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广贤文》，全名《增广便读昔时贤文》，又名《昔时贤文》《古今贤文》《增广昔时贤文》，简称《增广》，为中国传统蒙学读物。通行本全文共364句、约6000余字。其成书时间不晚于明代万历年间，清同治八年（1869）学者周希陶曾对其进行重订，清末民国时期广为流传。《增广贤文》言语浅白，含义深刻，两两相对，朗朗上口，教导读者如何修身、接人、待物，以儒家思想为主，兼有释道两家学说。

《增广贤文》，全称为《增广便读昔时贤文》，由《昔时贤文》（又名《古今贤文》）“增广”而来，故名曰《增广贤文》，简称《增广》。

《增广贤文》开篇“昔时贤文，诲尔谆谆，集韵增广，多见多闻”一句，便点明了其“诲蒙”的性质和“增广”的经历。

中国传统社会，对士人有着德才兼备的要求和期许。相较才能，传统社会更加重视个人的道德水平。因而，在对儿童的教育中，便十分注重对儿童品行的教育。相应的，便出现了专门规约、引导儿童言行，培养儿童社会伦理道德的蒙学书籍。这一点，在清人周希陶在重修《增广贤文》的自叙中便已言明：“若于《小学》外兼读此书，体而行之，纵不能升堂入室，亦不失为克家之令子，里党之正人。”在理想状态下，通过普及蒙学，可以使整个社会的道德达至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即周希陶所谓“风俗益于淳美，非特一身一家已也。”

增，添也；广，多也。中原地区古代，学者们对于版权的占有和保护意识较为淡薄。后世学者对某书进行增补时，很少会标明何者为原文，何者为增补的内容。加之后世学者所增补的内容或与原文相似、或使得篇章结构更为完整，因而，原文与增补内容便彻底混同了。即学者所说的“续本、改本胜过原本，将原本取而代之”的情况。《增广贤文》亦是如此，为历代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晶，故称为“增广”。

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增广贤文》当成书于明朝，且不晚于万历年间。明人汤显祖所撰的《牡丹亭》第七出《闺塾》中有“《昔氏贤文》，把人禁杀”一句。据学者考证，句中的《昔氏贤文》即《增广贤文》的别名——《昔时贤文》。《牡丹亭》成书于明朝万历年间，此时，《增广贤文》已在社会中较为普及，因而，其成书时间当不晚于明万历年间。

此外，有观点认为《增广贤文》大约成书于宋代。学者通过文句比对，认为《增广贤文》是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对《太公家教》的改造和发展，并以《太公家教》的流传下限——宋代，作为《增广贤文》成书时间。

此外，还有学者以较为保守的态度认为《增广贤文》成书于清代。学者以清人周希陶重修《增广贤文》的时间——清朝同治八年（1869）为下限，认为《增广贤文》至迟于此时定型。

尽管《增广贤文》的篇幅并不长，全文仅有364句、6000字左右，但其内容丰富、来源驳杂。尽管其文句的排布是按照一定的音韵规则进行的，但由于该书为历代学者层类叠加补缀而成的，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因而全文没有篇章段落，没有组织架构，显得较为杂乱。

其364句独立的文句大体可分为个体、他人以及客观世界三个部分。

《增广贤文》以维护个体利益、保障个体安全为论述个体世界的出发点。《增广贤文》引导人们在入世、出世时分别应如何修身，教育读者人应该具备慎独、诚信、正直等良好品质，告诫人们应该调节心态，以自省、知足的态度面对人生的不如意，并催人上进，为追求自己的事业而奋斗。

《增广贤文》对他者的论述，可以分为“识人”与“待人”两个方面。以“性恶论”为指导，《增广贤文》将人性的自私丑陋与社会的现实与残酷充分的揭露，使涉世未深之读者能够以一个谨慎的态度面对现实世界和他人。然而，与如何“识人”不同，《增广贤文》对于“待人”的论述却是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之上的，要求读者尽可能地理解、包容他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于长辈更要恪守礼节。

《增广贤文》中还有许多文句是对自然现象或自然规律的描述。其中，不乏以自然现象类比人类社会的文句。此外，还有不少文句是对爱情、亲情、友情等社会关系或其他社会现象、规律的直接记述。值得注意的是，《增广贤文》中出现了较多反映经济关系的内容，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繁荣状况的真实写照，并反映了清醒、睿智、世俗的市民思想。

