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命运》是一本1943年3月10日由正中书局出版的图书，作者为蒋介石。本书强调中国人的精神、思想、品性和情感，公开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暗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全书歪曲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中国近百年的革命史，宣扬封建复古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反对自由和共产主义。书中阐述了蒋介石集团的政治观点，强调“中国之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是四海皆准的永恒真理”；“力行哲学”是蒋介石的宇宙观、认识论、伦理学和政治观，旨在积极反共和坚持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政。《中国之命运》为蒋介石集团积极反共和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舆论准备。

《中国之命运》是由蒋介石授意，陶希圣执笔的一本图书，该书由正中书局于1943年3月10日出版。

全文共分八章：

（1）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达；

（2）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

（3）不平等条约的影响之深刻化；

(4)由北伐到抗战；

（5）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与今后建国工作之重点；

(6)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

（7）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

（8）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全文的核心是宣传只有中国国民党救中国，只有三民主义救中国。

《中国之命运》的基调是强调宣扬中华民族的所谓“固有的德性”、“中国人的思想、中国人的精神、中国人的情感、中国人的品性”，认为西方文化的入侵使中国原有的优越伦理和宗族社会组织被破坏。书中“痛心疾首”的惊呼：近百年来中国人“因为学西洋的文化而在不知不觉中做了外国文学的奴隶”，“中国国民对于西洋的文化由拒绝而屈服，对于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屈服转为笃信，信其所至，自认为某一外国学说的忠实信徒；自卑转为自艾，极其所至，忍心侮蔑我们中国的固有文化遗产”……等等，这背后透露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情绪呢？其实是在强势的西方文化冲击下，所发出的一声叹息。

该书 提出“中原地区从前的命运在外交……而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抗日战争期间，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在该书中着力渲染“一个主义”、“一个党”，把三民主义说成是“国民革命不变之最高原则”、“民族复兴唯一正确之路线”等，据此，其他党派应当放弃各自的主张。书中强调中国国民党是“领导革命建设国家的总机关”，“永为中国唯一的革命政党”等，为国民党“一党独裁”进行粉饰。

蒋先生此书对于中华民族的了解，和本来的历史真实情况完全不相符合。此书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是“同一血统的人小宗支”。民族血统论，本来是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糟粕，德、意，日法西斯蒂就是拿这类怪论去作为进行侵略全世界的工具的。不料蒋先生也以血统立论，实属怪事。这类怪论，决不能解释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平日我们习用的所谓“中华民族”，事实上是指中华诸民族（或各民族）。我们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这本来是不用多辩的。清朝末年，孙中山先生和同盟会革命党人的反满运动，就是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举行的。而且孙中山先生手订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人会宣言，就明明白白写过：“中国境内各民族”。否认这种见解，等于否认孙中山先生及其主义，作者以中山先生信徒自命，但却别开生面，承认中国只有一个民族，这是很可骇怪的意见。按照作者的见解，则孙中山先生称辛亥革命为民族革命，这不是无的放矢吗？国民党第一次代表人会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要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这又不是无的放矢吗？蒋先生的意见，不明明是和孙先生的意见相违背吗？

我们请研究一下：汉族和蒙古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义”吗？汉族和西来的回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吗？汉族和苗族瑶族本来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吗，汉族和罗罗〔1〕和夷人又都是“同一血统的大小宗支”吗？出自何经，据于何典，这是从哪里考证出来的？作者引了诗经“文王孙子，本支百世”的句子，难道现在中国诸民族都是文王的孙子吗？凡此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常识，并不需要什么高深学问才能理解的问题，作者违背了这点常识，故弄得毫无是处。在此问题上，作者还提出所谓“婚姻的系属”，但是我们也请研究一下：难道汉朝王昭君出塞，就使得匈奴变成了汉族的“宗支”吗？难道唐朝文成公主嫁到吐蕃（即今之西藏），就使得藏族变成了汉民族的“宗支”吗？若然，则近代许多中国人（其中包括现在中国国民党的某些要人）娶了日本女人做妻子，中华民族也可以算成日本民族的“宗支”吗？

