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1932年3月25日-2008年2月20日），本名梁金广，中共党员，祖籍河北宝坻（现天津市宝坻区），中国著名作家。出生于开赵各庄的一个普通煤矿工人家庭，在父母的支持下断断续续读了三年小学，半年私塾，是一位只上过三年半学的作家。除此之外，浩然早期创作源泉来自于童年时期母亲经常给他讲的民间神话故事、小时候经常去看的评戏以及几部古典文学名著。

创作生涯中浩然坚持“写农民，给农民写”的宗旨，创作了《金光大道》《西沙儿女》《苍生》等作品，评论家们认为他是当代文学崎岖道路上汇聚了诸多历史痛苦负担和文学自身矛盾的作家。

浩然之所以成为一名“农民作家”和少年时期的经历息息相关。少年时期他在农村基层干部中度过，和广大农民群众朝夕相处。1954-1964年先后在《河北日报》《友好报》（俄文）和《红旗》杂志社担任新闻记者、编辑。担任记者期间他格外留心农村的好人好事，在此期间发表的《喜鹊登枝》《苹果要熟了》等作品都是他在农村真实体验的所见所闻。其中《喜鹊登枝》是浩然在1956年发表的小说处女作，这部作品奠定了他通过对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来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写作基调。

文革期间，浩然创作了大量反映当时社会背景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政治特色和阶级倾向。文革期间的浩然身份也发生了变化，先后被选为北京市第七、八、九、十、十一届人大代表，并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75年出席第四届全国人大，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文革结束后政治风向开始变化，他多次面临危机，作品也备受争议，此时的浩然已步入晚年，常常受困于疾病。1993年6月15日，浩然进餐期间突发脑梗死，在一连串的抢救中经历了失语症、嘴歪、右半身失去知觉。2008年2月20日，浩然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引起心力衰竭在北京辞世，享年76岁。

1932年3月25日深夜，浩然出生于开滦赵各庄煤矿边上一个又破又小的窝棚里。浩然五岁的时候，母亲把他和姐姐一起送进了煤矿上的赵各庄教育馆。这是一所由民间机构开办的平民学校，专门收容一些平民子弟、矿上的“外工”子弟，以及赵各庄镇四周一些村庄的农家子弟。上学的第一天，浩然拥有了正式的学名：梁金广。

浩然八岁那年，父亲因为赌博被人打死在野外，全家人因此失去生活来源，母亲被迫离开煤矿投奔到蓟县王吉素小金广的舅舅家，浩然也因此退学。1944年，母亲由于多年心气郁结离开了人世，十二岁的浩然和十四岁的姐姐成为了孤儿。母亲在去世前曾交代浩然和姐姐，自己置下的财产姐弟俩和舅舅一人一半。但舅舅企图吞没母亲留下的家产，逼迫浩然的姐姐出嫁。无奈之下姐弟俩在一位表兄的指引下到解放区的民主政府告状，从此之后浩然和共产党之间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1948年6月，由于土地改革伤害了部分中农的利益，使很多地主、富农等人跑到了北平市及附近的敌占区，一些特务组织趁机搞破坏，为此各村成立了治安队，浩然由于热心革命工作，被任命为全区年纪最小的治安员，此时的浩然年仅16岁。同年11月1日，浩然成为王吉素村的第一名共产党员，并逐渐成为基层干部的培养重点。

1949年，浩然离开了王吉素村，冀东十四地委培训干部的最高学府—地委党校进行为期四个月的学习。毕业以后浩然正式成为一名革命干部，被编入县团委会的青年工作组，主要工作是发展青年团团员和进行宣传工作。

1952年6月，20岁的浩然从河北省团校结业，被分配到蓟县第十区当团委书记、区委委员。

1954年，全国第一次普选工作完成，浩然回到地委党校写了两篇描写农村新生活的小说习作《两千块新砖》和《探望》，发表在《河北日报》副刊上。这两篇小说的发表使浩然被破格选拔到《河北日报》当了新闻记者。1954年６月，浩然正式到《河北日报》驻通县专区记者组工作，开始了记者生涯。

1955年，浩然到通州区顺义区的焦庄户村进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采访，认识了村长萧永顺，后来《艳阳天》萧长春的原型。1956年，浩然被从驻通县专区记者抽调到保定报社记者科，成为了《河北日报》唯一的驻报社记者。

记者工作之外，浩然的写作事业也在稳步前进。1956年11月，浩然的第一部短篇小说作品《喜鹊登枝》在《北京文艺》上发表。在1957年一次体检中，浩然被医生误诊为浸润性肺结核而住进疗养所，在这期间他完成了《新媳妇》《雪纷纷》《老来红》三篇反映农村新人新事的短篇小说。

