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本义》是宋代理学家朱熹对《周易》经传所作的注解，其兼采汉朝、魏晋、隋唐易说，融占、象数、义理于一体。《周易本义》采用吕祖谦《古周易》本，经传分列不混，以上下经为二卷，以《十翼》为十卷，一共十二卷，卷首列有《周易本义卦歌》和《周易本义图》。

南宋时邵雍、程颐和张载三家易影响很大，特别是程氏易，经过程门后学的阐发，成为南宋易的主流。及至朱熹，其站在理学派的立场上，认为当时盛行的伊川易学重于言义理而疏于象数，故作《周易本义》以恢复《周易》之本来面貌，求《周易》之本义。《周易本义》立于卜筮之书的本义训释《周易》经传，以象数与义理合一为宗旨，依据象数推求义理，以理释易、以易证理。其对各卦爻的注释发挥了性即理和重义轻利的伦理思想，以注《易》的形式为其宇宙观和伦理观寻找理论根据。

《周易本义》一改诸家之繁说，言简意，是易学继王弼注、孔颖达疏之后的第三座里程碑，为宋后易学的重要著作。从元代始，《周易本义》成为官方肯定的权威著作，影响元、明、清三代官学六百余年，在明清时代被科举考试皆奉为正宗，为数百年间的易学开辟了广阔的诊释空间，在易学史和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又字朱熹，号朱熹，晚称朱熹。宋朝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思想后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世人尊称为朱熹。

朱熹是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祖籍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平市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绍兴市年间进士。朱熹曾任泉州同安主薄、南康区和漳州市知府、浙东巡抚、秘阁修撰等职，后由赵汝愚推荐升任焕章阁侍制、侍讲，为赵扩皇帝讲学，做官清正有为，振举书院建设。朱熹对经学、历史学、文学、乐律等均做过深入研究，博览群书，融会贯通，汇众说而折其中。他在武夷山市创办学院，讲学四十余年，弟子众多。在他的影响下，宋至元朝在武夷山授课讲学、传播理学思想的著名学者多达四十三位，使武夷山成为“三朝（宋、元、明）理学驻足之薮”。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病逝，嘉定二年（1209年）语赐遗表恩泽，溢文公，世称朱文公，特赠宝读阁直学士。赵昀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文天祥，改徽国公。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子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的人。

朱熹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文公文集》《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朱熹的《诗集传》《周易本义》在“经部”，而《朱子语类》在“子部”之“儒家类”。

易经包括三部易书：《连山》《归藏》和《周易》，合称三易。《连山》和《归藏》均已失传，《周易》是唯一流传至后世的文献，所以现在所说的“周易风水”，通常指代的是《周易》。通行本《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易经》由六十四卦符和六十四条卦辞、三百八十四条爻辞及乾用九、坤用六两条辞文组成。《易传》传为孔子晚年所作，由《系辞》（上下）、《文言》《辞》（上下）、《象辞》（大小）、《说卦传》《序卦》《杂卦传》组成，又称“十翼”。

朱熹本人注经以探寻经文之本义为第一要务，恢复《周易》经传之本来面貌，《周易本义》是求《易》之本义。《周易本义》之所以称做“本义”，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在本子的选择上，朱熹采用吕祖谦的《古周易》。朱熹认为，普通的本子足以妨碍读者对于《易》的认识，而《周易本义》所采用的《古周易》本，把孔子的《十翼》和伏羲、周文王、周公的经分开，是可以使人知所分别，而易于明白《易》的卜筮性质的。其二，《周易本义》于卦、卦爻辞和《十翼》间的差异，郑重地加以保持。如余敦康认为，朱熹作《周易本义》，所谓本义，是指《易》本卜筮之书。卜筮与象数紧密相连，象数乃作《易》根本，卜筮乃其用处之实。其三，《周易本义》对于《易》的解释，侧重于卜的解释。就卜筮的观点上说，卦和卦爻辞在《易》中最重要，《周易本义》解释卦和卦爻辞也就比较地详明。《周易本义》于每一卦辞或每一爻辞，都用很明显的字样，如“占”“吉”“区”等字，解释它在卜筮上的意义。

