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义勇军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沦陷初期，以部分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旧部和爱国民众自发组成的抗日武装力量，人数最多时曾达三十万人上下，活动地区几乎遍于东北全境。义勇军的兴起，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意志，并且及时地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揭穿了日本帝国主义伪造民意、树立伪满傀儡政权的阴谋。当时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和包围之下，在国民党政府不抵抗和不援助的打击之下，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各方面相形见绌处于劣势的情势之下，东北义勇军将士不顾一切，为了挽救危亡揭竿而起，并以血肉之躯和敌人以死相拼，这种民族气概，爱国精神，是永远值得歌颂敬佩的。

东北地区义勇军是东北沦陷初期以旧军队为基础的自发抗日武装力量的总称，并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系统。作为义勇军的基础的旧军队，原来都是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的正规部队，它们抗击日寇的举动不仅是自发的，而且也是同当时中国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相违反的。同时，这些部队在抗击日寇的过程中，又收纳了大量的民间武装力量和各阶层的抗日群众。因此，这些部队虽然有一部分仍然保持着正规军的番号，但是实质上已经不再是国民党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统率之下的正规部队，而成为一支以旧的正规军为基础包括民间武装力量和抗日群众参加在内的自发的抗日武装力量了。

如果从义勇军各部分的成分来看，它们大致可以归纳为正规军队和警察大队、旧军官、收编的胡匪、农民的秘密会社、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五个部分，分述如下：

一　正规军队和警察大队

⒈　马占山部：马占山在江桥抗战时所率领的黑龙江省防军，计有步兵第一旅孙鸿裕团、第二旅吴德林团、第三旅李青山团，骑兵第一旅〔旅长吴松林〕、第二旅〔旅长程志远，后投敌〕，卫队团〔团长徐宝珍，后投敌〕，炮兵团〔团长朴炳珊〕，此外还有一个保安大队和屯垦军一个旅〔旅长苑崇谷〕。马占山一度投降日寇后，他在抗日基础上团结起来的黑省军队从此瓦解。他再度抗日时所能统率的武装力量，只剩下他自兼旅长的步兵第三旅和吴松林旅扩编的邓文、才鸿、斌山等部以及徐子鹤的山林队和收编的胡匪李海青等部义勇军，其余黑省部队都不再听他指挥。他自始至终，都用黑龙江省主席名义指挥军队。

⒉　丁超、李杜部：丁李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是驻吉步兵第二十八旅〔丁兼旅长〕、第二十四旅〔李兼旅长〕、第二十六旅〔旅长邢占清〕、第二十二旅〔旅长赵毅〕和山林警备队三个营。他们抗日时，吸收了其他部分溃败的吉林省军队和一部分义勇军，与冯占海等部会同商定称为“吉林自卫军”。

⒊　苏炳文部：苏所率领抗日的部队，为黑龙江省防军步兵第一旅〔苏自兼旅长〕和张殿九步兵第二旅，张玉第三旅，还吸收了一部分旧黑龙江军的残部如朴炳珊、徐宝珍等部，称为“东北地区民众救国军”。

⒋　冯占海部：冯所领导的是吉林卫队团全部和张作舟第二十五旅的两个团及临时招降胡匪编成的宫长海、姚秉乾两个旅，会合丁超、李杜、赵毅等部并称“吉林自卫军”，并曾接受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以下简称后援会〕所给的东北义勇军第六军团的名义。

⒌　唐聚五部：唐原来是辽宁省东边镇守使于芷山〔当时投敌〕所兼步兵旅的第三团团长，抗日时先后组织了各县警察大队、义勇军、红枪会、大刀会等，称为“辽宁自卫军”，同时接受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下简称救国会〕所给的东北义勇军第三军区名义，后来又改组为后援会东北义勇军第三军团。

⒍　王德林部：王原来是吉兴部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步第二十七旅第一团第三营营长，率部参加抗日后曾吸收了延边一带的义勇军、大刀会、红枪会等，先称为“国民救国军”，后来参加丁超、李杜的“吉林自卫军”。

⒎　警察大队：沈阳被日军占领后，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警察局长黄显声和督察长熊飞由沈阳带出一部分警察和公安队，并在撤退途中收集了京奉铁路附近的警察人员，进行抗日。东边桓仁县警察大队长张宗周、柳河县警察大队长王凤阁、凤城县警察大队长郭景珊、复县警察大队长刘景文等各率领其全部或一部分警察大队，参加抗日。

