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朝野史》一名《三朝野纪》。笔记体史料汇编，明末清初文人李逊之所著，共七卷。清《荆驼逸史》丛书有刊本。书名。明清之际李逊之所著，康熙帝十年成书。记明朝泰昌、天启、崇祯三朝事，起泰昌元年八月，止崇祯十七年三月；全七卷，卷一记泰昌、卷二与卷三记天启，卷四以下记崇祯。作者李逊之，字肤公，常州人；由于其父李应升为东林党人，故书中立场偏向东林。

李逊之，生卒年及生平均不详。他是明末东林党领袖、大臣李应升的儿子。李应升在与魏忠贤宦官集团斗争中被杀害，以后崇祯帝即位，为其平反。因此，李逊之就编辑了此书，将明末党争之事，以其亲身经历，加上各种官野史之说综合而成。文末他自称"江上遗民"。大约作此书于清代。

他在《自序》中说:"况自庚申至甲申凡二十余年间，内有朋党之祸，外有边隅之忧。加以奄尹播虐，赤眉煽乱，下者已甘饮狂药，上者亦渐醉宿醒，相率为愚为罔而不知所底，即有忠义之士，或殉忠于殿陛，或戮力于疆场，但能以身自清，告无罪于皇天后土而已，不能说沧海之横流，回狂澜于即倒也！以哲皇之优柔蒙蔽，而犹幸承床袭安，以烈皇之英明刚毅，而竟至国亡身殉，岂运会不同也？抑或蕴毒在先，而溃败在后耶？又或治乱有时、气数有定，不可测识耶!"在这段序言中，李逊之将明末流弊历数一通，并提出三个疑问，实际是对明亡的三个总结。应当说其思想较其他明代遗民之愚忠有很大进步，也有一定的深度。

明代至嘉靖末年以来，宫廷内的政治斗争在和朝中官员日益结合的基础上，往往形成一股股势力，并在各自思想意识和政治利益为出发点下，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一有风吹草动，往往群起而攻之，一件小事也会闹得沸反盈天，而真正的国家大事却无人过问，皇帝可以不上朝，大臣可以不理事。这就是李逊之所说的"朋党之祸"，他在文中详细地记载了这三朝以来的党争纪实，并征引了大量的朝臣奏议、诏书懿旨。因而材料相当丰富，为我们了解那段黑暗的历史提供很多依据。

《三朝野史》共七卷，卷一为《泰昌朝记事》，记录了明泰昌帝即光宗朱常洛即位到死不足四十天的事情。别看只有四十天，可明后期顽症根源都源于此。书中记载了赵惇那个不幸的一生。光宗之父朱翊钧久无子嗣，却不料在偶然和一名宫女的苟合中生了一个儿子，神宗很不喜欢这母子，但诸臣却认定此乃太子也，一个劲地保奏其为太子，神宗始终置之不理。不久，其宠妃郑贵妃也生了个儿子，因此废长立幼便始终盘踞在神宗心头，在他的这种暧昧状态下，郑贵妃一干人等甚至发展到派人用枣木棍去谋害太子，这简直是亘古未闻的奇事，史称"梃击"案。

幸亏东林党人据理力争，拼命保护，光宗总算熬到了登基那一天。光宗登基后，郑贵妃一伙人害怕他打击报复，就送了许多美女去讨好光宗，朱常洛荒淫了几天，就"圣容桓减"，害起了大病，这时的太医也不知是误诊，还是另有图谋，竟给光宗开了泻药，令他雪上加霜，"支离床褥间"。将皇长子朱由校托孤给东林党人，已然预备后事。正在这时，鸿胪寺卿李可灼进献"红丸"，称保治百病，光宗吃下一粒，果然立时精神振作，好像要病愈的样子，为了维持药效，他又服了二丸，结果夜里暴死，没有留下一句遗言，死时也无一位大臣在场，为新君的继立和朝中政治势力的平衡蒙上很大的阴影，从此就党争不息，国无宁日了。

《天启朝纪事》共四卷。记录了东林党人与阉党集团作殊死斗争、最终不敌对手、被瓦解与打击的过程，这也是李逊之重点总结的经验和教训，篇幅很大，史料也最为详细。

赵惇死得不明不白，群臣都以为是宫廷政变所致，但当务之急还是继立新君，不料此时却横生枝节，光宗宠妃李康妃竟然把皇长子朱由校给藏在乾清宫内，不许与群臣见面，这也是咄咄怪事，按封建礼法，皇上死了，必须要由群臣哭灵，并于灵前扶新君即位，老皇帝才可归葬。群臣见不到幼主。又加上故君死得太古怪离奇，遂与李选侍及一干太监发生冲突，最后他们将朱由校抢出来，安放在御座上，即行礼称万岁，史称天启。李选侍没了王牌，干脆耍赖撒泼，霸占了乾清宫不走，群臣大哗，纷纷上本要求她离开，因为乾清宫是皇帝的专利，其他任何人等不得居住，最后，李选侍不敌群臣，加上天启帝下诏，历数她曾"殴毙国母，虐待新君"，只好搬出来，这就代表着以叶向高、杨涟等为首的东林党人控制了朝廷的大权。这几件事，如"梃击"、"红丸"、"移宫案"也被称为明宫三案。

