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李普曼（ 英文：WalterLippmann，1889-1974），是美国新闻评论家和作家，曾经是欧美世界家喻户晓的人物，是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在宣传分析和舆论研究方面享有很高的声誉。李普曼是两次普利策奖得主，著名记者、专栏作家和政论家。他的思想和言论曾对二十世纪三十到七十年代的美国政治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引导人们如何去认识风云变幻的20世纪。

李普曼的著作涉及新闻、舆论和公众，皆与民主政治相关，他论证了传统民主的缺陷及其在当代所面临的困境。二十世纪20年代，李普曼先后出版了《自由与新闻》（Liberty and the News，1920）、《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1922）、《幻影公众》（The Phantom Public，1925）、《人的命运》（Men of Destiny，1927）、《美国检察官》（American Inquisitors，1928）、《道德绪论》（A Preface to Morals，1929）等著作。其中，1922年著作的《公众舆论》中，开创了现被称为议程设置的早期思想。该书被公认为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

李普曼原本对民主政治寄予厚望，早期对费边社会主义和进步主义充满同情，但现实世界击碎了其梦想，后转变为非教条的保守主义者，甚至演变为某种形式上的政治怀疑主义。李普曼的民主观深受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布赖斯、米歇尔斯等人的影响，是典型的精英民主观，关注的是政治运作。

沃尔特·李普曼出生在纽约上东区，是德国犹太裔父母的独生子。他在一个“金碧辉煌的犹太人社区”长大，家庭信奉改革派犹太教。李普曼与父母都有情感上的距离，但与外祖母关系更亲近。家庭的政治取向是共和党。从1896年开始，李普曼就读于萨克斯男子学校，然后是萨克斯学院，这是一所精英且严格的私立学校，属于德国体育馆学院传统，主要由德国犹太家庭的孩子们上学。

在17岁生日前不久，他进入了哈佛大学，在那里为《哈佛深红报》写作，并在乔治·桑塔亚纳、威廉·席德斯和格雷厄姆·沃拉斯的指导下学习，专攻哲学和语言。他是菲·贝塔·卡帕学会的成员，尽管重要的社交俱乐部拒绝犹太人加入。

在哈佛大学时他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并与他人共同创立哈佛大学社会主义学社，同时担任哈佛月刊的编辑。读大学的时候就被同学戏称是“未来的美国总统”，念完学士后，李普曼继续留在哈佛攻读研究生，在此期间，任桑塔亚纳教授的助手，协助讲授哲学史。

1910年夏末，著名“耙粪记者”林肯·斯蒂芬斯来哈佛大学招助手，经过与哈佛教授磋商后，选择了李普曼。从此李普曼涉及新闻工作，此后供职于多家媒体。1912年他辞去一切职务，前往缅因州，撰写《政治序论》。《政治序论》出版后获得成果成功，西奥多·罗斯福对此书推崇备至。有一次他碰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总统笑着说，“我早就知道你了，你是全美三十岁以下最著名的男士”。

1914年《趋势与主宰》问世，它和《政治序论》一道引起人们广泛注意。同年与人合办《新共和》杂志，任副总编。1917年任陆军部长助理。1918年出席巴黎和会，任驻巴黎的陆军情报处上尉。1919年回到《新共和》工作。1921年至1931年，任纽约《世界报》编辑、主编，10年间为其撰写了大量社论(后汇为10卷出版)，享誉一时。力主美国倍守中立并推行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和平主义”。

1931年《世界报》停刊后，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开设“今日与明日”专栏，所写专栏被国内外250家报刊转载。九一八事变后，向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建议拒绝承认日本侵占东北地区所获的权益。1936年后随着法西斯主义国家的扩大侵略，主张援助英法抗击德国，反对孤立主义和绥靖政策，抨击《慕尼黑协定》是“一次巨大的失败”；支持修改中立法和通过《租借法案》。

1961年1月，“今日与明日”转到《新闻周刊》刊载，由《华盛顿邮报》辛迪加向国内外转发，直到1967年3月最后一期。1967年退休，继续为《新闻周刊》等撰写评论。

