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塾》出自明朝汤显祖的著名戏剧《牡丹亭》，是中国古典戏剧的经典之作。该剧以塑造性格鲜明、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为主要任务，尤其擅长通过人物的幽默、风趣的语言来塑造人物形象。《闺塾》旨在为后文的《游园》《惊梦》作铺垫，展现杜丽娘春心萌动的前奏。作者将故事置于传统的诗教环境中，刻意凸显青春少女杜丽娘与诗教传统的格格不入，以此表现人物的自然天性和为下文张本。

《闺塾》讲述了杜丽娘和侍女春香初次在闺塾听老塾师陈最良授课的情景。围绕教与学双方的矛盾展开剧情，表现了封建礼教与年轻人的天性真情的冲突，对封建教育进行了辛辣的嘲讽，生动地刻画了三个人物的各自性格。从《牡丹亭》全剧来看，这出戏写杜丽娘听陈最良讲解《诗经》中的爱情诗，而正是这些诗对她爱情的萌动起了引发的作用，为第十出《惊梦》中她在游园时感受大好春光，开始青春的觉醒，作了铺垫。

剧中的很多细节，如陈最良上场时潜玩《毛诗》、讲解《雎鸠》时学雎鸠鸣叫，春香问陈最良“君子”“为甚好好的求他？”，陈最良不识画眉细笔、薛涛笺、鸳鸯砚并“不知足而为屦”，春香要“写个奴婢学夫人”以及领出恭牌离开学堂等等，都很生动。其中的不少细节是夸张的，这与作品的讽刺性密切相关。

剧中的人物语言富于风趣，这特别表现在陈最良和春香的说白上。陈最良的话酸腐不堪，总是引人耻笑。春香口无遮拦，她的话则处处充满对陈最良的嘲弄，令人开心大笑。在戏曲中，常常有插科打诨，即演员在演出中穿插一些滑稽的谈话和动作来引人发笑。插科打诨是戏曲的特点之一，往往容易失之于庸俗、单纯搞笑、脱离剧情，而这出戏中有不少滑稽的对白，能很好地适应剧情的需要，既增添喜剧气氛，又具有讽刺效果。

杜丽娘对读书并不热心，陈最良催她上课，她还慢慢吞吞，“素妆才罢，款步书堂下，对净几明窗潇洒。”春日迟迟，春意阑珊，她是带着贾惜春的心情进入书房的。陈最良讲《关雎》，她提出“依注解书，学生自会。”请勿忽视“学生自会”四个字，它表明杜丽娘平静的心翻起了波澜，为什么君子要去求那些幽闺的女子，春香弄不清，老师不好说，杜丽娘却“为诗章，讲动情肠”。后来她感叹“关关了的雎鸠，尚有河洲之兴，可以人不如鸟乎！”（《肃苑》）她的母亲也敏感地觉察到女儿的改变：“怪她裙衩上，花鸟绣双双。”这些，都证实杜丽娘受到古代情诗强烈的感染。我们知道，杜丽娘父母之所以给女儿延师上学，是因为发现了她白日睡眠，有违家教，认为有必要用诗书拘束她的身心。谁知道上课的第一天，开讲的第一课，反开启了女儿心灵之锁。禁锢者成了启发者。这样的处理，实在是对封建礼教尖刻的嘲弄。

作为大家闺秀，杜丽娘对老师的态度是恭谨的。不过，在听了讲解《关雎》以后，她的心情有了微妙的变化。她对老师提出：“这经文偌多！”轻轻一语，意味深长，它透露出杜丽娘不耐烦的情绪。后来春香把眉笔当作写字的笔拿了出来，陈最良不懂得是什么东西，她“作笑介”。这抿然一笑，包含了对老师酸腐的窃笑。等到春香在写字时说：“待俺写个奴婢学夫人”时，她竟然当着老师的面和丫头打趣：“还早哩！”从作者这些很有分寸的描绘中，我们可以看到人物思想感情发展的轨迹，捉摸到外表平静的杜丽娘内心的颤动。