受限于成书年代，《增广贤文》一书中亦不乏封建糟粕和思想局限。如“万事皆先定，浮生空自忙”“大家都是命，半点不由人”“万事不由人计较，一生都是命安排”等否认自我努力意义、宣扬命定论的文句；“但能依本分，终须无烦恼”等要求过度顺从、一味忍耐；“在家由父，出嫁从夫”则是宣扬封建礼教纲常；“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提倡醉生梦死、得以尽欢；“见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莫管，无事早归”则是鼓励人们但求自保、遑顾大局。以今日的眼光审视这些文句及其背后的思想，自然是需要加以批判和消除其消极影响的。

据学者考证，《增广贤文》所收录的文句其来源大体可分为五种。第一，四书五经。其中，引用最多的是《论语》的文句。第二，古诗词。其中，引用最多的是唐诗宋词。第三，古代史籍。第四，释道经典。第五，民间俗谚。值得注意的是，《增广贤文》在引用文句时，并非是一字不落地照搬照抄，而是常常根据自己所要表达主旨进行修改与变动。

由于其蒙学读物的性质，《增广贤文》一书中的文句精辟异常，言语浅白，但含义深刻，通俗易懂。为了便于记忆与诵读，形式上，全书采用韵散结合的句式。《增广贤文》的文句大多两两相对，音韵和谐，朗朗上口，一经成诵，便经久难忘。尽管《增广贤文》为蒙学读物，但其文句的语气较为舒缓温柔，多以引导和指引为主，充分发挥读者的自主性和能动性，给予读者更多的自主思考空间和选择空间。

《增广贤文》以最通俗的语言将遥远抽象的理论置于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经验中加以阐释说明，使读者不自觉地认为其所说内容与自身紧密相关，切中了人们普遍存在着的趋利避害的心理需求，成功缩小了理论与大众心理间的距离。

《增广贤文》的文句多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儒家经典，是“经”的普及读本。有学者认为这一手法与民众宗经徵圣、圣贤崇拜的心理相契合，使圣贤之言成为自己的强有力的知识保障体系。

《增广贤文》成书后，由于众多学者均对其进行过改编重订，致使其版本较为混乱。如今，习见的《增广贤文》主要有两个版本，即通行本《增广贤文》及民国版《增广贤文》。此外，另有多种改编本、补遗本。

通行本《增广贤文》全文共364句，近6000字。以“昔时贤文，海汝谆谆。集韵增广，多见多闻。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开头，以“贫寒休要怨，富贵不须骄。善恶随人作，祸福自己招。奉劝君子，各宜守己，只此呈示，万无一失”结尾。该版本为市面所见绝大多数《增广贤文》文本所采纳。

民国版《增广贤文》因见诸民国时期的刻本而得名，全文330句。与通行本大体一致，仅存在34条内容损益，3处内容异位以及66组字词的改动。最为显著的差异在于结尾部分28条内容的缺失。据学者考证，相较于通行本，民国版《增广贤文》当为晚出，且是在前者传抄的过程中因遗漏或改动形成。

《增广贤文》又名《增广昔时贤文》，据此不难推知，其应由《昔时贤文》“增广”而来，因而，《昔时贤文》当为《增广贤文》的底本。据学者考证，新中国成立后，《昔时贤文》较为流行的版本为上海普通书局和昌文书局的石印本。然而，目前《昔时贤文》在大陆似乎已然亡佚。据台湾学者研究，《昔时贤文》以“昔时贤文，劝汝诸君，宜乎静坐，仔细评论”开头，以“宁可清饥，不可浊饱，至此呈示，万无一失”结尾，全文共1826字，其内容仅有通行本的三分之一。然而，其成书年代、作者仍然不详。

《训蒙增广改本》（以下简称《改本》）为清代咸丰年间硕果山人所著，全书约12000字，流传不广。硕果山人将《增广贤文》“厘定补缀之余，又以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和杂言重新编排”，编成《改本》。相较《增广贤文》，《改本》的体量大为扩充。

《重订增广》为清代同治年间（1862-1875）的学者周希陶所著，全文672句，流传较广。周希陶，据学者考订，其当为四川合州人（今合川区）。今本《重订增广》有两篇序言，即何荣爵所撰的“重订增广序”与周希陶的“自叙”。二者从编撰动机、篇章内容等方面对该书进行了简要介绍。周认为《增广贤文》“其间多有语病”，“窃弃之”，于是“补以经传格言之简易者”，并对文句的次序进行了调整，“次以平上去入四韵”，并“略加音注释典”，选择性地进行了注音注释。据学者统计，《重订增广》的体量相较通行本扩充了一倍，其中，245句为直接承袭通行本的文本的，占通行本的70%，427句则为新增文句。相较于几乎承袭了全部原文的《改本》，《重订增广》在内容的选取方面更为谨严。