中国历史应该是民众的历史，因为没有中国民众，就没有中华民族。中国历来和和黑暗制度战斗，和侵略者战斗的主要力量，是中国劳苦民众，民众是中国历史的主要动力之一。中国民众历来创造幸福，们是他们自已却没有了一切幸福，中国劳动人民和民族的苦难战斗，但是在过去，一切果实却被少数统治者窃取而去，而自己则仍落到最受苦难的结果。每当中国民众被统治者剥削压迫得最痛苦、最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外患也就随之而来，但民众又成为“我必复之”的力量。蒋先生说：“自满族入关以后，中国的民族思想，便渐渐消灭了。”这话是完全不对的。事实上，满族入关以后，失掉了民族思想的，只是部分为虎作伥的高等士大夫，而文人和广大人民群众，仍然是最富于民族思想的，并且不断地进行了民族的斗争。历史越是向近代方面转移，则民众的自觉力量也越大。在清代入关以后，中国人民的民族思想，远比过去任何异族统治中原时代要广大、要深入、要长远。二合会组织的蔓延及其长期不被消灭，就是最好的说明。孙中山先生也说，“……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惟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这是公道话。民众的民族思想的发展，这是一方面。另方面，和此相伴随的，就是腐败人们奴才思想的发展，而其登峰造极的代表人，就是作者书中所不断称赞的“曾涤生”即“曾文正”（不要忘记呀，这是满清朝廷因为他剿汉有功而给他死后的谥号）。至于作者关于清代的历史，如此写着：“有清一代，建国规模的宏远，政制政令的精密，能绍汉唐的余绪，实可以超越宋明，更为元代所不及……假使满清对国内汉满蒙回藏各宗族，不存界限，一视同仁，认识我五族在实质上本是整个的一体……但这是时代与思想的关系，我们非所望于当时的满清能施行这样政策，固不可求备太苛……”这些话里一点民族思想也没有，则是千真万确的。

清代后期，中国民族遇到了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新的民族侵略者，即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国家。这种新的民族侵略者挟持其资本主义的优越经济力量，打开了中原地区的国门，但中国人民并不是不能抵抗这种新的民族侵略者的。中国抵抗力的软弱，是由于满清朝廷一方面在国内各民族之间所造成的民族牢狱，另方面在人民之间所造成的专制主义牢狱。作者说：“我们百年来国势的陵夷，民气的消沉，大抵以不平等条约为造因”。这是倒果为因的说法。中华民族为什么会被钉上不平等条约的枷锁？这难道不是因为万恶的满清黑暗专制政治，使得民气不得发挥，人民不得奋发起来抵抗侵略者才产生出来的一种结果吗？如果按照作者的说法，在订立不平等条约之前，应该是国势鼎盛、民气兴旺的时候了。但是，既然国势鼎盛、民气兴旺，为什么又会有“康雍乾盛世”之类的笑话和随之而来的不平等条约呢？

但作者又说：“国耻之所由招致，又必须追溯于满清一代政治的败坏，尤其是学术与社会的衰落”。这不就是“原因”了吗？如果这是“原因”，那末，前面所说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如此逻辑，岂非自相矛盾？姑且也研究一下：第一，作者这里说的是“政治的败坏”（带一笔：作者不愿意说是专制政治，此点我们后面还要说及），这又是自相矛盾：作者不是盛赞满清一代“建国规模的宏远”，“政制政令的稠密”吗，第二，如果按照作者所说，“尤其是学术与社会的衰弱”，所以有了国耻。可是，作者不是说过吗：“清代道咸年间，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之流，亦以转移风气为已任。曾文正行法主刚，而用人则重血性，尚器识。其于学术思想，则兼取宋学与汉学而归本于至诚，其立身行事，则本于‘慎独、主敬、求仁、习劳，的精神，故湘车淮勇的成功，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样，宜若国耻可以由此减少了，为什么又弄得国耻如麻呢？历史的教训显然是和作者所说的相反：原来中国之弄得国耻如麻，恰恰是因为曾国藩李鸿章辈的“湘军淮勇的成功”。和满洲贵族的倒行逆施导致民众失败，洋大人成功，国耻自然就多起来了

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书是由陶希圣根据蒋介石的授意代笔而成的（陈布雷是蒋著执笔者之一）。

先来看一下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出版的细节。30天发行15万册，用最好的纸张印刷，价格也极便宜，让百姓都买得起。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推动下，很快在中国发行100万册。这书国内赔本，卖的英文版权赚钱。

《中国之命运》有两大论调。一是，全力宣扬中华民族所谓“固有的德性”，认为正是帝国主义的压迫和西方文化的入侵使中国原有的优越伦理和宗族社会组织遭到破坏；百年的屈辱记忆，使蒋介石过多地强调民族自尊，全书含有强烈的排外性的农民民族主义色彩；与英美结盟后，废除了平等条约，美、英自动放弃治外法权。二是，中国国民党是抗战建国、民主复兴的力量和希望；核心是宣传只有国民党救中国，只有三民主义救中国；流露出反共的倾向。