在北宋时期，易学进入到全面兴盛的时代，在象数与义理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就北宋的象数易学来说，出现了专门的“河图洛书”之学，超越既有的卦爻象数形式，向上追究圣人画卦之所以然，这方面以刘牧为代表。创造出次序严整的先天象数学，推究天地阴阳变化之本然，为经传之象数学提供理论基础，这方面以邵雍为代表。汉易中的卦气说、卦变说以及各种象数义例，也都在新的象数观念下得到了转换和发展，这方面以李之才、李溉等人为代表。

在象数学创造发展的同时，北宋义理易学作为当时易学的主流话语，也是硕果累累。可以说，深入挖掘儒家在天道性命上的义理内涵，并将之贯彻到政治文化的实践中去，乃是北宋义理易学的主题，也是当时理学的主题。就理学的发展来说，从宋初三先生胡缓、孙复、石介，到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无一不是以《易》为其主要哲学资源建构起各自的学说系统。

经过北宋诸子的创造与发展，易学为理学的形上学奠基并创建其思想规模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及至南宋，邵雍、程颐和张载三家易影响很大，特别是程氏易，经过程门后学的阐发，成为南宋易的主流。朱熹站在理学派的立场上，认为当时盛行的伊川易学重于言义理而疏于象数，故作《周易本义》以恢复《周易》之本来面貌，求《周易》之本义。

清代王懋竑《朱熹年谱》认为《周易本义》作于朱熹四十八岁时（1177年）；20世纪，白寿彝和朱伯崑认为《周易本义》定稿于朱熹晚年；21世纪初，束景南作《朱熹年谱长编》，认为朱熹四十八岁作《易传》，五十九岁作《周易本义》。总体言之，《周易本义》的撰作，自淳熙初年（即1174年）起，断断续续地经历了二十多年。

《周易本义》的初稿，大概在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四十六岁时开始起草。这时还没有《周易本义》的名称，而称做《易传》。《周易本义》《朱子语类》《朱文公易说》中，大约有十则材料，表明朱熹在五十七岁到六十九岁的十余年间，曾不断修订《周易本义》的底稿。

朱熹曾对《本义》底稿做长期修改，最后封笔于六十九岁（1198年），封笔后不再修改。如《答孙敬甫书》中朱熹说：“《易传》初以未成书，故不敢出。近觉衰，不能复有所进，颇欲传之于人，而私居无人写得，只有一本，不敢远寄。俟旦夕抄得却，附便奉寄。但近缘伪学禁严，不敢从人借书吏，故颇费力耳。”陈来《朱熹书信编年考证》认为此书作于庆元二年（1196年）或稍后，此时朱熹自觉无力进一步修订《本义》，遂有封笔传布之意。淳熙十五年（1188年），在可考的记载中，朱熹在答蔡元定的书信中，首次用《本义》之名，从“《本义》已略具备”一语可知，这时朱熹已基本完成了对《本义》内容的修正。

《周易本义》自成书以来，便在易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后世研究《周易》者以及各时期的类书、丛书，大多都将此书的篇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

《周易本义》最早的刊本，是它的初稿《易传》刊本，即朱熹在《答孙季甫》中所谓的“私记未定而为人传出摹印”者，这个本子脱草不久即已刊刻，而且传播颇远，正所谓“方脱稿，天下已盛传”也。

《周易本义》的原刻本共计十二卷本，其经传的篇次，依据的是吕祖谦的《古周易》而定：以上下经为二卷，以《十翼》为十卷，总共十二卷。这个本子和普通本子的不同在于后者经郑玄、王弼等的变改，以《彖》上下、《象》上下、《文言》五传分别附于经文各卦之间，而吕祖谦的本子则依据考证原来形式的结果，使《彖》上下、《象》上下、《文言》五传各自独为一篇。

