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辞》是《周易·易传》中最重要的一篇，相当于《周易》全书的通论。《系辞》是对《周易》总的说明。它的内容博大精深，是学习《周易》的必读之篇。《系辞》阐述了“乾”“坤”两卦在《周易》中的地位以及内在的根据，探讨了《周易》起源、形成、作者、成书年代等问题，揭示了《周易》在认识事物规律、预知未来、道德修养、安邦治国、观象制器等方面的作用；另外它还保留了古代原始的占方法——大衍筮法，并对其哲学意义作了说明。此外，它还解说了某些卦爻的品格，这些思想观念，成为了中国哲学文化的重要资源。

《系辞》是重要的易学著作，对中原地区哲学、易学发展以及文学都有深远的影响。

“系辞”有两种意思：一指系于卦爻象之下，即《系辞》所说的“系辞焉以断其吉凶”，即卦爻辞；一指系于《周易》上下经之后，即《系辞》。《系辞》是《周易》的通论，并记载了大衍筮法，并非逐字解释经文，所以《系辞》又称为《易大传》。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将《系辞》分为上下两传，上传分十二章，下传分九章。朱熹在《周易本义》中将《系辞》分为上下传各十二章。朱熹按照程颢的意思，将“天数五，地数五……成变化而行鬼神也”这一段放在了“大衍之数五十”之前，将“天一，地二······天九，地十”这一段放在“天数五······行鬼神也”之前。王夫之在《周易内传·系辞上传》中，依据《汉书·律历志》和卫元嵩《元包运》篇引《系辞》文，指出“天一”到“地十”这二十个字在“天数五”之上，对朱熹的编排进行了考证。现代的学者大多认同朱熹本。

《系辞》的作者与成书离不开《易传》。关于《易传》的作者，自汉代以来就存在着歧说。现存文献中最早记录《易传》作者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年喜好《易》，著《》《系》《象》《说卦传》《文言》。后来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孔子著《彖》《象》《系辞》《文言》《序卦》十篇。从宋代的欧阳修起，怀疑司马迁之说的人越来越多。到了近代，随着疑古学派的兴起，争论更加激烈。这些争论都是围绕着孔子与《系辞》的关系展开的。这些观点大致有四种：第一种认为《易传》十篇全部都是孔子所作。支持这个观点的有西汉的司马迁，东汉的班固、郑玄，唐朝的陆德明、颜师古、孔颖达，还有近代的顾实、尚秉和等；第二种观点认为《易传》中只有《彖传》和《象传》是孔子所作，剩下的都是孔子的弟子或是后学所作。支持这一观点的有宋代的欧阳修等；第三种观点认为，《易传》不是孔子所作，或出于战国中期，或成于战国末期，或者是在西汉的昭宣之间甚至更晚。支持这个观点的有宋代的赵汝谈，清代的崔述、康有为，近代的钱玄同、顾颉刚、郭沫若、李镜池等；第四种观点认为，《易传》基本上是孔子所作，但其中也有记录前人说辞的部分，有孔子弟子记录的孔子平时的言行，与《论语》差不多。《易传》从思想上来说属于孔子，也有后人添加的部分。支持这个观点的有今人金景芳和李学勤。现今学界更认可第四种观点。根据刘大钧在《周易概论》中的考证，《易传》为思孟学派（即孔子的后代孔伋及其弟子开创的学派）所作，孔子一定和《周易》发生了某些关系，帛书《周易》的出土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近代学者在考证《易传》十篇的成书年代之后，大致得出了两种结论。第一种是廖名春在《周易研究史》中经过对比《系辞》与《荀子》《道德经》《新语》《礼记》，得出《系辞》的成书接近七十子之世，也就是战国初期，距离孔子不会太远。而朱伯崑认为《系辞》的成书年代在战国后期。不论是哪种结论，《系辞》都是成于战国时期，但更确切的年代还有待后人的考证。

《系辞》的主要内容是：阐述了“乾”“坤”两卦在《周易》中的地位以及内在的根据，探讨了《周易》起源、形成、作者、成书年代等问题，揭示了《周易》在认识事物规律、预知未来、道德修养、安邦治国、观象制器等方面的作用；另外它还保留了古代原始的占筮方法——大衍筮法，并对其哲学意义作了说明，此外，它还解说了某些卦爻的品格，提出了一套哲学思想及观点。

