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又译为吉普林或卢亚德·吉卜龄，男，（1865年12月30日-1936年1月18日），英国小说家、诗人。作品有诗集《营房谣》《七海》，小说集《生命的阻力》和动物故事《丛林奇谭》等。

吉卜林于1986年出生于印度孟买，1870年，6岁的吉卜林回到英国接受教育，1882年返回印度，成为一名记者并开始写作；1889年，返回英国，此后他的前半生都穿梭往返于这两个国家之间；在欧洲大举殖民的时代，吉卜林以记者的身份游走游历东西世界，也曾旅居中国、缅甸、日本，以西方人之眼，洞察东方世界的风土人情。

吉卜林的作品在20世纪初的世界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吉卜林以印度的大自然、社会生活以及英国殖民者的日常为背景创作了大量的小说、诗歌、随笔和儿童文学作品，被誉为“短篇小说艺术创新之人”；吉卜林一生共创作了八部诗集、四部长篇小说、二十一部短篇小说集和历史故事集，以及大量散文、随笔、游记等；他的作品简洁凝炼，充满异国情调，尤其在短篇小说方面；1907年，吉卜林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这位世界名作家的作品以观察入微、想象独特、气概雄浑、叙述卓越见长”

1865年12月31日，鲁德亚德·吉卜林出生于印度孟买，他的父亲约翰·洛克伍德·吉卜林是该城J.J. 爵士艺术学院的校长、建筑雕塑学的教授，后任拉合尔艺术学校校长和博物馆馆长；年幼的吉卜林被艺术家、作家、唯美主义者和知识分子们环绕着，在吉卜林接受英语启蒙教育的同时，他的保姆和挑夫还给他讲述印度故事或唱印度歌曲，教他印地语，吉卜林同时开始了印度文化启蒙。

1870年，6岁的吉卜林被送回英国上学，在一家儿童寄养所住了5年；1877年，吉卜林进入一所专门为英国培训海外军事人员的“联合服务学院”；这里条件比较艰苦，吉卜林除学军事知识外，开始读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和斯温明的诗，开始进行诗歌创作；1881年，他的父母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出版了他这时期的习作，题名为《学生抒情诗》。

1882年，17岁的吉卜林英国完成中学教育，乘坐汽船回到印度，父亲洛克伍德·吉卜林为他在拉合尔找了份工作，担任拉合尔市《军民报》副编辑。吉卜林前后一共做了七年的新闻记者，他了解印度，对它怀着深厚又复杂的情感；在吉卜林当记者期间练就的简洁文体比当时长篇小说中流行的冗长文风更富有活力，也更适合短篇小说的创作。

短篇小说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在英国兴起较迟，到1890年为止，它始终只是作为长篇小说作家的副产品而存在；当时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安德鲁·兰对英国短篇小说的发展持悲观态度，感慨道：“很遗憾，英国人的欣赏趣味接受不了短篇小说。这些短篇小说登在刊物上他们愿意阅读，但一旦结成集子出版他们却又不喜欢⋯⋯。”

吉卜林在印度做记者期间，开始写作，他敏锐地观察印度的风土人情，把见闻写成小品文和轻快诗，发在他为之工作的报纸上。1884年9月，吉卜林发表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百愁门》，从此便不断发表诗歌和短篇小说；1886年 ，21岁的吉卜林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办公室小调》（ Departmental Ditties）；同年，《机关打油诗》开始在孟买的《军民报》上连载。

1888年，吉卜林出版了《山间小故事集》（ Plain Tales from the Hills ）；吉卜林将他幼时在儿童寄养所住的可怕情景写进了《黑羊咩咩》；同年，出版了《山中的平凡故事》《三个士兵》《加兹比一家的故事》《雪松下》《鬼影人力车》《小威利·温基》《黑与白》等七部引人注目的短篇小说集；作品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清新自然，曾使当时英国读者耳目一新。印度在吉卜林笔下第一次具有了以前所不曾有过的活力和真实感，不仅有充满浪漫色彩的奇风异俗、森林原野，也有灾荒、干旱、热病、饥、迷信；它是(母国)财富的源泉，但在征服者的掳掠下已成了贫穷和灾难的渊薮；它是野蛮落后的代名词，但其悠久古老的文明也不时闪耀着尊严和活力。