二　旧军政人员

九一八事变时，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有不少旧军官如彭振国、李纯华、王炤泮、于百恩、郑桂林、贾秉彝、康悦臣、严经武等，有的已经退伍，有的在军事机关挂个空名义，也有的是现役军官。他们在事变以后，纷纷参加到各部队抗日。因为他们多数是陆大、保定或东北陆军讲武堂等军官学校毕业的，具有军事知识，所以大都在各部队中担任领导和参谋工作。此外，当时各部队还有一些政府官吏参加，他们多数在各义勇军总部工作。唐聚五部起义时，桓仁附近几个县的县长也都参加了自卫军，但以后多数中途变节投敌。

三　收编的胡匪

东北历来素以胡匪著闻，吉、黑两省的宫长海〔宫傻子〕、姚秉乾〔双山〕、李忠义〔海青〕、张希武〔天照应〕、马鸣春〔一只鸡〕、刘万奎〔刘快腿〕，辽宁省的项青山〔项忠义〕、张海天〔老北风〕、小白龙等，多数是积年惯匪。九一八事变以前，有的正在拉竿〔组织匪帮〕，有的被关在狱中〔如李海青〕，也有的已经地方当局招降〔如宫长海、姚秉乾〕。事变以后，各地统治机构垮台，社会秩序混乱，乘机而起、临时报山头者更风起云涌，纷纷受各部队收编，参加抗日。

四　农民的秘密会社

原在关内豫东、鲁西、冀南一带的大刀会、红枪会等秘密会社，随着这些地区的农民出关谋生，也发展到东北各地。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地区各地农民在日寇蹂躏之下，无法从事耕种，一经号召，这些秘密组织便迅速发展起来，加入各部义勇军。吉林省敦化、延吉市、东宁市、海林市、珠河，辽宁省东边一带的通化、桓仁满族自治县、新宾满族自治县等地，这一部分民间武力最为活跃。邢占清、孙秀岩两部义勇军中，以这一部分人数为最多。

五　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

事变之后，除了东北各地的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武装之外，北平市等地的大专学校也有不少青年学生出关投军，其中以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和救国会所办的许多训练班（如学生军）的东北籍学生最多。

此外，何香凝先生发起的华侨青年救护队，直接参加了锦西前线的工作。又如国民党中央军校有学生四十多人愤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自动离校，到热河参加抗战。事变以后，代表救国会出关工作的人员，如车向忱去黑龙江省，徐靖远去吉林省，黄宇宙去辽东，苗可秀去中国少年铁血军，宋黎、张赤男〔宋、张等系中共党员〕、张雅轩等去了沈阳市和辽西地区各地。此外，在辽东惨遭日寇集体屠杀的救国会分会人员也多数是知识分子。

东北地区义勇军在领导关系上各有系统，互不相下。大体上有三个系统，即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系统，救国会系统和后援会系统：

⒈　东北军系统：

马占山、李杜、冯占海、苏炳文等义勇军将领，原来都是东北军正规军队的军官。在事变以前，他们从“正统”观念出发，认为既受国民党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的委任和领导，就必须事事听命于蒋介石和张学良；蒋介石张学良命令他们，不准抵抗日军，他们便遵命退让。在事变以后，他们激于爱国热情并在广大群众和爱国官兵抗日浪潮的冲击下，起而抗日，但是他们受到中国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的影响，对于抗日仍然是动摇的、没有信心的。因此，蒋介石说要运用外交，依靠国联，他们就相信这种欺骗宣传，松懈抗日的斗志，等候国联制裁日寇。蒋介石要反苏反共，他们有的便拒绝接受共产党的帮助，有的拒绝共产党人参加工作，甚至有的有时遇见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就打。当苏炳文在苏联的援助下，最后率部退入苏联、驻在沃木斯克的时候，苏联希望他的官兵就地参加劳动，苏推说“容后再议”，加以拒绝〔见苏炳文的秘书长贺圣达给国内的“支电”，载一九三三年一月某日的《大公报》〕，因为他唯恐这样作法将会得罪于蒋介石。最后这些将领还是多数投靠了蒋介石。

