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异记》，中国神话志怪小说集。晋代王浮撰。原书已散佚，仅在鲁迅《古小说钩沉》中找到他约于1910年前后引于类书的《神异记》，共400多字，分为八则，前三则为小故事，后五则每则仅一句话。

陆羽在《茶经》“四之器”和“七之事”和《顾渚山记》中，三处引述了《神异记》记载的余姚人虞洪瀑布山遇丹丘子获大茗之事。可见，陆羽是颇为重视这一茶事的。

《神异记》何人所著？什么年代的文献？茶文化界对此一直没有明确说法，当代茶圣吴觉农主编、比较权威的《茶经述评》，在确认虞洪获大茗之事发生于晋代的前提下，认为《神异记》可能就是伪托汉代东方朔所作的《神异经》：“《茶经》所引的《神异记》，可能就是上面所说的《神异经》，也可能就是西晋以后人就《神异记》加以删补并改名而为陆羽所见的另一种神怪故事集。”

由于出处未详，年代不明，加之《茶经》“七之事”开头又有“汉仙人丹丘子黄山君”索引，很多茶文化作者、尤其是宁波市当地和浙江省的茶文化作者，多将虞洪瀑布山遇丹丘子获大茗之事前推到汉代，以表示茶史之悠久，造成混乱和谬误。包括2004、2005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浙江省志丛书”《浙江省农业志》和《浙江省茶叶志》，对此记载也明显有误。

最近，笔者偶然在《鲁迅全集·古小说钩沉》中找到了他约于1910年前后辑录的《神异记》，载明由西晋道士王浮所作。仅400多字的《神异记》与《神异经》是两种不同的书。这说明当代茶文化研究还有很多盲区，涉猎的面还不够宽广，有待同仁们共勉。

《神异记》在上述两则记事中，分别提到丹丘子和丹丘山，笔者曾作过详细考证，并写过专题论文《丹丘子——仙家道人之通称》。笔者以为，在《茶经》和皎然、李白等历代古诗文中经常提及的丹丘、丹丘子和丹丘山，最早出典于《楚辞·远游》：

仍羽人于丹丘兮，留不死之旧乡

其中“丹丘”指神仙居住的地方，也可引申地上的神仙——地仙，“羽人”则指天上的神仙——飞仙。

古籍难找丹丘子出处，《茶经》“七之事”开头的“汉仙人丹丘子黄山君”也没有出处，陆羽只是客观地作了索引，并未说明“丹丘子黄山君”是否同一人，也未说明此丹丘子与晋丹丘子之间的关系，加之历代还有很多丹丘子，笔者因此认为丹丘子并非真有其人，而是仙家道人之通称。

上文说到的天台县和宁海县（今属三门县）均有丹丘山。《茶经述评》是这样注释丹丘山的：“丹丘，在今浙江宁海县南90里，是台州天台山的支脉。邛崃天台山是有名的茶产地和佛教名区。”

这是根据古代《宁海县志》注释的。这一注释虽准确却不全面。

宁海是笔者的故乡。丹丘山原属宁海，1940年增设三门县时划归三门。今位于三门亭旁灵凤山南麓，因三国葛玄（164-244）曾在此设炉炼丹而得名。南北朝刘义隆元嘉元年（424）始建丹丘寺。历史上丹丘曾作为宁海县的别名。

而据天台县地方史记载，位于天台城东的丹丘山是因为“泥土如丹，山顶平坦，山色如丹，故初名丹丘，后立县必有横山，因丹丘山在县城之东，又称东横山也。”

这正是权威的《茶经述评》注释为前者的原因。

《神异记》中“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未注何处，不妨理解为葛玄炼丹而得名的古宁海、今三门丹丘山。这一带群山自古就有野生茶，更因为道家葛玄是浙江省最早的茶人之一，他曾在台州天台山植茶，被尊为浙江植茶始祖，天台山主峰华顶归云洞今有“葛仙茗圃”纪念碑。

王浮，西晋惠帝（290—306年在位）时道士，生卒年未详。冯雪峰人。天师道祭酒（首领）。为了显示道教早于佛教，他依据东汉《太平经》中“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之说，伪造《老子化胡经》一书，戏说老子西游化胡成佛，以佛为道教弟子。唐朝曾因此引起佛道之争，名僧多次上书朝廷要求焚毁该书，元代则因此先后四次焚毁“道经”，《老子化胡经》首当其冲，从此亡佚。到了清末，在莫高窟中发现《老子化胡经》卷一、卷十两册残卷。

因为虚构《老子化胡经》，佛教认为王浮玷污了佛法，成为一位受非议的人物，《辞海》、《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等工具书未见他的词条，1984年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1922年版《佛学大辞典》有如下记载:

王浮，西晋惠帝时道士。尝与僧帛远论争佛道，屡为帛远所屈，浮含嗔难忍，乃伪作《老子化胡经》，谓老子曾入印度，化身为释迦牟尼以教化胡人，诬谤佛法。生卒年不详。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下）》一文中，对王浮和《神异记》作有如下介绍：

方士撰书，大抵托名古人，故称晋宋人作者不多有，惟类书间有引《神异记》者，则为道士王浮作。浮，晋人；有浅妄之称，即刘盈时（三世纪末至四世纪初）与帛远抗论屡屈，遂改换《西域传》造老子《明威化胡经》者也。其记似亦言神仙鬼神，如《洞冥》《列异》之类。

被鲁迅列为志怪小说的《神异记》，分为八则，其中前三则为小故事，后五则每则仅一句话。

其中第三则为虞洪遇丹丘子获大茗：

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吾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蚁之余，不相遗也。”因立奠祀。后令家人入山，获大茗焉。

《神异记》并未记载这一茶事发生的年代，《茶经》“四之器”引录时标为“永嘉中”，西晋永嘉年号共7年，307-313年，“永嘉中”应为310年左右。陆羽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他的记述应该有所依据，也许唐朝还有其他文本作为参考。

虽然王浮堪称古代“戏说”鼻祖，但《神异记》记的是当代茶事，有人物、地点，虞氏又是古代余姚市的望族，如三国吴国大臣、学者虞翻、初唐著名书法家、名臣虞世南家族等，陆羽又补记了年代，具有较高的可信性。《茶经述评》也作如是评说。

《神异记》在紧接虞洪遇丹丘子获大茗之后的第四则，还有一句有关茶事的话：“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

两则记载均写到“大茗”。“大茗”可理解为大叶茶或大茶树，但浙江省地区少有大茶树，笔者以为理解为大叶茶比较客观。

陆羽好友皎然在《饮茶歌崔石使君》小序中也提到与上文相似的“大茗”。

《天台记》云：丹丘出大茗，服之使人羽化。

《天台记》笔者无法查到，可能已散佚。台州市一些作者据此认为，此丹丘即是天台丹丘山，笔者以为依据不足，因为台州天台山横跨台州、宁波市、绍兴市多个县市，晋代之前，分支四明山也通称天台山。

《神异记》记载了两件道家茶事，说明王浮也是爱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