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林旧踪》是一本由江西教育出版社于2000年1月1日出版的书籍。本书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讲述了中国晚清以来近百年间，西学
译林出版社中的各种旧人旧事。
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希尔斯(Edward Shils)在《论传统》一书中指出，传统是世代相传的东西，即任何从过去延传至今的东西，是人们解决既有各种问题的有效的文化途径。换言之，传统是过去时代的思想、规范仍然通过各种形式保留在今天社会生活中的活的东西。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什么？至今莫衷一是，我认为中国有一个古老的优秀传统一直为学者所忽视的，即中国人通过翻译寻求域外新知识、新思想的文化传统。
中国有两千多年漫长的翻译史，《
周官》和《
礼记》两书中就有关于
周朝翻译活动的记录。中国留下的翻译文献也可谓汗牛充栋，其大致可分为民族翻译、佛典翻译和西学翻译-Z大部分，按时间序列，恰恰是中国翻译史的三个阶段。民族翻译留下的文字记录相对比较少，而佛典翻译文献和西学翻译文献的数量则相当可观。西学翻译是指晚明由耶稣会士开始译述的汉文西书以来所形成的文献，据中外学者的统计，至20世纪40年代末-约有译本近5万种，堪称一片广密的译林。
中国漫长的翻译活动，曾经对于促进人们的思想和科学技术的变革，对于社会文化的更新与进步，有过巨大的作用。一部中国文化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部文化传播史。文化传播往往不是算术相加所能得到的结果，它会激发起人们对更多知识和信息的追求和无穷的创造力。自从有文字传播以来，特别是
东汉以来与域外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翻译在文化传播中起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早在20世纪初的1919年，
朱自清就在《新中国》杂志上指出：“翻印是介绍外国的文化到本国来的第一件利器。”翻译出版构成了近百余年文化史最重要的一环，从
孙中山到毛泽东等伟大的革命家；从
康有为到
梁漱溟等出色的思想家；从
梁启超到
鲁迅等杰出的文学家；从
李善兰到夏元琛等重要的科技传播家者，都与翻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百余年的中国历史，是一部救亡图存的历史，是一部千辛万苦寻求独立和富强的历史，也是中国人通过翻译向西方探寻真理而不懈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这就是至今尚未得到充分认识的最大、最强的中国文化传统之一。
季献林在为《
中国翻译词典》(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所作的序言中，把中华文化比作一条长河，“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
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就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
之用大矣哉!”西学翻译所引入的西来活水渗透到了近百余年间文化的各个领域，科技翻译促进了中国近代的“工业革命”，已成了有目共睹的事实；西方新思想的传播，导致了近代学术的转型；影响至深的当是文学领域，从文学角度来说，19世纪末以来有影响的大作家无不受益于外国文学。翻译小说导致了中国文学结构的变迁，西方小说的输入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小说发展的原动力。没有20世纪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积极译介和借鉴，中国文学不可能产生如此脱胎换骨的巨大变化。
著名翻译家
王佐良在《谈诗人译诗》一文中写道：“翻译刷新了文学语言，而这就从内部核心影响了文化。”西学翻译不仅带来了新观念，还引入了许多新词汇。如
冰淇淋(Ice—cream)、咖啡(Coffee)、
雪茄(Cigar)、沙发(Sofa)、茄克(Jacket)、摩托(Motor)、
沙拉(Salad)、模特儿(Model)、摩登(Modem)、荷尔蒙(}tormone)、维他命(Vitamin)、引擎(Engine)等．以及“维纳斯”、“丘比特”、“
宙斯”等神话人物至今读来巳不觉生硬，似乎已经融入中国文字语汇之中了。外来新词汇、新术语不仅可以使读者了解原文的文化背景，促进了文化交流，增加了汉语的表达能力，还为读者今后的阅读开拓了更为广阔的期待视野，这也是西学翻译影响了中国社会文化变迁一个最好的说明。
代代相传的翻译传统给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纵横错杂的
译林出版社中留下了大大小小各种奇葩异木，本书所讲述的就是关于晚清以来近百余年间西学翻译译林中的译家、译作、译业的“故事”。明末徐光启为代表的一代译家启开了三百多年来西学翻译的源头，而晚清西学翻译更与当今的翻译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希尔斯所说的，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实际上正生活在传统的掌心之中”。因此，已经步入新世纪的中国读者，不是有足够的理由通过这些译林旧踪，来重温近百余年来的西学翻译传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