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年6月13日~1939年1月28日），亦译“叶慈”、“耶茨”，毕业于大都会艺术学校（今爱尔兰国家美术与设计学院），爱尔兰诗人、剧作家和散文家，著名的神秘主义者，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也是艾比剧院（Abbey Theatre）的创建者之一。威廉·巴特勒·叶芝的代表作有《凯尔特的暮光》《当你老了》等。

1865年，威廉·巴特勒·叶芝出生在都柏林。他出生两年后，一直到13岁之前，随全家迁居英国。1883年12月中学毕业后，他便开始了诗歌创作。1885年，威廉·巴特勒·叶芝在《都柏林大学评论》上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诗作，以及一篇题为《赛缪尔·费格森爵士的诗》的散文，自1887年开始，他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主要创作领域包括诗歌、戏剧和散文。他在1893年出版散文集《凯尔特的暮光》，进入不惑之年后，叶芝的创作风格发生了比较激烈的变化，更趋近于现代主义。1934年，他和英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瑟夫·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65—1936）共同获得歌德堡诗歌奖。1939年1月28日，威廉·巴特勒·叶芝在法国曼顿（Menton）的“快乐假日旅馆”逝世。

叶芝的诗受浪漫主义、唯美主义、神秘主义、象征主义和玄学诗的影响，演变出其独特的风格，是英语诗从传统到现代过渡的缩影。被诗人托马斯·艾略特誉为“当代最伟大的诗人”，1923年，叶芝“以其高度艺术化且洋溢着灵感的诗作表达了整个民族的灵魂”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早期学习绘画，是伦敦艺术家和作家团体中年轻的一员。

1877年，进入葛多芬小学（Godolphin）。

1884年到1886年，就读于位于基尔岱尔大街的大都会艺术学校（Metropolitan School of Art），也就是如今爱尔兰国家美术与设计学院的前身。

1881年10月，在都柏林的伊雷斯摩斯·史密斯中学（Erasmus Smith）继续他的学业。

不仅仅是艾比剧院的决策者之一，也曾担任爱尔兰国会参议员一职。

1889年，与格雷戈里夫人、马丁和乔治·摩尔创立的“爱尔兰文学剧场”（Irish Literary Theatre）。

在1902年，资助建立了丹·埃默出版社，用以出版文艺复兴运动相关的作家作品。这个出版社在1904年更名为库拉出版社。出版社存在至1946年，一直由两个姐妹经营，总共出版了70本著作，其中的48本是叶芝自己写的。

1883年12月，中学毕业，其后便开始了诗歌的创作。

1885年，在《都柏林大学评论》上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诗作，以及一篇题为《赛缪尔·费格森爵士的诗》的散文。

1886年，创作《摩沙达》一部诗歌戏剧。

早期作品《茵纳斯弗利岛》是在早期的代表作。还有《诗集》《神秘的玫瑰》和《苇间风》等作品。该诗集中表现了诗人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厌弃和对田园牧歌生活的无限向往，具有逃避现实的唯美倾向和鲜明的浪漫色彩。

1890年，和欧那斯特·莱斯（Ernest Rhys）共同创建了“诗人会社” （Rhymer’s Club）。这是一个由一群志同道合的诗人们组成的文学团体，成员们定期集会并于1892年和1894年分别出版过自己的诗选。