《系辞》中把“乾”“坤”两卦看得极为特殊，《易》与天地准，乾坤就是天地，《易》经全篇都是关于乾坤两卦。《系辞上》“乾知大始，坤成万物。”就是说乾能认识万物产生的开始，坤能作成万物。《系辞下》又说乾坤是《易》的门户，六十四卦开始两卦是乾、坤，从屯、蒙到既济、未济，都是乾、坤的变化发展，也应归到乾、坤里，所以说“乾、坤”是“易之门”。

《系辞下》第九章阐述了《周易》的产生。“《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周文王与纣之事邪？”《周易》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从时代来说，是在殷周之际，从事实上来看，正当文王与帝辛之事。也就是说，《周易》是文王被囚禁在羑里时产生的。故“其辞危”，所以《周易》的文辞多半是忧患危惧的。因而《周易》的思想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想安全脱险，也就是“危者使平”，另一方面是想倾覆商纣王，即“易者使倾”。这既是《周易》的思想，也是文王的思想。“惧以始终，其要无咎”。《周易》自始至终都是怀有危惧的，而学习《易》，最主要的是做到“无咎”，也就是无大过。学《易》的结果能达到“无咎”，这就是《易》之道。

《系辞上》第十章总的讲述了《周易》的内容和它的作用。“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事物发展变化是有周期性的，是按照质变量变的规律向前发展前进的。《周易》包含自然间所有的规律，这就是《易》的所有内容。从正面来说，《易》的全部内容包括“蓍”和“卦”两部分，“蓍”能预知未来，“卦”能知道过去。通过《易》就能明白天道，体察民故，既能了解自然规律，也能懂得社会规律，同时还能提高认识水平，增强自身修养。

《系辞》中记录了《周易》的占筮方法——大衍筮法。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数五十有五，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周易》中记载的是最为详细的原始筮法，在刘大均先生的《周易概论》中，有对这种方法的详细解释:“衍”字实际上就是“演”字，古人用蓍草算卦，称为“衍算”，也叫“演算”。

第一步：用五十根蓍草，把其中的一根抽出来不用放在一边，这一根象征着太极。然后把四十九根蓍草在手中任意分为两份，左手中的一份象征天，右手中的一份象征地，再从右手蓍草中任意取出一根放在左手的小指和无名指之间，象征人。这样天地人三才就都具备了。这就是“挂一以象三”的意思。完成了这一套程序之后，以四根著草为一组，先用右手一组一组地来分左手的蓍草，然后以同样的方式，再用左手分数右手的蓍草。这样一组组分数完两只手中的蓍草，就是“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分数完左右两手的蓍草后，每只手中的蓍草一定还有剩余。或剩余一根，或是两根，或是三根，或是四根。“奇”就是以四根蓍草一组分数完后的余数。“扐”，宋代人认为就是“勒”，也就是将左手剩余下来的蓍草放在左手无名指和中指之间，将右手剩余下来的蓍草放在左手中指和食指之间。这个余数象征积余日而成闰月，就是“归奇于扐以象闰”。前后两次闰月之间大约相距三十二个月，在五年之中，所以说是“五岁再闰”。以四根蓍草为一组，一组组分数完之后，这是两手剩余下来的蓍草数量有一定的规律：如果左手剩余一根，那么右手一定剩下三根；如果左手剩余两根，那么右手也一定剩余两根；如果左手剩余三根，那么右手一定剩余一根；如果左手剩余四根，那么右手也剩下四根。这时，放在左手指缝之间的剩余的蓍草的数量不是五根，就是九根。也就是说，这样分完之后，去掉余数，左右手中的蓍草数剩下四十四根或者四十根。这一步古人称为“一变”。

第二步：将两手中的蓍草合在一起，再分成两份，与第一次时一样，先取出右手中的一根蓍草放在左手小指缝间，再用右手四四一组分左手的蓍草，然后用左手以同样的方法去分右手的蓍草，接下来都和第一变相同。等第二变完成之后，两只手中的蓍草如果左手剩下一根，那么右手一定剩下两根；如果左手剩下两根，那么右手剩下一根；左手剩下三根，那么右手就剩下四根；左手剩余四根，那右手就剩下三根。第二变之后放在左手指缝的蓍草剩余之数综合不是四根就是八根。这是左右两手的蓍草总数在减去余数四或者八之后，还有四十根或是三十六根或是三十六根，这就是“第二变”。

第三步：把剩下的蓍草按照上面的步骤分减，再用四分到最后，两手中剩下的蓍草再加上小手指和无名指中的一根，不是四根就是八根。这就是“第三变”。

第四步：三变之后，两手的蓍草再去掉余数四或者八之后，将会出现下面四种情况中的一种：剩余三十六根；剩余三十二根；剩余二十八根；剩余二十四根。再用四除之（取四象之义），就确定了一爻。

