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史纪事本末》是中原地区古代第三部纪事本末体史书，由明代史学家陈邦瞻编撰，成书于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全书27卷，10万字，主要记载从1280年（孛儿只斤·忽必烈至正十七年）至1367年（顺帝至正十七年）期间元代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重大事件，如农民起义、诸王叛乱、对邻国用兵、奸臣横征暴敛、宫廷变故、佛教危害、科举、学校、历法、河渠、海运等，每卷一事，事具首尾。

编撰者明代历史学家陈邦瞻（1557-1623），撰有《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两书，提出“夫史者征往而训来，考世而定治者也” 的修史宗旨，强调史学的社会功能和鉴戒意义。本书被收录《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对其评价较高，称陈邦瞻两史书“能墨守不变，故叙颇有条理”、“然于纪载冗杂之内，实在披榛得路之功”。

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王树民（1911-2004）点校本，以1874年（同治十三年）江西书局出版本子为底本，参考原刊本及《宋元通鉴》《资治通鉴纲目》《元史》等书进行互校，校补史实方面的明显错误。1994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以光绪年间广雅书局版本作底本，加以断句，与《宋史纪事本末》合册出版。当代学者认为《元史纪事本末》取材精炼，叙事简明扼要，轮廓清晰，条理分明，可作为元史入门之学。

《元史纪事本末》是1606年（万历三十四）由陈邦瞻(1557-1623)编撰而成。与他在1605年编撰完成的《宋史纪事本末》相衔接，可谓《宋史纪事本末》的下编。《元史纪事本末》的编撰继承了袁枢（1131-1205)创立的纪事本末体的叙事方法，主要记载从1280年（孛儿只斤·忽必烈至正十七年）至1367年（顺帝至正十七年）期间元朝政治、经济重大事件以及科举、律令等制度，主要参考《元史》等。

陈邦瞻（1557-1623），字德远，号匡左，瑞州高安（今江西宜春高安市）人，明末史学家。万历二十六年（1589年）进士，授南京大理寺评事，历浙江省、福建省、河南省参政，按、布两使，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入为工部、兵部侍郎，改吏部左侍郎。《明史》评论：“邦瞻好学，敦风节。服官三十年，吏议不及。"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载：“德远留心问学，于经史之学殊有原本，撰宋元史纪事本末，为史家所称。搜访高杨、张、徐之集，刻而传之，使淫哇靡曼之后，复闻正始之音，其风尚可思也。”其作品还有《莲花山房摘稿》七卷、《荷华山房诗稿》二十六卷。《明史》卷二百四十二、《瑞州府志》和《高安县志》均有其人物小传。

陈邦瞻出生于仕宦家庭，其父陈旦，嘉靖贡生，时称道学中人。陈邦瞻自幼聪明颖悟，“周旋膝下，博览群书。”万历十年，陈邦瞻以礼魁乡试，二十六年中进士，自此步入仕途。任浙江省参政时，打击湖盗，为民除害，“地方以安” 。 在河南省布政使任上，他勤政务实，屡有建树，“开水田千顷，建书院，集诸生讲习，士民祠祀之” 。 光宗时，陈邦瞻任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省，他派兵平定田阳区土酋岑仁的叛乱。其在任两广总督时，有海寇常掠夺广东、广西壮族自治区一带沿海地区，“邦瞻扼之，不得逞。”葡萄牙帝国殖民者占领澳门后，“筑室青州，奸民与通，时侵内地” ，年近七旬的陈邦瞻临危受命，迅速派兵攻入澳门，焚其巢穴。时值明代多事之秋，陈邦瞻总理三部，日夜操劳，终于积劳成疾，天启三年卒于任上。朝廷追赠“兵部尚书”。陈邦瞻从政之余作历史学编撰，其宗旨是“征往而训来，考世而定治”。