1893年出版的散文集《凯尔特的薄暮》。

1896年，回到爱尔兰之前他又写了另外四部作品。

1899年，创作《乌辛的流浪》。

创作以冈昂为原型创作了剧本《凯丝琳女伯爵》

创作的《康诺特省的情歌》倍受推崇。

创作了《1913年9月》这首诗中得到了体现。

1927年，创作诗作《在学童中间》。

晚年非常高产，出版了许多诗集、戏剧和散文，许多著名的诗作都是在晚年写成的，包括一生的颠峰之作《驶向拜占庭》。

1929年之后，叶芝搬离了图尔巴列利塔。

1938年，最后一次来到艾比剧院，观赏他的剧作《炼狱》的首映式；同年，出版了《威廉·巴特勒·叶芝的自传》。

最后一首诗作是以亚瑟王传说为主题的《黑塔》。

父亲“约翰·巴特勒·叶芝”是亚麻商人杰维斯·叶芝的后裔。

母亲（即威廉·巴特勒·叶芝的祖母）苏珊·玛丽·波雷克斯芬来。

哥哥杰克成为一位著名的画家。

两个姐妹伊丽莎白（不是女王）和苏珊则均参加过著名的“工艺美术运动”。

长女安·叶芝。

1917年10月20日，与乔治·海德里斯结婚。

1939年1月28日，在法国曼顿（Menton）的“快乐假日旅馆”逝世。

叶芝是20世纪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导人。他是象征主义诗歌在英国的早期代表人物，对20世纪英国诗歌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叶芝的历史就是世纪之交爱尔兰的历史，而他的诗歌则将他个人的历史与那一时期的爱尔兰历史融为一体。

年轻时代的叶芝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其早期诗歌多取材于爱尔兰本土的传奇与民俗音乐。叶芝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因此政治是他诗中的一大主题；而与叶芝的民族主义激情紧密相连的是他对献身于爱尔兰文化复兴的杰出女演员莫德·冈的爱情，因而爱情对于叶芝也是个终生的主题。他与格雷戈里夫人的合作亦对爱尔兰戏剧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叶芝的这一连串人生经历同其诗歌有着紧密的联系。凭着他那能创造神话的想象力，叶芝将生活中许多平凡事件化为美妙的诗句，再在他的诗中创造出具有叶芝风格的象征主义。而且，艺术与自然的关系在叶芝的许多诗中亦得到了表现。在创造他的艺术、他的象征主义的同时，叶芝似乎也急欲为历史画像。也许是受到了神秘主义（包括布莱克的神秘主义）的影响，这一幅神秘的历史画像颇具悲剧色彩。人的命运是由外在力量所控制的，历史的轮盘不停地旋转，已现的必将重现。《丽达与天鹅》与《基督重临》描述的正是这一主题。多样性的人生，多样性的主题，多样性的风格与技巧，时隐时现的历史影子，构成了叶芝诗歌的伟大所在。正是由于这种多样性，后世的评论家一般将叶芝的诗歌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诗歌创作包括他从1883年起在《都柏林大学评论》（都柏林 University Review）上发表的诗歌，直到1899年出版的《芦苇中的风》（The Wind Among the Reeds）为止。初入诗道，叶芝接受的是后期浪漫主义的传统。对他深具影响的是前拉斐尔派诗人及其后继者，其中的威廉·莫里斯可以说是叶芝的最主要的影响者。莫里斯是叶芝的朋友，他对叶芝的影响在《相的漫游及其他》（The Wanderings of Oisin and Other Poems，1889）中最为明显。布莱克和珀西·雪莱也对叶芝早期的诗歌产生过影响，因为叶芝曾编选过布莱克的诗集（1893）。这些诗人在作品中表达的信念及情感使叶芝深有感触。

然而，尽管叶芝的早期诗歌属于自十九世纪发展而来的英国浪漫主义传统，但由于其爱尔兰背景，他的早期诗歌以其独特的爱尔兰题材而有别于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这两者的结合产生了叶芝独特的早期风格：韵律感强烈，充满柔美、神秘的梦幻色彩；诗中所述人物则多为爱尔兰神话与传说中的英雄、智者、诗人以及魔术师等。同时，这些诗表现出一种忧郁抒情的氛围，笔触颇似珀西·雪莱。对于年轻敏感的叶芝而言，诗就是梦，梦能保护俗世中的诗人，而他从孩童时就沉浸于其中的爱尔兰神话与民间故事则是他寻梦的遥远去处。这一时期的主题大多为回忆和梦想，其顶峰之作也许就是“茵尼斯弗里岛”(“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此诗可谓叶芝白日梦的杰作，实际上反映的是诗人对故乡爱尔兰的一种思恋情绪。其广为传诵的部分原因也许就在于其彻底的浪漫主义主题和独特的语言风格。