36÷4=9 这代表老阳，用阳爻表示

32÷4=8 这代表少阴，用阴爻表示

28÷4=7 这代表少阳病，用阳爻表示

24÷4=6 这代表老阴，用阴爻表示

通过以上的四步变化就能得出一爻，因为《周易》每一卦有六爻，所以要得到一个完整的卦象，就要按照上面的程序进行十八次变化，这就是“十有八变而成卦”。得出卦象之后，再依据卦爻辞判断凶吉祸福。因为大衍筮法比较复杂，后来人们改造大衍筮法，创造出了“钱筮法”“火珠林法”“梅花易数”等。

《系辞》的研究史与《易传》的研究史密不可分。作为《易传》最重要的一部分，前人对《系辞》的研究也随着，易传留存下来。关于《系辞》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

先秦时期对于《系辞》的研究较少，零散的见于其他诸子著作的引文中。如：《庄子·天道篇》“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这一句与《系辞》中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意义基本相同。《荀子仲尼篇》“故知者之举事也，满则虑嗛，平则虑险，安则虑危。”这句话与《系辞》中“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一文都是在说明“居安思危”的道理。《荀子·富国篇》“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与《系辞传》“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一文相联系，说明“殊途同归”的内涵。

汉代儒家学说占据统治地位，作为儒家经典的《周易》也受到了广泛重视。同时也展开了《易传》的研究。汉代的经学大师郑玄曾注解《周易》，他对《系辞》的解说，存在《周易集解》与一些经典注疏中，都较为简略，甚至只言片语。如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一句，他说：“君臣尊卑之贵贱，如山泽之有卑也。”汉末三国的虞翻也有对《系辞》的解说，但价值不高。

这一时期对《系辞》作了系统研究的是晋朝的韩伯。王弼注解《周易》，没有涉及《系辞》，韩康伯作《系辞注》填补了这个空白。唐朝的孔颖达将这二注合并在一起，收入《周易正义》中。现在流传的《十三经注疏》中有《周易正义》九卷，前六卷为王弼所注上下经六十四卦及《彖传》、《象传》和《文言传》，后三卷为韩康伯所注《系辞》上、下及《说卦传》、《序卦》、《杂卦传》。魏晋时期的易学家大致分为义理学派和象数学派，王弼倡导义理学派，韩康伯的注解多数承袭了王弼的学说，多引用王弼的文字解释《系辞》。不仅如此，韩伯在理论上还有新的阐发，他进一步排斥了汉易中的象数之学，依据筮法中的取义说，从义理的角度说明《周易》的原理，进而将易理玄学化，使《周易》称为“三玄”之一。他以义理解释《易传》中的范畴、概念，试图摆脱古代的占筮迷信和汉代的占候之术，对宋明易学中义理学派的形成同样起了重要的影响。后来的孔颖达在注解《系辞注》时基本沿着韩康伯的思想前进，但同时融入了自己的观点。这一时期研究《易传》的重要著作还有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它与《周易正义》分庭抗礼，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宋代程朱理学的兴起使得《周易》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空前盛大的时期。作为解经之作的《系辞》也成为了学者关注的重点。程颐认为“《系辞》以统言天地之渊奥，人事之终始。”朱震在《汉上易传》中通过阐释《系辞》表达了他的哲学思想。这一时期的重要著作有朱熹的《周易正义》，他对《系辞》的阐发多沿用了程颐的思想。除此之外还有项安世的《周易玩辞》，元人吴澄的《易言》，保巴的《周易原旨》与王申子的《大易辑说》，他们都有对《系辞》的阐发，但缺乏新意。

这一时期多从《系辞》本身出发，探究其哲学内质、与卦爻辞的关系，以及其中蕴涵的人道思想。代表作有王夫之的《周易内传》，其后还有惠栋、马其昶等人。这些学者对《系辞》作了全文的通释。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对《易传》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高亨的《周易大传今注》重视《系辞》义理的阐释，与前人相比，更加严谨细致。金景芳与弟子吕绍纲合著的《周易全解》特别重视《系辞》中的“大衍之数”。金景芳还对《系辞》中的错简、脱字、窜入问题做了考察。他的《周易系辞传新编详解》是研究《系辞》的重要著作。