陈邦瞻在《元史纪事本末》序中交待其撰书背景：“先是侍御斗阳刘公既刻宋史纪事本末告成事，复以京兆徐公之言致不里中曰‘元实代宋，又我朝之所代也，其事尤近，不可无述，子其实重图之。’不佞敬诺，遂取元史稍稍次第其本末，删繁就约，略细举巨，无何，有成。”综合史料，陈邦瞻在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至1605年编撰完成《宋史纪事本末》后，经徐申建议，续编元代部分，历时一年左右，于1606年撰成《元史纪事本末》。两部书由一人编撰，均以朝代断限，内容叙述前后衔接，相互连贯，可谓一部书的上下编。

陈邦瞻所撰《元史纪事本末》，改变以往纪事本末史书取材于编年体史籍的惯例，转以纪传体史书为主，史料来源兼采众书，主要来源于《元史》、商辂的《续资治通鉴纲目》和薛应的《宋元通鉴》。

陈邦瞻完成初稿后，由臧懋循（字晋叔，1550-1620)参与订补，主要补撰了《律令之定》，成书时为六卷27目，约10万字。由刘曰梧为之刊行，书前有徐申、陈邦瞻二人之序，并载有凡例，目录之后，附载元朝诸帝纪年。1607年改为四卷27目，并附录【元史纪事本末叙】、【元史纪事本末述】、【元史纪事本末凡例】及诸帝纪年数篇 。明朝崇祯年间，张溥（1602-1641）逐篇撰写史论，附于正文之后，并重新刊版，改篇为卷，共 27 卷。二十世纪60-70年代，王树民（1911-2004）以1974年（同治十三年）江西书局出版本子为底本，参考原刊本及《宋元通鉴》《资治通鉴纲目》《元史》等书进行互校，校补史实方面的明显错误，于1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点校本。

成书之后，《元史纪事本末》出版刊印多次，大多与陈邦瞻另一史书《宋史纪事本末》合刊。版本有六卷本、四卷本、二十七卷本等。六卷原刊本由刘曰梧、徐申校订刊行，共27目（篇)，刻于1606年。1607年监察御史黄吉士巡抚淮南，将陈邦瞻二书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合刻，《元史纪事本末》改成四卷。四卷本在清代前较通行。现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此四卷版善本。张溥的史论本在清初虽列为禁书，但因以篇为卷的优点，流传较广，后期重刻者多用张溥二十七卷本，以同治年间江西书局校刻的《五种纪事本末》本最为通行。之后光绪年间广雅书局重加校对刊刻，改正明显示错讹。1994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以光绪年间广雅书局版本作底本，加以断句，与《宋史纪事本末》合册出版。目前通行的版本是1979年中华书局的王树民点校本。

《元史纪事本末》共27卷，每卷一事，内容从标题即可看出。主要记述元代政治、经济上的一些重大事件。书前【凡例】说明，至元十六年(1279 年)宋朝灭亡以前之事归入宋编，朱元璋起兵后的史事列于明史范围，对于元末的群雄并起如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只略述丧乱之由，其他俱不载；记述内容上，作者自序以“天以元开我朝也”为由，只侧重元王朝兴衰成败相关重大事件和制度，如农民起义、诸王叛乱、对邻国用兵、奸臣的横征暴敛、宫廷变故及佛教危害等。其中有16卷叙述孛儿只斤·忽必烈时期史事。又以为“能黜元统而不能尽废元法”(原书徐申序)，详细记载科举、学校、历法、河渠、海运等为明代所多相沿袭者。全书27卷按题材可分为政治军事、文化宗教制度、经济三大类。其中政治军事类15卷，侧重治乱，含专撰3卷，记述元朝出兵征战高丽、日本和安南的史实；文化宗教制度类9卷，专题叙述科举之制、官制之定，天文历法宗教等，如卷七 【科举学校之制】、卷十四 【官制之定】、卷十六 【诸儒出处学问之概】、卷十七 【郭守敬授时历】、卷十八【 佛教之崇】等；经济类3卷，如卷十二【 运槽】，卷十三【 治河】等。