也是在疗养所期间，他请假到顺义县龙湾屯乡焦庄户看望党支部书记萧永顺，那晚正好遇到群众因反对国家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而抢光了农业社两个库房里的粮食，事后浩然认真调查了此事，了解到群众因为国家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不完善而极为不满。事后浩然以丁甲庄群众抢粮事件为素材写了一部中篇小说，但他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艺术风格，把事件的起因由群众反对国家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改为坏人煽动一群富裕中农抢粮，把事件的结局由群众抢光了农业社两个仓库里的粮食改为一群社员自觉守卫仓库，将这部小说定名为《真金不怕火炼》。由于浩然的成长背景中与农民有着深刻的联系，他对农民也有着深厚的感情，并且在过去的创作经历中习惯了描写农村中的好人好事，因此对于农村中的阴暗面他无力描写，也因此陷入难以正视黑暗的创作危机。

1958年5月，浩然发表了短篇小说集《喜鹊登枝》，巴人、叶圣陶撰文称赞《喜鹊登枝》真切清新的格调、浓郁的生活气息以及明净流畅的文字。但就在下半年，浩然认为自己不熟悉日新月异的生活，创作再次陷入瓶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前夕，浩然正在给作家出版社整理自己的第二部小说集《苹果要熟了》，此时接到诗人郭小川的电话邀请自己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为了突破瓶颈，浩然接受邀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同时，此时的中苏关系友好密切，浩然离开了《河北日报》，来到北京入职《俄文友好报》记者部。1960年，中央机关干部下放劳动，浩然驻扎在了昌乐县县城关公社东关大队，期间写了很多歌颂农村新人新事的短篇小说，但他的创作仍无好转迹象。

1960年冬天，中苏关系破裂，《俄文友好报》停刊了。在昌乐生活了八个月之后，浩然提前回到了北京。报社对工作人员进行调整，这时恰巧《红旗》改版，增加了文艺副刊，浩然便要求调到《红旗》工作。于是从1961年8月28日开始，浩然在《红旗》杂志文艺组担任编辑。

但直到1962年浩然的写作事业依然没有找到突破口，他开始写信求助作家周立波。5月26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周立波写给浩然的回信，浩然开始借鉴周立波的创作经验。同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闭幕后，阶级斗争理论被积极倡导，浩然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在于没有认知到阶级斗争这一概念，自己的政治水平不够，因此开始研读相关的党报社论，1962年12月，他向单位请了创作长假去了北京西山八大处的作家写作处，开始重新调整作品《真金不怕火炼》，经过一年多的潜心创作，196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节前，浩然在《真金不怕火炼》的基础上创作出长篇小说《艳阳天》第一卷，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表。

《艳阳天》发表后浩然名气大增，他为了继续创作，提出调离《红旗》，1964年他离开《红旗》，正式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专职作家。1965年《艳阳天》三卷本全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齐。

1970年以后浩然从路线斗争出发，摆脱真人真事的框架，遵循典型化原则，在长篇小说《狂涛巨浪》的基础上重写全景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1977年6月《金光大道》完稿，这部作品被称为表现阶级斗争的范本，他大规模表现农村阶级斗争的作品成了文艺界一面旗帜，也让他从普通作家跃升为代表性作家。此时的浩然只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强化了阶级斗争观念，作品本身逐渐脱离现实，这也是后来他备受争议的原因之一。

1984年3月1日至7日，浩然应邀到保定市地区涿县参加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并发言，此次会议让他下定决心写一部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会议一结束他就到河北省廊坊地区和天津市郊区采访，深入社会生活，抛开过去的固定模式，进一步解放思想，这一体验让他找到了创作灵感，开始着手构思反映农村现实题材的小说。

文革后的浩然提出要“重新认识历史”“重新认识生活”“重新认识文学”“重新认识自己”，尝试回归早期农民色彩的创作风格。1984年6月10日，浩然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中篇小说《大男当婚》修改完成，讲述了田大妈夫妇为两个儿子成家立业殚精竭虑的故事。10月7日他开始在《男大当婚》的基础上创作同名长篇小说，此时他完全改变了创作风格，以往占据主要部分的政治、经济等社会背景只充当了补充材料，最终《男大当婚》改名为《苍生》，虽然浩然努力改变文革期间的政治化创作风格，但《苍生》中依然体现了他的政治化写作风格。

1987年4月，妻子杨朴桥第一次因心绞痛发作住院，那段时间他经常北京、三河市两地跑，已无太多精力从事文学创作，精神状态上也面临危机。

除此之外，由于浩然少年时期便已参与革命工作，对于社会主义有着较强的精神信仰。但1989年前后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危机，浩然的精神危机也日渐加重。