杜丽娘在写字前一直没有理会春香的诨闹，甚至近于默许。后来春香闹得太过分了，她只好出面干预。春香顶嘴不服，她发起狠来，扯着春香的头发说：“也怕些些夫人堂上那些家法！”给陈最良挽回了面子。

杜丽娘果真是大发雷霆吗？当然不是。由于春香闹过了头，万一老师向父母告状，后果则不堪设想。因此，她必须赶快拿出小姐的尊严，镇住春香。老师一走，她就赶紧询问：“那花园在那里？”看到这里，人们恍然大悟，原来，她最关注的，恰恰是春香为之受责的那句话，是那个她不曾去过的花园；原来，刚才她抖出小姐的威风，不过是在“演戏”。她演得是那样的逼真，岂止诓了陈最良，连春香也蒙住了，所以春香才有赌气不说、让她一再央求的举动。就装模作样欺骗老师这一点而言，杜丽娘其实也是在“闹学”。与春香相比，她不过是闹得含蓄，闹得机巧而已。

“那花园在那里？”一位在邸宅里居住多时的姑娘，竟不知道家里有一个花园，这事情本身就相当滑稽。同时也使人体会到封建礼教对青年禁锢到什么程度。然而，人们从杜丽娘拉着春香陪笑追问花园在哪儿的神态中发现，她那沉睡的灵魂，已经被从远古传来的雎鸠之声唤醒，她开始憧憬“紫姹嫣红开遍”的花园，憧憬青春的生命。春色满园关不住，月移花影上楼台，从此，杜丽娘在人生的道路上，踏上了新的阶梯。

如上所述，《牡丹亭》的《闺塾》一场，设置了几组不同性质的矛盾：例如书房内外景色气氛的矛盾，淘气的春香与迂腐的陈最良性格矛盾，杜丽娘平静的外表与激动的内心矛盾等等。几组矛盾在情节上聚焦，便出现了所谓“闹学”。确实，作者在“闹”字上做了功夫，但要注意的是，“闹”者，并非只是春香。王思任在《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中说：汤显祖这部杰作，“笔笔风来，层层空到”，“无不从筋节窍髓以探其七情生动之微。”《闺塾》一场，环绕着讲解诗书这一筋节，丫头搅闹，塾师胡闹，春光喧闹，这一切，又促使杜丽娘内心腾闹。剧中人物七情生动之微，就从筋节髓窍中婉曲地传出。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海若，又号若士，别署清远道人，临川区（江西省临川市）人，明代戏曲作家。所居名玉茗堂。出身于书香门第，早有才名，12岁时的诗作即已显出才华。34岁中进士，先后任南京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和礼部祠祭司主事。因作著名的《论辅臣科臣疏》，批评朱翊钧朱翊钧即位后的朝政，抨击执政宰相的专横与任用私人，被贬广东徐闻任典史。后调任浙江遂昌知县，又以不附权贵而被免官，从此隐居家中，专事写作。

汤显祖一生蔑视封建权贵。早年参加进士考试，因拒绝宰相张居正的拉拢而落选。中进士后，拒绝与执掌朝政的张四维、申时行合作。晚年淡泊守志，不与郡县官周旋。这种性格使他同讲究厉行气节、抨击当时腐败政治的东林党人顾宪成、邹元标等交往密切。他关心民生疾苦，在任浙江遂昌知县期间，颇多善政：抑制豪强，打击恶势力；放囚犯回家过春节，出狱看花灯；五年没有拘捕过一名妇女和打死过一名犯人。

汤显祖政治上的开明是由于他思想上的进步。他的老师是左派王学的进步思想家，对他有较大影响。他很崇拜被封建正统派视为洪水猛兽的李贽，与有名的以禅宗来反对程朱理学的达观（紫柏真可）禅师交往密切，尊他们为一“雄”一“杰”，认为“寻其吐属，如获美剑”。李贽和达观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汤显祖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反抗和蔑视权贵、揭露腐败政治和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基础。