本书述史精简扼要。如卷二 【北边诸王之乱】，对乃颜、海都、笃哇的叛乱，用2400多字写明了三次长达22年的叛乱及平叛情况；卷七 【阿合马桑卢之奸】，将 《元史·奸臣传》 内的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三人的擅权专横、结党营私、残害异己、贪污受贿罪、盘剥百姓等罪行及被揭发处死等，用9000余字叙述清楚。书中详细记录有价值的史料。如卷十三【治河】中全文收录欧阳玄的《至正河防记》,这是中国水利史上一篇珍贵的科学资料；卷十一 【律令之定】节录郑介夫上书，反映元代社会政治实情，诸如有法不行、有禁不止、吏治混乱、贫富分化以及有关禁酒、禁(宰)牛、田产、婚姻方面的律令等。本书多卷记述元朝政治腐败及皇室争夺皇位。如卷十九【武仁授受之际】，记李炎即位之争以及死后传位于弟之事。卷二十一【晋邸之立】，记朱祁镇被杀，孛儿只斤·忽必烈太子孛儿只斤·真金之孙、晋王孛儿只斤·也孙铁木儿即皇帝位〔泰定帝）之史实。卷二十二【三帝之立】，记泰定帝死后，伯牙吾台·燕铁木儿等发动政变，迎立武宗二子孛儿只斤·和世㻋、孛儿只斤·图帖睦尔为帝，怀王图帖睦尔至大都即帝位；辽王脱脱在上都，立泰定帝幼子阿刺吉八为帝(顺宗)，双方展开激战，阿刺吉八被俘，图帖睦尔遣使迎兄，和世即帝位(明宗 )，立图帖睦尔为太子，明宗南下，“血崩于行在”，图帖睦尔又即皇帝位(文宗)之史实。对于《元史》中没有记载的史实，如红巾军，本书立有三卷：二十四卷【韩林儿之立】、卷二十五【 察罕帖木儿克服之功】、卷二十六【东南丧乱】，分别详细记载北方、东南方几支红巾军兴起、建立政权、与元军战斗及败亡的过程。

书中史论主要引用前人，如卷七 【阿合马桑卢之奸】中引用王怦史论，卷八 【科举学校之制】中的“史臣日”等。书中也出现以“陈邦赡曰”形式发表撰者史论，如卷十五【尚书省之复】。张溥在崇祯年间对此书逐篇论正。其所论有总结经验教训的，如评论世祖重用阿合马等人说:“古来人君好利，未有过于孛儿只斤·忽必烈者也”。有评论制度的，如评科举学校制度说:“蒙古用人，以国族勋旧贵族子弟为先，而法不专于科目也。前代之官人选士，合二为一；元之官人选士，分而为二。合二为一者，以士为官，而学校尊；分而为二者，官不必士，而徼幸出”。所以“有元数主，文治寥寥”。

陈邦瞻从政数十年，其历史学方面仅编撰《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两书，编撰同时也蕴含以史取鉴的史学思想。他提出“夫史者征往而训来，考世而定治者也” 的修史宗旨，强调史学的社会功能和鉴戒意义。他认为“元之所以亡者，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 ，是长期苛政暴敛导致。 陈邦瞻通过分析元朝灭亡的原因，进一步认识到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必然性这一史观。他在评价制度得失、朝廷腐败时，力求客观公正，坚持历代史家秉笔直书的历史学传统。 如卷八【科举学校之制】、卷十二【漕运】中肯评价了元朝的科举、漕运制度。 卷四【日本用兵】一卷指出孛儿只斤·忽必烈出兵日本、安南造成恶果。

纪事本末体的特点是展现给读者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清代编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专门在史部中设立“纪事本末类”，标志着纪事本末体作为一种史书体裁地位的确立。明清时期是纪事本末体史书嬗变期，其编撰方法从钞录向学术研究过渡，《元史纪事本末》体现这一特点，对纪事本末体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后世均以陈邦瞻所撰为范例。

