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旻宁二年(1822)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迁御史。道光十五年(1835)，条奏整饬科场凡14事，皆被朝廷采纳。迁给事中，再迁光禄寺少卿。道光帝以“望颜遇事敢言”，曾给予褒勉，调太常寺少卿。十六年(1836)升顺天府尹，为治理京出力颇多。二十年(1840)出任福建省布政使。时鸦片战争爆发，他奏请朝廷封关禁海、断绝与外国的贸易往来，受到林则徐的驳斥。

二十三年(1843)户部银库亏帑事发，曾奉命回京以御史身份查处。在查清亏空数额后，他未事张扬，着管库官员分摊偿还，既追回了银库亏欠，又保住了户部属吏的面子，受到僚友们的好评。咸丰三年(1853)，曾以五品京堂候补，补通政使司参议。咸丰六年(1856)复授顺天府尹。未几，即同年腊月二十六日(1857年1月21日)，陕西巡抚。由五品参议、府尹一跃晋升为总揽一省军事、财政、吏治、刑狱的地方政府最高长官，曾望颜对朝廷感激不已，决心恪尽职守，以报皇恩。当时，清廷正全力征讨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农民起义武装，巨额的军费全由北方各省分摊，陕西省乃“财赋之邦”，每年负担的各种军赋饷银高达数百万两。然而曾到任时，藩库空虚，并无存银。为了完成朝廷征调饷银的指令，曾除加重田赋、推行捐输外，又仿照外省征收厘金的办法，于咸丰八年二月(1858年3月)在省城西安市设立厘金总局，分坐厘和行厘两种，向坐贾和行商征收厘金。一年下来，仅厘金和捐输两项，就能收银百万两以上，按时足额完成了京饷和协饷的解送，受到朝廷的赞扬。

曾抚陕不足三年，自然灾害不断。咸丰七年(1857)夏，渭河平原大旱。八百里秦川，除少量水浇地外，看不到青翠禾苗。秋凉以后，陕南和关中黄脊竹蝗蔽日，所经之处，稻菽、树叶吞噬尽。为保证来年的收成，曾通令各府州县厅，在冬春挖蝗卵、捕蝗蝻。次年春天，关中地区、陕南果然蝗蝻遍野，成群成片啃噬二麦青苗。曾坐镇巡抚，指挥灭蝗大战，对督导不力、造成蝗蝻生蔓延的蓝田县知县李梦荷、署华阴市知县毕赓言，报请朝廷批准革职拿问；对敷衍应付、并未认真督催捕除蝗蝻的候补知县张守峤、陈崇善等，均摘去顶戴，并勒令将原管辖区的蝗蝻挖捕净尽；对贻误农时，没有及时部署捕打蝗蝻的署宝鸡知县刘钦弼，也摘去顶戴，责令加紧捕挖，以功补过。他严厉处罚不尽职责的官员对全省震动很大，扑灭蝗蝻的任务在秦岭南北迅速展开，大大减轻了当年蝗灾的为害程度。

曾在都察院供职多年，对察纠官场舞弊有一定经验。咸丰六年(1856)腊月，他到陕西省上任，第二年七月(1857年9月)，发现省官钱局问题不少，遂亲督府道官员，把官钱局、铁钱局和府城西安五家私人钱铺的历年账目来了个彻底清查，结果使他大吃一惊：官钱局历任官员，既有挪用官款、私贩官钱的问题，又有与人伙开钱铺、串通分肥的问题。因事涉现任知县数人，还有官阶仅次于巡抚的陕西布政使司徒照的家人，遂于咸丰七年九月(1857年11月)将初查结果上报朝廷。清廷谕示，先将涉嫌的官钱局委员、候补知县郭廷椿，官钱局捐职主管王迎科，已擢升甘肃礼县知县的原铁钱局委员李应诏和丁忧未入流的李一并革职，交陕西巡抚严行审办。曾用了半年时间审理此案，终于搞清李应诏、李洵侵吞铸钱七万余串，李洵还亏短铁炭本钱五万余串；郭廷椿、王迎科私挪官款，伙同司徒照家人黄君任私开钱铺，朋比分肥，致官钱局短缺银钱数逾巨万。曾拟本上奏，要求严惩上列罪犯，并处分知情不报、姑息养奸、用人失察、玩忽职守的官员。经御前大臣、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复审，清廷于咸丰八年二月(1858年3月)发出谕令：李应诏、李洵、郭廷椿、王迎科立即处斩，黄君任处绞监候；现任湖北知县李应和官钱局管事人路万太，明知委员匿吞官钱，非但不据实禀报，还听从指使，助纣为虐，着将李革职遣送新疆效力赎罪，路杖责一百，流放三千里；陕西省布政使司徒照斥道府，滥用私人，对其家人黄君任伙同郭廷椿等长达三年的舞弊罪行竟毫无察觉，着即革其职务，遣送新疆充当苦役，并勒限一年。这起当时曾震惊全国的官钱局舞弊大案，从揭发、审理到判决，曾望颜是有大功的。