这一时期，叶芝开始用贵族的理想观点来衡量爱尔兰民族主义的革命者及爱尔兰大众，其结果只能是失望。在叶芝看来，暴力、内战并非爱国的表现，而是“黄鼬洞里打架”。他觉得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缺乏在约翰·奥利里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爱尔兰传说中的高贵和古老的英雄主义气质。对爱尔兰政治的失望使得叶芝改变了他的诗风。早期寓言般的梦想被抛弃了，他的诗更加现实、复杂、世俗化，逃往“茵尼斯弗里岛”已是大可不必。他早期的象征主义柔弱无力，必须注入新的活力；而他的新象征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对神秘中的秩序的追求。为此，叶芝发展了一种神秘的历史循环论，集中表现在《幻象》（1926）一书中。叶芝认为：历史的发展周而复始，当一个周期完成后，又进入下一个周期，如此不断循环。他的许多诗歌就是这种历史理论的直接说明。

后期诗歌的风格更为朴实、精确，口语色彩较浓厚，多取材于诗人个人生活及当时社会生活中的细节，且多以死亡和爱情为题，以表达某种明确的情感和思索。后期诗歌包括诗集《钟楼》（The Tower，1928）《盘旋的楼梯》，（The Winding Stair，1929）《三月的圆月》，（A Full Moon inMarch，1935）和《最后的诗歌及两个剧本》 （Last Poems and Two Plays，1939）。《钟楼》收集了叶芝的一些内涵最丰富的诗，如：“驶向拜占庭”（Sailing to Byzantium）、“钟楼”、“内战冥想”（Meditations in Time of Civil War）、“1919”、“丽达与天鹅”以及“在学童们中间”（Among School Children）。对于叶芝来说，生活与艺术是一种冲突。随着年纪不断增大，年龄与欲望又成为一对矛盾。在“驶向拜占庭”一诗中，诗人构造了日渐衰老的肉体的渴望与灵魂对自由的向往。诗中，一位老人拒绝了年轻人的感官世界，表明渴望摆脱肉体束缚而追求永恒的艺术世界的愿望。在“在学童们中间”一诗中，他也谈到了时间与人生的问题。而“丽达与天鹅”则又使他回到《幻象》中的历史循环这一主题上。

这“最后”意味着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叶芝在文学史中为自己提前找到了位置。《三月的圆月》（A Full Moon in March，1935）包括一组称为“超自然的歌”的文学诗。这些诗浓缩了叶芝的思想，语言简朴。其中“人的四个年龄阶段”一诗体现了幻想中的思想，也反映了对人类文明的思考。

叶芝的理论成就主要表现在《诗的象征》一文中，但他并不是一个理论家。《幻象》中的思想也并非什么完整的理论，而是个人色彩很浓厚的一种价值观念。叶芝是个诗人，他的成就在于那多样性的诗歌，丰富的题材与想象。此外，娴熟的技巧也是他吸引读者的重要原因。如果说威廉·华兹华斯统治了上一个世纪的英语诗歌，那么叶芝则统治了19、20世纪交替时期的英国与爱尔兰诗歌。

威廉·巴特勒·叶芝，一位在20世纪现代主义诗坛上熠生辉的爱尔兰诗人，他与托马斯·艾略特共同成为了诗歌领域的杰出代表，对现当代文学产生了深远且不可忽视的影响。叶芝的诗歌创作理论和实践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其卓越成就甚至赢得了艾略特的赞誉，被其称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叶芝在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中所做的杰出贡献，使得他在1923年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此外，叶芝的创作风格对包括庞德、詹姆斯·乔伊斯以及艾略特在内的众多文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作品，如《苇间风》，至今仍被外国读者广泛传颂，备受喜爱。

叶芝作为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其作品中展现的现代性特质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深入探究叶芝作品的浪漫主义抒情传统，并结合其象征主义的发展和面具理论的应用，可以看出叶芝在创作过程中持续追求自我创新的现代性表达。叶芝的象征主义发展实际上标志着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过渡。在叶芝的作品中，浪漫主义抒情与现代性呈现出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浪漫主义抒情构成了叶芝作品的内在特性，而象征主义的发展和面具理论的应用则展现了诗人不断自我挑战和追求创新的精神。有批评家因叶芝作品中缺乏城市印象而对其现代性提出质疑，但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对现代主义本质的片面理解。从象征主义的视角看，无论是城市还是叶芝所描述的爱尔兰斯莱哥乡村，都是诗人内心情感的客观投射，共同构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人的异化危机的反思和反抗。叶芝的这种独特性使他的诗歌在“反抒情”的现代诗歌中独具一格，即使在后现代主义兴起后，他的作品依然保持着持久的魅力。