《元史纪事本末》取材精炼，叙事简明扼要，轮廓清晰，条理分明，可作元史入门之学。梁启超在其《拈花笑佛》中推荐本书给年轻人以“净心启智”；费正清《剑桥中国史》认为明代在对元史的纠错和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元史纪事本末》，…该书真实地再述了元史，同一作者亦完成再述宋史的相同著作。这部书在中国传统历史学中的评价很高”。当代一些目录学专著和历史辞典中收录本书，如毕素娟、熊国祯主编的《中国古代著名史籍》、高振铎主编的《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柴德赓的《史籍举要》、方宝观主编的《中国人名大辞典》、方鸣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等。

《四库全书总目》对陈邦瞻所撰的宋元两种纪事本末给予很高的评价。四库全书总目评：“于一代兴废治乱之迹，梗概略具。袁枢义最为博，其铸贯串亦极精密，邦瞻能墨守不变，故铨叙颇有条理。诸史之中，《宋史》最为芜秽，不似《资治通鉴》本有脉络可寻，此书部列区分，使一一就绪，其书虽亚于枢，其寻绎视枢为倍矣。惟是书中纪事既兼及辽、金两朝，当时南北分疆，未能统一，自当称‘宋辽金三史纪事’，方于体例无乖，乃专用‘宋史’标名，殊涉偏见。至《元史纪事本术》，邦瞻已别有成书，此内如蒙古诸帝之立、蒙古立国之制诸篇，皆专纪元初事实，即应析归元纪之中，使其首尾相接，及以l杭州市未破，一概列在宋编，尤失于限断。此外因仍《宋史》之旧，讹疏漏未及订正者，亦所不免。然于纪载冗杂之内，实在披榛得路之功，读通鉴者不可无袁枢之书，读宋史者亦不可无此一编也。”在对《元史纪事本末》指出其断代问题的同时，又评说其对元代文化典制和运漕政策记录详细，“揽其指要，固未尝不可以资考镜也。”

当代学者对于本书评价是“史书清晰、线索清楚、可读性强、观点鲜明”，但史料价值有限。虽内容精简，但取材狭窄，对元朝各项史事记述并不完整，有一定错讹之处，对比《宋史纪事本末》略显粗略。如华世认为本书选题设篇精当，每篇史事记载完整，对元朝制度得失和元朝衰亡原因的评论很有见地。论文论述先列事纲，叙事简明扼要，史料剪裁得当，条理清晰，行文流畅等。但也指出其记载史事不够完整、取材狭窄、政治倾向明显、史实文字出现错误等不足。

王树民认为，陈邦瞻的两部史书，立场观点一致，言宋事较详，本书叙事过于简略，断代存瑕。对元代历史，只着重记述关系到统治阶级成败的事件和制度，史实不完整。又存在史实考证及史料处理不够精当的缺略，如卷十三，“泰定三年四月，修夏津县、阳武河堤三十三所。”此文出于《元史》卷三〇【孛儿只斤·也孙铁木儿纪】，原无“阳”字，“武”字上下当有脱文。所书地名应去夏津不远，阳武的地理条件不合，可知“阳”字为妄补。又如卷二十二，至顺二年记皇子燕帖古思，三年又作燕帖古思，中间改名，本书失于记载。又王保保退出太原市后，仍追随刘奭于大漠南北，洪武八年（1375）卒于塞外。朱元璋很慨叹地说：“王保保（扩廓的本名）真奇男子，吾不得而臣！”事迹甚为明白。而陈书认为“后不知所终”（卷二十七），史实失真。

《元史纪事本末》成书后通常与《宋史纪事本末》合刻，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王树民点校时搜集到18种版本。

《元史》连环画，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出版时间2003年1月。主要根据《元通俗演义》《元史纪事本末》《元史》等著作编绘，分十册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