1889年，在《山间小故事集》在拉合尔以及加尔各答出版仅一年之后，这本书又在纽约、爱丁堡和德国重版，因为英语在大英帝国内外的巨大影响，吉卜林的作品不需要翻译就成为了一位全球作家。同年，吉卜林作为《民政与军事报》的特派记者去了英国，他乘船出发，取道中国、日本、美国，经历了一次“征服世界”的旅行，在途中写了许多札记，收集在《从大海到大海》等集子里；这使他一年之内就被誉为当代最杰出的散文作家之一。1890年，《山间小故事集》在印度、英国和美国有多个版本出版，吉卜林的作品也开始在南非、澳大利亚以及更远的地方畅销；同年，发表诗歌《东西方歌谣》（Ballad of East and West）；1981年，出版短篇小说集《生命的阻力》。

1892年1月，吉卜林与美国姑娘卡罗琳·巴莱斯蒂尔结婚，在回到英国仅逗留两年后，便随着他的妻子定居美国的佛蒙特州；同年，发表诗集《营房谣》，并与美国作家查尔士·贝勒斯梯尔合作了长篇小说《劳拉长》；《营房谣》集中歌颂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英国士兵勇敢战斗的尚武精神的诗作，轰动了英国文坛，并因此获得了“英国军队的行吟诗人”称号；1983年，出版短篇集《许多发明》与冒险小说《大宝石》；1894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丛林奇谭》，该书写的是有关印度原始森林中野兽的故事，其中叙述一只勇敢的母狼从虎口救出婴儿莫格列并抚养了他，作者写的是动物的故事，但充满了人类生活的寓意。1895年，出版的《丛林之书二集》。

1896年，发表诗集《七海》，以豪迈风趣的笔调讴歌英国军队在异国的征战，为其赢得“帝国诗人”的称号。同年，吉卜林以他在新英格兰的生活经历为素材，创作的儿童小说《怒海余生》，小说主人公哈维的原型是在1889年吉卜林从印度到中国的航行途中，遇到的一个名叫阿尔伯特的美国男孩；主人公置身于全新的环境，面对人生的挑战，逐渐成长起来，最终实现了自我救赎。1897年发表了《消失的光芒》《勇敢的船长们》，《勇敢的船长们》描写了一个美国富家子弟在海上的一段奇遇，细腻且真实地刻画了他从一个骄横任性的公子哥到一个坚强乐观、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揭示了劳动和友爱在培养一个人健全性格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是世界儿童文学的不朽经典。同年，出版自传体中篇小说《斯托凯公司》，对强调纪律和秩序提出质疑。

1901年，发表小说《吉姆》（ Kim），该书缘起于吉卜林自己在印度的童年生活经历，是吉卜林最后一部以印度为题材的作品，被批评家公认为是吉卜林最出色的长篇小说，富有浓郁的民族色彩。该书讲述了一个爱尔兰驻印士兵基姆在印度广袤的土地漫游，寻找一条能洗涤一切罪孽的圣河以及又充当驻印英军间谍的故事。

1902年返回英国，创作了著名的童话《供儿童阅读的平常故事》，同年，定居萨塞克斯郡；萨塞克斯郡为他1906年出版的《普克山的帕克》、1910年出版的《奖赏和仙女》等作品提供了背景；1907年，出版政治讽刺小说《老虎！老虎！》；同年，41岁的吉卜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获奖理由：“这位世界名作家的作品以观察入微、想象独特、气概雄浑、叙述卓越见长”。1909年，创作诗歌《如果》寄语给他12岁的儿子约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吉卜林站在大英帝国立场发表了不少诗歌和特写，鼓动青年参军为大英帝国献身。1915年，因其儿子在比利时的战场上中弹身亡；晚年的吉卜林由于失子之痛和疾病缠身，创作上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不少作品涉及战争创伤、病态心理和疯狂、死亡的内容。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各种各样的人》（1917）、《借方和贷方》（1926）等；后来他在南非度过很长时间，和钻石大王塞西尔·罗兹交往，加强了他关于白人使异教黑人开化的使命等帝国主义信念。1932年，出版《极限与更新》；1933年，吉卜林将《丛林之书》《丛林之书续篇》《在保护林里》这三篇有关毛葛利的故事编成《毛葛利故事集》；此外，吉卜林也曾被授予英国爵士头衔和英国罗伯特·骚塞的头衔，但都被他放弃了。