马、李、苏、冯各部，都有国民党东北各省党部的分子如王宪章、吴焕章、韩春萱、韩清伦、赵在田、王育文等在各部队进行活动。他们的主要目的，就在于防止各义勇军将领同共产党接近，防止他们脱离中国国民党的领导。

⒉　救国会系统：

救国会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在北平市成立后，即着手将辽宁义勇军划分为五个军区：辽西地区为第一军区，辽南、辽东、辽北省、热边为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军区；并委任了五十二路司令和二十七个支队长，还派出了七十多名政治工作人员到各部队去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救国会到一九三四年四月为止援助义勇军的款项共用了八万七千余元。

辽宁省境内各部义勇军，经过救国会的组织和领导，在名义上和编制上虽然统一起来了，但是由于救国会的成员很复杂，既有共产党地下党员、进步青年和无党无派的爱国人士，也有中国国民党CC派、国家主义青年党等反动党派分子，因而在对义勇军的领导工作上就一直存在着进步力量和反动势力的斗争。国民党CC派由于自己单独号召不起来，他们就着救国会的招牌向义勇军勾结拉拢，暗地里搞小组织。金子明、石盘〔解放后已被镇压〕是公开的CC派，他们又暗中拉拢王全一、王显庭等自成一系。

青年党〔全称是国家主义青年党，又被称为国家主义派〕是一个法西斯政治组织，在当时很活跃。他们在后方打入了东北大学和东北中学，吸收青年学生，拉拢重要职员；在前方渗入各部队，并且自己组织武装。他们的政治负责人霍郁文和军事负责人王慎庐常到前方去发展组织，很多政工人员如高鹏、纪廷等被拉入了他们的组织。他们的骨干分子苗可秀、赵侗等在三角地带自己组织铁血军，并发表反苏反共言论。

⒊　后援会系统：

朱庆澜于事变后经上海市各有关团体和一些知名人士的支持，以历年办赈有关的救济团体和个人为基础，于一九三二年五月组织了辽吉黑民众后援会；后来与救国会合作，于同年九月改组了救国会的各军区。不久以后，后援会受中国国民党压迫，宣告结束，因而它在后期义勇军的领导上所起的作用并不大，但它对义勇军的援助曾起了积极的作用。

除了上述三个系统之外，朱霁青在一九三二年曾亲自到过锦西、义县一带，召集他的家乡中的一批人组成“辽吉黑民众救国军”，并向救国会系统内的义勇军进行拉拢。他本想独树一帜，但为时不久，便告结束，影响也很校这里，还须说明一下东北义勇军和张学良的关系。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时，奉行蒋介石的命令也为了保存实力，执行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他在东北地区沦陷以后，受到舆论严厉的谴责，不能不感到内疚，何况日寇是他的杀父之仇，因此他对抗日的东北义勇军不仅表示同情，而且极力予以支持。但是他又不敢采取公开的行动来支持义勇军，因为他既怕被日寇作为寻衅的借口，又怕惹起蒋介石的不满。因此，他对义勇军的支持，都是秘密地在各种名义的掩盖下暗中进行的。例如：他利用救国会名义的掩护，曾拨出很多枪械、弹药、被服和现款，交由救国会转发给义勇军。他曾用发行爱国奖券等方式给救国会以种种协助。他曾不断地用白绸条写成秘密手谕，命令关外旧部与救国会合作。义勇军将领到北平市，他都随时接见，慰勉有加。张学良就是用这样一些办法来暗中支持义勇军的。

三、东北义勇军的活动，除已有其他同志专篇 纪述外，兹再概述如下：

一　黑龙江省、吉林各部

⒈　马占山部：在马占山未到龙江就任黑省代理主席以前，谢珂等黑省爱国官兵已在江桥南端击退了张海鹏伪军的进攻。马占山到龙江以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旬在江桥附近予进犯的日军以意想不到的打击，举世知名。日寇不甘挫败，随即大举进攻，龙江被占。马率部退往海伦后，思想动摇，汉奸复乘机引诱，遂至变节投敌，重返龙江。后来在国联调查团到来之际，马又出走黑河，重揭抗日旗帜，并率部东下。日寇派松木师团主力跟踪追击，广濑师团封锁两江，并以飞机沿途轰炸。马率部边战边走，七月下旬在刘家店附近遭到日军平贺、平松两旅团的袭击，全军溃败。乔治·马偕数十人遁入深山密林，经龙门镇绕道前往海拉尔区与苏炳文会合，退入苏联。