《系辞》是《易传》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

《系辞下》第五章用整整一章的内容讲了“九德”，也就是“九卦”，分别是：履，谦、复、恒、损、益、困、井、。因为孔子共讲了三遍，所以后人称之为“三陈九德”。这一章三次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解释了九卦的含义。孔子的“三陈九德”可分为三个层次，一陈是讲九德的实质，二陈是讲九德的应用，三陈是讲九德的作用。“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作《易》者”指周文王，“忧患”是指文王被帝辛囚禁在羑里。孔子在后文“三陈九德”，即与此有关。忧患是原因，九德是结果。孔子解释道：

“是故履，德之基也。”“履”在这里是“礼”的意思。履卦的《大象》说“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所谓“辨上下”，就是要维护尊卑贵贱有别的等级制度。所谓“定民志”，就是要做到“思不出其位”、“素其位而行”。正因为这样，所以说“履是德之基”，也就是说礼是德的基础。因此在为人处世时要做到“履以和行”，礼之用，和为贵。

“谦，德之柄也。”修德的关键在于谦，应当以谦待人。谦，自卑而尊人，六爻皆吉。《彖传》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可见谦德的重要。人如果能做到“谦”，自卑而尊人，就能以礼待人。

“复，德之本也。”复是道德的根本。在《易》中，阳为君子，阴为小人。在复的时候，阳进阴退，君子道长，小人道消，所以说复是道德的根本。因此用复来对照自己，就能做到不迁怒，不贰过，所以“复以自知”。

“恒，德之固也。”“恒”是久远的意思，这句话是说，能长久，德就巩固了。因此要做到“恒以一德”，能守常，使德行专一。

“损，德之修也。”损卦的《大象》说，“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惩忿窒欲”正是修德的重要表现。因此能做到损，就能远离危害。

“益，德之裕也。”这句话是说，每天都增加于德有益的东西，道德就有余裕了。能做得到益，则能带来好处。

“困，德之辨也。”在困境中能够辨别一个人的品德。因此人在困境中不能伤害他人，也就无人怨恨。

“井，德之地也。”井卦的《彖传》说，“井，养而不穷也。”表明井有养人利物的功用，所以称为“德之地”。

“巽，德之制也。”巽卦的《彖传》说，“重巽以申命。”《大象》说“君子以申命行事。”表明巽是制定下发命令，所以说是“德之制。”巽是掌握制命的，为了使制命更切合，在发布命令时可以行权，有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时候，应该灵活处理。

一、以“天之道”明“人之故。”中国哲学历来非常重视“天人关系”。各家各派都推崇以“天道”阐释“人道”，从而为人的存在与发展寻找依据。《系辞》中也有论述“天人关系”的语句。《系辞上》第二章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句话的意思是，古代庖羲氏统治天下的时候，上则观察星象于天，下则观察现象于地，又看到鸟兽的纹理和地理的形状，近则取法于身，远则取象于物，于是开始作了八卦。这句话阐述了“易”的起源，说明“易”来源于天，“易”和“天”就有了关联，“易”就是“天”在人间的意志体现。而人把“易”作为连接自己与天的桥梁，这样“人”与“天”就达到了统一。

二、“和合”的人道原则。《系辞》推崇天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系辞上》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这句说是说万事万物都有其特定的属性，只要按照客观规律行事，就能维持天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系辞下》说“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也就是说阴阳结合而化生万物，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就能生生不息。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伦理关系有尊卑之分。《周易》乾卦居六十四卦之首而坤卦位于第二位，首乾次坤的思想直接决定了周人等级观念的特点。夫尊妻卑，父尊子卑的思想由首乾次坤发展而来，贯穿《周易》六十四卦的始终，并且成为后世儒家思想的重要基点，古人将此思想概括为“尊尊”。

三、“仁”、“礼”并重的人道规范。《系辞上》讲“安土敦人乎，故能爱。”“安土”即“安于土”，“敦”就是“厚”的意思，“敦乎仁”就是一直推行“仁”。这句话是说明白《易》的人要有安土、敦仁的德行，施以仁行，符合“仁”的规范。《系辞下》讲“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这句话是说天地最大的功德是生长万物，圣人最大的宝贝是有位，圣人用什么保住位置？得靠“仁”。圣人治理天下万民靠是的“仁”，所以必须施以仁政。紧接着又说，治理天下不仅需要“仁”，还需要“礼”。“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意思是说不能让老百姓做坏事，得用“礼”教导民众。在《系辞》看来，君主治理国家必须兼顾“仁”与“礼”，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四、德业并举的人道理想。《系辞上》“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之所以崇德而广业也。”圣人用《易》来崇德广业。“德”，朱熹在《论语》中解释说“德者，得也。行道而有德于心。”“德”与“业”相连，“崇德”使品德越来越高尚，“业”是事业，“广业”使事业越来越广大。