成书后的《周易本义》，有朱鉴刊本和吴革刊本，尤其是吴本，在《周易本义》版本流传的经过上占很重要的地位，后来刊刻原本《周易本义》的差不多都拿吴本作底本。据白寿彝考证，流传至今的最早本子，只有咸淳元年（1265年）的吴革刊本。此本在南宋与元朝的流传情形无从考证，明清两朝则间有吴革本的覆刊本、缩印本、摹刊本、仿刊本等流行。这些刊本都是十二卷本，即《周易上下经》二卷、《彖传》二卷、《象传》二卷、《文言》《系辞》各二卷，《说卦传》《序卦》《杂卦传》各一卷。较真实地反映了《周易本义》依据《古周易》所编定的次第。

南宋末，董楷撰《周易传义附录》14卷，割裂了《周易本义》中的部分文章，并将之散附于程颐的《周易程氏传》中。因此，朱熹原定的《周易本义》篇次就变为了程颐在《周易程氏传》（又称《程氏易传》）中所用的王弼注本。

《周易传义附录》问世十数年或数十年后，元人便就《周易传义附录》删除“附录”，仅存《传义》，称做《周易传义》和《周易经传》。有十卷本，有二十四卷本，有附《音训》的八卷本。

《周易传义附录》与《周易传义》主要不同点在于其一，《周易传义附录》的经文顶格写，《彖传》《》《文言传》低经文一格，《周易程氏传》及《周易本义》又低一格；《周易传义》的《彖》《象》《文言》不低格，《周易本义》紧承《》之后，不另提行，只以“本义”二字隔开而已。其二，《周易传义附录》经文及《彖传》《象传》等文的分段，完全依从《周易程氏传》，另外复写《经》《彖》《象》等原文于《本义》本文之上；这种复写文字，和《周易本义》本文紧接，低正式经文两格。《周易传义》则依《周易本义》分段，也不另外于《周易程氏传》本文上复写其所解释的《易》原文。

至明永乐年间，朱棣修《五经大全》。其中《周易大全》的注采用程颐、朱熹，疏采用宋董楷、元胡一桂、胡文炳、董真卿之说，因此，割裂《周易本义》卷次，附于《周易程氏传》之后，后来士人认为《周易程氏传》的注释内容过于繁杂，于是转而专用《周易本义》，但因为《周易大全》乃朝廷所颁的官方书目，不敢随意完全摒弃，于是士人便依《周易大全》的目录结构，删去《周易程氏传》的具体注释内容，而以朱熹的注释内容为准。自此，这个被审改了的朱熹的《周易本义》，相传达数百年之久，以至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它就是《本义》原书。

因此，现今所见的《永乐大典》中的《周易本义》是经传参合的四卷本。其卷一、二为上、下经（含《彖传》《象传》《文言传》），卷三为《系辞》上下，卷四为《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体例与《周易本义》原刻本不同。

《四库全书》也著录此书。《文白对照四库全书》既载有原刻本十二卷本，又附有重刻本四卷本。正文前有序、《筮仪》《周易本义卦歌》《周易本义图》四部分。

现今《周易本义》最通行的本子是四卷本，种类甚多，各省皆有公私刊本。四卷本和十二卷本最大的差异，是次第上的变更。十二卷本的次第，是朱熹所谓“吕姓更定，乃复孔姓之旧”的次第，即《周易本义》本来依据《古周易》所编定的次第。四卷本的次第，是又回到郑玄王弼所变乱的形态中，把《彖上下传》《象上下传》分别合于各卦之内，把《文言传》合于《乾》《坤》二卦之内，合《上下经》文，共为2卷；同时又合《系辞上下传》为1卷，合《说卦传》《序》《杂卦传》各传为1卷，共成4卷。后者，正是朱熹所攻击的形式；后人拿来变更12卷原书，是原作者所想不到的。