其残部则由邰斌山、邓文、檀自新等率领，穿越中东路，经肇东、大、开通、瞻榆等地退入热河，由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收编。

马部吸收的义勇军以李海青部人数最多。李部以扶余、肇州县、肇东、兰西县各县为其活动地区，曾袭击过农安、安达、昂昂溪区等地，但因系乌合之众，战斗力很弱，往往日军一来，即纷纷溃逃。

⒉　冯占海部：吉林沦陷后，冯率部北上，并在途中吸收了宫长海、姚秉乾等部义勇军，日寇派于琛澄部尾追。冯部先后在榆树、拉林等地作战后，于一九三二年初撤至蜚克图一带休整，会合盯李等部，参加了哈尔滨市的保卫战。哈尔滨失陷后，冯拟率部反攻吉林省，在团山子和伪军遭遇，激战后转向方正县退却。当时由哈尔滨撤退的邢占清旅山林警备队和其他残部均结集于方正附近，敌人遂分路围攻，企图一网打尽，与冯、邢各部在桶子沟、会发恒、夹信子、宝兴隆各地发生激战。各部奋勇抵抗，牺牲惨重。邢部退往依兰，追随盯李；冯到大勒勒密一带整理，从此和自卫军失去联络。

一九三二年四月到十二月中间，敌军以全力对付马、李、苏各部，冯部转战榆树、五常市、农安县、长岭县、瞻榆各地，于十一月到达热河，经朱庆澜委以东北义勇军第六军团番号，同时经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收编为六十三军。

⒊　丁超、李杜部：吉林沦陷后，丁超、李杜两人虽未附逆，也未讨逆；敌伪派汉奸孙其昌等多次向他们诱降，他们也不断派人到吉林省城探听情况。当时哈尔滨市在敌军主力未到之前，成为三不管现象〔张景惠无实力，李振声仅有虚名，丁超人懦弱无能〕，又是富庶之区，因而成为汉奸、野心家争夺目标。李杜和冯占海在蜚克图会商后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乘机进占哈市。丁超经王之佑撮合，同李杜合作，赵毅在双城护路，距哈很近，也与李、盯冯联合一起，共同成立“吉林自卫军”，推李杜为总司令，冯占海为副总司令兼右路总指挥，丁超为护路总司令，王之佑为前敌总指挥，赵毅为左路总指挥，李杜〔兼〕、邢占清为中路总指挥。计划防守哈尔滨市，驱逐汉奸谢介石，并约请马占山合作，派兵增援。

敌人以多门师团为主力大举攻哈，经二月四、五两日战斗，各部不支，相继撤退，盯李退到依兰。这时松花江下游和吉敦路左右，义勇军、大刀会、红枪会风起云涌，都和自卫军发生联系，其中以王德林部最为活跃，在绥芬的东北军第二十七旅张治邦团也响应起义。敌人以广濑师团进迫依兰，五月十七日盯李由依兰撤向勃力，以后转战于哈绥线东段。敌人松木师团于五月下旬到海林市，在牡丹江市地区宁安市、一面坡、乌吉密一带布置，切断盯李和王德林各部联系。丁超中途变节，在宝清投敌，自卫军士气大为涣散。一九三二年冬，敌人于结束对苏炳文部攻击后，又抽回骑炮空各有力部队，加入对李、王各部的战斗。一九三三年一月敌人一路沿穆棱河向虎林市、密山市追击，一路由绥芬河进军，占领八面通镇、东宁市各地，在小绥芬河将刘万奎部包围，刘部缴械投降。至此，吉林自卫军大部分被消灭，李杜率三千多人退入苏境。

王德林率孔宪荣、王玉振、吴义臣、陈玉清等，配合红枪会、大刀会，共约五六千人，出没于宁安市、海林、延吉市、和龙市、汪清县各县，给敌人以极大威胁，东宁战后，也退入苏境。