此后，曾还在咸丰八年六月(1858年7月)、十二月(1859年1月)，遵照清廷谕示，先后对不按章抽厘、纵容门丁差役端节勒索民财的兴平市知县王弼和经管粮仓任意盘剥、私卖图利的榆林府照磨邓用元，以及榆林知府何鲲等均严行审讯，并按律予以惩办。咸丰九年十月初四(1859年10月29日)，曾调署四川总督，与川、滇、黔农民起义军作战经年，“诸路虽有斩获，而滇匪势日炽”(《清史稿·曾望颜传》)，清廷下诏斥其无能“制贼”；接着又被人参劾，谓其“任性妄为”、“纵子干预”、“不能约束子弟仆隶”，于咸丰十年(1860)被解职。两年之后，同治登基，召曾回京，以四品京堂候补。同治四年(1865)，

又被召入京授内阁侍读学士。后以年老辞官归粤，同治九年（1870年）卒于城南里第，年八十有一。

爱新觉罗·旻宁二十三年（1843年），曾望颜自福建省解职返乡，倡议并捐资重建了香山铁城西山仁寿寺（今石岐西山寺）。除重建碑文及“西山第一峰”山门外，他还为该寺题写了楹联：山小岂无云出，台高还有树参天。曾望颜曾在此处攻读诗书，而后入仕，虽数经沉浮，终不改雄心，此联即为其明志之作。

曾望颜一生刚正严毅，铁骨铮铮，知而无不为，时称为“曾铁面”。时任户部尚书英和、吏部侍郎汤金钊为之评曰：“此必能自立，不肯苟徇流俗者”。道光十五年（1835年），曾望颜所上奏的整饬科场十四条为爱新觉罗·旻宁所采纳，而得任光禄寺少卿、太常寺少卿等职。其任京卿时，“遇事敢言、指陈晓畅”，而深得道光等帝所器重；而身处地方，则是赤心向公，励精图治，更是为地方百姓所拥戴。

咸丰六年十二月（1856年），曾望颜被任命为陕西巡抚，以救弊补偏为急务。至咸丰九年（1859年）转署四川总督，其在陕两年，整顿戎政，实行保甲，修筑寨堡，擒治流匪，社会民生得以稳定；又以“汉、回皆国家赤子，只分曲直，何分彼此治之”，化解汉、回诉讼纷争，并斩杀汉族巨恶，回人皆谓：“自林文忠后仅见此人，我虽与汉人世仇，但曾抚军在，不可生事负恩德”，民族关系遂逐渐平和。及至光绪六年（1880年），甘陕总督左宗棠以曾望颜在陕两年政绩卓着、陕民感慕而奏准在国史馆为其立传，并建立专祠，以供后人仰止。

曾望颜以清正廉明自持，“勤于官事，校簿书恒至夜分，服饰一如秀才时”。其数次被贬，乃因“性过刚，故不合时宜”。其中年后作有一联“立脚怕随流俗转，留心学到古人难”流传至今，实为其从政数十年之最佳写照。

爱新觉罗·旻宁年间，是中原地区及其民众由封闭狭隘逐渐走向豁然自由的关键性年代。在那个年代，中华数千年的本土文化与西方外来的科技文明进行了最直接最全面的碰撞和交锋，新或旧、取或舍、破或立乃至放或禁，都成为争论的焦点。在这些争论中，曾望颜站在了保守的一边，一肩担道义，一手着文章，为维护中华本土文化及统治的相对纯粹而勉力相争。