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兮履泰否，

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兮噬嗑贲，

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三十备。

咸恒遁兮及大壮，晋与明夷家人睽，

蹇解损益夬萃，升困井革鼎震继，

艮渐归妹丰旅，兑涣节兮中孚至，

小过既济兼未济，是为下经三十四。

《周易》经传是以春秋战国时代的语言记录的，到朱熹所生活的宋代，语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减少阅读障碍，《周易本义》注释了相关的字词读音，采用直音、反切、如字、四声别义等方式，标注疑难字音，区分多音字，说明词类活用，以及通过字音间接表明字际关系等。在《周易本义》中朱熹主要通过给不易识读的字注音，给多音字注音和用注音以明字际关系来注解《周易》。一些比较冷僻的字，如：《困》上六：“困于葛萬，于貌尴，曰动悔有悔，怔吉。”《周易本义》：“貌，五结反。胞，五骨反。”《周易本义》对多音字的注音，有的是在具体的卦爻辞之中注明该字在该处的读音，如：《大过》九五：“枯杨生華老妇得其士夫，无接无誉。”《周易本义》：“華，如字。”“枯杨生華”是说枯槁的杨属开出新花，“華”在句中为名词，指“花”，“花朵”之义乃“華”字的本义，故朱熹注明“如字”以示此处读本音。此外古汉语以单音词为主，从而造成了字、词在书写形式上的相一致，故词义的发展变化也往往会在字形上有所体现如“莫”，本义原指日落时分，后来多用为否定副词，又出现了“暮”以表示其本义，而以“莫”表其本义者随之渐少甚至不用。对于典籍中意义为本义之“莫”，注释者以“音暮”说明，形式上是注明字音，实际上是在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目的则是为了阐明意义。

在释词方面《周易本义》通过说明词语在《周易》中的特有义，说明句中词语的外延意义和说明词在卦中的具体所指三种方式来注解《周易》。《周易本义》的解句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自作注解；二是引用前人的注释成果作解，有时亦对其进行补充、申发或别立新解。

朱熹认为《周易》取象只是一种大概的说法，古人用卦象来表示所占筮之事物的吉凶，并没有什么一定的体例，强解则会陷于穿凿附会之弊。朱熹认为汉易象数之学和王弼的义理之学，“二者皆失之一偏”，虽然朱熹对汉易繁复的取象说持批判之态，但其《周易本义》在注释卦爻辞时，无一不从筮占的角度入手，并且也多以上下两卦的卦象为出发点阐释卦义。朱熹认为《易》乃卜筮之书，作《周易本义》一方面是要还原《周易》的本来面目，一方面是通过对象数的研究以补《伊川易传》重义理而忽略意象之不足。现行《周易正义》卷首所著河图图、洛书图、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文王八卦次序图、文王八卦方位图、卦变图等九个图，则直接反映了他对象数易的认同。具体到《周易本义》中，表现为以已经约定的八经卦之象，也就是《说卦传》中所言之象来说解六十四卦之意义。纵观朱熹以卦象释易的这些内容，其说法基本沿用了《象传》和《彖传》以上下二体卦象为释的传统，如《既济象》：“水在火上，既济。”《未济象》：“火在水上，未济。”有的则是直接采取《易传》之说，如释《涣》言“风行水上”，与《象传》同；释《蒙》云：“山下有险”，与《彖传》同。也有一些是基于上下二体卦象基础之上的重新说解，如《中孚象》曰：“泽上有风，中孚。”

朱熹在《周易本义》中还提出“理一分殊”这一概念，在注解《周易》而成《周易本义》的过程使用“理一分殊”的方法，使“理一分殊”兼有本体论与方法论的意义。朱熹认为太极之“理一”，是万物之“理”，其总括世间万物之理，因为其无所不包，所以无法用言语描述，且不论如何描述，都无法描述出“理”之全体。而世间之事，纷繁复杂，易中之理，要通过复杂之事，即“分殊”，通过日用平常之事来理解《易》中之“理”。朱熹指出，要把《易》所包含的“理”阐释出来，只能靠占筮的方法，通过占筮，把《易》中的“理”与现实情境联系起来，通过占筮者所占问的不同的具体的事件，使《易》中卦爻辞之理得到不断呈现，相同的卦爻辞，不同的人占问，会因占问者不同的情境，呈现不同之理。