李普曼还在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调查委员会担任研究主任，发挥了显著作用。他对新闻业在民主中的作用的观点与同时期约翰·杜威的著作形成了对比，这被后来称为李普曼-杜威辩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李普曼于1918年6月28日被任命为陆军上尉，并被分配到法国美国远征军总部的情报部门。他于10月被分配到爱德华·豪斯的工作组，并于12月被派往美国委员会进行和平谈判。他于1919年2月回到美国，并立即获得了退伍。

通过与豪斯的联系，李普曼成为威尔逊的顾问，并协助起草了威尔逊的“十四点”演讲。他严厉批评了总统任命乌尔里希·克里尔领导战时宣传工作委员会的行为。尽管他因战争而准备抑制自己的自由主义倾向，称他对“言论自由没有教条式的信仰”，但他仍建议威尔逊，审查制度“永远不应该委托给不宽容的人，也不应该委托给不熟悉压制历史的人”。

李普曼审查了报纸的报道，发现了许多不准确和其他问题。他和查尔斯·默兹在1920年的一项名为《新闻测试》的研究中指出，《纽约时报》对俄国革命的报道是有偏见和不准确的。除了他的报纸专栏“今日与明日”，他还写了几本书。

李普曼是第一个将“美苏冷战”一词引入常用语的人，他在1947年的同名书中首次提出了这个短语。

他首先确定了记者根据固定观念对他人进行概括的倾向。他认为人们，包括记者在内，更倾向于相信“他们头脑中的图像”，而不是通过批判性思维做出判断。他写道，人类将思想浓缩成符号，而新闻业，作为迅速成为大众传媒的力量，是一种无效的教育公众的方法。即使记者在向公众提供重要问题的信息方面做得更好，李普曼认为“大多数读者对于学习和吸收准确调查结果并不感兴趣”。他写道，公民们太以自我为中心，不关心公共政策，除非涉及紧迫的地方问题。

李普曼将民族主义分离主义、帝国主义竞争和失败的国家视为战争的主要原因。他设想国家的最终衰落，并被大包容和民主政治单位所取代。

在新加坡殖民地于1942年2月沦陷后，李普曼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一篇有影响力的专栏文章，批评帝国主义，并呼吁西方国家“将他们的事业与东方人民的自由和安全联系起来”，并摒弃“白人帝国主义”。

在1946年9月，美国商务部长（前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被免职后，李普曼成为主张尊重苏联在欧洲的势力范围的主要公开倡导者，与当时乔治·F·凯南提出的遏制战略形成对比。

李普曼于1947年当选为美国哲学学会会员，于1949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会会员。

李普曼是几位总统的非正式顾问。1964年9月14日，林登·约翰逊总统向李普曼颁发了总统自由勋章。后来，他因对约翰逊处理越南战争的批评而与之发生了争执。

1958年获普利策奖。1964年9月，林登·约翰逊总统在李普曼75岁生日前授予其总统自由勋章。授勋书上写道：“他以精辟的见解和独特的洞察力，对这个国家和世界的事务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从而开阔了人们的思想境界。”1974年85岁生日时，纽约授予他最高荣誉青铜奖。他还因为作为全国性专栏作家而获得了特别的普利策奖，表彰他“多年来对国家和国际事务发表评论的智慧、洞察力和高度的责任感”。四年后，他因为“1961年对苏联总理赫鲁晓夫的采访”而获得了普利策国际报道奖。

1936年他与妻子菲耶离了婚，娶了好友阿姆斯特朗的妻子海伦。这时李普曼47岁，海伦40岁。

李普曼在新闻传播领域的集中论述，可归纳为“第七部分报纸”，表述如下：

报纸的运营模式

报纸依靠广告收入维持生计抑或盈利，而不是发行。“我们希望报纸给我们提供真实情况，而不管提供这种真实是多么赔钱。我们承认这种供应是非常重要的，但对这种艰难而且常带有危险性的供应，直到最近，我们只愿意用铸币厂制造的最小的硬币付给报纸。”（《舆论学》，P212）因此，李普曼认为“读者们与报刊之间的这种临时的和单方面的关系是我们文化的一种异常现象。”