1990年3月8日，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揭晓,《苍生》落选，这一结果也加重了浩然的精神危机。

1990年6月11日，浩然组织筹备的三河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成立。同年，浩然担任北京文学主编。

1991年1月10日，浩然创办《苍生文学》杂志。

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他关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信仰动摇了，精神危机也日渐加重，那段时间他在大号褐色皮夹子里常放一根绳子，随时准备自杀。

1992年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党和政府继续高举改革开放大旗、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让浩然重建信心，也逐渐化解了深重的精神危机。

浩然晚年生活中，妻子的身体状态和创作上的困境使他面临严重的精神危机，为了改善自己的精神状态他不得不转移工作重心，旧作重印、旧事重提和文艺绿化这三项文学活动占据了他大部分精力，文学创作逐渐弱化。

浩然组织筹备的三河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提出了一项“文艺绿化工程”，旨在扶植、造就乡镇文学新人，这也是浩然晚年最为核心的事业。除此之外，浩然担任《北京文学》主编期间强调要多发工农兵作者的作品，从1990年到1992年《北京文学》几乎没有刊登名人的作品，基本都是反映农村生活的基层业余作者的作品。为了方便学员发稿，浩然还创办了《苍生文学》杂志。

工作之外，晚年时期的浩然也经常被疾病所困，1993年6月15日，浩然进餐期间突发脑梗死，后遗症是短暂的失语症及右半身肢体行动不便。1996年11月1日浩然突发脑昏迷症，医院发出病危通知书，2002年他脑血栓病复发，直至2008年去世，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医院病床上度过。

浩然整体的创作风格呈现出“之”字形特色，即从农民审美转变为政治审美，再到向农民色彩回归。早期的《喜鹊登枝》到文革期间的《艳阳天》再到文革后的《苍生》，是他创作生涯风格转变的代表作品，最初的《喜鹊登枝》等作品带有浓厚的农民特色，为农民而写。以《艳阳天》为例，在文革期间，他的作品逐渐脱离群众，人物形象“高大全”，故事内容“斗争化”是这一阶段他的主要特色。这种情况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文革结束后浩然从文学中心的高处跌落，一时间创作备受争议，他开始反思自己，尝试回归早期的农民审美，因此他晚年的作品大多表现出努力向农民审美回归的特点。《苍生》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品，主人公“田成业”是一个典型的中间人物，是一个传统的农民形象，在他身上没有明确的政治属性。

浩然的农民情节源自童年时期的生活环境以及少年时期的工作环境，他从小在煤矿工人家庭长大，虽然不是出生在正宗的农民家庭，但也是强烈感受过社会压迫和掠夺的农民子弟。少年时期也在农村基层干部中度过，担任记者期间也和广大农民同吃同住，亲身体验。

在成为作家之前，一个农民大嫂的经历也对他文学创作有着深刻影响。这位贫雇农房东大嫂本应继承的财产被侵吞并且背了冤枉债，告到区县都无法解决。浩然知道情况后为她写了一篇批评稿投到报社，稿子虽然没有发表但问题在专署的过问下得到解决。这次经历这使他认识到文字的力量之大，并且在创作中始终坚持为农民而写。上世纪五十年代浩然发表的短篇小说《喜鹊登枝》《苹果要熟了》《新春曲》等作品，都在热情歌颂社会主义制度并以农村中好人好事为主线。

例如《喜鹊登枝》开头对女儿婚事的不同态度的描写十分具有泥土气息，先是“飞来了两只花喜鹊，登在院子当中的桃树枝上”，后是韩兴老头“把粪箕子往猪圈墙下边一丢，仰着脸，露着黄胡子，笑咪眯的望着花喜鹊，寻思着它们预兆的喜事儿”。老伴儿心里有事，“挺不高兴地对着窗上的玻璃朝他喊”；而闺女“眉开眼笑的迎着走进屋来的爸爸，一句话也不说，就端粥盆拿碗筷，给老人盛上，自己也往炕沿上一跨，端着粥碗，稀里糊涂的吃起来；还没等把饭咽利落，碗筷一放，拿起小包裹就要走”。浩然作品中的文字没有太多刻意修饰，而是一种文学化的民间语言。

反映农村的好人好事为主题，泥土风格的文字共同构成了浩然创作中的农民情节。

浩然的创作经历中，早期以农民审美为主要特色，但随着时代变化他的政治审美逐渐取代农民审美成为了他的主要特色。从《喜鹊登枝》到《艳阳天》再到文革期间创作的《西沙儿女》，农民审美的特色从强到弱，政治倾向越来越明显。