《周易本义》是朱熹给《易》作的注解，在版本的选择上，采用的是吕祖谦《经》《传》分离之《古周易》本，《周易本义》的十二卷分卷方法，直接反应了其《经》《传》有别的观念。在朱熹看来，通行的王弼本《周易》妨碍了读者对于《易》书性质的认识，而《周易本义》所采用的吕祖谦《古周易》本，把孔子的《十翼》和伏、周文王、周公的经分开，是可以使人知所分别，而易于明白《易》的卜筮性质的。伏羲、文王、周公之《易》仍汇合于一处为上下经，是因为这种汇合和《十翼》附经的情形不同。伏羲画卦象、周文王作卦辞和周公作爻辞，皆以卜设教；《十翼》附经，文义上则发生了大的变化，重点放在了阐发义理而非为了体现卜筮之书的本义。同时朱熹注意经文和传文的差异，也看到了《易》既然非成于一人一时，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之间必然有差异，当分别对待。周文王、周公之《易》，“早不是伏羲之意，已是文王、周公自说他一般道理了。”

《周易本义》还使用以图解《易》，其书开卷首便列河图、洛书等九图以解《易》，而九图的排列顺序，也很鲜明地反映着他的先天学思路。《周易本义》最显著的特点是强调《周易风水》为占卜之书，注文几乎对每一卦、每一爻都有占卜结果吉凶的判断，到处充溢着“占者”如何如何、“戒占者”如何如何这样断定吉凶的语句，朱熹之所以注重卦爻辞的卜筮功能，是因为他认为《周易》本为卜筮之书。此外在言辞上，《周易本义》简明扼要，对于卦爻辞文句，朱熹用训话的方法解释字义，重视文句的前后言语脉络，对大量的传文包括《彖》《象》《序卦》《杂卦传》等则未作注解。

由象数入义理是《周易本义》又一特色，在朱熹看来，象数是圣人作《易》的根本，出于天理之自然，是一种自然的象数，而非人为之造作。《周易本义》理出象数大略，一方面补足义理派易学的欠缺，一方面矫正象数派易学的偏颇。朱熹之所以看重象数，是因为他认为《周易》本为卜筮之书，力图恢复《周易》之本义。朱熹《易》学，融合了象数与义理之学，立足于象数，畅谈义理，以象数入义理。

《易学启蒙》是朱熹用通论的形式，在《周易本义》外，另著的一部《易》说。该书在十三年（1186年）三月已经完成，时值朱熹57岁。这本书是他与蔡元定合著完成的，后朱熹又对此书稿进行了修订，故《本义》中多处有“详见《启蒙》”等字样。如《本义》解释《系辞》“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时云：“详见《序例》《启蒙》。”

《易学启蒙》，一共有4个篇目：《本图书》第一、《原卦画》第二、《明著策》第三、《考变占》第四，这四篇，系截取《易》《系辞传》《说卦传》以及《彖上传》中关于《象》的话若干条，以为立论的根据；同时，辅以、邵雍诸儒之说，由用自己的话加以充分阐发的。

《朱文公易说》是朱熹嫡长孙朱鉴编辑的，收集了朱熹回答弟子问《易》的言论与部分短文书函，其次序严格遵照了《本义》经传分离的次第。

黎靖德所编的《朱子语类·易》主要收集的是朱熹回答弟子问《易》的言论，其次第安排与四卷本《周易本义》合，《彖传》《》《文言》打散附在各卦之后，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四卷本之误。

朱熹注《易》，先草成《》，然后改编扩充《易传》写成《周易本义》。《易传》草成，即被传出窃印，广为传布，而此时《周易本义》正在修订，讲学常用这未定稿作教材，于是两种草稿长期并行。庆元年间（1195-1200），朱熹《答孙敬甫》说：“《》初以未成书，故不敢出。近觉衰耄，不能复有所进，颜欲传之于人，而私居无人写得，只有一本，不敢远寄。侯旦夕抄得，却附便奉寄。”这时《本义》已基本定稿了。这样，从二年属稿起，到庆元年间成书止，《本义》著作的时期，连中间间断的时候也算在内，要经过二十年以上的岁月。

这两部草稿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周易本义》注文基本上沿用《》注文，只略作修改，这是两者相同之处。《周易本义》选用的经书底本是吕祖谦考订的《古易经》，《》选用的经书底本是孔颖达《周易正义》所沿用的王弼本；《周易本义》卷首冠以九图，卷尾附《周易五赞》《仪》《易传》没有相应内容；这是两者不同之处。不满意其早年的《易传》草稿，试图从坊间收回并将其销毁，而对晚年的《周易本义》定稿则大致满意，虽遭遇庆元党禁，仍然组织人力抄写并将其传播。