“神秘主义”这一词汇源于拉丁文的“occulo”，意指“隐藏或隐蔽”。其基本含义涉及那些旨在赋予人们更高精神或心灵力量的教义和宗教仪式，然而其参与者并未得到确切的界定。神秘主义涵盖了多种理论和实践，包括玄想、唯灵论、“魔杖”探寻、数灵论、瑜伽、自然魔术、自由手工匠共济会纲领、巫术、星占学和炼金术等。

叶芝在其一生中均对神秘主义和唯灵论展现出浓厚的兴趣。1885年，他与一些友人共同创立了“都柏林秘术兄弟会”，并于6月16日主持了该组织的首次集会。同年，都柏林的神智学会馆在通灵法师婆罗门·摩西尼·莎特里的主持下正式开放，叶芝随后在次年参加了他的首次降神会。此后，叶芝对炼金术和通神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890年，他加入了金色黎明秘术修道会，并于1900年升任该会领袖。婚后，叶芝夫妇曾尝试当时流行的无意识写作方法。叶芝的神秘主义倾向在其著名诗作《丽达与天鹅》中得到了显著体现。该诗取材于希腊神话，讲述了宙斯化身为天鹅与美女丽达结合并育有两个女儿的故事。这一母题在西方文学和艺术作品中多次出现。关于叶芝创作此诗的初衷，西方评论界给出了多种不同的解读，包括认为“性爱和战争是历史变化的根源”以及“历史是人类创造力和破坏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西方主流的文学史中，《丽达与天鹅》被视为象征主义诗歌的重要里程碑作品。

在叶芝神秘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凯瑟琳·泰楠起到了显著的影响。泰楠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诗人，叶芝早年与她交往甚密。受到泰楠的影响，叶芝开始频繁参与各类神秘主义组织的活动。尽管泰楠始终爱慕叶芝的才华，但叶芝后来却逐渐与她疏远。叶芝的神秘主义倾向受到了印度宗教的深刻影响，他晚年甚至亲自将印度教的《奥义书》翻译成英文。此外，通灵学说和超自然的冥思成为叶芝晚期诗歌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然而，一些批评家对叶芝诗作中的神秘主义倾向表示了不满，认为其缺乏严谨性和可信度。例如，W.H.奥登曾尖锐地批评晚年的叶芝为“一个被关于巫术和印度的胡言乱语侵占了大脑的可叹的成年人的展览品”。尽管存在这样的批评，但正是在这一时期，叶芝创作出了许多不朽的作品。若要深入理解叶芝晚年诗作的奥秘，就必须研究他1925年出版的《灵视》一书中所体现的神秘主义思维体系。如今，人们通过阅读这本书来探索叶芝后期的诗作，但并不将其视为一本宗教或哲学的著作。

1913年，叶芝在伦敦结识了年轻的美国诗人庞德，后者来到伦敦的部分原因是为了结识这位比他年长的诗人。庞德对叶芝评价甚高，认为他是“唯一一位值得认真研究的诗人”。从1913年至1916年，叶芝和庞德每年冬天都会在亚士顿森林的一个乡间别墅中共度时光，期间庞德担任叶芝的助手。然而，当庞德未经叶芝许可擅自修改了他的部分诗作，并将修改后的作品发表在《诗》杂志上后，两人的关系开始恶化。庞德对叶芝诗作的修改反映了他对维多利亚式诗歌韵律的厌恶。不过，很快两人都开始怀念共同工作、互相学习的日子。特别是庞德从欧内斯特·费诺罗萨的寡妇那里学到的关于日本能乐的知识，为叶芝即将创作的贵族风格的剧作提供了灵感。叶芝的第一部模仿日本能乐的剧作《鹰之井畔》于1916年1月完成，他将这部作品的第一稿献给了庞德。

现代主义对叶芝诗作风格的影响显著，具体表现为他逐渐摒弃了早期作品中传统的诗歌形式，转而采用更为冷峻、直接的语言风格。这种风格的转变在叶芝的中期作品中尤为突出，例如作品集《七片树林》、《责任》和《绿盔》。