补遗本《增广贤文》作者、成书年代不详，流传范围极其有限。全文共681句，分上、下两卷。其中，上卷364句，与通行本完全相同。下卷317句，与上卷篇幅大体相当，内容紧接上卷结尾。以“前人俗语，言浅理深，补遗增广，集成书文”为开头，以“待有余而济人，终无济人之日。待有闲而读书，终无读书之时。此书传后世，句句必精读，其中礼和义,奉劝告世人。勤奋读，苦发奋，走遍天涯如游刃”作结。下卷当为作者以《增广贤文》内容不全或内容太少而进一步“增广”。据学者考证，大陆暂无出版物收录此文。台湾方面，朱介凡《〈增广贤文〉几段公案》一文收有该书的书影。

对于《增广贤文》所蕴含的思想内涵，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其以儒家思想为底色，兼及释道思想。当然，还有部分学者则认为《增广贤文》的思想来源是单一的，即儒家思想。

自孔子创设儒家学说以来，经过历代学者的发扬、阐释，儒学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原地区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增广贤文》成书的明代，儒学早已成为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此时“儒家的基础动向是下行而不是上行，是面对社会而不是面对朝廷。”《增广贤文》的成书恰是这一动向的极佳体现。

人伦，向来为儒家思想所重视。《增广贤文》以格言的形式劝导人们要保持家庭关系的和睦，对父母子女、兄弟相处、夫妻关系的具体处理方式与态度均有论述。仁、义、礼、智、信五种品德，构成了儒家思想中的最为重要的“五常”的概念。作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本，《增广贤文》中亦常有宣扬“五常”的文句。除却“五常”，儒家思想中还要求人们践行“恕”道，这一点在《增广贤文》中亦有着明确的表述。同时，《增广贤文》还继承、发扬了儒家固有的义利观，认为行仁义远重于得金钱，指导读者如何处理道德与物质利益间的关系。此外，《增广贤文》还将抽象的“中庸之道”溶化在日常生活经验之中，要求读者不偏不倚，恰到好处。

长久以来，“内圣外王”便是儒者们的奋斗目标。《增广贤文》常直接引用或化用儒家经典的文本，要求读者以成为“君子”作为自身的修身目标。与此同时，《增广贤文》亦充分吸收了儒家积极进取的精神，希望读者要经世致用，将所学用于兼济天下苍生，具体的现实途径则为“读书取仕”，鼓励读者以读书考取功名，进而得以为官。

与儒家思想一样，道家思想亦可追溯至遥远的先秦时期。其守弱出世的态度与积极入世的儒家恰好互补，成为国人性格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面。与儒家思想不同，道家思想在《增广贤文》中没有非常明显的具体文句表现，但其影响却随处可见，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柔弱处下的人生哲学。《增广贤文》中的文句，对于待人接物大多表达一种“不争”的态度。这事实上是道家思想中甘于退守、明哲保身人生哲学的通俗化表达，是一种柔韧的处世哲学。

第二，是物极必反的辩证哲学。在《增广贤文》中，编者常以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事物用以诠释道家物极必反、福祸相依的辩证哲学，反映了时人对于世界规律性的认识。

第三，是道法自然的自然哲学。在道家思想中，“自然”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当仅次于“道”，它是天、地、人、万物运行所需要依照的准则。《增广贤文》中不仅存在大量直接记述自然现象、自然规律的文句，还有将其用以类比社会现实的文句，反映了时人对自然的理解和思考。

此外，《增广贤文》亦继承了道家重视个体生命的“卫生”观念，以“静心”达致对身体的修养和修炼。

对于中国传统社会而言，尽管佛教思想是外来思想，但经过历代学者的努力和阐释，已经很好地与中国本土固有的儒道思想相结合。佛教思想以因果报应理论，补充了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缺失的对于死亡的讨论，同时也以来世的报应劝导人们积德行善。增广贤文》中不仅悦纳了佛教思想中的因果报应理论，用以劝人向善，还吸收了如“出家”“佛”“浮屠”等众多佛教词汇。

作为一部蒙学读物，《增广贤文》中的道德导向与道德标准，对人在价值形成阶段、对教导儿童明辨世间的善恶是非能起到深远的影响，充分发扬《增广贤文》中惩恶扬善的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中仍具有积极意义。《增广贤文》对自然现象、自然规律以及社会现象均进行了梳理，则有利于深化读者对外在世界的认识。

在传统社会，《增广贤文》长久地被冠以“蒙学读物”的标签。然而，在现代，其受众和读者已然远远突破了蒙童，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当读者身处逆境之时，《增广贤文》中所蕴含的道家的柔韧谦退的“不争”态度，便能帮助读者调整心态。当他人犯错时，《增广贤文》希望我们宽以待人、换位思考，从而使自己的心态达致一个平和的状态。除却谦退忍让，《增广贤文》中还有大量的鼓励读者积极进取的文句，它们以最通俗的语言将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加以表达，给予读者以信心和动力。《增广贤文》中还蕴含着众多的处世思想，不仅告诫读者如何识人，更为读者待人待事提供了具体方法论的指导，这些内容对人际关系的调节起到了重要作用。