《周易注》为三国魏王弼著，六卷。《周易注》是对《周易风水》和《彖传》《象传》的注释，继承了古文经学的解易传统，排斥汉易象数之学，注重义理，文字简明，开创了以义理解易的风气，对晋唐易学影响深刻。《周易注》最显著的特点是继承了《易传》的解经传统，于注释中坚持取义说，其释易往往是先根据卦爻象解释卦爻辞，再根据卦旨来阐明其间所包含的人事道理。这也是其注与汉朝象数易学派的主要区别所在，而贯穿于其中始终不变的是对义理的解读和表达。

《周易正义》为三国魏王弼、晋韩伯注，唐孔颖达疏。孔颖达自序称为十四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十六卷。《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十三卷。现在的十卷本是后人为了使疏本与王弼、韩康伯注本体例相同而合并成的。该书初名《周易义赞》，后应语改为《周易正义》。这本书初由孔颖达奉语募著，后由马嘉运、于志宁等先后驳正其失，加以考订增损而成定本。孔颖达认为自王弼注《易》之后，为其注作义疏者多辞尚虚玄、义多浮诞，不解注意。所以该书内容专崇王注，疏不破注，于疏中以阐发儒学思想为宗旨。此书算成以后，众家解易之说皆废，盛极一时的《周易风水》郑玄之学也日见寝微。张唐英称它：“发明三圣之旨，通贯万化之蕴。”

《周易正义》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即《序》《卷首》《疏》。归纳起来，内容主要包括对《周易》体例的认识和对《周易》原理的探讨两大部分。在此基础上，孔颖达还探讨了言、象、意三者的关系。他一方面继承了王弼的观点，认为易理深奥难穷，书不可尽言，言不可尽意；另一方面又认为立象可以尽意，《系辞》可以尽言。这既是对王弼“得意忘象”说的否定，又是对魏晋以来关于象意辩论的一次总结。

孔颖达在《周易》原理的阐述上，还提出了乾坤二元说。《周易正义》一书，在发挥王弼派易学的基础上，全面总结了汉魏以来的易学成果，并形成了具有自己独特的解易观点和方法。从易学史上看，该书还保存了王弼、韩伯易注及汉魏六朝易学失文，为研究此期义理易学提供了宝贵资料。并且其易学思想观点，对宋明易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周易正义》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出于专崇王弼、韩康伯之易学，在作疏解时，为求圆通，有时不免牵强附会，所以从古至今一直对其存有非议，这也是客观事实。

《周易集解》又名《集注周易》为唐李鼎祚撰，十七卷。该书原为正文十卷，附《略例》一卷，别有《史记索隐》六卷，共为十七卷。至宋时《索隐》散佚，后来刊刻时又删去《略例》，仅存正文十卷。至清毛晋刊刻此书时，为合原书体例，又析正文十卷为十七卷，变成今本。《周易集解》会集卜商、孟喜、焦赣、京房、马融等三十五家之易说，又引《九家易X乾凿度》，对诸家易说未详失当处加以添删增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称其“王学既盛，汉易遂亡，千百年后学者得考见画卦之本旨者，惟赖此书之存耳。”

《皇极经世书》为宋邵雍撰，十四卷六十四篇。全书各篇以“观物”为名，计有《观物篇》六十二篇以及《观物外篇》上、下两篇，邵雍依据其对《周易》的理解，系统阐发了他的象数之学，并且建构了一个宇宙生成模式。《皇极经世》盖出于物理之学，所谓“易外别传者”是也。其书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运经世，起于帝尧甲辰，至后周显德六年已未，而兴亡治乱之迹皆以卦象推之。朱熹谓《皇极》是推步之书，可谓能得其要领。