《系辞》是用辩证法的思想写成的。《系辞上》提到“易与天地准”“乾为天，坤为地”，这两句话其实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乾和坤是对立的，另一方面乾和坤又是统一的。例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就是说乾和坤是对立的，“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这句话说乾和坤是统一的，“乾阳物也，坤阴物也”是说乾与坤是对立的，“阴阳合德”是说乾与坤是统一的。所谓“易与天地准”说明天与地是对立统一的。西方哲学中的对立统一思想是辩证法的核心，这一点与《系辞》相同。《系辞》中有“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这段话的意思是，乾坤并不难理解，可以把它们比作独扇门来理解，即关上门就是坤，打开门就是乾。这也就是说乾和珅是对立的。“一阖一辟谓之变”，就是说关上门又打开，就是变，这是说乾坤是统一的。“往来不穷谓之通”，是说乾坤相交以后的变化和发展。“往来”是一往一来，也可以看做是一正一反。从《易》来看，乾坤相交以后，屯卦是正，蒙卦是反；需卦是正，讼卦是反；师卦是正，比卦是反，等等。“谓之通”是叫做通，是说这样发展下去就通行无阻了。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乾坤，也体现了辩证法思想。

《系辞》以阴阳探讨天地万物的变化。阴阳思想体现在《周易》的筮法中。《系辞上》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阴阳是每一卦组成的基本单位。乾是纯阳卦，坤是纯阴卦，乾坤互相推演形成了六十四卦，阴阳也成为了六十四卦的基础。阴阳也构成了《周易》的基础。阴阳思想还体现在自然界中。《系辞上》“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俄克拉荷马城雷霆队，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自然界之所以能发生风雨、日月、寒暑的变化，就是因为阴阳在其中起作用。阴阳相互推移影响到了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变化。而这样的阴阳变化是自然界遵循的规律。除此之外，阴阳思想还体现在人类社会中。《系辞下》称：“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君为阳，民为阴，其为君子之道；君为阴，民为阳，则是小人之道。阴阳的说法运用到了人类社会中就成为君主统治万民的准则。《系辞下》称：“天地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这就是说，阴阳二气相互交融，就形成了人类社会。

《系辞》是充满哲理化的易学专著，对中国哲学、易学和文学都具有深刻的影响。

《周易》是中国重要的儒家经典，学术界一般认为《周易》在由“古经”到《易传》的形成过程中，即殷周之际到战国的这段时间里，逐渐走出神学的包围，实现了哲理化。这种哲理化的实现，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易传》对《周易风水》的解释。《易传》的出现，使得《周易》逐渐变成指导人们的生活，规范人的言行以及观察和分析问题的指南。《易传》对《周易》所作的理论上的解释，发展成一种哲学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逐渐摆脱了有神论的影响，发展为无神论。成为了中国知识界用来观察和解释世界的工具。特别是《系辞》，它从整体上对《易经》进行了哲学阐释，使其成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哲学系统，《系辞》中提到的阴阳思想，以阴阳变易的法则推演解释世间万物，具有中国特色，是中国独有的。《系辞》所体现出来的思维方式非常丰富，有辩证思维、整体思维、变易思维、阴阳思维、和谐思维和形象思维等。特别是辩证思维，经过易学家和哲学家的阐发，逐渐形成一种逻辑和理论的体系，这在世界哲学史上都是少见的，是中国文化的骄傲。

《周易》起初是用来占筮的书籍，是一种推测人事吉凶和命运的方术，在封建时代颇为流行。对《周易》的研究，成为了一种专门的学问，即易学。易学是对《周易》所作的种种解释，并通过其解释，形成了一套理论体系。韩伯等人通过义理的角度阐发《系辞》，对后世的义理学派有重要的影响，而这也对易学研究影响深远。

《系辞》是最早涉及文学批评的著作之一。首先，《系辞》里讲“设象以尽意”，取象是《周易风水》的重要特点。“象”的含义类似于《诗》的安东·比兴与意境，“象”是涉及文学创作的规律与特质的重要概念。《周易》的卜辞就是常常借助生动可感的形象来预测吉凶或阐明抽象的道理。其次，《系辞》里还讲到文学批评的具体标准。《系辞下》：“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这段话则直接影响了后代的文学批评。《系辞》还直接启发了后代的文学批评。历代文学批评讲究“神”、讲究“韵味”、讲究“言外之旨”、“言已尽而意无穷”，当与《系辞》不无关系。最后，《系辞》讲对称，这对我国古代诗歌这一形式的长足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