1936年1月18日，吉卜林在伦敦去世，女王陛下政府和各界人士在威斯敏斯坦教堂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他的一部未完成的自传《谈谈我自己》于身后出版。吉卜林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诗人角”，与英国许多伟大的作家诗人一道长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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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卜林在印度出生，1882年，17岁的吉卜林返回印度并做了7年的印度记者，他了解印度，对它怀着深厚又复杂的情感。在他的笔下，这里不仅有充满浪漫色彩的奇风异俗、森林原野，也有灾荒、干旱、热病、饥馑、迷信；它是(母国)财富的源泉，但在征服者的掳掠下已成了贫穷和灾难的渊薮；它是野蛮落后的代名词，但其悠久古老的文明也不时闪耀着尊严和活力。

由于吉卜林所生活的年代正值欧洲殖民国家向其他国家疯狂地扩张，他的部分作品也被有些人指责为带有明显的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色彩，长期以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各持一端，极为矛盾，他笔下的文学形象往往既是忠心爱国和信守传统，又是野蛮和侵略的代表。然而20世纪来，随着殖民时代的远去，吉卜林也以其作品高超的文学性和复杂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敬。

在吉卜林之前，短篇小说所注重的主要是故事情节的发展，故事多为线形结构，人物形象一般都是平面化的，在一篇小说里不会有什么发展。象托马斯·哈代、罗伯特·斯蒂文森这样的名手的短篇小说也是如此。吉卜林的许多小说也是这样，但在他的一些优秀小说里他更注重小说的内在结构，也即小说的整体基调、人物的性格发展和自我认识的加深。

吉卜林还以他那简洁明快而又细腻传神的笔调描绘了众多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物：殖民地的英国军官、士兵和职员，各种姓的印度人以及欧亚混血儿。他笔下的印度人不再是“勇猛的酋长和美丽的少女”或者是食人生番式的野蛮人，而是和“文明人”一样有着梦想和尊严，在天灾、迷信和殖民剥削的夹缝中挣扎求存。

吉卜林在描写白人时，最关注的是那些下层白人职员和士兵。这些小职员终日辛劳、报酬菲薄。劳累、孤独、酷热和恶性流行病常使他们身心衰竭、精神崩溃，甚至夺去他们的生命。对普通英国士兵形象的成功塑造也是吉卜林在描绘殖民地英国人方面的一大贡献；位著名评论家贾雷尔(Jarrell，1980：356)也说：“吉卜林是许多时代以来第一个将英国普通士兵的真实生活展示给英国大众的英国作家。”

吉卜林的许多小说都有明显的现代主义特征，贯穿吉卜林整个创作过程的孤独与分裂的自我、身份的含混与求证、对宗教的怀疑等主题，在小说《柴堆男孩》中象征手法的运用等更是典型的现代主义表现手法。

从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80年代开始，评论家们逐渐认识到吉卜林后期作品的价值以及其中的现代主义艺术特征对英国短篇小说发展的贡献。马丁·格林(Green，1984：preface xiii)在其著作《二十世纪的英国小说：帝国的厄运》中就指出“吉卜林1918年以后的创作在英国文学中的地位比人们认识到的要重要得多”

托马斯·艾略特认为吉卜林的诗歌是一种混合形式，其“诗歌和散文作品密不可分⋯想了解其诗歌就必须懂得其散文，而欲理解其散文也必须懂得其诗歌。”这种形式使小说正文和篇首，末歌谣互相呼应，往往能加深人们对其作品的理解；吉卜林的《丛林奇谭》里的许多小说及其后来的一些名篇如《柴堆男孩》《园丁》等都是运用这种形式的典范。

吉卜林作为文学大家很出色，但他最被人诟病的地方就在于他的帝国主义思想。乔治·奥威尔宣称吉卜林是“帝国主义的鼓吹者”，在他看来，吉卜林属于保守派的一员，他把自己视作统治阶层的一部分，并致力于推进帝国主义的发展并且提出解决方案(Orwell, 1985)。尹锡南说：“吉卜林是纯粹的西方白人血统，却在东方印度诞生，并接受了印度文化熏陶，他在殖民文学书写里表现的超越种族的印度之恋是隐喻象征性的”