报刊“非鹿非马”的性质

“报刊不是一种纯粹的和单纯的企业，原因之一就是这种产品的售价经常低于成本，但主要是因为社会一种伦理的尺度来衡量报刊，而用另一种伦理尺度去衡量商业或制造业。”（《舆论学》，P213）

报纸的目标读者

“真正的问题是一张报纸的读者不习惯于支付新闻采访的费用，只能被利用来作为销路卖给制造商和商人。那些最有钱购买东西的人就是最重要的可以利用的人。这样的报刊必定尊重买主的观点。报纸就是为这些买主而编辑和出版的，因为没有那种支持，报纸就不能生存。”（《舆论学》，P215）

读者如何评价一张报纸

“如果我们要评价一张报纸，我们每一个人都注意通过与我们有关的那部分新闻的处理情况来评价。……一个人在早餐桌上除了用自己的观点与报纸的观点相核对以外，还能有更好的尺度吗？所以，有能力要求报纸担负最严格的报道义务的，多数不是普通的读者，而是那些专门为他们自己的经验辩护的人。”（《舆论学》，P217）

报道采访的地位问题

李普曼认为新闻事业违反了所谓的“才能的租金”这种经济原则，“致使新闻采访并不像它的社会重要性那样，对一些受过训练的和有能力的人具有吸引力。我认为有能力的人带着尽快离开的想法来从事‘正直的报道工作’这个事实正是为什么它从来没发展到足以使那些工头的传统给予它一种专业的特权和一种唯恐失掉的自尊的主要原因。”（《舆论学》，P221）

新闻的性质

1.“报纸并不想要注意全人类的事。它们有值守人员驻在某些场所，如警察局、验尸所、区事务所、市政厅、白宫、参议院、众议院等处。”（《舆论学》，P224）

2.“新闻首先并不是社会情况的一面镜子，而是一种突出的事实的报道。……任何偶然发生的事能被确定、具体化、衡量和定名称的越多，则能报道的新闻也越多。”（《舆论学》，P226）

编辑选择的依据——固定成见

“要获得读者的注意力……要激起读者的感情，要引诱他在阅读时就产生与新闻相一致的感情。……为了进入新闻，在新闻报道中他必须找到一个熟悉的立足点，而这个立足点是由固定成见提供的。”（《舆论学》，P234）

新闻和真实是两回事

“新闻的作用是突出的表明一个事件，而真实的作用是把隐藏的事实显露出来……”（《舆论学》，P237），但是李普曼认为新闻之所以达不到真实的程度在于记者“在应用心理学中没有专业的训练”，“他越了解他自己的弱点，就越承认没有客观检验的标准，他自己的意见主要由他自己的成见，根据他自己的准则和他自己迫切的兴趣所形成的。他知道他是通过主观透镜在观察世界。”（《舆论学》，P238）

尽管自己是一名记者，李普曼并不认为新闻和真相是同义词。对于李普曼来说，“新闻的功能是标志事件，真相的功能是揭示隐藏的事实，将它们联系起来，形成人们可以行动的现实图景。”记者对真相的版本是主观的，局限于他们如何构建自己的现实。因此，新闻“记录不完美”，太脆弱，无法承担“直接民主的机构”的责任。

李普曼认为，民主理想已经恶化：选民对问题和政策知之甚少，缺乏参与公共生活的能力，并且对参与政治过程不感兴趣。在《公共舆论》（1922年）中，李普曼指出，现代现实威胁了19世纪赞助时代政府所取得的稳定。他写道，一个“统治阶层”必须崛起来面对新的挑战。

民主的基本问题，他写道，是新闻的准确性和信息来源的保护。他认为扭曲的信息是人类思维的固有特征。人们在定义事实之前就已经下了结论，而理想情况应该是在得到事实之后才做出结论。他认为，通过先看到，就有可能净化被污染的信息。李普曼认为，将解释作为刻板印象（他在特定意义上创造了这个词）使我们受制于部分真相。李普曼称公众有能力指导公共事务是一个“虚假的理想”。他将普通人的政治智慧比作一个观众在剧情发展到第三幕时走进剧院，然后在最后一幕之前离开。