1923年，叶芝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殊荣由瑞典国王亲自颁发。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叶芝在两年后创作了短诗《瑞典之丰饶》。1925年，叶芝出版了一部精心创作的散文作品《灵视》。在这本书中，他引用了柏拉图、布列塔诺以及几位现代哲学家的观点，用以支持自己的占星学、神秘主义和历史理论。

珀西·雪莱的诗对叶芝产生了显著影响。叶芝在一篇关于雪莱的文章中表达了对《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的高度评价，称其在所有伟大著作中的地位超乎他的预期。此外，叶芝早期还受到爱尔兰著名芬尼亚组织领袖约翰·奥里亚雷的影响。诗人晚年回顾时表示，奥里亚雷是他见过的最“风流倜傥的老人”，并从与奥里亚雷的交谈以及他赠送或借阅的爱尔兰书籍中获得了启发，这些经历对他一生的志业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奥里亚雷的引荐下，叶芝结识了德格拉斯·海德和约翰·泰勒。值得一提的是，奥里亚雷于1893年创立了盖尔语联盟，致力于爱尔兰语言的保存和推广。

叶芝对生命的理解深刻而独特，他认为生命如同诗歌一样是一个过程。在青春时期，生命如同茂盛的绿树，充满活力和欢乐，但缺乏深度的思考；而在老年，生命的枝叶虽显凋零，但其遒劲的枝干与大地紧密相连，象征着生命的根本。这种对生命的认识需要经历岁月的沉淀才能真正领悟。此外，叶芝对爱情也持有执着的追求态度。他的著名诗句“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出自《当你老了》，这首诗表达了他对女演员茅德·冈一生的不懈追求，成为他流传最广的诗歌之一。

早期的叶芝对缪斯怀有无限的憧憬，并在诗中表达了对爱情不幸的感慨。他描绘了一种理想化的场景，其中双白鸟在浪花中自由出没，岁月遗忘，悲哀不再。然而，他也意识到这种追求往往显得空茫和过于浪漫，未能完全承载人生的痛苦和普遍真理。

叶芝的诗歌风格从早期的自然描述逐渐转变为晚年的沉思和凝练，展现了一场深刻的思想和艺术修炼。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感言虽身体已衰老且疾病缠身，但自己的艺术创造力却因此焕发新生。他坚信，只有勇敢面对现实，承受痛苦和挫折，才能在艺术上达到更高的境界。

在《驶往拜占廷》一诗中，叶芝深入剖析自己，认为一个衰老的人仅是外在的废弃，真正的价值在于灵魂的歌唱。他为了追求真理，对自己毫不留情，勇于揭示自身的人性弱点。

在叶芝的创作生涯中，可以观察到他与但丁·阿利吉耶里的《神曲》、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的《浮士德》以及莎士比亚的悲剧所展现的相似之处，即他们都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付出了毕生的努力。然而，相较于这些伟大诗人，叶芝并未达到同等的高度。在《悼念叶芝》这首诗中，有赞美他“辛勤耕耘着诗歌，把诅咒变成了葡萄园”的表述；弗兰兹·卡夫卡也曾指出：“每个人都必须不断从内心发掘真理，否则就会枯萎。叶芝一生致力于追求真理，即便未能触及终极真理，他也至少做到了无悔于自己的人生。”

1922年，叶芝进入爱尔兰参议院。

2008年，威廉·巴特勒·叶芝的笔记本在爱尔兰国家图书馆展出，展览的主题是“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的生活和作品”。笔记本摊开的那一页展现的正是冈小姐写给叶芝的信。在展览中心，竖立着茅德·冈小姐的雕像。

在展览的四部影片中，叶芝是一位公众人物、诗人、情人、神秘主义者，也是一位获得了巨大文学成就，但又有些古怪和自负的人。这次展览会也被看成是对叶芝家庭的一个感谢之举。在诗人1939年离世后，他的夫人，乔治，开始陆续将他的文稿赠给了爱尔兰国家图书馆。他们的儿女在去世前也继续将父亲的作品作为礼物捐赠给图书馆。

2015年，是爱尔兰国民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诞辰150周年，从他的故乡小镇斯莱戈到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再到南美甚至非洲，喜爱叶芝的读者先后发起了创意纷呈的活动来纪念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