在《丛林奇谭》中，丛林的法律一直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丛林的法律，名目繁多，条条款款均显示强大的威力，但是，从头至尾，从大到小，千万要牢记最要紧的是服从”, 这一法律可以引申为对殖民地人民的规训，希望他们服从。丛林是世界的一个缩影，毛克利是兽中之人，代表着秩序执行者和文明的发扬者，因此是优等种族的代表。然而当这个丛林的胜者遇到英国白人的时候，他就只能屈居于白人之下。

吉卜林的困难在于自我分裂成语言与种族（民族）两个阵营，无法调和统一。在长篇小说《基姆》中，吉卜林通过叙述13岁的少年基姆在印度的流浪生活，描绘了他的精神成长，展示了这位幼小的殖民者后代关于身份和使命问题的困惑。基姆作为小说的正面主人公，寄托着吉卜林的意识形态立场和自我认同；书中吉姆·奥尼尔有两个自我：印度自我和英国自我。两个自我之间相互否定、相互排斥的关系，是其焦虑的来源。基姆认同他的印度自我，基础在于他认同印度本土语言，相信这一语言是其自我的组成部分。 基姆的印度自我，主要是在他与西藏喇嘛、与印度马贩子马哈布以及与途中遭遇的无数印度平民和藩王之间建构的。  

吉卜林为之焦虑的“我是谁”问题，与主导英印社会的政治悖论紧密相关。一方面，英印人在本土英国人面前俨然以真实东方的代言人自居，他们对印度传统文化的优点怀有感情，力图保护传统印度，不希望印度被西方意识形态的塑造工程所侵蚀；另一方面，他们又从不怀疑自身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在此基础上，吉卜林的立场更复杂一层：他渴望把自己对印度的理解传达给同族人，希望像基姆那样成为东方与西方之间翻译、桥梁；但是，在身份归属问题上，他又本能地渴望忠实于自己同胞，不愿意背叛英印社会的利益。  

在吉卜林繁多的文学作品中，有两颗令全世界的孩子们都神往的明珠，其中一颗就是于1902年出版的《原来如此的故事》（Just So Sto⁃ries）。该书中的故事是作者早年为了回答女儿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如鲸目的咽喉为什么很小、大象的鼻子为什么那样长，以及骆驼为什么有驼峰等等）而“杜撰”的答案。

吉卜林于1892年1月与美国姑娘卡罗琳·巴莱斯蒂尔结婚，婚后曾随她移居美国，其间他们的两个女儿约瑟芬和埃尔西分别于1892年12月和1896年2月出生。他于1896年8月携妻女返回英国，定居在萨塞克斯郡，但在1899年六岁的约瑟芬不幸因病夭折，从同一种疾病中勉强幸存的吉卜林被丧女之痛击垮。从伤痛中稍稍恢复后，他便着手将他早先为心爱的女儿讲过的故事写成这本书，一本关于世界起源、关于世界上最早的动物的书，一本由幻想故事构成的书。书中的全部故事都保持了作者当初讲述它们时的基本原貌，因为每当他想改变讲故事的方式，似乎他心爱的女儿约瑟芬就会来拦住他说：“不是那样的，爸爸。该这么讲！”所以书中有多半故事都以一声深情的“我亲爱的孩子”开头，而且好些故事里都点缀有父女间曾私下分享过的笑话趣话。

《怒海余生》是吉卜林在1896年创作的儿童小说，最初刊登于1897年的《麦克卢尔杂志》，以他在新英格兰的生活经历为素材。1889年，吉卜林开始了返回英国的长途旅行，从印度到中国的航行途中，他遇到了一个名叫阿尔伯特的美国男孩，这个顽劣调皮的孩子就是本书主人公哈维的原型。

《如果》是吉卜林大约于1909年创作的诗歌，寄语12岁的儿子约翰。几年后，约翰不幸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场战役。后来，这首激励人心的诗歌广为流传，鼓舞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