约翰·杜威在他1927年出版的书《公众及其问题》中同意公众舆论的非理性，但他反对李普曼对技术专家精英的呼吁。杜威认为，在民主国家，公众也是公共话语的一部分。李普曼-杜威辩论开始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美国传播学界广泛讨论。李普曼在爱德华·S·赫尔曼和诺姆·乔姆斯基的著作《同意的制造》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他们引用了李普曼对“同意的制造”的倡导，这指的是“管理公众舆论，他认为这对民主的繁荣是必要的，因为他认为公众舆论是一种非理性力量”。

1932年，李普曼臭名昭著地否定了未来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资格和举止，写道：“富兰克林·D·罗斯福不是一个改革者。他不是人民的代言人。他不是针对既得特权的敌人。他是一个愉快的人，没有任何重要的资格担任总统，但非常想成为总统。”尽管罗斯福后来取得了成就，李普曼仍然坚持自己的话，称：“我将坚持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天，这是1932年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真实写照。”他认为自己的判断是对罗斯福1932年竞选的准确总结，称这与“新政”完全相反。事实上，“新政”是罗斯福当选后完全临时制定的。

李普曼在1921年创造了“大众社会”一词。

李普曼是大众文化的早期和有影响力的评论家，他并不是完全批评或拒绝大众文化，而是讨论政府如何利用“宣传机器”来使民主运作。在他的第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公共舆论》（1922年）中，李普曼说，大众人作为一个“困惑的群体”，必须由“一个利益超越地域的专业阶层”来统治。知识精英阶层应该成为一种知识机构，以规避民主的主要缺陷，即“全能公民”的不可能理想。

后来，在《幻影公众》（1925年）中，李普曼认识到专家阶层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局外人，因此无法有效行动。哲学家约翰·杜威（1859-1952）同意李普曼的观点，即现代世界变得太复杂，以至于每个公民都无法掌握足够的知识来做出明智的决策。

李普曼很早就注意到了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因此，在《公众舆论》和《自由与新闻》等著作中，他不仅对新闻的性质及其选择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而且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另一个就是“刻板成见”(刻板印象)。李普曼在其名著《舆论学》中，针对大众传播可能会“歪曲环境”的负功能，提出过警世之言，这就是颇有名的“两个环境”理论。按他的见解，我们人类生活在两个环境里：一是现实环境，一是虚拟环境。前者，是独立于人的意志，体验之外的客观世界；而后者，是被人意识或体验的主观世界。与此相联系，能被人自身直接体验的环境，叫“直接环境”，而需要通过他人才能间接体验的环境，叫“间接环境”。他的“两个环境”理论的创造性在于，强调指出了大众传播的作用。即：现代社会中，“虚拟环境”的比重越来越大，它主要由大众媒介造成。而“刻板成见”指的是人们对特定的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刻板成见可以为人们认识事物提供简便的参考标准，但也阻碍着对新事物的接受。个人有个人的刻板成见，一个社会也有其社会成员广泛接受的和普遍通行的刻板成见，因而它也起着社会的控制作用。李普曼特别强调大众传播的力量，认为大众传播不仅是“拟态环境”的主要营造者，而且在形成、维护和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成见方面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此外，议程设置的研究最早也起始于李普曼的《公众舆论》，虽然书中没有使用议程设置这一名词，但是，他表达了这样的基本思想：媒体创造了我们头脑中的象征性的想像，这些想像有可能与我们经历的“外在”世界完全不同。他论证了大众媒体是现实世界的某个事件和我们头脑中对这个事件的想像之间的主要连接物。议程设置过程描绘了舆论在一个民主制中如何发挥作用。40年后，科恩继续为议程设置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指出新闻界在告诉人们“怎样想”方面都不大成功，但是，在告诉人们“想什么”方面却异常有效。当然，直到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的文章发表在《舆论季刊》上，议程设置才被命名。李普曼作为最早探讨了大众传播的宏观效果的学者之一，对该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经典论著《公众舆论》也因为对上述传播学问题的精辟论述而经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