道光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1838年5月15日），吏科给事中陶士霖上《奏请敕将囤贩吸食鸦片之犯议加重典以除积弊而保民生折》一折奏请查禁鸦片，认为“非议以重刑不能挽此积重之习”，“将囤贩、吸食鸦片各条例从重议加罪名”。这是罂粟严禁论的首发者。至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初十日，鸿胪寺卿黄爵滋向爱新觉罗·旻宁呈进了著名的《请严塞漏以培国本折》，陈述鸦片的流毒祸害，反对弛禁，主张严禁，并“重治吸食”。道光帝当天即谕令沈阳市、吉林省、黑龙江将军辖区及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督抚，对黄爵滋所奏“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从而展开了一场全国性的禁烟大讨论，也把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全国禁烟运动推向了最高潮。道光十九年端午节日（1839年6月15日），道光皇帝批准颁布了由军机大臣、大学士敬敏等会议草拟的《严禁鸦片章程》，严禁鸦片从此成为清政府的最高决策，并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

可以说，将严禁罂粟以最高决策的形式规定下来，全国范围内高压遏制鸦片的流毒，不失为清朝统治者的一种英明手段。但是，如果因为严禁鸦片而闭关绝市，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做法。因此，在鸦片严禁派内部又出现了闭关禁海绝市和保护合法贸易之间的争论，其中最突出者为曾望颜和林则徐的“御前之争”。

林则徐（1785-1850），字少穆，福建省侯官（今福州市）人，嘉庆十六年（1811年）中进士，选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授职编修，在长达数十年的宦海生涯中，他做过浙江省道员，江苏巡抚等官。他关心社群民生，刻苦自恃，锐志兴利除弊，一时贤名满天下。

由《香山明清档案辑录》有关史料可知，爱新觉罗·旻宁十九年十二月十一日（1840年1月15日），曾望颜呈上了关于奏请封关禁海并将澳夷互市货物定以限制的条陈，提出“制夷要策首在封关”，且“封关之后海禁宜严”，“除口内往来船只不禁外，其余大小民船，概令不准出海，即素以捕鱼为生者，亦止许在附近海内捕取”，所有对外贸易均应断绝，“无论何国，不准通商”。清廷将此奏折下发广东省大吏议奏。道光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1840年4月27日），林则徐联同广东巡抚怡良、水师提督关天培等人上了著名的《复议曾望颜条陈封关禁海事宜折》，奏驳曾望卿的主张：首先要区别对待对外贸易，不宜“概断各国贸易”，应“以夷治夷”，“使其相间相睽，以彼此之离心，各输忱而内向。”其次，“惟是大海茫茫，四通八达，罂粟断与不断，转不在乎关之封与不封。”最后，禁绝出海也是不明智的，“缘广东民人，以海面为生者，尤倍于陆地，故有‘渔七耕三’之说，又有‘三山六海’之谣，若一概不准其出洋，其势即不可以终日。”在这本奏折上，林则徐严禁鸦片并保护合法贸易的思想表露无遗，对曾望颜封关禁海这一主张进行了毫无保留的批驳。然而，随着虎门销烟后中英关系的日趋紧张，爱新觉罗·旻宁最终下令完全断绝了中英贸易，而后第一次鸦片战争接踵而来，中原地区再次坐失扭转局势继而奋起之良机。

鸦片战争是自古未有的巨变。在罂粟战争中，西方诸国以“鸦片”和“火炮”两种不文明的手段，强行打开了中国落后和封闭的大门，而使中国社会各阶层陷于痛苦、迷惘和困顿。终道光朝三十年，处处充斥着鸦片、掠夺、斗争、变革及妥协的气息。面对道光年间西力东渐的威胁，既有林则徐等应变图新者主张师夷长技，变古便民，亦有如曾望颜等封建守旧派主张闭关自守，禁绝外贸。尽管其主张是对立的，智愚迥异，但毕竟都是民族危难时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铁肩担道义，辣手着文章”一联乃曾望颜于同治二年（1863年）为襄廷所撰，也恰恰写实了其本人在那烽火岁月里为自身所坚持的道义而呼吁奔走的心情，豪迈气概，一览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