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兼及释道两家学说的《增广贤文》，是体悟中国传统文化中“三教合一”“儒道互补”特质的极佳文本。在《增广贤文》里，蕴含了伦常、经世与君子等思想的儒家思想，亦包含了因果报应的佛教思想，还囊括了柔弱处下、物极必反道法自然的的道家思想。同时，广泛存在的三教文本的相互化用，更成为了三教合一、相得益彰的真实写照。

虽然均为英译本，但译者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或注重语言维的转换，重视韵律体裁、尊重目标读者的语言使用习惯；或注重文本的思想内容、文化寓意和文体特征，将文本原先的行文风格、异域特色、篇章结构加以保留；或侧重于对译文交际维度的转换，以实现交际意图。

（《增广贤文》插图本繁多，仅列举部分）

插图对《增广贤文》的文句进行形象化描绘，有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原文的内容，揭示其实质和价值意义。然而，亦容易出现文本配图随意、图文不符的弊病。

有学者认为《增广贤文》与《名贤集》是一书，或认为《增广贤文》源于《名贤集》。与《增广贤文》相类似，《名贤集》亦为训诫类的格言谚语集。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尽管《名贤集》的作者不详，但其成书时间当不早于南宋。《名贤集》全文共179句，以“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开头，以“乖汉作驴子，却被痴汉骑”结尾。然而，据学者考证，尽管《名贤集》与《增广贤文》存在不少文句的重合，但重合比例仅占20%，二者不应被视作同一部书。不可否认的是，《名贤集》与《增广贤文》间的确存在着特定的联系，但亦不应将二者的联系过分夸大。

有学者从文句比对、成书时间上下限的衔接角度，认为《增广贤文》是对《太公家教》的批判继承。《太公家教》全文由序文、正文、跋文三部分组成：序文共31句，139字；正文共281则，2462字；跋文共13句，60字。其中，正文部分与《增广贤文》的文句一样，均为训诫类的格言谚语汇集。然而，据学者考证，《太公家教》与《增广贤文》尽管在性质上较为接近，在具体文句的重合度却非常低。与《名贤集》一样，不能否认其与《增广贤文》间的关系，但亦不应将二者间的关系过分夸大。

《增广贤文》是中华经典蒙学典籍之一，以通俗的语言记述了从古至今中华文化的精华。其内容广泛，文约意丰，寓意深远；其体裁独特，音韵规整，格律有致；是中国古代民众日常生活感悟与生活哲理的凝练，是华夏文明哲学思想与理论的提炼与结晶，集中华传统蒙学教育理念、行为准则、处世之道、人生真谛等于一身，具有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启蒙功效，是优秀中华典籍的代表作之一，具有极大的文化价值与研究价值。

有学者对《增广贤文》所体现出的传统人格特质和取向进行了分析，认为在这种教育下培养出的遇事忍让、甘于人后的传统人格取向，缺少开拓意识与进取精神，为适应时代历史潮流，必须要与民族的惰性陋习决裂。有学者则以《增广贤文》为关切对象，批判中国人的传统处世观，即希望通过“压缩自我“以达到”保护自我“的目的，并认为这事实上源于个体”神经质的恐惧感“。

还有学者以《增广贤文》的文本作为分析对象，以统计学的分析认为以《增广贤文》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其缺陷主要体现在压制个体创新精神。具体表现为不主张进行探索和尝试，不愿意冒风险，不提倡求新求变，不敢怀疑、否定权威，压抑个性自主性，忽视个体权利，忽视创新人才等。

此外，有学者在中西方文化比较的视域下，认为《增广贤文》单纯的偏重于对具体的日常人生实践进行指导，缺乏对形而上的思考与讨论，缺乏理论思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十年浩劫之中，“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政治需要，将《增广贤文》视为宣扬孔孟之道、宣扬封建道德的“大毒草”，号召全国上下对其进行口诛笔伐，对其内容不加审视甄选，全盘否定，造成了较为恶劣的影响。

当时的学者从《增广贤文》的成书背景出发，以阶级分析法推断该书为统治阶级为强化自身统治而编撰的，用以强化思想控制的工具。以唯物主义哲学的立场对《增广贤文》中出现的“天命”“鬼神”“报应”等观念进行了严厉地批判。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对传统士人阶层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进行了严厉批驳，鼓励广大知识青年参与到社会主义劳动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