《程氏易传》又称《伊川易传》《周易程氏传》为宋程颐撰，四卷。《程氏易传》是伊川易学的精华，它继承了王弼义理派易学传统，将儒家解《易》推阐发挥到极致，可以说是集义理派著作之大成，并对朱熹易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周易集注》又称《来氏易注》为明来知德撰，十六卷。《周易集注》专取《系辞传》中“错综其数”以论易象，故于六十四卦每卦均列“错卦”“综卦”，并广求诸象以为训解。其说虽或嫌繁碎，但独创可取之处至多。《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论“皆由冥心力索，得其端倪，因而参互旁通，自成一说，当时推为绝学”。

胡方平精研朱熹《易》学二十余年，著有《易学启蒙通释》上下两卷。朱熹作《易学启蒙》四篇以明象数，专为读《周易本义》而设。所以《易学启蒙》一书，乃是掌握朱子《易》学之阶梯。胡方平作《易学启蒙通释》逐句加以注释，以阐发其意，为读朱熹之《周易本义》立下了象数基础。

胡一桂《易》学直接承袭于其父胡方平。胡一桂在《易学启蒙通释》的基础上又撰成了《周易本义附录疏》和《易学启蒙翼传》二书。因此，《周易本义附录篆疏》一书，以《周易本义》为宗，又取朱熹《文集》《语录》中谈及于《易》者附之，谓之附录；又取朱门诸儒之《易》说而合于《本义》者加以编之，谓之纂疏。

《周易本义通释》，元胡炳文著，十二卷，《四库全书》本。此书依据朱熹《周易本义》，折中是正，并采录诸家《易》说，相互发明。书前《例言》称，其书初名《周易本义精义》，后病其烦贫，删而约之，改名《通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指出：“说者谓，非《本义》无以见《易》，非《通释》亦无以尽《本义》之旨。主一先生之言以尽废诸家，虽未免于太狭；然宋儒说易，其途至杂，言数者或失之巧，言理者或失之凿。求其平正通达，显有门径可循者，终以朱熹为得中。则炳文羽翼之功，亦未可没矣。”《通志堂经解》亦辑录此书。

《周易本义集成》，元熊良辅撰，十二卷，《通志堂经解》本。此书以朱熹《周易本义》为主，兼采旧说，以解《周易》经传之旨。但其中立说也颇有与《周易本义》不同之处。

《周易会通》，元董真卿撰，十四卷，《四库全书》本。此书原名《周易经传集程朱解附录纂注》，后改今名。全书大旨是尊崇程颐、朱熹、胡一桂易说，并广采历代易家之解，集为一编。

钱穆的《朱子新学案》，其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朱熹学术的各个方面都作了梳理和论说，材料丰富、见解深，书中对朱熹易学的基本情状进行了勾勒，清晰而准确地呈现了朱熹易学的基本面貌和学术意义，凸现了朱熹易学的时代特色，其论太极、论阴阳、论理气等章节，也是朱熹易学研究的重要参考。

张立文在其《朱熹思想研究》一书的基础上出版了《朱熹评传》书中在第五章对朱熹的易学进行了专门的论述，提出朱熹易学思想是他的哲学逻辑结构的重要内容，是他的理与气这一核心对称范畴的展开，是对于太极、阴阳、刚柔、变化等范畴的具体运用，是汉以来，特别是宋以来易学思想的总结，并开启了兼综象数、义理和河洛学派或称图书学派的发展。

《周易本义》是易学史上颇有影响的注本，朱熹在以“义理”解《易》为唯一正宗的学术氛围之中，以没有偏见之心面对“象数”之学，体现了一个学者客观求实的为学态度，他的易学在客观上对中国易学两大流派的交流合融起了一定的作用。明清两代统治者都尊崇理学，奉朱熹为正宗。近代以来由于政治形式和学术观念的改变，学人们在不信王弼注、孔颖达疏的同时，却极为肯定《周易本义》的经传分离观，认同朱熹“《易》本卜筮之书的易学观”。从顾颉刚到李镜池，最后由高亨集成大成，这一近代以来以“疑古”为特征的新易学体系的发展与构成，都借鉴了《周易本义》的有关论述，都是对朱熹“《易》本卜筮之书”的展开。《周易本义》也成为易学史上继王弼注、孔颖达疏之后的第三座里程碑。