⒋　苏炳文部：由于吉、黑各部义勇军将领不能团结一致、合力抗敌，日寇乘机对东北地区抗日武装力量实行各个击破：一九三二年四月间击溃了丁超、李杜、冯占海各部主力，五月到七月解决了马占山部队，十月里“扫荡”我辽宁东边各部，追击盯李残部并消灭了王德林部。至此，所剩下的只有哈满线上的苏炳文一部了。日寇派松木师团驻齐齐哈尔市，在十月开始对苏用兵。

苏炳文的实力仅有自己亲自带领的步兵第一旅、张殿九步兵第二旅的一个团，并联合朴炳珊旅和张竞渡、李振华〔徐宝珍团旧部〕，约计一万二三千人。日、伪进攻之前，先派冯广有接收张旅，苏、张不同意，又拟调张旅离开苏炳文范围去安达，形势越逼越紧。在群众和部下的督促之下，苏炳文于一九三二年十月一日发出通电，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宣言抗日。敌人用对付马占山方式来对付苏：先由敌军参谋长小矶要求会晤进行利诱，经苏拒绝；继之，松木师团长发出布告，威胁苏炳文说，如不投降，将以空军轰炸札兰屯、博克图、海拉尔区、满洲里市各车站。

敌军进攻开始后，朴炳珊先在泰安镇地区和敌人发生战斗。敌以一部压迫富拉尔基区的张旅，另以骑炮步兵由铁路两侧直扑札兰屯〔苏联红军前方指挥部〕，切断哈满线苏军的联络，并以飞机沿线轰炸。苏炳文率眷属、士兵四千余人于十二月四日退出国境。其在前方的部队由张玉王廷、邰斌山等率领，穿越兴安岭经蒙古草地进入热河。

二　辽宁各部：

⒈　辽西地区〔救国会第一军区范围内〕：九一八事变后，辽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警察局长黄显声和警察局督察长熊飞由沈阳带出一部分警察队，沿铁路向锦州且战且退。黄在沿途以警务处长名义发布命令，组织各县民团、警察队，收编胡匪，组织义勇军，并扑灭张学成部伪军。黄在撤退到锦州市的途中，即和救国会联合动作。以后郑桂林、王炤泮、赵大中、于百恩、耿继周、赵殿良各部在绥中县、北镇、黑山县、新民市、沈阳沿北宁路左右各树一帜，纷起抗敌。日寇进攻锦州和榆关时，他们都配合正规军，或多或少起了牵制敌军的作用。国联调查团出关时，他们和各军区一道接受救国会命令，发动总攻，破坏铁路交通，对敌军进行扰乱。他们所在地区因为距北平市较近，得各方接济和政工人员协助也较方便。他们之中以郑桂林部成绩较好，支持较久，但到一九三三年五月热河战事结束以后，各部都次第溃散。

⒉　辽南〔救国会第二军区范围内〕：这一地区义勇军的实际力量最大不超过一万人。事变不久，汉奸凌印清偕敌特仓冈和日伪军队数十人，到盘山县沙岭镇去招降辽南胡匪项青山、张海天，全部被项等诱杀。接着李纯华、邓铁梅、苗可秀、刘景文等在辽阳市、海城市、营口市、盘山、盖州市、复县、辽中区各地，纷纷组成抗日部队，与救国会联系。这一部分义勇军在南满一带，多次拆毁铁道，破坏交通，曾颠复敌寇兵车，攻占首山车站，烧毁海城大矢组敌军军草，在关门山击毙敌军支队长成泽直亮。邓铁梅、苗可秀在黄花甸子、尖山窑、龙王庙三角地段活动最久〔苗支持到一九三四年六月〕，予敌伪扰害也最大。以后邓被敌人捕去杀害，苗亦被俘壮烈牺牲。

救国会曾拨付第二军区大批炸药、迫击炮、轻重机关枪、电台等，由海上以木船运抵安东边境登陆，辽南各部队力量得以充实壮大，引起了日寇注意。日寇在解决马、苏各部以后，于一九三二年年底抽调多门、坂本、西义一等师团主力合以守备队、伪靖安游击队深入辽南各地，疯狂进攻。各部队立足不住，步兵化整为零，潜伏各地，骑兵则由李纯华率领，寻隙穿越辽西地区到达热河后〔邓、苗原地应战，未来热〕，适值热河战役发生，他们参加了建平、赤峰各地战斗，王子丰副司令负伤，部分溃散。他们又被何应钦派黎明前往分化，脱离了救国会。李纯华和孙殿英合流西退，到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中国国民党收编，所余不足千人。