创作风格之所以转向政治面是因为浩然关注的重点不是人民性当中的生活面，而是人民性当中的政治面。其次，浩然是靠共产党才得以改变命运，他曾多次表达自己是一个只上过三年半学的农民，能够成为一名作家得益于党的领导和新中国的成立。除此之外，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浩然最早接触到的文艺理论著作，是他创作中始终坚持的准则。

他在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艳阳天》时，文化大革命已经拉开序幕，"左"的思潮日益高涨，他的作品也带有相应的时代痕迹。《艳阳天》中明显带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痕迹。同一时期发表的作品还有《金光大道》《西沙儿女》等，大多采用简单的、直线式的写作方法。

例如短篇小说《雪纷纷》是浩然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配合政治宣传需要所创作。《雪纷纷》原型是浩然在农村采访时看到一位农村妇女不辞劳苦热心照顾五保户老人的故事。浩然曾问她为什么这么做，那位农村妇女只是说“我应该做，别人不愿意做我就去做，反正得有人做”。在浩然看来按照这样的写法写出来后，人物形象是单薄的。因此浩然在作品中对这一人物形象进行了处理，把另一个妇女的身世加在小说的女主人公身上了。又加了一些渲染，用它来表现这个人的思想、性格的根源，衬托她以后集体主义的思想基础。除此之外浩然把他在另外地方看到的一个自私、小气、尖酸、刻簿的女人也加了进去，作为主人公红芳的对立面，这也就是作品里的万存媳妇，用她来衬托红芳，突出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和她的模范行为。

1996年，廊坊市和三河市两级市委、市政府分别授予浩然同志“繁荣廊坊文艺特别荣誉奖”和“三河文艺绿化特殊贡献奖”。

2001年1月，三河市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授予浩然“三河市社会主义建设功勋奖章”。

2008年2月20日浩然逝世，21日《南方日报》第８版发表专题文章，《“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中的那个作家—“高大全”创作者浩然去世》，其中收录了雷达、白烨等人对于浩然的评价。文学评论家雷达指出：浩然是从农村成长起来的作家，是当时农村文学青年的一个縮影。一方面，他的作品贴近时代和当时的政治，创作和文学史的起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被一些错误的观念所误导，另一方面，他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农民意识的作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所白烨评价浩然，认为其作品可以和柳青、赵树理、周立波等人的作品并列来谈，他们的作品都采用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手法，并且在诸多限制的情况下保持了认真的写作态度，作品内容不是干巴巴的说教。

作家祁淑英发表的《追忆浩然—他始终未改农民本色》在网络上引起一定关注。祁淑英文中提到：浩然是半个世纪以来描写农民的一流作家，甚至可以说是全景式写农民的第一人。祁淑英也表示“浩然绝对不是一个逢迎权势的人，而是一个作风严谨、勤奋自律、道德水准高尚的作家，始终保持农民本色。”

在浩然的创作历程中伴随着三次争议，第一次是从1977年底开始，全国多家报刊掀起了长达两年的批判浩然及其作品的高潮，主要矛头指向他在特殊政治环境下创作的《西沙儿女》《百花川》以及“政治化写作”的方式。1980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叶嘉莹对面临困境的浩然进行了访谈，发表长文《浩然访问记》。叶嘉莹在文章中对浩然当时所面临的指责，如，阿谀政治、为迎合政治需要和配合政策宣传而直接图解政策的应景式的文艺写作等问题，进行了辩解。嘉陵认为，浩然有一种写“正剧”的信念。

第二次争议浩然缘起于1994年，京华出版社首次将《金光大道》四部集齐出版，引发了评论界围绕着《金光大道》有没有价值、这个价值的标准是什么了几近白热化的争论，山东省《作家报》、天津市《今晚报》、天津《文学自由谈》、上海《文汇读书周报》《文汇报》《农民日报》《太原日报》《新闻出版报》等报刊纷纷发表记者专访或争鸣文章。

第三次争议来自于浩然的“不后悔”言论，1998年9月20日《环球时报》发表了记者卢新宇、胡锡进采写的《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的长篇访问文章，披露了浩然的个人观点（一）迄今为止，我（浩然）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等后悔；相反，我为它骄傲。我最喜欢《金光大道》。（二）我认为我在“文革”期间，对社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三）我想我是一个奇迹，亘古未出现过的奇迹。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出现过的，除了苏联有过马克西姆·高尔基之外，其它国家还不曾听说过。浩然文中为自己辩解：“我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浩然的言论一出，立即引发了评论界对其讨伐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