汤显祖的作品较多，流传下来的有传奇《紫箫记》《紫钗记》《牡丹亭》（即《牡丹亭》）《邯郸记》《南柯梦》（后四种合称《临川四梦》或《玉茗堂四梦》），诗集《红泉逸草》《问棘邮草》和诗文集《玉茗堂全集》。

《闺塾》这出戏的近代演出本又称《春香闹学》。这个“闹”字，道出这出戏的喜剧特色，也表明在这出戏的戏剧冲突中春香是一个富有生气的突出的角色。这出戏的戏剧冲突主要在陈最良与春香之间展开，但潜伏的暗线是杜丽娘的心理冲突，同时三人之间的矛盾又彼此交织，情节生动，波澜起伏，有很强的戏剧性。

这出戏描写小姐杜丽娘、侍女春香初次在闺塾听老塾师陈最良授课的情景。围绕教与学双方的矛盾展开剧情，表现了封建礼教与年轻人的天性真情的冲突，对封建教育进行了辛辣的嘲讽，生动地刻画了三个人物的各自性格。从《牡丹亭》全剧来看，这出戏写杜丽娘听陈最良讲解《诗经》中的爱情诗，而正是这些诗对她爱情的萌动起了引发的作用，为第十出《惊梦》中她在游园时感受大好春光，开始青春的觉醒，作了铺垫。

在这出戏中，陈最良与杜丽娘、春香一相见，便发生冲突。陈最良开口就是一番说教，责怪杜丽娘、春香来得太晚，不守女儿之规，杜丽娘陪不是，春香则打趣道：“知道了。今夜不睡，三更时分，请先生上书。”一下子就止住了“先生”的唠叨。在陈最良一本正经地讲解《诗经》时，春香一再追问，使他频频出丑，让堂堂的先生有失尊严地球科学雎鸠鸣叫，春香“为甚好好的求他？”的询问，更是让他狼狈不堪。

接着是模字时的情景。陈最良闹了不识画眉细笔、薛涛笺、鸳鸯砚和以“不知足而为屦”的一连串笑话。春香对模字感到索然无味，领出恭牌，乘机离开学堂。

然后是春香在大花园逃学游玩又引发了冲突。先生要打她，以古人苦学的故事教训她，而她则针锋相对地反驳。先生气急了，抡起荆条，被她一把抢下。杜丽娘见状，责备春香，扯住她的头发威胁要打她。杜丽娘的态度看来很严厉，实际上亦真亦假，她怕春香闹得太过，不好收场，因此出面干预，唬住春香，其实她此时已无心学习，虽身在学堂，但心已飞向高墙外的大花园。

最后是先生一走，杜丽娘、春香立刻得到解放。杜丽娘赶紧问春香：花园在哪里，花园有什么景致。春香不说。杜丽娘笑着问。春香指着说：那不是！杜丽娘道白：那儿有什么景致？春香道白：那儿的影致嘛，有六七座亭台，一两架秋千；亭周围绕着曲水可供聚会流觞，面对着太湖石砌成的山。还有名花异草，实实在在很华丽。杜丽娘道白：原来还有一个这么好的地方，先回府衙去。

（集唐）（杜丽娘念）我曾用飞絮咏雪在谢家庭，（春香念）想在西园化碟，梦未成。（杜丽娘念）无限春愁莫相问，（合念）借着绿阴快快行。

1. 生动的细节

剧中的很多细节，如陈最良上场时潜玩《毛诗》、讲解《雎鸠》时学雎鸠鸣叫，春香问陈最良“君子”“为甚好好的求他？”，陈最良不识画眉细笔、薛涛笺、鸳鸯砚并“不知足而为屦”，春香要“写个奴婢学夫人”以及领出恭牌离开学堂等等，都很生动。其中的不少细节是夸张的，这与作品的讽刺性密切相关。

2. 风趣的个性化的人物语言

剧中的人物语言富于风趣，这特别表现在陈最良和春香的说白上。陈最良的话酸腐不堪，总是引人耻笑。春香口无遮拦，她的话则处处充满对陈最良的嘲弄，令人开心大笑。在戏曲中，常常有插科打诨，即演员在演出中穿插一些滑稽的谈话和动作来引人发笑。插科打诨是戏曲的特点之一，往往容易失之于庸俗、单纯搞笑、脱离剧情，而这出戏中有不少滑稽的对白，能很好地适应剧情的需要，既增添喜剧气氛，又具有讽刺效果。

