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泰(?-1909年)，湖南长沙人。同治七年(1868年)中进士后，被选为庶吉士。同治十年，充当国史馆协修，协理修国史。十三年，充任会试同考官。光绪元年(1875年)，充任陕西省乡试副考官，光绪二年，记名以御史用。光绪六年，充会试同考官。光绪七年九月，补山西省道监察御史，十一月，奏参云贵总督刘长佑、漕运总督周恒棋，皆沉溺于洋烟，性情耽溺安逸；又言吏部尚书万青要违法营私。均请立予罢斥。时间不长，刘长佑、周恒棋因病乞请辞职还乡，万青黎亦乞请致仕。

光绪九年十二月，授任大同市知府。十六年调任直隶大名府。十七年，议叙道员在任候选，后改候选为候补，并赏戴花。十八年，加二品衔。二十一年四月，调保定府知府。二十三年十月。补授云南省逸东道，兼署云南布政使。三十一年八月，实授安徽按察使。三十二年八月，握升江苏布政使。九月，兼署提学使。三十三年八月，署江苏巡抚；十二月，改为实授。五月，奏请设立存古堂。为保存国粹，造就通材之计。七月，启泰改编江苏省飞划水师，改为一营。

河南省有王树文临刑呼冤一案，启泰奏请应秉公鞠讯审问，以重人命。皇上命解刑部复讯，结果王树文果非真犯，因而，承审此案的各级官员。分别降级、革职。十二月，窃贼潜人宫内，启泰恐为内奸容留所致，请派亲王会同内务府大臣、前锋护军统领共同查拿惩办，从此大内的门禁更加严肃。

光绪七年七月，御史胡隆询请将盗案分首从办理。刑部研究，欲恢复旧的法制，应将就地正法章程先行停止，奏报之后。再执行正法。而疆臣皆言旧例不便。光绪八年(1882年)二月。启泰上奏曰:“迁就新章，就地正法，流弊甚大。一案发生，但凭州县地方官察报，督抚即批令正法，则其中以假作真，移甲就乙，以及改轻为重等情弊，皆所不免。其知地方盗案，立时破获者少，待参限届期已满，破案缉捕无期。往往别取平民妄拿充数，或把前案人名窜人后起；或把寻常案犯陷以重情，捏造贼名，教以口供，刑逼诬服，苦打成招。州县官但以上级的考核成绩为念，案情既结，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搜盆之枉，昭雪无门。部臣所称各省就地正法案件，每岁不下数千百人。其中法无可赦者，固然必有；情有可原者，亦难保其必无。以上所说，实为洞烛情弊之言，若不极思变计，恐残忍杀戮习为常事，怨愤往往会激成事变，是弭乱不足，召乱有余。”

陈启泰又说:“刑罚一个时代轻，一个时代重，原无一成不易的条例。”“百姓初安，元气未复。休养生息，正在此时。即或有奸究之徒，恃强藐法，但坏人为数毕竟不多，只要官吏认真缉捕，自足绥靖地方……”皇上览奏，命令咨询各省详议，而各省大吏以盗多为借口，终不尽革新律。启泰又上疏言:“吏治之不能振作，实山冗员太多。吏部曾奏定考试章程，凡是不列等级的官员，一律勒令问籍，可为淘汰的一种办法。然而这不过百中之一二，仍于大局无裨益。应请伤令各省督抚认真考试，年终年满甄别一次。区分其优劣。更应当破除情面，实力裁汰……”

是年七月，启泰条陈兴利除弊事项曰:“为政之道在于用人，尤贵理财，欲强兵必先富国。盖国之有财，如灯之有油，鱼之有水，农之有田。灯无油则熄，鱼无水则毙，农无田则饥，此自然之理也。”

陈启泰又说:“更有事属创举，人怀疑虑，但处今日之势，又能不积极筹试创办的工作，则是修铁路。通商各国尽皆是有铁甲舰而兵强，有火轮车而国富“…知己知彼，与师其长技而制之，皆兵家上策。铁路若成，征调转输，货运文报的捷便，每项均收实用。先办清江至京一路，逐渐推广，收利赖此而无穷。清江一路既开，则江、淮转运粮食的费用无须开支；且铁路告成，河工亦缓，并可撤河、槽两督及所属厅员武弃兵卒数千人，岁费尤省··一且铁路之利，更可以补济轮船不及的地方，尤为有益无损。”皇上对陈启泰的建议甚为嘉奖，一一采纳.

刘长佑报销云南省军需不实，贿赂军机章京周瑞清及部员书吏赃银10余万两。启泰弹劫他们，朝廷调查得实，皆受到处分。光绪九年正月。启泰奏言:“钱制历代变更。大都是分量过轻的钱。质甘恶劣难以流通，分量重的则盗铸尤甚。民间的钱不足以资流运转，主要原因是销毁与私铸为害太烈……自通商以来，海禁松弛，旧铸的制钱，奸商多私贩出洋，各口青铜、紫钢作坊，洋商重金收买，以致各省均发生钱荒。可颁发给各省银模，准其一律开铸，并铸出某省字样，然后拨解支放，令各省通行。这样做的目的，是杜绝坏人，补救钱荒……外国用洋货换取中原地区的银两。回国后掺和夹杂一些不值钱的金属，熔铸成银元，使用几遍天下，而又能操纵洋钱价值的低高，以及出人，盘剥商民，银两外溢的数目，无从计算。以后无论洋商、华商概令交纳中国银钱，则银钱的价值必能一时腾踊升高，洋钱不得杨行，或可惩前毖后。”同年三月，启泰转迁掌管广东道事务，后又掌管河南道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