《周易本义》诠释了河洛之学、先天之学，奠定了后世河洛先天思想研究，是宋代理学成熟时期的标志性著作，其卷首九图以数说易，形上性更强，将“先天之学”与“后天之学”结合在一起，打通天道与人道，开拓了广阔的解释空间，更能满足理论思维的需要，从而使其在哲学史和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同时《周易本义》兼采汉朝、魏晋、隋唐易说，融占筮、象数、义理于一体，而又卓然有所创立，其书一度成为科举考试标准用书，为元、明、清三代官学所用。

胡炳文（元代教育家、文学家）《周易本义通释·序》云：“邵子于先天而明其画，程叔本于后天而演其辞，朱子《本义》又合邵、程而一之。”

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传分十篇：《彖传》上下二篇，《系辞传》上下二篇，《文言》《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各一篇。自汉以来，为费直、郑玄、王弼所乱，取孔子之言逐条附于卦爻之下。程正叔传因之。及朱元晦（朱熹）《本义》，始依文言文，故于《周易·上经》条下云：‘中间颇为诸儒所乱，近世晃氏始正其失，而未能尽合古文。吕姓又更定著为经二卷，传十卷，乃复孔姓之旧云。’”（《日知录》卷一，朱子周易本义）意思是到西汉，《易》的经与传还是分开的，到了东汉时期，经与传才被经师合为一体。而顾炎武对这种“取孔子之言逐条附于卦爻之下”的做法并不赞同，认为它只能造成“经”“传”间的淆乱，失去古经的原貌，对于经学的发展带来严重的破坏。顾炎武从“经”“传”分合与否的角度，认为朱熹的《周易本义》能依照晁氏（晁说之）、吕氏（吕祖谦）改订的《周易风水》古本，结构层次安排得较为合理，对朱熹志在恢复《周易》古本的价值和意义作了肯定。

潘雨庭（1925-1991，著名道教学者，易学专家）评价此书目：“全书之注虽简略而能得其大体，承《程传》之理以化于占。不亦善学乎····纯以卜辞视二篇，其见确超乎王弼、程颐。”

周山（上海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周易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周易研究会会长）：宋代学者朱熹的易学研究不前人之见，认为孔子的《易传》是“孔子之易”，程颐的《周易程氏传》是“程氏之易”，均有别于“文王之易”。他不迷信权威，主张读《周易》务必遵循正经，所著易学著作，也取名为《周易本义》；在给学生讲《周易》时，详析前贤解易之弊，要求先从读《周易》原典开始。他治学态度诚实，虽然对《周易》本义有着极其深刻的理解，但是面对学生提问，常作“不可晓”的回应。

唐琳（1973年5月生，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生导师）：朱熹的《周易本义》文字力求简短明了，为读者留下思考空间；从各个角度申说《易》要活解，充分体现《易》因卜筮而示教戒之意。该书充分彰显了朱熹作为一代思想大家重视文本本义、实事求是的研究精神，具有弥久的生命力。

王夫之（明末清初思想家）：《周易本义》拘泥于“《易》本卜筮之书”，过用象数，义理阐发较弱，解易中但就卦爻为说，不能旁征博引《系辞》《彖传》《象传》广为论证；多局限于原文，貌似求真，而不能畅论其中之价值内容。

潘雨庭：“至于《本义》之失，失在未能明象…若二篇之辞确为卜辞，则圣人之系此卜辞乃观乎卦父之象，绝非以意而系之者也。….朱子不空说义理则是，亦不说卦义之象则非焉。此乃承王弼扫象之误。”

梁韦弦（中华孔子学会会员、中国先秦史学会会员）：朱熹易学离开《易传》另求本义，结果只能使《易》沦为江湖占术。朱熹作《周易本义》本欲考研卜筮本义，而事实上他无法寻找到《易传》知识之外的系统的象数学知识，而他作为一个继承孔子思想的儒家学者，也不能讲出什么系统的与儒家思想不同的义理，与程叔本相比，他的易学并没有提供更有价值的东西。这表明割裂《周易》经传，脱离《易传》另求他义的研究方法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