3. 角色分析

杜丽娘是大家闺秀，生于名门宦族之家，长于深闺之中，因是独生女而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从小受到严格的管束，以至连家中有一座大花园她都不知道。她的性格比较复杂，外在的表现与真实的心理并不一致，她知书达礼而又向往自由，温顺而又不失个性，稳重而又不失机敏。她出于礼节上的尊重，对陈最良的态度始终是恭谨的。她分明对陈最良“依注解书”不满，却只是委婉地说：“学生自会，但把《诗经》大意敷演一遍。”“这经文偌多。”当陈最良要打春香时，她佯装发怒，既维护了先生的面子，又遮掩了自己的心思。她不像春香那样公然嘲笑那个宣传封建礼教的塾师陈最良，却同样厌烦陈最良的说教，向往高墙大院外的自由天地，表现了她对封建教育的抵制及对个性解放的追求。

作者笔下的陈最良是一个十足迂腐的道学先生，他的“陈最良”一名，就含有作者对他的讽刺。他严格遵守封建教义，言谈举止充满酸溜溜的味道。他一上场就以“极承老夫人管待”而自得，教完课，又要“和公相陪话去”，从中可以约略看到他逢迎家主的一面。同时，这个人物也有一定的虚伪性。这个形象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在这个人物身上，暴露了封建社会一些知识分子的共同弱点，体现了作者的批判精神。

一、让学生熟悉课文，了解剧情，体会剧中人物语言的个性化特点，把握人物的性格特征，并训练语言概括能力。

见“课文鉴赏说明”。

二、引导学生体会这出戏语言风趣的特点。

1. 这段戏文精彩传神，富有喜剧效果。

陈最良讲解《关雎》一诗，说“‘关关雎鸠’，‘雎鸠’是个鸟；‘关关’，鸟声也”，“此鸟性喜幽静，在河之洲”，“兴者，起也。起那下头。窈窕淑女，是幽闲女子；有那等君子，好好的来求他”。陈最良“依注解书”，似乎无可非议，但放在这段戏文的特殊语境中，这正儿八经、无关痛痒的解说，竟然禁不住春香的追问，就显得古板迂腐，十分可笑了。

“末作鸠声。贴学鸠声诨介”的细节，可以使人设想，一位一本正经的老先生，在女学生、在晚辈面前，下意识地像孩子那样在学堂上叽叽咕咕叫了起来，憨态可掬，十分滑稽，令人喷饭。如果是演出，满台的“鸟”叫，会有很强的戏剧效果。

春香不断追问先生，并对“在河之洲”作了自己的有趣解释。当她问道那“幽闲女子”，君子“为甚好好的求他”时，陈最良狼狈不堪，只好把她喝住。学生无忌，先生尴尬，学堂里严肃宣讲的气氛，被闹得烟消云散。

杜丽娘说：“师父，依注解书，学生自会，但把《诗经》大意敷演一番。”既遮掩了自己的心思，又掩饰了她对先生讲解的不满，也止住先生继续依注解书。

2. 杜丽娘说：“这经文偌多！”含有对陈最良讲课的厌烦，对他“依注解书”的不满。陈最良却对此麻木不仁，不予理会，继续说教。在这里两人都说到“多”，但此“多”非彼“多”，杜丽娘说的是嫌“经文偌多”，陈最良对之以“没多些”，说的却是对《诗经》内容的概括，二者不是一回事。陈最良的回答不合乎对话的语境，显得迂腐可笑。

3. 杜丽娘要绣一对鞋儿给先生上寿，以尽学生之心、晚辈之礼。陈最良却说：“依《孟子》上样儿，做个‘不知足而为屦’罢了。”杜丽娘所说的是实，即实实在在的“鞋”，实实在在的“上样儿”；而陈最良所说的却是“虚”，即以《孟子》一书“上样儿”，以“不知足而为屦”。做实实在在的“鞋”，如何能以《孟子》一书“上样儿”；“不知足”并实实在在的“鞋”，如何能“为屦”？陈最良所答非所问。杜丽娘所说的是日常生活中实实在在、平平常常的话，却不禁引起陈最良关于《孟子》一书和孟子之言的联想，可见其迂腐十足。