吉卜林在中外文坛的接受情况是一波三折，耐人寻味。1890年代初他像流星般迅速崛起，大有查尔斯·狄更斯接班人之势。第二次布尔战争(1899--1902)后吉卜林因为其帝国主义倾向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渐淡出批评界的视野。例如譬如，与吉卜林同时代的英国大诗人威廉·叶芝因为不喜欢吉卜林的诗歌，便在选编《牛津现代英诗选(1892--1935)》时将吉卜林排除在外；直到1941年现代主义巨匠托马斯·艾略特编辑出版《吉卜林诗选》后，英美文学批评界才开始重新审视这位曾为大英帝国奔走呼号，并为他带来荣誉的“帝国号手”。20世纪后期，随着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的兴起，吉卜林再次成为英美文学界的宠儿。人们纷纷撰文立说探讨吉卜林作品中的帝国主义思想以及文化身份等问题。新的吉卜林传记纷纷出现，吉卜林的主要作品也不断出版，呈现出一番热闹景象。

吉卜林在中国文学批评界的接受情况与英美文学批评界较为不同，中国的吉卜林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建立以前、1950年代至1970年代、1980年代以后。

自1898年开办京师大学堂以后，中国现代化教育逐渐起步，一些大学里也开设了英国文学课程，介绍学习著名英国作家的作品。但吉卜林的作品，除了少量儿童故事被译介过来外，大多数不为国人所熟悉。当时的著名学者如胡适、鲁迅、叶公超、梁实秋、陈源等都写过外国文学研究方面的文字，但他们的文章中很少谈到吉卜林。

但也有少数中国学者敏锐地认识到了吉卜林的重要性，梁遇春在1930年北新书局出版的《英国诗歌选》所写的序言，谈到英国民歌时说“后来虽然有许多大诗人：像沃尔特·司各特，威廉·华兹华斯，约翰·济慈，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罗赛谛，吉百龄等，非常激赏古民歌，自己做出很有价值的歌谣来...”在这里所说的“吉百龄”就是吉卜林；此外，中国学者金经昌、郑振铎、金东雷等都对吉卜林作出客观评价。

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中国的一切都“向苏联老大哥看齐”，在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和研究上也采取了与苏联人同样的标准。1950年和1959年苏联比较权威的英国文学史《英国文学史·1870--1955》《英国文学史纲》经秦水、戴镏龄等人翻译成中文后，对中国当时的英国文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两部文学史中，吉卜林都被称作“反动的帝国主义作家”，其作品被认为是“虚假的现实主义”，但这两部书的作者都认为吉卜林是一个天才，对其作品进行了详尽而不乏客观的分析评论。

在中国当时的社会语境中，“天才”并不是褒义词，“帝国主义”更是人人痛恨；著名学者杨周翰等人1964、1965年编纂的两卷本《欧洲文学史》中在19世纪末的英国文学概述中提及“吉卜林配合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宣扬‘’白人的负担’和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律”’，批判吉卜林“煽起沙文主义情绪”及其“思想的反动性”，但也指出“吉1-林的小说语言流畅，一些人物和场面写得很生动”；中国台湾学者梁实秋1967年在回忆昔日好友、著名学者和诗人闻一多的散文作品《谈闻一多》中谈到了吉卜林。梁氏认为吉卜林诗歌“雄壮铿锵的节奏”对闻一多的创作影响很大(转引自江弱水135)。这些大约就是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吉卜林所做的全部研究了。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生学者形成了1980年代的文化热，这种情况下吉卜林重新获得了中国学人的关注；中国学术界对吉卜林的研究大都集中在20世纪末以来的十多年里，吉卜林的许多重要作品如《基姆》《丛林奇谭》《勇敢的船长们》等都纷纷被翻译成中文，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权威期刊《外国文学评论》近年来在“动态”栏目发表了一系列国外吉卜林研究动态的文章，实质上推动了中国的吉卜林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朱虹在1981年编选英国短篇小说选时写了一篇序言《浅谈英国短篇小说的发展》，其中提到了吉卜林，认为“吉卜林在英国小说史上，特别是短篇小说史上的地位却不能完全抹杀⋯⋯他创作了自己的小说风格，语言粗野而准确，结构严密，充满意想不到的曲折，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吉卜林作品的整体反映了一个千疮百孔的殖民地社会，但他往往是站在英国人的角度看问题(即便不是站在英国人的立场上)，这就使他的眼光受到局限⋯⋯的确，吉卜林的作品包含了许多粗鲁的、反民主的因素，有时把帝国主义意识掩盖在神秘主义之中，这些都是我们要批判的”。

