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文祸》写“文祸”，泛指各类语言文字之祸，主要为通常所说的文字狱以及疏谏之祸、科场案等。疏谏之祸与科场案过去也有人视为文字狱，作者不想在这里谈论其界说。书中所辑的“文祸”事件无虑数百起，所占时域自夏朝末年至清朝末年，算来三千余年，所以名书《三千年文祸》。所据材料大部分采自正史（“二十五史”和《
资治通鉴》等），也有的采自野史笔记。事属草创，执笔惟艰，为了对读者负责，所有材料均尽可能加以核对，有时为一句话、一个数字而反复推敲，检视多种书籍文献。
《三千年文祸》封面为
汪景祺因之丧命的《读书堂西征随笔》书影，又覆以
雍正帝朱批：“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从语气上看，雍正是咬牙切齿地写下这段文字的。色泽淋漓的红字，使人仿佛嗅到一股血腥味。自
汉宣帝腰斩
杨恽始，文字之狱代代有之，到清朝至为惨烈，本书的三分之一写的都是
清代的文祸。满清入关后，为消灭
汉族的反抗思想，大兴文字狱，次数之多，处罚之重，株连之广，影响之大，都是前所末有的。仅顺治朝的“庄氏史案”，就处死者二百二十余人，牵连入狱的达三千余人，流放边荒的就更多。皇帝的专横暴虐无可奇，奇怪的是清代文字狱的发生大多导于民间的告讦。
《三千年文祸》所搜罗的案例中，除了皇帝的操纵、官吏的吹求外，十之六七起于民间的告讦。庄氏史案、
戴名世《
南山集》案、
王锡侯《字贯》案、
徐述夔《一柱楼诗集》等大案，均因民间告讦，官府罗织成狱。告讦的原因或是发泄私怨，或是为领赏钱。告讦之人多是卑行劣止之徒。文字狱大兴之时，往往就是告讦之风大盛之时，告讦之风大大助长了文字狱的威势。相互检、揭发、诬陷，搞得人人自危，心惊胆颤。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友爱、和睦，败坏了世道人心。此书除了收文字狱，还收了谏祸、科场案，博则博矣，不免过滥。许多谏祸和科场案虽与文字有关，但性质上不是文祸，如科场案的性质是舞弊，谏祸则是政治。本书的时限是夏末至清季，如此则排除了万万不该排除的“反右”运动和十年“文革”。
龚自珍《咏史》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龚诗作于
道光，文字狱已很少，没有掀起大风浪了，但诗人心中尚有余悸，可见文字狱之可怖。现在读这部《三千年文祸》，让未经过文字狱的人，依然觉得阴风惨惨，几次为之掩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