东林党人执政后，颇有一番除旧革新的气象，百姓们也翘首企盼出现国家安宁的局面，但好景不长，不久就又出现了以魏忠贤为首的太监集团。魏本人也是个太监，他与天启的奶妈客氏也不知怎么勾搭上了，而天启帝又与他奶妈感情很深，因此魏忠贤也颇为天启帝信任，命他为司礼监秉笔太监，替皇帝审阅公文。自己则专心致志地去做小木匠。渐渐地，魏忠贤就代替皇帝来处理政务，把群臣架空，而且魏忠贤本人是无赖出身，因此左右亲信也都是些为非作歹，横行不法的奸徒，搞得朝政大乱，除此而外，他还掌握着明朝的特务机构，借此来打击陷害政敌。这下可惹恼了东林党人，双方就此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起初，魏忠贤势力还并不很大，因此东林领袖杨涟、左光斗联合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但由于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叶向高不很支持这件事，他认为时机不成熟，因而这次魏忠贤只是被朱由校骂了几句了事。这下可打草惊蛇，魏忠贤开始阴谋打击东林党人了。

他先借口东林党人起用的边将熊廷弼三关失守，来打击他们，一时间，二年之内，东林党人执掌权柄的领袖人物如叶向高、高攀龙、赵南星、左光斗、杨涟等都被贬职，赶回原籍。趁机，魏忠贤把自己的党羽都安插在这些权力机构中，形成内外权柄，操其一人之手的局面，然后开始对东林党人进行人身迫害。他捏造了许多罪名，将东林领袖逮至京师问罪，而东林党人却明知是个阴谋，仍抱着对明室的忠义，都纷纷自动来送死。果不其然，被逮捕进京的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万？景、李应升等都被迫害而死，他们想象的与魏忠贤当面辩驳根本没有发生，在没见着敌人面的情况下，就被一群爪牙酷刑虐待而亡。虽然他们忠义节烈，却死得不明不白。更重要的是他们一死，东林党人群龙无首，因而自动瓦解，这使阉党更加得势，爪牙遍布全国各地、朝廷内外达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魏忠贤势力达到顶峰。各地爪牙甚至为其建"生祠"而向其献媚，适逢袁崇焕在边关炮毙努尔哈赤，这些功劳也归于魏的名下。

不久，其爪牙向天启献"灵露饮"，把天启帝喝得满身浮肿，又一天坐船溺水，受了惊吓，一病不起，将帝位传给其弟信王朱由俭后，不日而死。《崇祯朝记事》原本四卷，但在长期传流过程中佚失了中间二卷，仅存第一、第四卷。文中首先介绍了信王即崇祯帝朱由检的生平，他是光宗的第五子，他一向和魏忠贤水火不容，因此生怕遭了暗算，朱由校死后他进宫拜灵，"上危甚，袖食物以进，不敢食宫中物"，由于他有了防备，终于顺利登基。

他登基后立即打击阉党，先是"客氏客氏准出外宅"，将这个心腹之患除去，然后假装信任魏忠贤，"优礼客魏者，一如熹庙"。但暗中调换护卫和太监，又裁撤魏党爪牙崔呈秀，并借此发动自己的亲信官员弹劾魏忠贤，最终以"擅窃国柄、江盗中印、诬陷中直、草菅多命"的罪名将魏忠贤及其党羽一网打尽，将这个万恶滔天的太监除去，大快人心，百姓皆称其贤明。

除此而外，他还撤去监军太监，给兵部很大的用人权，准其"相机行事"。又抚恤东林党人的子孙，很有一番振作的新气象。特别是委派袁崇焕为宁锦都师，对于抵抗后金的侵略有很大作用。

但是正如李逊之序中所说，明政府已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加上崇祯用人疑心太重，"十七年换五十二相"。各地连年灾荒，大旱经年不解，农民军已经成了气候，"流贼横行江北"，"水淹汴城，"崇祯已回天无力，日日调重臣廷对，书中连写他与内阁五辅、与刘宗周、金光宸等商议国事，倒也勤于政务。其文到此结束，没有叙述崇祯国灭身殉之事，恐怕是不忍心写。

纵观《三朝野史》，其目的主要在于讲述东林党人的政治活动，旁及阉党等，因而对此案中所涉及的原始档案都详加征引，如杨涟、左光斗弹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的奏折、魏忠贤矫诏捉拿东林党人的圣旨、崇祯抚恤东林党死难大臣的语句都历历在目，保存了不少资料。

作者自己就是东林一案的受害者，因而其事件全过程他都很清楚。一条条写来，层次清楚，原委分明，将原本沉乱复杂的事叙述得井井有条，脉络枝节都一清二楚，颇便后人了解其事。

当然，由于作者是站在东林党人的立场上来写书，故而其他事件叙述多节略，并对明代三个皇帝多方回护掩饰，这是时代使然，不可苛求于古人。

本书的写作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李逊之自己很少发表见解，全文大部分都是引用的各种奏折、谕旨、君臣对话等，以事实来说明其主旨，但这些原始材料经作者一摆，就使是非曲直一目了然，其写作技巧和史料裁剪都有独到之处，值得后人学习。

《三朝野史》在清代遭禁，这很大原因在于其涉及到袁崇焕在北边御虏的记载，自从爱新觉罗·弘历下诏为袁崇焕翻案后，当时很多明朝污蔑袁督师是汉奸的史书，都被乾隆大帝统统烧掉或者改掉了，只保留乾隆大帝亲自修订的《明史》。

尽管在《荆驼逸史》中凡涉及到女真和后金等文皆写作"北口"，但仍不能逃脱遭禁的命运。另外清代对明朝史实一向讳莫如深，凡是涉及该朝代的一切正史野史、笔记丛谈，一概禁绝。别说象《三朝野史》这样犯了忌讳的在劫难逃，就连象《启祯两朝剥复录》那样对清朝隐讳之事"秋毫无犯"的作品也不放过。本书的版本很少。因而文中误漏百出，民国时期神州国光社编辑部曾对本书进行校对，并列入《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于1936年发行。解放后，将该丛书更名为《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由上海书店发行，1982年5月又重新印行，是目前使用最方便、最可靠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