⒊　辽东：一九三二年初救国会派工作同志黄宇宙去东北地区，历经沈阳、开原、铁岭、清源、抚顺、新宾、海龙、抚松、长白、辑安，临江、宽甸、桓仁各县，前后凡三次，以于芷山所部三个团为目标，进行策反，兼发动各县爱国志士，历尽艰险，几丧生命。当时唐聚五表示同情，但无决心。东边各县知识分子王育文、邹心达、包景华、英若愚、刘克俭等适亦在各县鼓动抗日，联络新宾警察大队长郭景珊、桓仁警察大队长兼五县剿匪司令张宗周、通化警察队孙秀岩等共同向唐会商起义。正值黄宇宙第三次到桓仁镇，带去救国会第三军区委任状，并传达国内外对抗日的一切情况，于是决定先成立救国会辽宁分会，推唐聚五、黄宇宙、王育文、张宗周、郭景珊为常委，在委员会下设政治、军事两委员会，在军委会内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部，推唐为总司令，张宗周、孙秀岩，郭景珊、王凤阁、李春润、唐玉振为各路总指挥，王育文为政治部委员长。四月一日在桓仁师范学校开抗日誓师大会，军民参加者万余人，朝鲜爱国人士很多参加，当即分头向各县宣传联络，声势所及，人心振奋，各县纷纷响应，大刀会、红枪会等均起而合作。其时敌伪主力正忙于应付吉、黑各部义勇军，命于芷山、邵本良、王殿忠、姜全我等伪靖安游击队分头向我军进攻。孙秀岩首向通化围击日警，逼走日领事。廖逆弼臣〔于部团长〕伪降，乘机逃走。接着李春润在新宾〔李三次攻守新宾，裹创血战，异常英勇〕，王凤阁在辉南、柳河县，唐玉振、张宗周在宽甸，郭景珊在辑安、临江等地，分别和敌伪对抗，前后达八个月之久，各城市多次得而复失。唐部开办小兵工厂，发行军用票，但困难重重，救国会八月十日派康悦臣、石培基、秦喜霖携款万元前往慰劳，并协助工作。

日寇于十月初由吉、黑抽回兵力，向东边总攻，西路由千金寨向新宾，南路由凤城攻宽甸满族自治县、太平哨，北路由海龙向辉南柳河，同时由朝鲜江岸攻向辑安、临江，配以大量飞机轰炸。我各路部队，节节溃退。十五日总部退抚松县，廿六日唐聚五化装去平，其他将领除王凤阁外均先后进关，部队伤亡溃散，所余无几。一九三三年，李春润偕弟李子荣再返辽东，战死新宾。

辽北省、热边、吉西各部，属于救国会第四、第五两军区范围，有宋国荣、金山好、包善一、魏国昌、吴家兴各路义勇军，他们在扰敌伪政权秩序上，都起了一些作用。

当时东北各地，除了抗日武装力量之外，还有一批为地方豪绅所掌握的所谓民团、大团等反动武装，如辽阳刘仁堡民团、辽中北大会、铁岭大团等等。他们打着保境安民的幌子，实际上与敌伪沆一气，为虎作伥；见日军就开门欢迎，见抗日军就闭门不纳，甚至加以袭击。他们都是东北地区人民的死敌。

东北义勇军在抗战期间，曾经受到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持和援助。全国报纸刊物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了义勇军的抗战事迹，国内外各阶层人民源源不断地捐助大批的物资和款项。东北当地人民更为支持义勇军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江桥抗战时期，群众自动帮助马占山部队挖掘战壕，铁路工人昼夜不息，输送军队；昂昂溪区车站上各方面支援的被服、食物和其他物资，堆积如山。哈尔滨市保卫战发生后，哈尔滨市市民协助守军赶筑巷战工事，捐助军用物资。苏炳文在海满宣布抗日，札赉诺尔矿工立即自动捐献工资，以助军饷；满洲里市召开市民大会，附近各县和各蒙旗代表在海拉尔区举行会议，表示支持。各地农民和青年学生参加各部义勇军，直接拿起武器抗击敌寇的，更难以胜数。这些事实，都充分表示东北和全国各地人民对义勇军的抗战所给予的巨大支持。