陈兵200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帝国与认同：鲁德亚德·吉卜林的印度题材小说研究》对吉卜林印度题材小说中的殖民主义思想、身份危机和东西方融合观念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探讨，认为其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殖民主义的骄慢到呼吁东西方融合的缓慢变化的过程；是国内首部吉卜林研究专著。2010年李秀清出版著作《帝国意识与吉卜林的文学写作》，探讨了吉卜林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英国性的建构和其身份认同等问题；石海军在《后殖民：印英文学之间》中用了近50页的篇幅探讨了吉卜林在当今后殖民语境中的研究情况，其中“印度和印度裔作家与学者眼中的吉卜林”一节谈及吉卜林对印度文学的影响及其在印度的接受情况，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学者们运用各种理论从多个方面来探讨吉卜林及其创作，涌现了不少有深度的研究成果；目前中国的吉卜林研究依然不尽如人意，主要是研究范围比较狭窄，不够全面完整；关注的重点仍然是吉卜林的印度题材小说以及其中所体现的吉卜林的文化身份等问题，而对吉卜林的其他作品如其后期小说、诗歌则甚少涉猎；实际上吉卜林的创作生涯长达半个世纪，作品涵盖殖民文学、教育小说、儿童文学、历史小说、科幻小说等诸多领域，涉及东西方关系、身份认同、新女性问题、青少年教育、心理治疗等多种主题，几乎可以提供一幅英国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的文坛全景图。

鲁德亚德·吉卜林的父亲约翰·洛克伍德·吉卜林是印度孟买J.J. 爵士艺术学院的校长、建筑雕塑学的教授。吉卜林于1892年1月与美国姑娘卡罗琳·巴莱斯蒂尔结婚，婚后曾随她移居美国，期间他们的两个女儿约瑟芬和埃尔西分别于1892年12月和1896年2月出生，1899年，六岁的约瑟芬不幸因病夭折；1909年，创作诗歌《如果》寄语给他12岁的儿子约翰；1915年，其儿子在比利时的战场上中弹身亡。

帝国主义思想在英国文学里的主要代表者。他的诗、小说以及他在年轻时候在印度做记者时写的报道无一不是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写的。（《英国20世纪文学史》 评）

吉卜林的父母认为他们是‘英印人’（Anglo-Indians），吉卜林也这样看，虽然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印度度过。因此，吉卜林小说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纠结于与身份和民族归属的复杂问题。（《吉卜林传记》作者伯尼斯·M·墨菲 评）

吉卜林的短篇小说代表了当时英国短篇小说的高峰。更重要的是，吉卜林的创作扩大了短篇小说在英国的影响，使人们更加关注短篇小说自身的艺术特征。从此短篇小说在英国摆脱了长篇小说附庸的地位，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著名小说史家瓦尔特·艾伦 评）

“吉卡林有敏锐的心智、勇敢的气象、光辉的艺术；他的一切，正像战士”，但同时也指出吉卜林的弱点是其笔下的人物个性不鲜明：“吉卜林所写的个性，只是团体的个性，不是人的个性。在他作品里，确实找不到心灵的共鸣，所写的都是特制的人的形状而已”（《英国文学史纲》作者金东雷 评）

"这位世界名作家的作品以观察入微、想象独特、气概雄浑、叙述卓越见长！"（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

“他的感觉非常敏锐，以短篇小说为最著名。”（金石声在《欧洲文学史纲》评）

“到了他的《东与西之歌》(“A Ballad of East and West”)诸作出版后，他的真的天才，他的新辟的诗土，他的新鲜的精神，才大为人所称许。"（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评）

“吉卜林比之美莱迪斯和杜·马里耶都伟大⋯⋯他的短篇小说，在英国是无可与之比肩的。⋯⋯他的感觉非常的敏锐，写的东西又是很新颖的”（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评）

“它们对于我从来不会变得苍白，它们保持着缤纷的色彩；它们永远是新鲜的。”(马克·吐温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