革新。

康有为在本书中提出来的“均产”说，是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他指出了私有制给人们造成的种种弊害，进一步肯定了公工、公农、公商对于独工、独农、独商的优越性，描绘了一幅公有制下社会经济生活的图景。他认为“农不行大同市则不能均产而有饥民”，“工作不行大同则工商业相争，将成国乱”，“商不行大同则人种生诈性而多余货以强物”。这种“均产”的说法，比起私有制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同时，他也朦胧地看到了当时正在时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欧洲资本主义各国的社会经济矛盾。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自由竞争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人性的卑劣和社会财富的浪费，同时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罪恶现象。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康有为早年提出来的这种大同理想，不仅具有民主主义的精神，也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

但是，康有为是主张改良主义的，他不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来推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所以，虽然他写了《大同书》，但他不可能找到一条通向大同的道路。例如，谈到如何消灭私有制，他说：“此事甚易”，自“明男女人权始”，以至“自去人之家终”，而这实际上是拿资产阶级的平等来顶替社会革命。他所设计的太平世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实际上是以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为蓝本，加上一些个人的幻想而已。他认为当时中原地区远未脱离乱世，而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升平世或接近太平世。去国界的太平世公政府，不过“若美国、瑞士之制是也。”他所谓的去国界，实际上是废除各国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所谓去级界，实际是消灭封建等级制度；所谓去家界，实质是消灭封建家族制度。至于说如何去国界，他说：“夫方今各国平等对立，而欲骤期至美国、瑞士之界，国万无可得之势，不待言也。”又说“日本若君权坠而改共和，则国势亦危……”又暗示中原地区只能实行君主主宪制，这是一种改良主义心中的“大同社会”。

《大同书》充分展示了康有为的社会理想，他为此非常自豪，曾说：“吾既闻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然而，作为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者，尤其这本书中涉及到君主制改革问题，触及到当权派，所以，变法失败后，《大同书》不可避免地被查禁了。

康有为（1858一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等，南海区人，人称“康南海”。光绪朝进士，官授工部主事。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书法家。先后七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图强，与粱启超等人一起创办《万国公报》，建立强学会，发行《强学报》，为变法制造舆论。1898年与梁启超等人发动戊戌变法运动。变法去失败后，流亡国外。其后，他思想日趋保守，反对革命。辛亥革命后，主编《不忍》杂志，宣扬尊孔，反对共和，后半生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著述近千万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