东北地区义勇军也有许多严重的弱点。其中主要的是：它的领导人物大多数都是一些旧军官，他们在政治上是落后的；他们之间派别繁多，非但不能团结一致，而且意见分歧，甚至往往互相火并；他们所率领的部队成分复杂，有的纪律很坏，往往抗敌不足，扰民有余。这样，他们就不仅没有能够担负起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斗争的任务，而且严重地危害群众的利益，从而影响了广大群众支持义勇军的积极性。

由于东北地区义勇军存在着这些弱点，他们虽然在东北沦陷初期曾经风起云涌，盛极一时，并且予日寇以相当的打击；但是在敌军全面进攻、各个击破的压力之下，为时年余，便陷于土崩瓦解，烟消云散。有些领导人物如丁超、程志远、王之佑等甚至出卖民族利益，变节降敌。

东北地区义勇军兴起之时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最高时〔一九三二年夏〕达三十万人上下，乃一经敌人进攻，便节节溃败。到一九三三年初，义勇军主要部分基本上都被敌军消灭，残灭部分如李春润、邓铁梅、苗可秀等到三四年七月以后，也完全被消灭。

日寇在一九三三年以前，对于东北地区武装抗日力量，除了使用武力之外，还没有施行那些以后用来对付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保甲连坐、经济封锁、“三光”政策等残酷手段，而且当时在东北各战场活动的敌军有多门第二师团、坂本第六师团、西义一第八师团、广濑第十师团、松木第十四师团以及铁道守备队等，固然义勇军装备和训练远不如敌，但人数上则是敌人两倍以上，主客形势又对义勇军有利，但历时年余，义勇军却逐渐势弱。其主要原因约不外下列三点：首先，东北义勇军是以旧军队为基础所组成的自发武装抗日力量，领导各部义勇军的都是一些旧军官，他们虽然在东北人民抗日浪潮的促使之下，为形势所迫，起而抗战，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大多数是落后的，他们对于抗日救国并没有信心。他们虽然一面抗战，但是一面仍然希望保存实力，静候国联制裁日寇。马占山通电曾说：“明知势孤力薄，难支大厦”；苏炳文通电也说：“倘再坚持，势将同归于尽。这些话都表明他们的抗日思想是动摇的。各部之间，彼此观望，互不支援，也都是由于“徒损实力，无济于事”的保存实力的想法在作祟。他们的思想既然没有武装起来，他们的军事行动就不可能有政治灵魂，从而他们一遇到困难挫折，自然就不能坚持下去，甚至有人变节投降，作了汉奸。

义勇军的将领们因为在政治上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他们在军事上也是非常保守的。他们在当时环境之下，仍然墨守成规，袭用正规军的阵地战的战略战术，不知采取游击战争。因此，他们作战时，一经敌军迂回抄袭，顿即陷于包围，全线溃败。江桥战役和海满抗战的失败，即其显例。至于收编的胡匪，则在对敌作战时往往一仍其剽掠的惯技，更无战略战术之可言了。

其次，脱离群众也是东北地区义勇军遭致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它是以旧军队为基础和大量收编胡匪所组成的，虽然也有不少农民和各阶层抗日群众参加，但是它在本质上并不是人民的武装。一方面它是抗日的，另一方面，它又有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因此，它也就不能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甚至还脱离群众。

东北义勇军各部往往滥发空白委任状，滥收胡匪；有的委任贪官污吏，纵使搜刮人民，借机发财；还有部分军队纪律很坏，尤为东北人民所不满。旧奉军原来的纪律本已不够好，时有扰民情况，但是多少还能保持旧军队的纪律；至于收编的胡匪，更是纪律荡然了。例如李海青部进入大安市城时，将商店抢光，到老百姓家翻箱倒柜，把农民的马匹全部牵走，见着行人就强换鞋帽，拿不走的东西丢弃满街，甚至还有强拉青年妇女成婚之事。后援会委任的义勇军司令武中原不去东北地区抗日，竟在北平前门外旅馆大卖委任状敛财。甚至还有义勇军到北平市后，竟有在北新桥、东城一带进行抢劫的。因此，许多地方的群众，往往一听到义勇军要来，便坚壁清野，逃避一空。象这样严重脱离群众、危害群众利益的队伍，怎么能不失败呢。