关于这本书的写作缘起，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组长陶希圣说的很明白：

自（1942年）十月十日起，蒋委员长着手起草一本书。书的目的是在指出百年来所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一旦解除，一般人应如何以独立国家自由公民的资格，与世界各国的国民平等相处，同时应如何自立自强，共同致力于建国的事业，使中国真正成为独立自由的现代国家，与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各国分担世界和平的责任。

《中国之命运》出版后，国民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规定国民必须阅读，但效果却适得其反。引来三方面的批评，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为主的批评和反感；来自中共的批评；英美西方大国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同盟的批评。

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令对他抱有抱感的知识分子感到失望。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闻一多说：“《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而就在1942年，闻一多和长子闻立鹤谈时事，对中国国民党领袖蒋介石领导的抗战抱有相当的信心，把他视为“一生经历了多次艰难曲折，‘西南事变’时冷静沉着，化险为夷，人格伟大感人，抗战得此人领导，前途光明，胜利有望。”

无独有偶，1943年，联大历史系雷海宗告诉一位学生，在政府众多败笔中，最大的败笔是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出版。他声称，那本书中的错误多如牛毛，连美国汉学家都能看出来。

雷海宗指的美国汉学家是费正清。1942年，美国政府派费正清来华，身份是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和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1943年5月，费正清昆明市读了《中国之命运》。他发觉，这本掌权者的书，是对著书立说的教授们是一种侮辱。费正清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就这本书做了交流。

费正清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自从蒋介石成为所谓的圣人和英雄后，这里的学者们反抗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直言不讳的行动。老金（金岳霖）拒绝看《中国之命运》，社会科学家认为这部书废话连篇，对其表示不屑并感到耻辱。学术界现在和将来都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特权，现在蒋介石公然侮辱了他们。

费正清在阅读《中国之命运》的过程中，“感到十分骇然”，认定这本是“利用历史来达成政治目的”。因为《中国之命运》中有这样一个论调，“帝国主义是一切苦难的根源”。费正清慨叹：“一位政治家写出这样的小册子实在有失身份，如今我明白了为什么每位与此书英译本相关的人，像得了寒热症一般。”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些教授对蒋介石感到彻底失望，有的远离国民党政府，并走上左的道路。而在蒋介石政府任职的知识分子如何看呢。蒋介石的政府顾问、经济学家、原南开大学教授何廉说：“委员长走到哪里，政府的行政权力就行使到哪里，就职权而言，他领导一切。”《何廉回忆录》中说的很明白：“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够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即使执笔写《中国之命运》的陶希圣，也有如履薄冰之感，认为蒋介石用你，但并不信任你。

在中共看来，《中国之命运》的出版，无疑是“反共宣战书”。陈伯达根据毛泽东意见撰写《评〈中国之命运〉》一文中说：“这是一本对中国人民的宣战书，是为发动内战的思想准备与舆论准备。”

蒋介石的日记中称英美不满《中国之命运》：“乃预想所及，然未料其反感如此之大也。”看来此书的出版，也招致英美方面的批评。

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辗转迁移到昆明，成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清华政治学系教授浦薛凤，在西南联合大学执教，后从昆明到重庆从政，任战时最高权力机构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参事，参与将《中国之命运》翻译为英文的工作。浦氏回忆：“当时高级文武官长对实际执笔人，殊颇不满。??不平等条约固是国耻，政治、经济、社会、道德、文化一切之堕落，皆归罪于不平等条约，客观研究殊有问题。质言之，殊难折服盟邦在朝执政人士之心。此在平时犹需酌量，况在战时，又何况在需求协助合作之关头？”

蒋介石好不容易出版这样一本书，却引来各方面的批评。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民国时期新闻、出版、言论等方面的生态。至于引发的连锁反应，更大的影响，蒋介石无法预料。

就在批判《中国之命运》次年，国共关系果然开始发生政治转型，毛泽东正式提出，今后要由共产党，而不是由中国国民党来担负起解放中国的责任，坐实了陶希圣所担心的“抗战的结果比抗战的进行更危险”。

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的批评来看，蒋介石一书的《中国之命运》出版，是失去精英知识分子的一个前奏，到抗战胜利、内战顿起时，又失去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支持。书里书外，连接着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