三、引导学生进行扩展性阅读，加深对《闺塾》这出戏的理解，注意课外阅读文学名著，培养自学能力。

《闺塾》是《牡丹亭》的第七出，《游园》是第十出《惊梦》的前半出，它们在内容上有密切联系。在《闺塾》中，《诗经》中的爱情诗，引起了杜丽娘的爱情萌动；她从侍女春香那里知道家中有一处大花园，十分向往去那里游玩；在《游园》中，杜丽娘由春香陪伴，走出深闺，来到后花园，看到了一个美丽的新天地。她惊叹于大好春光，痛惜自己的青春埋没在闺阁之中，向往美好的爱情，表达了她的自我觉醒。

汤显祖在本剧《题词》中写道：“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汤显祖所说的“情”，指人们的真正感情，在《牡丹亭》里表现为青年男女对自由的爱情生活的追求；“理”，是指以程朱理学为基础的封建道德观念，在《牡丹亭》里表现为封建教义和家长的专横对青年人身心的束缚。这种明确的创作思想，与当时反对程朱理学的进步思潮一脉相承。正是这种指导思想使《牡丹亭》比同时代的爱情剧高出一筹。剧中关于杜丽娘、柳梦梅在梦中第二次见面就相好幽会，杜丽娘鬼魂和情人同居，还魂后才正式“拜告天地”成婚的描写；关于杜丽娘不是死于爱情的被破坏，而是梦中获得的爱情在现实中难以寻觅，一时感伤而死，也即所谓“慕色而死”的描写，都使它别具一格。显示了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倾向和浪漫夸张的艺术手法。

《牡丹亭》（全名《牡丹亭还魂记》）是汤显祖的杰作。这部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故事，揭露了封建礼教和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的矛盾，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家庭关系的冷酷和虚伪；同时又热情地歌颂了青年男女在追求幸福自由的爱情生活上所作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牡丹亭》的这个主题有其强烈的时代意义。

明代统治阶级大力推崇程朱理学，皇帝和皇后亲自编写《女戒》之类的书来提倡“女德”，极力表彰妇女贞节。据《明史·列女传序》记载，当时妇女因节烈殉死“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可见这种从肉体到精神的摧残是如何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牡丹亭》提出背叛封建礼教，无疑地有着强烈的积极的社会意义。

更重要的是由于作者有进步的思想指导，有明确的反礼教的创作动机，剧本的思想内容更显得深湛。作者有意识地用“情”与“理”的冲突来贯穿全剧。“情”，就是人们真正的感情，在《牡丹亭》里它表现为青年男女对自由的爱情生活的追求。“理”，是指以程朱理学为基础的封建道德观念，在《牡丹亭》里它表现为封建教义和家长的专横对青年人身心的束缚。这种冲突既表现为杜丽娘、柳梦梅和封建家长杜宝之间公开的和面对面的斗争，也反映青年男女为摆脱封建传统势力的影响而作出的努力。这种从爱情的角度上表现的“情”与“理”的冲突，与明中叶的进步思想家反对程朱理学以摆脱礼教的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一脉相通、遥相呼应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牡丹亭》比同时代的爱情剧在思想上概括得更高，有着更进步、更深远的意义。

《牡丹亭》所描写的爱情，有着和其他爱情剧不同的特色。作者让一对陌生的青年男女在梦中相会，由梦生情，由情而病，由病而死、死而复生。这种异乎寻常、出死入生的爱情，使全剧从主题情节到人物塑造都富于浪漫主义的色彩，在爱情剧方面形成了新的独特的风格。这种特色之所以产生，一方面是作者善于继承前代戏曲遗产，采取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技巧；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作者有进步的理想，是这种理想激烈迸发的结果。