最后，各部义勇军互相之间，不能团结一致，合力御侮，甚至互相掣肘，摩擦冲突，也是它的一个致命的失败因素。江桥之战，盯李、冯各部按兵不动；及至盯李、冯在哈尔滨市和敌伪发生战斗，马也坐视不救。最后到苏炳文抗日的时候，已成了孤军奋斗的局面了。而吉林市的义勇军刘万奎部在撤退途中竟把李杜的旅长马宪章击毙，王德林和自己的副司令孔宪荣不和，唐聚五和东边的将领闹意见，到北平市后还公开地互相攻讦。辽南、辽西地区各部亦有自相火并、大鱼吃小鱼的互相残杀行动。

除了上述原因外，中国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也是失败的主要因素。当时国民党政府如能出兵东北地区，坚决抗战，这三十万抗日部队一定能起很好的配合作用，其结果当不至如此。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下令不得抵抗，他认为日军仅仅是挑衅而不是大规模发动战争。部分东北军队纷纷败退，但一些爱国将领、地方士绅及胡子部队，纷纷行动起来打击日军。但因种种原因，东北抗日义勇军遭遇不利局面，一些义勇军不得不进入关内休整，但是最北面的抗日义勇军却前退两难，后退是苏联，前面是汹汹日伪军。

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关注这支部队的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进行了艰辛的谈判，最后，双方议定：东北抗日义勇军经过苏联西伯利亚区域，转折进入中国新疆，途中，苏联政府提供便利保障，国民政府支付三百七十万美元，作为此次转移的费用支付给苏联。这部义勇军出发时四万多人，其中家属婴幼儿一万多人，到达新疆后，军队残余1万多人，家属仅有5千人，家属和部队全数不足二万人，其中在距离新疆200公里处牺牲尤多。期间，由于食物不足，曾发生“易食”现象，国民政府提出增加美元请苏联政府提供更多食物，但苏联政府自己部队的供应尚且不足，此事已经不是美元的问题了。在距离新疆国门不足200公里的最后一段路程中，因心理放松，许多义勇军憋着一口气松懈，眼看归国有望，牺牲万人之多。此乃我中华民族历史悲壮惨烈之一幕也。

入境后，新疆地方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义勇军将士，将士被热烈欢迎的新疆群众紧紧围住，行军速度大大减慢，日行二三里，一些新疆各族人民群众更是为此不计成本而倾家荡产，或负债累累而不计。如一家史姓家族，把自己的财物换成食物，供给大军食用。而锡伯族根据清政府指示由大东北迁徙新疆守边，爱新觉罗·弘历原本答应他们70年后到沈阳市生活，但清王朝灭亡了30年，这些锡伯族也没有迁徙沈阳，有朝一日见到来自家乡的亲人，无不热泪盈眶，锡伯族群众紧紧抱着衣衫褴褛的义勇军将士官兵，泪流满面不肯撒手。

义勇军到达新疆后，高级将领希望借道回到抗日前线，新疆地方政府希望留在本地，而经历重重磨难的部分军官和士兵担心国民政府歧视等，于是就留在新疆，被新疆地方政府改编为9个骑兵团和炮兵大队、战车大队、工兵队、通信队、教导团，分别驻守南、北、东疆广大地区；另外以东北抗日义勇军为骨干，组建了喀什、和田、阿勒泰市、塔城地区4个边卡大队。此后，以东北抗日义勇军进疆和整编为标志，新疆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强大威慑力的现代化军队，新疆的边防事业也进入了一个“守边固防”的新时期。如中印交界处的赛图拉镇哨所，原本安排边防军一百余人，经义勇军补充后，安排200余人参与边防，防止英军渗透进入中国境内，保证中国西部领土在《中俄伊犁条约》后不再丢失领土，也及时预防了克什米尔问题牵涉到中国境内。

轰轰烈烈、自发起来的东北地区义勇军的抗日斗争虽然很快地失败了，但当时参加义勇军的广大将士的爱国热情是值得我们尊敬的；而在抗日战斗中牺牲了的烈士们更是永远受到中国人民歌颂的。同时，他们的失败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坚持东北十四年的抗日斗争及以后八年的全民抗日战争提供了经验。因此，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义勇军的抗日事迹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分别加以整理，既要肯定他们的成绩，也要指出他们的缺点，作为信史存入我们伟大祖国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